鄧麗君：從靡靡之音到風靡之音
唯一的鄧麗君
1977—1978年，鄧麗君的歌曲磁帶先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流傳，繼而通過電波和卡式錄音機的普及，迅速進入內陸地區，並立刻為多數人所接受。
「鄧麗君是唯一的。」對於那些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隨著鄧麗君歌聲成長的人而言，這個用一種輕輕的柔軟撫慰他們心靈的歌手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人民音樂》編輯部主任的金兆鈞當年還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1978年他第一次接觸到了鄧麗君的歌曲，第一個感覺是：喜歡，非常喜歡。「對於那時的青年來說，聽鄧麗君的歌曲首先來說對我們不陌生，因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那種文化基調。」
不止是年輕人，當時著名的音樂家王酩（1934—1997）也對鄧的歌曲產生濃厚興趣，曾經借了鄧的磁帶一個人躲在屋子裡研究歌曲的配器。
就在鄧麗君婉約清麗的聲音響遍中國時，反對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了。1980年，一些老資格音樂人召開了一場專門針對當下流行音樂取向的討論會，稱為「西山會議」。在會上，一些專家對於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港台音樂表達了否定的觀點，並批評了內地著名音樂家張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們的歌曲寫得開始像港台歌曲了，李谷一的《鄉戀》也在這個背景下成為受批判的典型。在這次會議上，鄧麗君的歌曲被冠以「黃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稱謂。此後很長時間內，官方對於鄧麗君的歌曲基本持一種禁止傳播的態度。
翻開許多描寫70年代末的小說，時尚青年的形象總是難以擺脫這樣的定式：墨鏡，長長的鬢角，褲腳肥大的喇叭褲，手裡拿著播放著鄧麗君歌曲的收錄機。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長了鄧麗君的流行，當年曾是學校里文藝活躍分子的金兆鈞在某一天接受了一個特別的工作：在學校里開辦專門介紹鄧麗君以及流行音樂的講座。三場講座下來，學生們反響熱烈。
當時，鄧麗君的音樂磁帶難以在內地公開出版發行，於是走私和翻錄她的磁帶成為了賺錢的生意。有人回憶稱，當時翻錄鄧麗君的磁帶，五角錢一盤已經是很公道的價格了。這種私人翻錄的生意遍佈於當時的農貿市場和一些小商鋪內，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簡陋的設備經營這種生意。很多青年乃至中學生都有不辭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雜的市場中，捏著汗涔涔的鈔票尋找翻錄人的有趣經歷。
沖不破的網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客居香港的鄧麗君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職員彭燕燕。幾次接觸後，鄧表現出對內地風土人物的濃厚興趣。隨後，官方即委派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高級職員牛釗等人與鄧麗君開始交往。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新華社方面試探地向她提出赴內地演出的建議。
在商談赴內地演出的計劃時，鄧麗君顯得非常興奮。她和彭燕燕單獨商量制定了一個「演出計劃」，並明確表示，不願意只出席一次晚會，唱幾支歌，而是要舉行個人演唱會。彭燕燕給她規劃的路線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廣州。彭燕燕說：「這樣，東西南北都照顧到了。」鄧麗君聽了很高興，表示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
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的牛釗後來回憶說：「所謂準備工作，還包括一些技術層面的問題，要有華麗的舞台、燦爛的燈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質量的音響。鄧麗君表示，這一切由她來籌劃。可惜的是，當時的鄧麗君已經淡出娛樂界，很多事操辦起來並不順利，所以她的準備工作始終沒有落實。」
演出計劃擱淺後，新華社方面又詢問鄧是否願意來內地旅遊。鄧麗君又興奮起來了，和彭燕燕商量了「旅遊計劃」。她提出，旅遊時間最好是在冬季，因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紛飛之際，登上長城，一覽塞外風光。然而，她的這種頗具詩情畫意的計劃，最終也未能實現。
在隨後的交往中，鄧麗君曾表示：「住在台灣很煩，住在香港也煩，我想在內地買套房子，煩的時候就去住住。你們能不能幫我？」接著她又說：「在中國的城市中，我最喜歡蘇州，很想在那裡買套房子。」當時牛釗認為她是隨便說說的，便姑漫應之。
不料過了一段時間，她忽然打電話問牛釗，在蘇州買房子的事情有沒有消息？其時牛釗正好要回江蘇休假，就順便去了一趟蘇州。該市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朱局長帶他看了一處地方，這是一套兩層樓的花園樓房，院子很大，但樓房非常陳舊，已近危房。朱局長說買下以後可以重新設計建造，買主開價要6萬元。牛釗畫了個草圖，帶回香港。鄧麗君開始不相信6萬元可以買到一院住宅，接著說是不是現在就把錢匯過去？牛釗解釋說此事要等她親自到蘇州看過以後才能決定，可能還要辦一些手續，現在急不起來。最終，此事也沒有了下文。
談到和鄧麗君的那段交往，牛釗在自己的一篇回憶中感慨道：「內地的改革開放，給鄧麗君帶來了新的希望。她幾乎凌亂地給自己編織了許多的夢：駐足長城，憩息水鄉，仰望故鄉明月，傾聽西部天籟，當然更多的是在億萬歌迷的掌聲中，再現風采，再鑄輝煌。她的夢並非太虛幻境，而可能是當時最正確的選擇。只是由於有一個無形的網籠罩著她，她始終無法衝破。」
十億個掌聲未能響起
1989年初，又一個機會降臨在鄧麗君身上。當時東方歌舞團的一位音樂人、也是內地最早個人組織商業演出的先行者黑子（原名王彥軍）在香港找到了鄧麗君。據他回憶：「我當時的目的就是想讓她來內地演出，我以為是錢的事，估計她覺得我們出不起這個錢。我算過，當時可以出很高的錢，可能不到100萬元，在當時是個天價。我敢出這個錢，但我不好意思上來就說錢的事情。我老跟她說笑話，她為什麼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為我很愛說，講些笑話，她就很放鬆，我的目的是想讓她來。」
1991年，黑子再次來到香港，希望說服鄧麗君來內地演出。最後，黑子對鄧麗君說：「我非常希望你能來這邊演出，像你這樣一個有這麼大成就的人不來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陳述了來內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這邊對她的喜歡程度，作為一個中國人，不來內地，是一生比較遺憾的事情。黑子問：「在經濟上，合約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可以花最高的價錢。」鄧麗君笑著說：「不是錢的問題，我根本不在乎錢，有很多原因我現在去不了，但是這種機會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麼時候現在我沒法說。」
對於最終鄧麗君未能來內地，黑子表示了深深的遺憾：「我感覺，她當時還是因為政治問題。我其實有很多的準備，包括經濟上的準備，當時除了我沒人敢出這麼高的價錢。但是她沒有做好任何準備，她只是有這個願望而已。我相信是台灣當時對她控制比較嚴，這個因素最大。」
多年之後，一則台灣的新聞報道似乎揭示了當年鄧麗君錯失大陸演出的真相。《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5月10日第三版報道：「在5月8日鄧麗君文教基金會舉辦鄧麗君逝世11周年紀念會暨新書發表會，宋楚瑜在會中首度透露鄧麗君無緣赴大陸演唱的內情。宋楚瑜表示，當時他擔任『新聞局長』，蔣經國有一天相當罕見地在『總統府』召見他，希望他勸阻鄧麗君『登陸』。據稱當時大陸已向鄧麗君提出邀請，並且承諾在四川舉辦數十萬人規模的演唱會。經過溝通後，鄧麗君決定放棄邀請，這一次的放棄使得鄧麗君終生沒有到大陸去。」
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樂登陸內地，所帶給人們的衝擊並不是旋律的革新或者柔婉的演繹，它更多是填補一種心靈的渴望，並為日後的個性解放提供土壤。金兆鈞對於鄧麗君在中國流行音樂史上的影響給予了一個啟蒙者才相配的評價：「應該承認的是，大批流行歌曲的進入，迎合了當時人們對自由情感表達的一種需要，而且催生了一大批中國流行音樂人，在這一點上，鄧麗君功不可沒。」
（作者：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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