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我和易家兄妹的故事
1977 年12 月30 日，北京白家莊的工藝美院宿舍，張郎郎出獄第一天，與父親張仃、母親陳布文團聚。
我和易家兄妹的故事
文|張郎郎
（美籍華人作家）
一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下星期易卜維的家屬要來這裡作一次規勸報告。這既是對易卜維的幫助教育，也是給每個犯人接受教育的一次好機會。你們組一起準備準備。」
聽到這個通知我分外興奮，因為這位易先生對我來說，簡直是個有趣的謎語。
1974年剛來河北省第二監獄第三大隊時，我就聽到這位大名鼎鼎的死緩犯人名字了。以往聽到過類似的名字，總會暗自思忖他們的父母，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文藝青年，沒準還愛開玩笑。比如我第一次聽到一位學美學的朋友叫高爾泰，就自然聯想到魯迅先生調侃的「作家」高老夫子改名為「高爾礎」。不過，高爾泰可比那位高爾礎強百倍了。他厚積薄發，寫出了自傳體文集《尋找家園》，非常精彩，從中國文學的角度看，比高爾基先生的書還好看得多。易卜維呢？這名字讓人想到魯迅時代就被翻譯進來的話劇《玩偶之家》的作者易卜生。在那個時代，這齣戲成了衝出家庭束縛尋求精神自由的象徵，那麼，易卜維的名字是不是也是某種思想像征呢？
那是上世紀60年代，易先生就讀於河北師範大學，被他的同學扭送進了二監獄，後來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主罪是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九百年代批判》，討論「中國向何處去」——和此前湖南高中生楊小凱的文章題目一樣。當時，這可以被看作是「反革命宣言」。「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管，誰管？」過去我也被這類豪言壯語激勵過，被蒙糊塗過。後來慢慢明白了，哥們兒，這個問題是你們該想的嗎？你們管得著嗎？
所以我對這位易先生充滿了好奇。他出生在一個什麼樣的家庭？電線杆子上插雞毛——他哪兒來這麼大的膽子？中國向何處去，他老先生的這個想法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等他家屬來了，沒準兒就可以找出點兒蛛絲馬跡。於是，我歡天喜地地跟獄友們打掃衛生。
會場布置得差不多了，各組整隊集合。我個子比較矮，自然就站在前面。監獄的左股長找人對我傳達：今天你不發言，坐到後面去。過了一會，發現本來應該一前一後坐的兩位負責人，居然都坐在我旁邊了。這時我心裡差不多明白了，准有什麼不便告訴我的原因。
幾年以前，我還在中央美術學院上學的時候，一次全校集合去北京工業大學參加批鬥會。突然，我們班兩個塊兒最足的哥們兒，走到我旁邊，也來個一左一右。原來是那次大會上要批鬥我老爸，他們怕我當場一激動就會做出「非理性行為」。防患於未然，源自老運動員的經驗。看來今天，他們也是在做類似的預防布置。
我緩緩打定了主意，就算是他們給我加刑，我也絕不奓刺，絕不上訴。我要依舊老老實實、高高興興地在這兒好好讀書，好好乾活兒。這麼做是為了我母親，也是為我自己。我高興也是一天，難過也是一天。「哭和笑都沒用的時候，還是笑著好」。想到這兒，我變得格外平靜，也意識到今天對我來說是一個大日子，什麼人想給我來一個大震撼。
二
一大群人從車間外緩緩走進來。易先生的母親到了——我怎麼看她這麼眼熟呢，好像在哪兒見過她？
正琢磨不定的時候，她身後又閃出了一個更加熟悉的身影。我定眼一看，頓時「嘎啦啦」好似天崩地裂，青天白日無端端平地一聲雷，把我震暈了。我當時就愣在那兒了，張著嘴，一動不動，眼不錯珠。居然是她？怎麼會是她？她不是也關在監獄裡了嗎？怎麼現在會穿著正常人的服裝，在這種地方以這種形象出現了呢？
她，就是我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同班同學易如玉。我這才明白，原來她是易先生的妹妹呀！而那位中年婦女就是他們倆的母親，是我們四中的英文老師。
見到易如玉今天已經是一個自由的公民，是來給我們做規勸報告的主角，這讓我感到非常舒坦，大大地減輕了心頭這六七年負疚的重壓??
那還是1968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和我們的專案組對我發出了通緝令，和我接近的朋友——董沙貝、吳爾鹿、巫鴻、萬青力等等，都已被一一抓獲。而我居然視而不見，繼續大江南北四處遊盪，吟詩作畫。專案組成員們不得已而求其次，找到了易如玉。那時我「風流倜儻」的名聲在外，他們一定以為她是我眾多「女友」中的一個，要她老實交代出逃犯可能流竄的去處。
拿今天的標準來看，我們只是剛剛開始交往的純真男女朋友。而在那個時代，她被認定是我的前女友之一。可能她和我一樣，早就中了烏托邦理想主義愛情觀的毒，得了同一種病，主要癥狀之一，就是即便是已經分手的朋友，關鍵時刻依然兩肋插刀。那次，愣把我們的關係從紅顏知己提升到了生死之交。
專案組一面追捕我，一面把案子越做越大。於是，再審如玉時，就不只是追查我的下落了，是要她交代我的「反革命罪行」。軟硬兼施都沒用，他們就斷定她和我準是「生死戀」的情人。審到這一步，充當審訊員的那些人就來情緒了，反覆問她：你們倆的關係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了？必須清楚交代每一個細節。那位姓沈的審訊員乾脆說：難道你們連公牛母牛的事兒都不懂，都不會做嗎？
易如玉完全是因為我而坐牢的，實在冤枉。這地方對我來說很有意思，值得逛一圈，但這是糙人歷練之地，而她那麼細膩、敏感，花骨朵似的，怎能在這種鬼地方經受折磨呢？所以，當我看見如玉，心中真是打翻了無數個調味瓶子，萬味雜陳。我想，這時候要是我突然站起來咆哮一嗓子：「郎郎在此！」那會怎麼樣？
當然，我壓根兒就是「天橋兒的把式——光說不練」。所有這一切，只發生在我愣神的那幾秒鐘。一瞬間，我就恢復了常態，重歸監獄中的標準表情和所有重刑犯應有的心態。
事實上，從被判死刑開始，我就已經很客觀地把自己列入了另冊，反覆提醒自己：你跟他們不是一類人了。等你把自己從社會常態生活模式和社會群體感受里徹底抽離出來，就會發現心理壓力頓時減弱了，所謂的痛苦從此就不那麼熬人了。這個心理手術你一定得做，還必須自己做。好在，我自己早動過了這個手術。
這天，我就反覆在心裡提醒自己：只能暗暗祝福如玉穩穩走上康莊的陽關道，我就乖乖走好自己的獨木橋。
妙處在於，這也正是費獄長、左股長今天的安排。他們沒料到的是，這暗合了我心底的願望。
三
我正胡思亂想的時候，易如玉慢慢站起來。
很久沒有聽過她的聲音了。其實，很久也沒聽到過任何女性柔和的聲音了。難怪她名字叫如玉呢，想起唐詩《洛陽道》里是這麼說的：「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玉玉相碰，就自然發出叮叮咚咚的響聲，「繞樑三日，不絕如縷」。
她比六年以前成熟多了，不慌不忙，娓娓道來。不該說的話一句沒有，該說的話一句不落。在這六年里，她一定一步步踏過了漫長的心理歷程。以前她是個天真、善良、敏感的小女孩，有時候還有點兒傻乎乎的。現在，她成熟、穩重，那些以前她壓根不會運用的政治術語、監獄術語、套話、大話、空話，現在眼不眨、心不跳，一嘟嚕一嘟嚕地一一吐出。
她很聰明，把發言做了相當精美、與時俱進的巧妙包裝，但同時很清楚地向她哥哥發出了準確無誤的信號：「別和他們較勁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為了我們，也為了你自己，繼續活下去。」
這時我再仔細打量她的大哥。乍一看，他們倆完全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她纖細、瘦長身條，素白面龐，丹鳳眼，一看就細膩敏感；而她這老哥卻是五大三粗，身體健碩，濃眉大眼，完全是堅定豪爽。不過，仔細端詳，還是可以在他們身上發現許多相似之處：例如修長的鼻子，明確的唇形??當初我怎麼就一點兒都沒想到呢，姓易的人並不多呀。
在我胡思亂想的當兒，李指導員起來作總結，看來快要散會了，有些獄友也趁松泛的時候溜出會場解手。
突然，心血來潮，我慢慢地站了起來，緩緩向外走去。走到門口慢慢回頭一看，如玉正直眉瞪眼盯著我，滿臉錯愕。我就是有意讓如玉看清楚——這真是你當年的同學，你的老朋友，你曾稱為「一縷陽光」的那個人。沒錯，這就是我。
我這心態里也有點兒惡作劇的意思：您瞧，這個頑童居然還在這裡繼續玩耍，既沒有頹廢，也沒有潦倒。除了死神本人揮動鐮刀直砍下來之前，誰都無法把他擊倒。我這個遊戲，不用動地方，就能玩兒出飄逸。你也得這麼想，所有的苦難都是一種樂趣。
這也是和左股長、李指導員他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你們不是怕我亮相嗎？不是還把我安排在最後一排坐著么？既然如此，來而不往非禮也。咱就來個合理反彈，在你們規定的遊戲規則之內，來一個清清楚楚的亮相。
雖然只有幾秒鐘，我估計那惟一特定的觀眾受到電擊強度已經足夠了。如玉愣在那兒的表情，和她剛剛進來的時候我被電擊時的表情一模一樣。看來，震蕩和反震蕩的強度相同。
我就這麼一邊想著這些，一邊微笑著慢慢走向外面的陽光，心裡升起一股暖意。外面的世界居然還有人記得我，有人在心底對我微微關注一下，這就夠了。
四
規勸大會後過了很久，我和老易終於有了交談的機會。那是一個周末，我拿了個馬扎，正看一本《摘譯》雜誌。老易出來曬被子，路過我這兒，輕輕把書從我手裡拿了過去，翻了翻，說：「這本雜誌還有點兒意思。可你是學文的，理工底子怎麼樣？這些文章可不太容易懂啊。」
我說：「以前我對現代物理就很感興趣，看過一些科普讀物。我覺得現代物理和現代哲學是相通的，所以就把這些文章當哲學文章看唄。」
「我覺得你應該學點兒高等數學，那對理解這些文章會有幫助。有人說：哲學是思想之王，而數學才是思維之王。如果你腦子裡有了精準的數學框架，再進行思考，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這地方學高等數學？這兒連最基本的教材都沒有啊。」
「我有。李指導員把我原來用過的數學課本，和家裡幫我買的專業書，都給我了。你要學，有空到我那兒去，我教你。」
易先生願意當我的數學老師，我的喉頭霎時就被堵住了。我是被什麼觸動了呢？因為他願意幫我忙？因為他是如玉的大哥？其實這些並不重要，真正讓我百感交集的是，我對沒待夠的校園之眷戀，對沒過夠的學生經歷之懷念。正當我的求知慾還在萌芽、伸展之際，「文革」的風暴就讓我折戟沉沙了，把我去藝術之都巴黎深造美術史的夢想徹底粉碎。沒想到，「學習」這個深藏心底的字眼，居然在監獄這地方又復甦了，真是難以相信。
天涯何處無芳草，人生何處不相逢？
找了個機會，我借著等配件的名義，拉著吱扭吱扭的小車去找老易。他讓我坐下，笑眯眯拿出了一本不知被讀過多少遍的《高等數學》教科書，告訴我，必須從序言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全看明白，遇到問題就立馬停下來問他。數學這東西一點兒馬虎不得。他自己則坐在一邊，看更高深的數學書，還不時寫寫畫畫。
按說我的數學底子還可以，儘管我整個是個玩兒將，但幾何是我的最愛，這大概是由於幾何作圖和畫畫有關係。
那時候，我還住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中央美術學院宿舍里。同院有一位美院附中的數學老師一直很看重我，多次對我說：你在幾何方面有悟性，千萬別浪費了。於是我們倆就成了「幾何密友」，一起討論難題，後來發展到一起編題、出題，其樂無窮。
如今，老易一心想讓我好好學點兒真學問——在他眼裡，數學才是萬本之源。我也不能辜負了他這一片誠意，於是就硬著頭皮，一本正經地看著那本天書，想試試我能否體會到數學本身的「純粹之美」。
我們倆在機器緩緩運轉轟鳴的伴奏之下，安靜地讀書。漸漸地，我開始進入讀書的愉悅狀態，就像練氣功入定一樣，對外面的一切就視而不見了，我似乎扒開了數學迷宮大門的門縫兒，瞄到裡面有光彩奪目的寶藏。
就在這當口，老易突然一把將那本書從我手裡奪了去。我木愣愣地看著他，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再抬頭一看：天哪！費獄長和大隊負責管教的田股長都已進屋了，我居然毫無察覺。
我連忙給他們讓座。費獄長拿過那本書看了看：「你怎麼也看起數學書來了？」
我回答：「我是來這裡加工發動機，在等活兒，沒事兒就拿起來隨便翻翻。」
費獄長說，「我們批准易卜維在完成勞動改造任務的前提下，繼續研究數學。這是因為他是這方面的人才。他正在研究一個重要課題，也許將來會為祖國爭光。以前，這是不被允許的，這次破例是我們省在推行新的勞改政策，經過反覆研究才啟動了這個特例——以易卜維數學研究作為試點。可是，你是個學藝術的，跟這個試點一點關係都沒有，你也來跑來研究數學不是瞎耽誤工夫嗎？」
你瞧，我和老易的數學課剛剛起步。費監獄長一句話，就把我給悶回去了。其實，人生很多機遇和轉折點就在於偶爾的一瞬間。要是那天費獄長和田股長沒突然出現，我沒準學著學著就學成數學家了。
要知道老易真不是普通人物，後來，他也真的證明出了數學上的一道類似「哥特巴赫猜想」的世界級數學難題——「Cantor連續統猜想」。要是趕對點兒，他沒準還能拿回來個國際大獎什麼的。老費他們差一點就當上了當代伯樂，創造出勞改歷史的空前政績。其實，僅僅就差了那麼一丁點兒。
五
成功似乎最後總需要那麼一點兒運氣。
一年之後，易卜維在監獄裡解出了這道數學難題，寫出來厚厚一大本縝密的證明資料。費獄長親自把這份勞改成果交到了省公安廳，省廳又派專人去北京送到公安部，公安部又派專人送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
公安戰線的各級領導對這件事都非常重視，一路綠燈。在當時，這就叫「放衛星」呀。一旦成功，從公安部到下面各個有關部門和有關領導就都立了大功了。
問題就出在運氣上。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給公安部的答覆是：貴部送來的證明資料，內容翔實，步驟清楚、正確，完全證明了該數學猜想。不過，這道難題1964年已經被歐洲的數學家解出來了，並因此得了國際大獎。由於國際公布的該猜測的證明資料和貴部轉來的資料基本相符，所以貴部的資料已經失去意義，特將該材料轉回貴部。
公安部立刻讓河北公安廳派人來北京講清楚這件事，如果是抄襲，那就丟大臉了。當天，得到公安部的緊急通知後，費獄長、田股長拿著監獄裡的記錄文件，陪著省公安廳長連夜趕到北京，沒顧上休息，就一起去公安部彙報去了。
公安部的領導擔心，是不是有人把國際公布的猜想資料偷偷給了易先生？如果是這樣，那就是公然弄虛作假欺騙中央。所有的涉案人員，都得嚴辦。費獄長在彙報時振振有詞，說抄襲是不可能的：
第一，這個猜想成果在國際公布的時候，易先生正關在河北省第二監獄的禁閉號裡面壁思過呢。
第二，這份國際資料，至今還沒在中國發表過，更沒有翻譯過來。
第三，易先生後來做這個猜想運算，都是在二監獄三大隊一中隊的鏜缸車間內完成的。這裡還有同車間獄友的證明材料。別說監獄裡，就是整個河北省也沒人知道他在做什麼。他做這個項目，是自己提出來的，全程一切都在嚴格保密中。所以，要說他從國外得到資料甚至得到提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聽完費獄長的彙報，公安部又和中國科學院碰頭研究。中科院專家也確認了這完全是易卜維自己一人所為，因為他的證明雖然和國際成果有很多相似，但是比國外的那個解釋做得更高明，更漂亮。以後，這篇數學論文也可以發表到國際刊物上去，說明中國也一樣有數學高人。只是因為已經有人先解答了，這只能是個錦上添花的事兒了。即便如此，相應的有關人員也該給予獎勵。
公安部領導笑逐顏開，一紙命令下來，獎勵各級有關人士。易卜維先生得到的獎勵，是從死刑緩刑兩年改判為無期徒刑。可惜，如果早點發表，說不定能減到有期徒刑十年。
後來我才知道，與他寫同名文章的楊小凱，當時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監獄裡，他竟有機會和那些一同服刑的大學教授繼續學習。出獄後，他的學業、事業就一馬平川了，後來在經濟學界名聲大噪。
我是1987年一次在香港開會時結識了楊小凱。當時我們都在給雜誌《七十年代》寫稿。但天妒英才，2004年7月7日，他飄然而去。易卜維先生是2005年3月3日走的。他們倆有同題文章、相似命運，又相繼離世，種種巧合，似乎冥冥中有點什麼我們無法理解的原因。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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