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為什麼發「牢騷」

本文看點

1、發牢騷一是因為自視過高，二是因為無法融入系統運轉而對現實不滿，這兩點，柳亞子都佔了。

2、才能越高的個體，往往越難融入系統體系化的運轉。

3、與系統的不合拍感產生牢騷。

柳亞子「牢騷」再解讀

文/智效民

自從柳亞子的《七律 感事呈毛主席》與毛澤東的《七律 和柳亞子先生》公開發表後，人們就對柳氏"牢騷"格外關注。

這是因為：第一，在當年的文化人中，有資格與毛澤東作詩詞酬唱的，除了郭沫若之外，恐怕就只有柳亞子了；第二，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柳亞子不僅"牢騷太盛"，還有歸隱之心，令人不可思議。

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出現不少新的觀點，有時還會發生爭論。但是由於資料不足等原因，這個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日前讀宋雲彬日記《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看到一些相關資料，有助於破譯這個難解之謎。

宋雲彬和柳亞子的友誼

宋雲彬是一位著名的編輯和文史專家。他和柳亞子訂交，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柳從香港逃到桂林之後。據柳亞子說，他剛到桂林本來是找廣西籍朋友、文化供應社編輯陳此生的，不料那正好是個星期天，陳不上班，他只好找宋雲彬。關於這段經歷，柳在《八年回憶》中有清楚的交待。他說："我和雲彬本無一面之緣，只在茅盾《牯嶺之夏》一篇小說上，看見宋少爺的大名，又在香港問過茅盾，知道宋少爺就是雲彬。"他還說："文供社到底不愧是一個文化首腦部，聽了我的名字，立刻表示歡迎，領我們到了麗君路雲彬的寓廬。再一問訊，則舊友茅盾、德、仲華、端苓，都在那兒，雲彬給我一一找來見面了；還介紹了邵荃麟、葛琴夫婦和傅彬然、楊承芳等"人。

在桂林，柳亞子進入創作的"最高潮"。他除了寫成《少年時代的柳亞子》、《懷舊集》以及大量詩詞之外，還準備重新開始南明史的研究。柳研究南明史多年，只是戰爭使他的資料文稿喪失殆盡。到了桂林後，他結識了靖江王后裔朱蔭龍。此人學問很好，藏書又多，對南明史料如數家珍。於是他創辦南明史料籌征社（簡稱南史社），自任社長，請宋雲彬和朱蔭龍擔任副社長，為編寫《南明史》做準備。1944年，桂林文化界為柳亞子58歲壽辰舉行慶祝活動，宋雲彬與朱蔭龍還以南史社的名義，印行過《柳亞子先生五十晉八壽典紀念冊》。

抗日戰爭勝利後，宋雲彬於1947年抵達香港，擔任香港文化供應社總編輯。不久柳亞子也從上海來到這裡。柳無非在一篇文章中說："當時我父親重晤的有沈鈞儒、何香凝、李濟深、朱蘊山、宋雲彬、郭沫若、茅盾諸位；此外，與鍾敬文、翦伯贊、陳劭先、周鯨文、薩空了等，亦經常有來往。"不久，柳亞子發起"扶余詩社"並自任社長，宋雲彬為秘書，鍾敬文等四人為幹事。第二年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擔任中央常委兼秘書長的柳亞子以"腦病未愈，實未能執筆"以及"開創之初，文告頗繁，懼不暇給"為由，寫信請宋雲彬相助，以便"渡此難關"。由此可見，宋雲彬與柳亞子雖然認識較晚，但是關係卻不一般。

柳氏"牢騷"的見證人

1949年2月底，柳亞子和宋雲彬等人應中共中央邀請，從香港啟程，經煙台、濟南、滄州等地抵達北平。同行的還有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葉聖陶、王芸生、張伯、張志讓、鄭振鐸、曹禺、徐鑄成、趙超構、傅彬然、劉尊棋、沈體蘭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也許是因為"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葉聖陶詩句）吧，一路上（特別是在船上）大家都異常興奮。為此，宋雲彬在２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後一時許，輪始啟碇。微有風浪，船顛盪，余與徐鑄成、柳亞老、王芸生作雀戰，兩圈未畢，芸生已不支，張季龍（按：張志讓字季龍）代之，未幾，余亦頭昏昏思睡，則由彬然代之。"當時宋雲彬四十齣頭，柳亞子六十開外，如果不是"六十三年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柳亞子詩句）的話，他恐怕不會有這麼高的興緻。

除了打牌之外，大家還組織了許多文娛活動。比如在３月１號的晚會上，葉聖陶以"我等此行"為謎面，打莊子篇名一，宋雲彬猜中謎底（《知北游》）之後，向葉索要獎品，葉以詩代獎，於第二天賦七律一首，柳亞子、陳叔通、張志讓以和詩助興。那天晚上，宋雲彬與葉聖陶又在晚會上"合唱崑曲《天淡雲閑》一段"，並贏得大家掌聲。

在煙台登陸後，柳亞子還是異常興奮。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歡迎大會上"致答詞"，有時候東道主沒有安排，他也要"自請講話"。（第110至111頁）講話之後，還要高呼"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帝國主義！"關於這段歷史，柳亞子的《北行日記》和葉聖陶的《北上日記》也有記載，可以相互參閱。

柳亞子一行是在３月18日抵達北平的。到了北平以後，柳的情緒開始發生變化。３月25日，宋雲彬日記第一次出現柳亞子發牢騷的記錄，他說："今日上午愈之來，與柳亞老劇談，亞老近來興奮過度，又牢騷滿腹，每談必多感慨，恨無辭以慰薦之也。"（第115頁）查柳亞子當天日記，也有"上午，赴雲彬處與愈之深談"云云。（《柳亞子選集》第1194頁）這裡的"愈之"，就是著名文化人胡愈之。胡是一位"在公開活動中不以共產黨員面目出現"的長期從事統戰工作的"特別黨員"，所以他表面上是以朋友的身份來訪，實際上很可能是奉命行事。

牢騷之一：是"革命先進"，還是居功自傲？

既然如此，胡愈之與他們談了些什麼呢？宋雲彬日記為我們提供了答案。宋說："愈之談及張申府，謂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彼與毛澤東氏在北大圖書館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實為一沉重之包袱，不將此包袱丟去，未有不流於反革命者。"

從宋氏日記來看，朋友相聚，聊一聊名人掌故也是常有的事。不過胡愈之這次來訪卻不是為了聊天，而是要以此為例，奉勸柳亞子不要驕傲。顯而易見，根據柳亞子的經歷和他的表現，說他革命先進自居，背著沉重的包袱，好像不算過分。

柳亞子一貫以詩壇領袖自居。他在1945年曾說："辛亥革命總算是成功了，但詩界革命是失敗的。……國民黨的詩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潤之一枝筆確是開天闢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勞國事，早把這牢什子置諸腦後了。這樣，收束舊時代，清算舊體詩，也許我是當仁不讓呢！" 柳亞子又以第一流政治家自命。他在1947年年底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儘管這篇文章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卻非常重要，因為它表達了作者的自我評價。文章說："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緊接著，他以中山艦事件和西安事變為例，來證明"中共也並非天神天將，至少有些地方不見得"比他高明。與此同時，他還借用李濟深的話--"不必每事都存心附和中共，但也絕對不能存心和中共立異"--來反駁郭沫若提倡的"尾巴主義"。

柳亞子是性情中人，他的自信或自負並沒有因為政權的更迭而改變。到了北平之後，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來信，頗有啼笑皆非之慨。"這種思想對於經過辛亥革命洗禮的人來說是很正常的，但是對於經歷了延安整風和五六十年代造神運動因而習慣於匍匐在革命領袖腳下的人們來說卻不可思議，因此許多人對於這類"大不敬"的言辭，不是妄加曲解就是刻意迴避。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柳亞子的知己，宋雲彬並不同意胡愈之的意見。他在日記中說：人不忘其過去，才能愛惜自己的羽毛；張申府的問題，在於忘記過去。此外他與胡愈之共事多年，但是對胡的評價卻不高，他甚至認為"此公對朋友全無誠意"。看來，對於胡的規勸，柳亞子也未必能夠聽得進去。

牢騷之二：是政治家，還是文化人？

就在胡愈之來訪的那天下午，毛澤東抵達北平，柳亞子等人前往迎接。幾天後柳寫下《七律 感事呈毛主席》一詩。儘管宋雲彬沒有記錄此事，但是從他的日記中還是可以看出，當時的柳亞子的確是牢騷滿腹。

比如４月６日下午，宋需要參加兩個會議，一個是新聞界在六國飯店召開的座談會，另一個是文藝界在北京飯店舉辦的招待會。為此，他先在新聞界座談會上坐了半小時，又前往北京飯店出席文藝界的招待會。到了北京飯店後，正好趕上柳亞子發言，宋發現柳的講話很不合適，便寫了字條去勸阻，柳亞子這才打住。

柳在會上究竟講了些什麼呢？宋在日記中有所記錄。他說："柳亞老發言，述及彼與民革、民盟關係，余急書一字條勸止之，亞老立即接受，其雅量可佩也。"緊接著，他還在日記中寫道："亞老近來頗牢落。昨日羅邁報告畢，彼即發表冗長之演詞，歷述彼與民革關係及在民革之地位，結語則謂余願歸入文化界，請羅先生今後不以余為黨派人物云云。因羅氏今天未邀黨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羅邁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化名，有關民主人士的工作由他一手操辦，他對柳亞子的牢騷應該非常清楚。然而他撰寫回憶錄的"四條原則"是"以集體為主、實事求是、重視總結經驗、對個人的活動持分析態度"，因此在其《回憶與研究》中沒有談到這些內容。

還是讓我們看看柳亞子為什麼要反覆強調他與民革、民盟的關係以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吧。柳認為，自從孫中山去世以後，國民黨就"永久沒有領袖了"。何香凝、宋慶齡和李濟深雖然"是本黨第一流人物"，但是由於"我有科學的預見"，並且"自信……不在毛先生之下"，所以"不論本黨或中共，聽我的話一定成功，不聽我的話一定失敗"。這話是一年前在上述《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中講的，以這樣一種心態來到北平，柳亞子肯定會感到不滿，感到壓抑，以至會處處碰壁。因此他所謂請不要把他當作黨派人物而願意歸入文化界云云，完全是一種牢騷。

在這種情況下，柳亞子的言行不僅令人側目，也引起了親人的憂慮。無奈之下，他的夫人鄭佩宜女士只好與醫生商量，以血壓升高為理由，勸他請假休息，謝絕一切活動。這一著果然靈驗，宋雲彬在日記中說："亞老近來興奮過度，當有種種不近人情之舉，其夫人深為憂慮，特與醫師商，請以血壓驟高為辭，勸之休息。三時許，醫師果來為亞老驗血壓，驗畢，連稱奇怪，謂血壓驟高，宜屏去一切，專事休息。亞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請假，並決定兩個月以內不出席任何會議。"柳亞子在當天的日記中也寫道："又為餘量血壓，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頗有戒心。以後當決心請假一月，不出席任何會議，庶不至由發言而生氣，由生氣而罵人，由罵人而傷身耳！"看到柳亞子真要休息，宋不僅稱讚"柳夫人之計善哉"，而且還與葉聖陶開懷暢飲，表示自己"將擺脫一切黨派關係"，葉聖陶也"大表同意"。

牢騷之三：遭遇官僚主義

柳亞子稱病後，住進頤和園休養。據說他因為要吃黃瓜，打過管理員一個耳光；相比之下，人們還不知道他和警衛人員也發生過激烈衝突。

事情是這樣的：柳亞子搬走以後，葉聖陶、宋雲彬、傅彬然等也離開六國飯店，住進東四附近的一個院落。儘管這裡是華北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所在地（葉是該委員會主任，宋、傅是其成員），但是門口卻有持槍警衛。６月５日，柳亞子夫婦到這裡拜訪宋雲彬。當時宋正在睡午覺，二人被警衛人員攔住，要他們登記之後才能進去。柳亞子對這種官僚主義的衙門作風非常反感，便徑自往裡去，大概是進入辦公室以後，警衛員拔出槍來進行恐嚇，這下子更惹惱了柳亞子，他拿起桌子上的墨水瓶扔了過去，卻濺了柳夫人一身。這時傅彬然和金燦然聞訊趕到，才連忙向柳亞子道歉，並把警衛員申斥一頓。事情過後，宋雲彬與葉聖陶、金燦然談論此事，葉認為"我們不需要武裝警衛，今後須將警衛員之武裝解除，燦然同意"。

由發牢騷到發脾氣，在柳亞子來說並非偶然，這反映了他對新的政治環境很不適應。類似的感覺在宋雲彬日記中隨處可見。比如毛澤東抵達北平時，統戰部以召開"座談會"為名發出通知，到會後才知道是要組織他們赴機場迎迓。這很容易給人一種不被信任的感覺。如果說這種"座談會"還勉強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下面一些座談會就讓人無法接受了。宋雲彬在日記中說：

——凡開會必有報告，報告必冗長，此亦一時風氣也。名為座談會，實則二三人作報告，已將全會時間佔盡，我等皆坐而未談也。

——教育座談會今日第二次開會，不去出席，此種集會絕不感興趣。

——周恩來在北京飯店作報告，由文管會以座談會名義邀請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餘人，欲"座談"何可得也？

——晚有座談會，談編教科書，除聖陶有較深刻之見解外，餘人均尚空談，可謂白費時間。

儘管如此，參加座談會畢竟是一種政治待遇。因此宋雲彬對此也比較在意。有一天他和葉聖陶、傅彬然同時接到通知，說下午五時要開座談會，後來又通知會議改期，他便和傅彬然去游天壇，沒想到他們一走，葉聖陶就被接去開會。類似的不信任時有發生，使他深感"北平非久居之地"。此外，他對有些人來到北平之後，一下子變得"滿臉進步相，開口改造，閉口學習者"非常反感，與此同時葉聖陶也有"上海解放後，必須南返"之意。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的《從瀋陽到北平》一章中，也寫了許多"意外的煩惱事"。這些"被誤解"、"受屈辱"的事情和宋雲彬的感覺、遭遇，可以作為柳亞子牢騷滿腹的旁證。

牢騷之四：經濟無方、幹部無能……

柳亞子"因病"休息後，還做了兩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他以南社和新南社的名義，於４月16日在中山公園舉行聯合雅集，二是由他籌備組織的文研會於６月26日在中山公園成立。關於前者，儘管有周恩來、葉劍英、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參加，但是當局並不支持這種活動；至於後者，從宋雲彬於第二天寫給柳亞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文研會成立也是柳大發牢騷的一個例證。由於這是一封鮮為人知的信件，有必要將它摘錄如下：……我有許多話很想跟您說。但自從搬出六國飯店以來，我們隔得太遠了，見面時又常有許多客人在一起，無法暢談，現在只好寫信了。第一樁事情，我覺得您的那篇《文研會緣起》寫得不大實際，而且容易引起誤會，容易被人當作把柄來攻擊您。例如您說"殘劫之餘，艱於匡複，司農仰屋，幹部乏材，國脈所關，敝屣視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繹一番，那麼，"司農仰屋"不就是說人民政府的經濟沒有辦法嗎？"幹部乏材"不就是說幹部都是無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嗎？最後兩句，不是說人民政府輕視文化嗎？幸而您寫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則流傳出去，被帝國主義者的新聞記者得到了，他們會立刻翻譯出來，向全世界宣傳說："你們瞧，連一向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元老柳亞子先生都這樣說了，難道還是我們造謠言嗎？"亞老請您想想，萬一真的被反動派當作把柄來作反宣傳，您不是要懊悔嗎？……宋雲彬在日記中錄下此信之後還繼續寫道："根據上面所說的理由，我覺得亞老這次發起 文研會 是一樁不必要的事情，同時覺得做的有點兒過火了。亞老有四十年革命歷史，沒有人不景仰。到過延安的幾位朋友曾經對我說，他們在延安的時候，一談到國民黨的老前輩像亞老、廖夫人、孫夫人，沒有不表示敬意的。"但是，由於亞老是一個感情勝過理智的人，特別是"自來北平後，精神亢奮，言動屢越常軌，而二三無聊之徒復圍集其周遭，圖有所憑藉，余故致書懇切規勸之"。

此外，宋還對柳亞子屢發牢騷的後果做了分析。他認為這不僅容易使朋友們因為怕受牽連離他遠去，還會讓經常收到他的抗議書或介紹信的領袖們疏遠他。這樣一來，又會使他牢騷更大，心情更壞。

信寫好後，宋雲彬徵求葉聖陶的意見，葉"連稱好極了"之後，才以挂號信寄出去。需要注意的是，大概在1946年下半年，宋雲彬為《人物雜誌》寫過一篇題為《柳亞子》的文章，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柳亞子從事文化活動的用意。文章說："我們中國，歷來有許多尚名節的士大夫，每值豺狼當道，奸佞滿朝，政治敗壞，民生憔悴的時候，他們就用言論行動來伸張正義，辨別是非。例如東漢末年的士大夫，就和 口含天憲，手握王爵"的宦官作了一番轟轟烈烈的鬥爭。……明朝末年，士大夫們為和閹宦奸黨鬥爭，紛紛立社，其中以復社為最著名。"到了清朝末年，情況比明末更壞，一部分士大夫又組織南社與惡勢力做鬥爭。從表面上看，南社是文人的集會，事實上卻是一個革命集團。"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詩寫文章的"，他們的目的，不過是"借詩文來發揮民族思想，發揮自由平等主義"。正因為如此，在1949年那樣一個時代，文研會無疾而終，中山公園的雅集成為絕唱，就在所難免了。

牢騷復牢騷

四天以後，也就是1949年７月１日，宋雲彬收到柳亞子的回信之後在日記中寫道："接柳亞老復函，謂 辱荷惠箋，深感厚愛，昔稱諍友，於兄見之矣"，然又謂 事之委曲不盡然者 ，則亞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

７月４日，宋又收到柳的來信，"謂前函尚多意氣之辭，自在聽鸝館與周恩來等作一夕談後，日來魂夢都安，更覺心平氣靜矣"。據柳亞子《北行日記》，周恩來與他長談，是在６月28日下午。晚上周在聽鸝館設宴，張友漁、徐冰等人作陪，柳"頗有醉意"。（《柳亞子選集》第1207頁）７月８日，宋寫了一封回信，並在信末附有一詩：

屈子感情原激越，賈生才調亦縱橫。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騷訴不平。

７月21日，宋收到柳亞子的來信與和詩，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首《口號答雲彬》：

屈子懷沙逢亂國，賈生賦值休明。懺除結習我知勉，不作蘇俄葉賽寧。

儘管如此，柳亞子的牢騷並沒有結束。三天後，宋雲彬去頤和園看望柳亞子之後在日記中寫道："亞老精神又由亢奮而轉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時候矣。柳太太謂余言，亞老在故鄉有稻田千畝，解放後人民政府征糧甚亟，每畝斗升，折繳人民幣，無垢因此售去美鈔六百元。又雲，鄉間戚友為無法繳納徵糧款，紛紛來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者，亞老皆置之不理。"這種狀況對於快人快語的柳亞子來說也許比較痛苦，但宋雲彬卻說："此亞老識大處也，誰謂亞老有神經病哉。"

此後，雖然宋在日記中很少談到柳亞子了，但還是能看到柳的一些情況。比如1950年７月23日有"柳亞老仍在"低潮 時期，連談話都無興緻"的說法，到11月19日又有"亞老近來又大興奮，喜管閑事"的記錄。

有意思的是，無論柳亞子怎樣發牢騷，他的境遇都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相比之下，柳亞子發牢騷時往往是進行勸阻的宋雲彬，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這顯然是1958年柳亞子逝世時，宋雲彬在日記中沒有記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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