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憂傷的年輕人

原載於《國家人文歷史》雜誌總第143期

「一二·九」運動之波瀾壯闊大概是民國學生運動史上之最，它不僅指發生在1935年12月9日的示威遊行，還包括「一二·一六」及1936年「三三一」等幾次大型示威，一系列救亡學生運動，餘波持續至七七事變抗戰爆發。20世紀五六十年代活躍於政壇或學術界的中流砥柱，履歷中大部分都有「一二·九」痕迹，如經濟學家顧准，外交家龔澎、黃華，文學史家王瑤，科學家錢偉長，清華校長蔣南翔，北大校長陸平……1935年他們正在北平上大學，國家危亡之際，即使「書獃子」也受到感染，離開冷板凳走上街頭。

學運高潮退去，青年領袖們選擇了不同的方向。一位美國華裔科學家晚年說：「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裡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一二·九」之後奔向延安的清華1934級學生韋君宜感慨道：「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無論治學從政，特殊的經歷使他們一生帶著理想主義色彩，與一般的政治家和學者氣質不同。他們被稱為「一二·九」一代。

北平學生或比中共中央先讀到《八一宣言》

1935年何梅協定簽訂後，華北將成為第二個東北，中國將亡國等傳言紛紛。國內民族主義高漲，尤其青年學生，無不同仇敵愾渴望抗日。國民政府認為開戰條件不充分，一味忍讓，壓制抗日言論，更不允許民眾組織抗日活動。社會氛圍壓抑到極點，黑雲壓城。「到處都是乾柴，你一點就起來」。

「一二·九」爆發前後，中共在北平勢力很單薄。大革命失敗之後，華北地下黨組織屢遭偵破，至1935年，北平不過有黨員十來個，共青團員二十個左右。國民政府對高校管控嚴格，北大校址位於王府井附近的沙灘紅樓，在當局眼皮子底下，中共不易滲入。清華燕京地處今天的西北四環，屬於遠郊，左翼組織得以發展。燕京有黃華、龔澎等，後來都成為周恩來手下外交幹將。清華主要由中文系學生蔣南翔、歷史系姚依林、地學系黃誠領導，他們皆是中共地下黨員；「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這句名言傳誦全國，是學運的招牌廣告語。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這句話是蔣南翔的手筆。韋君宜說蔣南翔從不對人提起，「他這個人就是這個作風」。

1935年夏秋，黃河泛濫，北平遍布華北和山東災民，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指示姚依林、黃敬等，發動進步學生，組織黃河水災賑濟會，利用這個合法組織搞學生工作串聯各校。有學生從北平飯店一樓一位法國人開的法文書店中買到了《共產國際通訊》《共產國際半月刊》兩本雜誌，從中讀到了《八一宣言》。進步學生組織立刻展開行動，一夜之間，教授學生起床都在門縫、臉盆里發現了一張《八一宣言》傳單。

《八一宣言》是王明在共產國際起草的，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名義，號召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內容深得人心。1935年10月首次發表於巴黎報紙，當時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歷盡險阻剛剛抵達陝北落腳，11月下旬才和共產國際代表接上頭，所以北平學生讀到《八一宣言》也許比中共中央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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