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職務升遷最快的紀錄由誰保持？
核心提示：博古在中共黨史上創下了兩項迄今未曾打破的「紀錄」：第一，他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負責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這樣的「躍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二，他當時不過24歲，是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領袖，人稱「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於是，博古在中共黨史上創下了兩項迄今未曾打破的「紀錄」：第一，他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負責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這樣的「躍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二，他當時不過24歲，是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領袖，人稱「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1931年10月，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博古，由於堅決擁護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一躍而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負責人。
博古，原名秦邦憲，字則民，1907年生於江蘇無錫一個書香世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1月，黨組織派博古到蘇聯學習。
這年12月，博古從海參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車。火車穿越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到處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樹林，到處是嚴寒和冰雪，但博古的心裡卻是熱血沸騰，一想起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他就想大喊大叫上幾句。最後憑著頑強的毅力，博古戰勝了嚴寒、飢餓和孤獨，終於來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他取俄文名「博古諾夫」，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來。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擁護者。博古一行人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博古頭一次從拉狄克的嘴裡聽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晚清政府的無能，認為拉狄克是位了不起的校長。
但不久，拉狄克因捲入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鬥爭旋渦，丟掉了校長職務。原來的副校長、時年26歲的米夫接替了拉狄克。上任伊始，米夫就在學校里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一律免職，十分器重和信任他的中國弟子王明。
博古在蘇聯學習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增強了為共產主義理想獻身的堅強信念和為中國革命事業奮鬥的信心與勇氣。但由於他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回國後，特別是在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期間，把學到的一套蘇聯革命的經驗和理論，生搬硬套地推廣到中國革命中去，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1945年，博古回顧在蘇聯學習的情況時說：
「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種上根。」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博古的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人，並以王明為核心，形成一個由博古、凱豐(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張聞天)等28個中國學生組成的小宗派，號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通過王明，博古還結識了米夫。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傳鼓動家，聲音響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勢，演講極富煽動力。而他的熱情奔放也很快贏得了米夫的喜愛。
1930年5月，博古回國。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負責人是李立三。出於對中國革命現狀的估計過高，李立三於這一年6月11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7月9日，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舉行政治討論會。博古第一個站出來批評李立三，接著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發言，矛頭直指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最後，王明做了長篇發言，聲稱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錯誤」。
原來，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與博古等人商量好，藉機發難。
然而，大權畢竟還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
幾天後，向忠發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談話，宣布對他們紀律處分，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貼得更近了。
幾個月後，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勢。不久，中共中央迫於米夫的壓力，取消了對王明、博古等人的處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一步登天，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與他「共患難」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隨後，王明在遠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寶座。
王明讓博古負總責，而不讓他擔任總書記，可謂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又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骨幹分子。其二，博古時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資歷淺，鬥爭經驗少，對共產國際和王明又忠心耿耿，這非常有利於王明遙控指揮。其三，王明一旦從蘇聯回國，仍可以名正言順地坐上總書記這把交椅。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里，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確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別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著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錯，博古作為「總負責」，確實非常忠實地執行他的路線。博古有個外號叫「黑面木偶」。這是由於他動作幅度大，顯得有點僵硬而得名。此時，他也確實有點「木偶」的味道一舉一動都受著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遙控。
王明的指示傳入蘇區主要是通過派「欽差大臣」及連接「上海瑞金」之間的紅色電台。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加緊「圍剿」，並對處於白區的中共黨組織進行瘋狂地搜捕，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面臨日益危險的困境。
1932年11月，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行動區正式成立，特派員史濟美(化名「馬紹武」)坐鎮上海，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中統局上海行動區逐日向南京遞送《每日情報》，報告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的一舉一動。
為此，中共臨時中央規定了嚴格的聯絡暗號。白天，只有陽台上放著一盆作為暗號的紅色的花，夜晚那間亮著燈光的房間的窗帘拉開一角泄出亮光，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進入聯繫。
在王明去了蘇聯後，周恩來、張國燾、項英、任弼時等人也相繼奉命去了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成了空架子，經常在那裡值班的只有博古和洛甫兩人。
1933年初，臨時中共中央在上海越來越難以立足，遂決定遷入中央蘇區。臨行前，博古在上海另行組織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作為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由康生負責領導白區的工作。隨後，博古與陳雲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護送下，通過國民黨的嚴密封鎖，歷經艱難曲折，進入了中央蘇區。
1月初，當博古一行來到福建上杭時，正遇上在這裡開展游擊戰爭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當博古得知中央蘇區對中央精神沒有及時傳達時，已心生不快。又聽到羅明強調蘇區的革命戰爭要與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時，更為惱火：這不是同中央唱對台戲嗎?初次見面，就埋下了日後反「羅明路線」的伏筆，也使博古對毛澤東心生不滿。
1月19日，博古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至此，臨時中央全部由上海遷到蘇區。
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後，原有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最初，兩者並存了一段時間，有時下達的文件聯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蘇區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字樣消失了。這樣，周恩來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也就隨之消失。博古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隨著博古的到來，距瑞金城西五公里的沙洲壩，一時熱鬧起來。博古看中那裡下肖村的一幢楊姓私宅，作為中共臨時中央的機關所在地。這幢房子建於1897年，佔地1100多平方米，土木結構，紅漆描金，古畫裝飾。
王明,博古和李德最後的去向_中國戰略網
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領導人，原名陳紹禹，又名陳紹玉，字露清，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屬金寨縣)人，1904年4月出生於小商人家。
王明資質聰穎，6歲入私塾，8歲能為鄉鄰寫春聯。後入大王廟小學讀書。1920年考入六安第三農業學校，民國13年，他和進步同學共同組織豫皖青年學會。翌年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並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賞識。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為教條主義宗派的首腦人物，1929-1930年間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條主義者陸續從蘇聯回國。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身份來華。
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於1931年1月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蘇聯，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1931年到1934年間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推行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到嚴重危害。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批評了這種錯誤，結束了他們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王明在1937年11月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主張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鬥爭，使他領導地區的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他的書記職務。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此期間，做過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制定過的有關婚姻的法規和條例，同時，也借鑒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法》，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但已去蘇聯就醫，從此拒不回國。60年代及7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先後撰寫、發表了《論中國事件》、《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等書，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攻擊毛澤東，攻擊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憲，字則民，出生在山明水秀、人傑地靈的江蘇無錫。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少年時家境清貧。其父不得不將城中耆英里的祖遺老宅賣掉，租憑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寧路112號)居住。秦宅寬敞，始建於清光緒末年。秦邦憲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進三間平屋，面積為八十九平方米，石庫牆門後背裝飾有磚刻「進德修業」四字。其父病逝後，家庭經濟更加困難。秦邦憲和弟邦禮、妹邦范，在母親朱氏撫育下生活、讀書。自1916年至1920年，秦邦憲在此居住了四、五年，先後就讀於秦氏公學、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附小。
隨後，秦邦憲赴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大學讀書，參加五卅運動。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1930年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1931年4月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4月兼任紅軍前方野戰司令部政治委員。
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期間，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又與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協助周恩來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38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部長和南方局組織部部長。1941年後，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工作，任新華通訊社社長。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分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和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會議。譯有《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卡爾·馬克思》等。
晚年從事新聞事業，1946年4月8日，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13人因緊急公務，冒惡劣天氣自重慶飛返延安，飛機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遇霧撞山焚毀，他與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被稱為「4·8烈士」。延安《解放日報》總編輯余光生，副總編輯艾思奇、陳克寒在《悼念我們的社長和戰友博古同志》一文中，說：「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同志的最傑出的導師和模範。」
李德(1901-1974)，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還曾用名李特羅夫。李德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最高三人團成員。
李德沒有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驗，軍事知識主要來自於蘇聯軍事學院的課堂上的教材中。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卻於1932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擔任軍事顧問，雖然說是顧問，可是由於其身份的特殊，當時的李德儼然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因為他本身的水平有限，又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指揮一支兵力有限的軍隊同另一支相當強大的軍隊作戰，加這他過於盲目自信，使得他給中國革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中國共產黨人及時發現了再跟李德及其忠實的合作者博古走下去的危險，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將他們趕下了台。在這之後，李德又以「局外人」的身份隨紅軍長徵到達了陝北。
遵義會議後的一個個勝利，使李德漸漸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態度轉變，紅軍長征至四川巴西地區時，李德已調到新組建的紅軍大學當教員。
到延安後，李德不再被邀請參加中央的任何會議。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多次找王明和張聞天請求共產國際把他召回蘇聯。王明則竭力勸阻，蘇聯正在搞肅反，等待他的可能是流放甚至槍斃。李德暫時打消了回蘇聯的想法。但他還是想在適當的時候去蘇聯。1939年秋天，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李德同機前往莫斯科。李德結束了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回到蘇聯後，由於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犯有錯誤，李德被進行了審查。但他並沒有受到殘酷迫害，只是喪失了以前的政治地位。之後，他被分配到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1941年至1948年，李德在蘇聯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的國際國內政策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李德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回國後的李德成了德共中央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員。他除了編書、譯書外，自己也寫作並發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關於出版德文列寧著作問題》、《列寧與軍事科學》、《列寧著作的序言和注釋》、《軍事專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會主義百科全書》、《自由與社會主義》等，還將蘇聯「解凍文學」的代表作《一個人的遭遇》等文學名著譯為德文。
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就在這個時候，1964年5月27日，他在東德黨的中央機關報《新德意志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以誰的名義講話》的署名文章，在其中的他大肆歪曲謾罵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公開向中國黨及其領袖以至領導政策宣戰。其代表作是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隨後又對其作了大量初充修訂，於1973年正式出版了單行本《中國紀事》，成為了當時對中國共產党進行歪曲和攻擊主要文章。
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在東德逝世，終年7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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