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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遠見與蔣介石的短視,在這件事上最明顯

這兩天,一則《國民黨黨產大公開:從大陸帶來227萬兩黃金》的新聞刷爆各種媒體客戶端和微信朋友圈。


尤其是從大陸帶走227萬兩黃金和10億美元外匯的爆料,更是用最真實的歷史數據,生動詮釋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的深刻原因。那可是1949年的227萬兩黃金和10億美元啊。

毛主席的遠見與蔣介石的短視,在這件事上最明顯


其實黨產問題,不止國民黨有,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也有。幸虧在1949年,毛主席做出了一個無比偉大英明的正確決策,極其富有遠見的解決了黨產問題,使中國共產黨避免了國民黨時下在黨產問題上的尷尬與被動。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國家和人民軍隊的卓越領導人楊尚昆同志,在其個人回憶錄中,曾披露了中國共產黨黨產問題的由來和處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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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同志認為,黨產問題,是一個特殊歷史條件下所留下的問題,它是在革命困難時期為維持生存而形成的,在黨全面執政的前夕自動宣告停止。


中國共產黨的黨產最早建立於1940年左右。當時由於國民黨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的經費,剋扣外來援助;對邊區實行「經濟作戰」,不讓糧食、棉布進入邊區;邊區需要財政供養的脫產幹部、戰士過多;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狀況發生了嚴重的困難。毛主席曾經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窩。」這是「最大的一次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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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面臨的經濟困難,朱德同志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務」,每一個單位都要有一點家務。那時說的「家務」就是種菜種糧食,做生意的單位很少。任弼時同志作了一番調查,向政治局提出一個方案:一是軍隊實行屯田制,生產自給;二是開荒;三是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


朱德同志又親自踏勘南泥灣,金盆灣,王震同志率領三五九旅屯墾南泥灣,王維舟同志率領三五八旅去隴東開荒種水稻。鹽的產運銷由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同志負責,邊區政府出資,「官督民運」。延安所有機關、學校,人人動手,開荒種糧種菜紡線,連毛主席也有生產任務。


3年後,邊區糧食自給有餘,棉花能自給一半。三五九旅能生產自給。邊區財政開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給。毛主席稱讚:「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黨的「家務」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民黨統治區甚至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把邊區的土特產外銷,換取法幣和美元,採辦根據地不能生產的電訊器材、醫藥用品等。這件事,當時主要由任弼時同志、朱德同志和李富春同志主管。


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盧緒章同志,搞了個華潤公司。

華東區也派曾山同志搞了個五豐商行。


北平這攤由賴祖烈同志經營。


後來邯鄲解放,楊立三同志被派去搞貿易公司,沒有搞成。這件事還鬧出個笑話:有一次,華東來的人經過邯鄲,看到楊立三同志穿著長袍馬褂,戴著禮帽,大吃一驚,回來報告說,楊立三叛變了!


黨產中還有一個來源是抗戰爆發後在大後方成立的國民參政會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參政員,每個月可領取600元法幣,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他們把這些錢繳黨費,也歸入黨產。

這批黨產,在關鍵時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夏,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也要遷往南京,還要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在平、津、滬創辦報紙,都需要籌款支持。


1948年,為了籌備新政協,接運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進人解放區,需要租賃外國的輪船。如果沒有黨產,這些開支簡直難於應付。

毛主席的遠見與蔣介石的短視,在這件事上最明顯



經營黨產,那時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考慮,就是全國勝利後,共產黨就不領國家的錢,自己吃自己的。進北平前,要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任弼時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一個問題:你共產黨不用國家的錢,其他那麼多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這個問題受到大家的重視。


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會議結論中明確作了結論:對待民主人士是個重要問題,我們應該公開地坦誠地和他們合作,統統吃國家的。黨產的問題,以不搞為好,有飯大家吃,向他們說明就是。


這樣就不再經營黨產了。


中央決定黨不搞貿易和商業活動的方針既定,經營多年的黨產完成了歷史任務,作了如下處理:


比如鄧潔同志在北平經營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帶中直機關的商店,還有現在已建為北京音樂廳的電影院、東郊的木材廠,還曾準備在密雲開挖的金礦,這些全部移交給北平市。


賴祖烈同志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條銀元和幾方古印,折價賣給人民銀行,錢存在中央的特別會計室。


至於香港的華潤公司和五豐商行等,因為當時香港還是英國人控制的地區,只能交給香港工委管理。


經過這樣處理,黨產中凡是同商貿有關的部分都脫了鉤。特別會計室只留下折價出賣所得的款項、黨員上交的黨費和毛主席的稿費,繼續由賴祖烈同志等五六人管理。


這些錢大體上有這樣幾種開支:


一是補助黨的活動經費。那時財政部的撥款有限,不足時從中開支。黨的八大的費用是國家開支的,上海工作會議是華東出的錢,政治局會議就從特會室支付,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有些也從這裡開支。


二是照顧一些老幹部的遺屬。許多老同志,為革命奮鬥一生,長期以來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畢生沒有什麼積蓄。去世以後,遺屬需要照顧。原來的中央委員去世後,繼續發放一年工資,像彭濤同志、黃敬同志的夫人都是從這個款項中支付的。


三是支付在蘇聯養病的王明的工資。建國後,王明長期住在蘇聯,他的工資由中國共產黨用人民幣換成盧布請蘇聯駐華使館轉交。


四是向蘇共對外聯絡部交過幾次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基金。因為共產國際早已解散了,沒有執政的共產黨有的需要資助。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曾受過共產國際的資助。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也有義務每年向蘇共的聯絡部提供一定數量的美元,大概交過兩三次。


楊尚昆同志認為,中國共產黨從執政開始,毛主席就決定停止以商貿活動來搞黨產,這有深遠的意義。因為執政的黨,手握大權,如果和商貿活動結合,必然會形成一批享有特權的經營單位和部門,而又無人敢於監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為腐敗現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當時這個決斷對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有著深遠的意義。


在處理黨產的問題上,和毛主席的胸懷氣度與遠見卓識相比,蔣公介石不知被甩出幾條大街去,簡直弱爆了。國民黨在面對綠營推動的「政黨法」以及「不當黨產條例」立法上的壓力,與此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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