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

1、

大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農曆八月十二，距花好月圓的中秋節還有三天。著名詩人龔自珍在江蘇雲陽書院暴死，享年五十歲。龔自珍的死訊傳到京師，那些被他斥責過、嘲弄過的政府要員們暗地裡鬆了口氣：這個刺頭兒好歹閉上鳥嘴了。那些喜歡他詩文的人，則不免生出些人生無常的憂傷。一些人甚至附會了一個香艷的愛情故事，認為他們熱愛的詩人不是暴病而亡，而是和某位貝勒夫人有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糾葛，以至於被下了毒手。

這種說法並沒多少根據。一個詩人的死也並不比一個農夫的死更高貴，雖然他在世時寫過一些平平仄仄的詩，但死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公正的，平等的。只不過，龔自珍的死意味著，那個原本就被他指斥為萬馬齊喑的社會，這時連一點憤怒的雜音也聽不見了。一個總是發雜音的人死了，社會終於和諧了。

儘管在表面的和諧之下，這個古老的帝國正面臨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就在龔自珍去世之時，為了逼迫清政府就範，英軍從廣東北上，攻陷了距龔自珍的老家只有幾百里的軍事重鎮定海、鎮海和寧波，葛雲飛等高級將領戰死，總督裕謙絕望自殺。

雖然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平均壽數很短，但五十歲去世仍然年輕。不過，正如古人斷言過的壽多必辱那樣，早死其實也有早死的好處――至少，龔自珍僥倖沒有看到一年後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更沒有看到他預言過的豆剖瓜分的的衰世變成現實。從這個角度講，早死的人有福了。在天翻地覆的大變革拉開帷幕之際，這位大變革的預言者趕緊揚長而去。個中情形，就像我在一首詩中寫過的那樣：

日薄西山，當他從鏡中看到病後的面容

他也看到了一個時代，正在無可挽回地死去

在時代死去之前，他得趕緊閉上眼睛

他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死

珍藏一個讀書人的氣節和名聲

……

2、

在短暫的生命里完成浩蕩的事業，就註定了這將是加速度的一生，而加速度的初始，往往和兩個字有關：早慧。龔自珍即如是。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初五，龔自珍出生於杭州城東馬坡巷。這是一個數代為官的士大夫家庭，儒雅傳家，詩書繼世，經營的無非是筆墨的營生。龔自珍的親人中，以文出名者不乏其人：他的父親龔麗正是著名學者，母親段馴是有名的詩人，外祖父段玉裁，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樸學大師。

良好的家庭註定了他將受到良好的教育，龔自珍的早慧與此不無關係。二十來歲時，龔自珍寫就一組汪洋恣肆的《明良論》，他博學的外祖父讀後大為興奮，感慨說：「我老了，還能見到這樣有才華的年輕人才死，我也沒什麼遺憾的了。」

對這個才華橫溢的外孫，段玉裁寄託了無限期望。龔自珍弱冠時，其父寫信給段玉裁，請他給龔自珍取字。段玉裁給龔自珍取字為愛吾，並在那封老長的信中勉勵龔自珍：「愛親、愛君、愛民、愛物，皆吾事也。」兩年後，七十九歲的段玉裁又一次寫信給龔自珍，告誡他「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

說起來，我和這位慈祥可敬的老人還能扯得上一點轉彎抹角的關係。乾隆四十年（1715年），段玉裁署富順知縣，富順即我老家。段玉裁在這個川南的偏僻之縣作官兩年，修建了文昌宮和薜翁祠，還經常在公餘到書院為生員講授經學。他的重要著作《詩經小學》、《六書音韻表》即完成於富順任上。此外，他還主持修撰了《富順縣誌》，在富順的若干部縣誌中，段志被認為是最權威的。

段玉裁希望外孫龔自珍也像他那樣，一方面，做一個循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這在承平時代，也是大部分知識分子最真實可行的追求。誠如是，則立德、立言、立功，三者均有收穫。這樣的人生，有誰不景仰呢？然而，段玉裁比龔自珍幸運，在於他生活在清朝最強盛的乾隆時期。身處貨真價實的盛世，人民除了豐衣足食，免於饑寒交迫外，還葆有一種自信與爛漫，能夠從容不迫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人生。

然而，時光之河流淌到龔自珍這裡，水勢已經悄然變化。後來，龔自珍既沒為名儒，也沒為名臣，而是為地地道道的為名士。這倒不是龔自珍喜歡名士詩酒癲狂的意氣風發，而是時代拒絕給予他為名儒與名臣的機會。

我們那語言呆板，面目可憎的歷史教科書，以毫不通融的武斷告訴我們：中國近代史始於1840年。肇始於這一年的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從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半封建社會。

多年以來，我對這種武斷腹誹已久。在我看來，與其選擇1840年，不如選擇1793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1793年的重大事件是，一個叫馬嘎爾尼的英國人，率領一支龐大的船隊，帶著當時西方世界最尖端的科技產品，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英國人名義上是為自封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補祝八十大壽，真實目的則是為了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與通商關係。

當然，眾所周知的結局是，英國人的夢想如同一個美麗的肥皂泡，被大清朝銳利的現實一下子就戳得飛灰煙滅。以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其主要理由就是，這一事件標誌著古老的東方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不再是平行關係，兩個世界終於在這一年相交。儘管中國以傲慢自負拒絕了英國人，但無論如何，馬嘎爾尼來華，都意味著東西方世界或者說東西方文明直接碰撞。中國不再是躲在長城和海禁政策背後的惟我獨尊的天朝上國，它將萬分不情願地被拉入國際社會――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路程如此艱難而漫長，竟然要耗掉整整一個多世紀來折騰。

1793年，時為乾隆五十八年，這一年，龔自珍一歲。龔自珍在大清的天空下呼吸歌哭的五十年，也就是目睹和親歷這個原本高高在上的大一統王朝，一日甚於一日地走向萬劫不復深淵的五十年。

從滿州入關到馬嘎爾尼來華，清朝已經統治了這片古老的土地近一個半世紀。兩個半甲子的輪迴，當初所向披靡如林中猛虎的八旗精英早就墮落為寄生蟲般的紈絝子弟，帝國在度過了康熙到乾隆的幾十年承平後，雖然表面上還維繫著上國風範，但就像一座被白蟻蛀空了樑柱的華麗宮殿，倒塌已隨時可能。

文藝復光時期著名學者、溫莎大教堂住院教士伊薩克·沃西對古代中國高度發達的文明表露過不加掩飾的艷羨，他說：「如果真有人能收集到這個地球上現存的、甚至存在過的國家的一切發明和創造，不管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其總和都不可能跟中國所擁有的相提並論。」

不過，這位大學者死於1689年，就像月球有陰面和陽面一樣，沃西只看到了古代中國的陽面，沒看到進入十九世紀後，中國正不可救藥地淪為一個蕭條的、沒落的、僵而未死的面具國家――這個國家戴著天朝大國的美麗面具，其實已然是一具骷髏。面具國家的可怕，就在於僵化的體制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如何用面具來遮醜，來掩飾，來維持其表面的光鮮亮麗，至於骨子裡的腐爛和醜惡，他們無暇顧及，也不願顧及。

3、

龔自珍時代，大清朝至少面臨著如下危機，這些危機幾乎每一條都足以致命，足以令這個國祚延續了一百多年的老大帝國划上句號。

首先，人口激增引發社會動蕩。漫長的中國農業社會，自耕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主導經濟形式也是惟一經濟形式。發展緩慢的生產力決定了人口的增加，必須有相應的耕地的增加。由於中國式的周期性王朝更替長則二三百年，短則一百年甚至幾十年就要發作一次，而每一次發作都是以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為代價，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業社會的人口基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有質的飛躍。

但是，伴隨清朝前期一百多年的承平，人口的激增終於遠遠地超過了耕地的增長。1660年清朝初期，中國人口數不到1.5億，到1812年時，這一數字翻了一番多，達到了驚人的3.4億；與此同時，耕地只從5.49億畝增加到7.91畝。也就是說，人口的增長遠遠超過了耕地的增長。

同一時期，歐洲解決人口增長的根本途徑是不斷拓展的海外殖民地和日益發達的工商業，而在閉關鎖國，視農業為根本，其它都是末業的國策下，中國人只能通過從土裡扒食的方式來解決溫飽。

但是，人均土地的急劇減少和大規模的土地兼并，註定了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根本沒法填飽肚皮。龔自珍親眼目睹過的情況是：「崇文門以西，彰義門以東，一日不再食者甚眾，安知期無一命再命之家也。」天子腳下的皇城根，底層民眾謀生尚且如此艱辛，何況京城外的窮鄉僻壤？溫飽是民眾最起碼的要求，當這個最起碼的要求也得不到保障時，哪怕再聽話的順民，也只有揭竿而起了。

因此，從龔自珍童年時期的白蓮教起義，到青年時期的天理教禁門之變，再到他死後十多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幾乎沒有停息過。

其次，官員普遍腐化，集體平庸。1799年，當龔自珍還是一個七歲的兒童，剛剛在私塾先生的指導下發矇讀書時，距他的家鄉杭州千里之外的京師發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乾隆朝位極人臣的首席大學士和珅被乾隆的續任者嘉慶處死。從和珅家抄出的財產，摺合成銀兩，多達八億兩之巨，據稱相當於帝國二十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乃至民間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諺語。

和珅並非個案。當這個龐大的帝國漸漸接近它的暮年時，官員的普遍貪污腐化便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民間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這十萬雪花銀，絕非誇大之辭，而是一個相當寫實的數字。官員一旦醉心於貪污腐化，其治理國家的原則便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大學士曹振庸是龔自珍的父輩，一生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官運亨通，八面玲瓏，其門生向他請教作官的訣竅，他回答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咸豐初年，曾國藩曾上書，痛惜「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

第三，皇帝素質一代不如一代。極端集權的體制下，作為最高裁決者的皇帝，其個人素質的高低，對國家的影響舉足輕重。公平地說，清朝的所有皇帝，沒有一個是昏君或暴君。但不是昏君或暴君，並不等於就是明君和聖君。事實上，自乾隆以後的歷代清朝皇帝，其個人素質均呈降階排列。即以乾隆來說，雖然他自稱有十全武功，但其晚年的奢侈無度，已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根基，所謂康乾盛世，乃是一個打了折扣的摻水盛世。

乾隆的繼任者嘉慶，才不及中人，他在位期間，繼續天朝盛世的迷夢，粗暴地將英使阿美士德驅逐出境。從那以後，英國人考慮的是，既然用正常手段不能叩開中國大門，那就只得動用非正常手段。眾所周知的是後果是鴉片越洋而來，將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迷醉於裊裊青煙中。

至於嘉慶的繼任者道光，這個畢生崇尚節儉，以官服的新舊來判斷屬下廉潔與否，從而造成京城裡舊官服竟然比新官服更貴的咄咄怪事的皇帝，他雖然極力想挽救垂危的國運，但是，他的才能，他的識見，註定了只是竹籃打水。

第四，政治的高壓導致知識分子集體躲進故紙堆，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發出獨立的聲音。作為一種精神與氣節的象徵，在明朝，士大夫或者說知識分子哪怕在閹黨的無情打擊之下，仍然能夠保持自身的良知與操守，以批評朝政，敢於發出不同的聲音為已任。但是，逮至清朝，伴隨多次株連甚廣的文字獄而漸行漸遠的，就是此前不絕如縷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感的消解。

經世致用曾經是知識分子的人生信條，但到了清朝，尤其到了龔自珍時代，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畏於森嚴的文網，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躲進故紙堆，做起了尋章摘句的無關江山社稷也無關國計民生的學問。一個社會固然需要有人從事這樣的學問，但當全體知識分子都對觸目驚心的現實視而不見，卻將關注的目光對準塵封的典籍時，這個社會一定出了問題，而且出了大問題。

最令人揪心的是，本應站在時代前沿的知識分子，一旦無可奈何地放棄了他們警醒社會的職責，你便沒法指望有另外的人來替代他們。當中國的國門被堅船利炮洞開，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眼裡，那些遠涉重洋，跨海而來的英國人法國人，和此前侵擾大宋的契丹、西夏、女真並無本質區別，完全可以用大宋對付契丹、西夏、女真的那一套老祖宗的老辦法去忽悠他們。

第五，尤為重要的是，正當大清朝漸漸走進濃墨重彩的暮色之中時，西方世界卻迎來了近代化的朝陽。或者說，當世界格局已然為之一新，古老中國卻一仍其舊，毫無變化，大清如同大明，如同大元，如同大宋。中西方的這種陰陽相違般的隔閡，造成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當西方對中國瞭若指掌，知道自己將從這個龐大的國家獲得什麼時，中國對西方卻茫然無知。

4、

龔自珍一生中的大多數時間都生活在京師和老家江南，他沒出過洋，也不會外語，可以說，他對西方的了解，不見得比當時的一般知識分子更多。然而，作為一個憂世成癖的人，龔自珍憑著歷史的經驗和直覺，深深地知道他所處的這個時代，這個國家，這個王朝已經暮氣沉沉，大廈將傾的窘境正在一步步地逼近。

通讀龔自珍詩文，不時能從中發現他對衰世的警告與悲嘆。這些詩文里，有一些共同的語彙，諸如暮靄、夕陽、日之將夕――他正是以這些形象的語彙，表達出對衰世的哀痛和憤怒：

樓閣參差未上燈，

菰蘆深處有人行。

憑君且莫登高望，

忽忽中原暮靄生。

――《已卯雜詩》其一二

名場閱歷莽無涯，

心史縱橫自一家。

秋氣不驚堂內燕，

夕陽還戀路旁鴉。

東鄰嫠老難為妾，

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鴻蹤跡遂，

美人經卷葬年華。

――《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夢為鄰，未即於床。

――《尊隱》

如果說這些篇什中，龔自珍對現實的批判還比較隱晦，還通過一系列的比喻與擬人來諷喻現實的話，那麼在他的《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中，則直白無誤地指出，他生活的時代，是一個令人絕望的不折不扣的衰世。

龔自珍認為，自有文字記錄以來，中國的歷史可分三等，分別為治世、亂世和衰世。亂世容易區分，甚至亂世還可以寄託希望；畢竟，一個亂世的終結，往往意味著一個承賓士世的來臨。而衰世的奇異之處，就在於它竟然和昇平的治世非常相似。

衰世昏暗無光，卻易與治世的朴世無華相混；衰世的沉寂無聲，卻易與治世的和平靜謐相混；衰世道路荒廢，河岸毀壞，一片平坦，卻易與治世的坦蕩平展相混；衰世人心昏濁不明，無所思慮，從而根本不可能有獨立思考後發出不同聲音導致的言論上的過失，卻易與治世一切都完美無缺人民無所議論相混。――判斷亂世很容易，判斷衰世還是治世，卻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明察秋毫的睿智，尤其是當統治者利用衰世與治世的表面相似，竭力把衰世粉飾鼓吹成治世之時。

一言以蔽之，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大變革與大動蕩即將到來的前夜，原本是山雨欲來，百患叢生的衰世，但因為剛剛過去的所謂康乾盛世，這個衰世不僅被統治者認為是治世，就連廣大庶民也被洗腦認為是治世。在這個與世隔絕百年孤獨的國家，在從小就被灌輸了所謂內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民眾眼中，他們那個已經日之將夕的國家，依然是世界的中心，依然是萬國來賀四夷賓服的天朝。

但龔自珍看到了他所處的時代的疾病，無可救藥的疾病。在這個貌似治世，實為衰世的時代，龔自珍看到的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龔自珍認為，在他那個名為治世實為衰世的時代，最大的社會問題，或者說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才的缺乏：君主身邊沒有才相才史，軍隊沒有才將，學校沒有才士，農村沒有才農，城市沒有才工，街市沒有才商，甚至里巷沒有才偷，市場上沒有才駔，山林里沒有才盜。

不但君子很少，就連有才的小人也鮮見。一旦有才士與才民脫穎而出，那麼就會有百倍於他的不才者監視他束縛他，乃至殺戮他。殺戮的辦法不是腰斬砍頭，而是專門殺戮其心。

理解龔自珍這一論斷的核心是才，才相才史，才將才士，才工才商，才偷才盜，這個才是指什麼呢？我以為，所謂才，就是有個性，能夠跳出窠臼獨立思考，在強權的高壓與榮華的誘惑之前保持健權人格。然而，在一個萬馬齊喑的衰世，不但肉食者不可能跳出窠臼，只能因循守舊，至多做一個李鴻章自嘲的那種政治裱糊匠，維持帝國這所即將倒塌的老房子表面的光鮮，就連小偷小盜也只能亦步亦趨。

這種帝國的前途，馬克思早就作了預言：「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繫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

5、

如同大地震到來之前，一些動物能夠提前預感到大難將至，並提前做好逃生的準備一樣，當整個國家從元首到黎庶都混沌無知，甚至將衰世視作歌舞昇平的治世時，龔自珍預感到了大變革即將到來。儘管他還沒法像比他晚些時候的知識分子如嚴復，如鄭觀應等人那樣看得更為真切，但他敏銳的捕捉到了日之將夕，暮靄叢生的危機。他希望能以已之力，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一句話，他想拯救這個國家，這既出於儒家的道義，也出於個人的自我實現。

但是，要獲得拯救國家和時代的機會，就必須進入帝國決策層，而要進入帝國決策層，惟有經過科考一途。然而對龔自珍來說，科考卻是他的傷心之地。龔自珍十九歲時應順天鄉試，中副榜第二十八名，看起來似乎科場順利。誰知他二十八歲中舉後，一連參加了五次會試，次次都名落孫山，直到年已三十八歲時，第六次會試，才得中進士。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能金榜題名，不是文章寫得有多好――至少主考官們看來就是如此――而是作為一個憤怒的異見者，他擁有了全國性的名氣。那一年，閱讀龔自珍考卷的官員叫王植，那時的考試和現在一樣，都是隱去了考生姓名的。可能龔自珍文章的觀點太偏激，王植就像看小品一樣，不由得得笑了起來。

按王植的意思，當然不會錄取。不想，另一個閱卷的官員溫平叔把考卷拿過去看了看，斷言說：「這張考卷是浙江省的，考生一定是龔自珍。這個人最愛罵人，也最會罵人。如果我們不推薦上去，恐怕他會罵得更難聽。」這樣，龔自珍就以這種莫名其妙的理由中了進士。

按理，龔自珍應該對錄取他的王植心懷感激。可有人問龔自珍的房師是誰時，龔自珍輕蔑地說：「稀奇得很！竟然是無名小輩王植。」王植很不愉快，找到溫平叔發牢騷：「依你說的把他錄取了，可他還是不買帳。」

接下來的殿試，愛罵人而名氣甚大的龔自珍可沒了好運氣。那一年，主持殿試的是大學士曹振鏞，就是前面說過的那位「多磕頭，少說話」的官場不倒翁。曹振鏞曾多次主持殿試，並固執地以士子的書法是否屬於端莊的館閣體為評判優劣的惟一標準，這種買櫝還珠的行為，以至於《清史稿》稱他「不取淹博才華之士。」

關於館閣體，清人洪亮吉說：「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字如其人，這種雍容華貴卻又千人一面的字體，官場老油子曹振鏞自然得心應手，而畢生主張個性解放，天真爛漫的龔自珍，他如何寫得來館閣體呢？我們現在看到的龔自珍書法，雖不能與書法大師比肩（畢竟他不是以書法名世），但也瀟洒自如。然而，在曹振鏞輩眼裡，寫這種字的人哪怕文章再好，見解再獨出機杼，都無足觀了。考試揭曉，龔自珍因「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被列為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龔自珍設計過的中進士入翰林的理想人生就此落空。

二十八歲中舉後，龔自珍即在京城做一名無足輕重的小京官，先任內閣中書，後升宗人府主事，又改任禮部主客司主事，祀祭司行走等職。直到1839年春天，龔自珍辭職離京，他的仕途也乏善可陳。他一直充任的，都不過是無權無實的閑曹冷職，最高職務也只相當於今天的正處。對一個以天下興廢為已任的人來說，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無異霄壤之別。

科場的不順，帝國病態的人才選拔機制，如同一條條無形的小蛇，惡毒而長久地咬噬著龔自珍自尊敏感的心。多年以後，當他辭官南歸，決心以著述和講學，而不是以權力來影響這個沉睡的老大帝國時，他寫下了那篇著名的《病梅館記》，作為對早年遭遇的反擊。在「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以疏為美，密則無態」的審美標準（實則暗喻帝國的人才選拔標準）之下，種梅花的人只能「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因而「江浙之梅皆病。」

苦痛於如此這般的現實，龔自珍表示願意「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但這只能是他退守書齋後的一廂情願：對江河日下的大清朝，對自以為生活在幸福中享受太平盛世的肉食者，龔自珍沒法喚醒他們。因為，一個病入膏肓的社會，只有徹底地而儘快地死，才是挽救它的惟一途徑。

是故，儘管龔自珍畢生都在「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天公已經選擇性失聰，聽不進任何逆耳的忠言。這個積重難返的老大帝國，根本就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直到它崩潰，消亡，不拘一格降人才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樓。

6、

沒有機會拯救這個國家，卻又深刻洞悉這個國家如何危若累卵，龔自珍變得更加敏感，更加偏激，乃至更加癲狂。三十多歲的壯年時期，龔自珍就以愛罵人，會罵人，敢罵人而著名――罵人給他帶來的惟一好處，恐怕就是第六次會試時終於得以金榜題名。

顯而易見，龔自珍是那個時代的異見者，而且是一個無所顧忌的高調的異見者。雖然他曾感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但他對時政的批評卻無所畏懼。這種無所畏懼，引來了關心他的朋友們的焦慮，怕他因過於激烈的言論被當局處分。

如常州庄綬甲就擔心他的《乙丙之際著議》太尖銳，會給他帶來不測之禍，寫信勸他刪改。但龔自珍不以為然，以一詩作答：「詩格漸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如何？常州庄四能憐我，勸我狂刪忌丙書。」

與龔自珍齊名的魏源也對龔自珍稠人廣座之中好議論時局提出警醒，希望他明哲保身，學會低調，並告誡他，朋友之間的促膝交心與社交場合的應酬是完全不同的，切不可在大庭廣眾之中亂議朝政。

然而，委婉的勸說也好，激烈的批評也罷，都難以更改龔自珍的直率心性。因而，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京城，龔自珍的存在總是顯得不合時宜。這也就難怪，他的仕途總是極其不順利。可以說，龔自珍因不得志而激烈批評時局，而他對時局的激烈批評又反過來使他更加不得志。他被正人君子視為異端，他的理論被正人君子當作歪理邪說。

其情其景，就如同在瞭望台上的人看見了自己所乘坐的船隻，正在撞向前方的礁石，但是，當他大聲呼喊，大聲提醒時，卻無人理睬，甚至把他當成瘋子和受虐狂加以嘲笑。這個看見礁石的人，不僅是孤獨的，也是絕望的，憤怒的。

龔自珍對他所生活的時代和國家的批評與指斥，使他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而他的行事風格與作派，又讓普通人對他感到難以理解。張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譜外紀》中記載說，龔自珍寬額頭尖下巴，雙目似炬，虯須如戟。當他喝高了時，喜歡用一隻手拍打另一隻手的手腕。每當與朋友縱談天下大事，「風發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當時京城裡的普通老百姓和士大夫，都把他稱作龔獃子。

張祖廉還講到，龔自珍在京城做官時，曾經乘一輛驢車獨游丰台，在一片芍藥花深處席地而坐。大約是獨飲無聊，龔自珍拉住一個過路的體力勞動者共飲。酒至半酣，他縱聲高歌，把芍藥花的花瓣都震得掉了下來。

如同中國史上不少天姿聰慧而又具備政治敏感的知識分子一樣，龔自珍在天下人昏昏欲睡之時，率先察覺到了社會總崩潰的危機不可避免。但是，儘管他自視甚高，他其實也沒法給這個奄奄一息的國家開出有效的藥方。

林則徐是與龔自珍生活於同一時代的另一偉大人物，多年來，在字正腔圓的教科書里，這位嚴肅的偉人被我們視為民族英雄加以膜拜。和龔自珍來往較多的朋友中，就有這位後來謚號文忠的林則徐。林則徐長龔自珍八歲，早於龔自珍十八年中進士。

與龔自珍身處閑曹鬱郁不得志相比，林則徐中進士後即進入龔自珍夢寐以求卻無法夢想成真的翰林院。作為高級幹部的儲備，林則徐從翰林院外放後，很快就升任為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而龔自珍仍然在京城裡做一個有之不多無之不少的小京官。

當林則徐被道光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時，龔自珍以為，自己為國效力，施展自身才華的機會到了。因為，林則徐是他的朋友，而且是對他的才華表示欣賞的朋友。為此，他在林則徐赴廣東前，寫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在這篇文章里，龔自珍為林則徐出謀劃策；除了紙上的議論風生，龔自珍更大的心愿是跟隨林則徐一起去南方。但是，林則徐回信拒絕了龔自珍：「至閣下有南遊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實有難言者。」那麼，林則徐不願帶龔自珍同去廣東的「有難言者」到底為何呢？

林則徐與龔自珍地位懸殊卻能成為朋友，在於他們互相欣賞，但互相欣賞之外，他們有著本質區別：林則徐是名臣，是段玉裁曾勉勵龔自珍為之奮鬥的名臣；龔自珍是名士，是被段玉裁告誡過勿願為之的名士。

作為名臣，林則徐是傳統意義上的忠臣：幹練，嚴謹，廉潔；作為名士，龔自珍尖銳，疏狂，偏執。一個身負皇上重託以公忠體國自許的名臣，必須考慮一旦身邊有這麼個口不擇言，早已被視為官場刺頭兒的名士在身邊，將會對自己要做的大事產生什麼樣不可估量的影響。

換言之，林則徐對龔自珍的異見抱有充分的戒意，雖然這種戒意不帶任何敵意。因而，既便龔自珍寫下的對策真的是有的放矢，謹小慎微的林則徐也不一定會帶上龔自珍。更何況，龔自珍的這篇序文里寫下的對策，其實並不見得就有多麼高明。比如，他提出要斷絕和西方國家的一切經濟往來，以免國內白銀外流；又比如，他認識到火器的重要，卻建議林則徐按照兩百年前明朝胡宗憲的《圖編》進行仿製。

諸如此類，都證明了龔自珍雖然最先意識到衰世的不可避免，雖然有拯救衰世的理想與願望，卻不具備拯救的才幹與能力。對落入時光中的每一個人來說，無論他是怎樣不世出的偉人，其實都生活在局限中。惟有局限，方才成其偉大。

在舉世皆醉的昏濁時代，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做一個清醒的旁觀者。「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陳三立的憤激之語，同樣適用於龔自珍。當龔自珍在1839年暮春，雇了兩輛驢車，一輛拉著他的詩文，一輛自坐，黯然離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京師時，這個年方四十七歲，卻已走進生命暮年的詩人，他已然明白，他這一生，已經遠離了外祖父願望中的名臣與名儒，淪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詩酒自娛的名士。

此後的他更加絕望和輕狂，詩與酒，美人與劍，這些物什伴隨了他孤寂的晚年。他時常把酒狂飲，語出驚人，有時則登高極目，涕泗縱橫，觀者莫不動容。正是目睹了治世不可再而衰世不可免的宿命，這位狂者開始極端地呼籲：那就讓天下大亂吧。面對這個既沒有才相才將，甚至連才偷才盜也沒有的病態時代，龔自珍因為清醒和先覺，遠比那些簫鼓笙歌里的醉者更為苦痛迷茫。

7、

回到故鄉的龔自珍醉心著述和講學。當他去世時，他的長子龔橙二十四歲，正是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龔橙字孝拱，幼年時與母親居住於上海外祖父家，後來隨龔自珍居京師。與父親一樣，龔孝拱也是一個夙慧早熟，天份甚高的才俊。

龔自珍對這個兒子，一向也寄託了很大期望。出於家學淵源，又得龔自珍親炙，龔孝拱於經學上頗有造詣，對元史也有研究，書法則自成一格，名聞當世。

但是，異常詭異的是，如同龔自珍科場失意一樣，龔孝拱也屢舉不中。如果說龔自珍雖然多次落榜，最後還算中了進士的話，那麼龔孝拱則連父親的項背也不能望。不過，比父親厲害的是，龔孝拱精通滿、蒙、藏及英語，學貫中西。

或許是科場失意，或許是龔家的血液中總是流淌著狂放不羈的基因，龔孝拱的狂放遠超其父，已然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據載，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愛龔孝拱之才，想要用他。宴會上，曾國藩出言試探他，不想龔孝拱直截了當地說：「以我的地位，您最多給我個監司。您想我豈能久居您之下嗎？不要多說，今晚只談風月，請勿及他事。」一席話，曾國藩氣得話都說不出來。

龔孝拱自號半倫，意指他無君無父無昆仲無朋友，因還愛一小妾，故稱半倫。這在講究三綱五常，以孝治天下的年代，這種驚世駭俗之語簡直就是大逆不道。更何況，龔孝拱的半倫可不是隨便說說或發發牢騷而已，而是說到做到。他閱讀父親龔自珍的遺著時，一定要把父親的神主牌放在面前，一手執書，一手執木棍，每當讀到他認為不對的地方時，便一棍子打在父親的神主牌上：「看，你又錯了！」

龔孝拱算是最早的外企金領，他流利的英語曾使英國公使威妥瑪大為驚嘆，並重金聘為書記。服務於英人期間，包括公使在內，上下都恭敬地稱他龔先生。中英戰後議和，龔孝拱以英國公使隨員身分列席會議。

會上，他對代表清政府的恭親王百般刁難。恭親王很不舒服，責備他說：「你們龔家世受國恩，為什麼要為虎作脹？」龔孝拱針鋒相對地回敬道：「我父親才華橫溢卻不能入翰林；我本人更是窮困潦倒，不得不到外國人手裡討生活，我家什麼時候受過國恩？」恭親王聽罷，久久不能言語。

後人記得龔孝拱，一半因為他是龔自珍的兒子，一半因為他和清史上的一樁疑案有牽聯。這樁疑案就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在近人的一些著述里，言之鑿鑿地指出，就是服務於英國公使的龔孝拱，引導英法聯軍一把火將萬園之園的圓明園燒為白地。如易宗夔的《新世說》稱：「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

但也有學者認為，把引導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責任算到龔孝拱頭上，不過是厚誣古人的小說家言。不過，無論如何，英法聯軍入侵京師時，龔孝拱的確以一個中國士大夫和官宦子弟的身份，服務於祖國的敵人。從父親慷慨獻策抗擊洋人，到兒子無所顧忌服務洋人，其間斗轉星移的，不僅是這種令人錯諤的世事變遷，更是一種人生理念的毀棄與重建。

如同恩格斯稱道但丁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也是新世紀的第一位詩人一樣，龔自珍庶幾也與之相同：他生活在封建大廈行將倒塌的前夜，這位敏感而疏狂的詩人，比他同時代的人更多地感受到了現實的騷亂已經拉開帷幕。龔自珍的痛哭和顛狂，隱含著他對那個不可救藥的時代的絕望，但內心深處，他依然熱愛著腐朽的王朝和王朝治下的神州。所謂愛之愈深，痛之愈切是也。又所謂哀莫大於心不死是也。

與乃父相比，龔孝拱對世界與時局看得更為透徹，也因這種透徹而更加絕望，或者說真正絕望。如果說龔自珍還心存「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幻想的話，那麼龔孝拱則已心如死灰；如果說龔自珍生活於大變革與總崩潰前夜的話，那麼龔孝拱就生活於大變革與總崩潰之中。那柄高懸在帝國和個人頭上的利劍，已經真正落了下來。對他來說，哀莫大於心已死。他縱情酒色，玩物嗜賭，雖從小飽讀儒家之書，卻為了謀生而服務於被儒家鄙視的蠻夷之人。他適性得意，憤世嫉俗，甚至以摧毀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為樂事，然而，卻又在偶爾的狂與佯狂中流露出內心的掙扎。

從龔自珍到龔孝拱，我們看到的是個人在歷史的洪流面前，永遠都顯得那麼渺小。拯救也好，逍遙也罷，最終都無濟於事。其情其景，讓人想起茨威格那句充滿宿命也充滿無奈的話：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

2011-5-9，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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