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無戰事》中的大boss到底有多牛，引得薄熙來的老師都為他寫文章
《模仿遊戲》，圖靈由時下紅透半邊天的卷福飾演
成摞密密麻麻的草紙，巨細靡遺的研究計劃，還有「理所當然」的可行性分析。
因為戰時情報檔案的保密要求，戰後，圖靈竟然必須再次向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提交一遍上述文件，用以證明那破獲了德國恩格瑪機的計算機，是有可能被製造出來的。
當英國首相代表整個世界對圖靈做出正式道歉時，距離那隻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真實存在過，被他咬掉一口的蘋果，已經過去了整整六十年。六十年後，圖靈最早提出設想的那種龐然大物已經面目全非，成為了現代世界得以正常運轉的基石，以那顆毒蘋果為logo的公司估值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製作精良的《模仿遊戲》，讓無以計數的崇拜者為銀幕中悲情的主角黯然神傷。
所以，六十年，是不是已經長到足夠讓整個世界了解所有曾是禁忌的天才的光芒萬丈？
麥金農教授曾經的某場極具吸引力的講座~
一
史蒂芬·麥金農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與榮休教授。80年代初，他曾執教於中國社科院，彼時薄熙來亦在社科院求學。
個性親和的他與其他老師不同，學子們親切的稱之為「老麥」。老麥與學生們的友誼一直都在維持著。他的西方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綜合課卻是公認難度最高的課程，可是讓薄熙來吃了不少「苦頭」。2012年夏天，老麥又剛巧在四川大學教書。
薄熙來的同窗倉立德曾經深情款款地回憶到，「老麥的課不僅是全英語，而且內容豐富新穎，學理性強。而薄熙來入學之初英語底子較薄，這門課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幾乎每次課後，他都把笨重的錄音機搬回宿舍，放在床後的小木桌上，皺著眉頭，從頭聽到尾，一遍又一遍。遇到問題，他會主動招呼我們幾個同室為他答疑解難。到了學習的中後期，他不僅聽課無礙，還常常搶答問題，參與討論，筆試也過了關。可以說，三年學業，他在英語上用功最多，用力最勤」。
除了學術界，老麥在政界也有很強的影響力。尼克松訪華時，老麥甚至受到過周恩來的接見。他接觸過許多大陸與台灣的政界要員，並於九十年代初，以一封陳翰笙的介紹信，終於得以拜見陳立夫先生，完成了他夢寐以求的訪談。
陳翰笙，陳立夫認為黨國之敗，此二人是罪魁禍首
訪談過程中，和所有關心中國近代史的愛好者一樣，他理所當然地問道了這個問題：
Do you know why we lost the mainland？
（為什麼輸掉了大陸？）
陳立夫居然猛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激動地低吼出一個令人詫異萬分的答案：
It was Chen Hansheng and Ji Chaoding who were responsible！
(是陳翰笙和冀朝鼎的責任！)
（引自麥金農，losing the mainland:chen hansheng and ji chaoding in the 1940』s）
二
1963年8月，冀朝鼎去世，享年六十歲。周恩來為之主持國葬。
謝襄里、崔中石、梁經倫的原型，均是冀朝鼎
而當傅作義敞開北平城門投降的時候，這位日後享受國葬待遇的人物，彼時竟是「國軍高級軍官」，被中共軍人逮捕。又過了幾乎六十個年頭，同樣製作精良的《北平無戰事》紅遍大江南北，謝襄里、崔中石，尤其是梁經倫的形象深入人心，卻根本沒有多少國人深究他們的原型——冀朝鼎。
正是那個讓陳立夫激動得直接從椅子上站起來低吼的名字。
他，竟是中共安插的頭號經濟間諜。和圖靈一樣，在當時，他也是一個必須被歷史遺忘的人。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冀有美國留學背景，英語極佳，深得美國財經政要賞識，某種意義上，這個安排可謂是眾望所歸。而外匯從來都是中央銀行最核心的部門之一。
陳立夫其實一直對冀朝鼎的身份有所懷疑，但宋子文和「老實人」孔祥熙則對其格外信任，長此以往，冀氏竟逐漸成為國民政府頭號經濟學家，幾乎參與國民政府後期所有重大經濟政策的謀劃與制定。其實就連當時已經加入中共的弟弟都認為，「大哥是跟國民黨走的，我自己則是一心嚮往革命的。」
孔祥熙為什麼是個老實人？聽了許敬先生講的這個故事，我想你也會同意的：孔幼年患病，其父請中醫來看病，結果庸醫誤人，病越治越重，最後死馬當作活馬醫，走投無路之下，不得不把孔送往教會醫院，結果病馬上痊癒了。以後，孔氏父子就成為了虔誠的基督徒，其父竟因此故而戒掉了鴉片煙癮。後來，毓賢主使對華洋基督徒有計劃的屠殺被孔獲悉，他家鄉太谷所有教會人員都已經被捕。於是他自己從家裡拿錢給看守人員行賄，最終救得三人。義和團運動平定後，孔祥熙因為這次救助行動，被教會視為「華夏英雄」，獲得了崇高的聲譽。
和哥哥冀朝鼎一樣，冀朝鑄的也是在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敏感人物。1938年，9歲的他即隨父赴美，19歲就進入哈佛化學系。韓戰爆發後，冀朝鑄竟憤而退學，回到清華就讀，並隨即奔赴朝鮮參與作戰。
在危機四伏、九死一生的戰爭上，冀朝鑄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若非冀朝鼎暗中託人保護，日後「紅牆第一翻譯」的美號就必當歸屬他人了。
中美建交，陪著周恩來會見尼克松的，是冀朝鑄，在擔任毛澤東的翻譯數年後，他被派任為周恩來的專職翻譯官，前後共17年；三十餘年後，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時的翻譯官，仍然是冀朝鑄，此後，他又歷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中國全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
這張著名的照片中，本來冀朝鑄是跟隨在周恩來身邊的。坊間傳聞，就是因為冀朝鼎的關係，使得他從照片中被抹去了。
冀朝鑄的回憶錄《The Man on Mao"s Right》（《毛的右臂》）甫一刊行，立即風行海外，大陸做出刪節後，馬上跟進翻譯、出版。
相比冀朝鑄而言，生平資料本就少得可憐的冀朝鼎沒有留下任何自述平生的隻言片語，除了散見於一些小報和政治宣傳資料中獵奇式的「政治正確」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中外學術界關於冀朝鼎生平的嚴肅研究，竟僅有一篇論文。
當關於圖靈的邊邊角角都充斥著互聯網幾乎每個角落的時候，有重大價值的關於冀朝鼎的著述，竟只有一部英文著述——現任教猶他州歐格登市韋伯（州立大學的陸易斯（Gregory S. Lewis）教授的博士論文：Shades of red and white: 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Ji Chaoding, 1903-1963。對於它翻譯與出版的可能性，我從未抱過任何幻想。
足夠幸運的是，被李約瑟稱作「迄今為止，所有西文書籍中有關中國歷史發展方向最卓越的著作」的冀朝鼎唯一一部著述——《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從未被學界遺忘。
三
這部足以，並且的確「改變了我們對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理解」的作品，近乎天才地證明了魏特夫廣受非議的東方專制國家與水利社會假說，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葛兆光）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並以此首次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國王朝興衰循環做出了有足夠說服力的解釋。
這種模式經由拉鐵摩爾及其學生巴菲爾德的發展以及魯西奇的修正與補充後，可謂已經完成了這個謎題的所有拼圖。
周振鶴
中國歷代行政區劃無論如何改變，恰如周振鶴先生所言，其基本原則僅有「犬牙交錯」與「山川形便」兩條。
山川形便易於理解，即力圖使行政區劃與山川地勢相符；犬牙交錯者，則是中央政府忌憚地方勢力坐大，故意打破山川形便的原則，力圖各個政區勢力範圍互相滲透，以使之相互掣肘。此傳統延續至今，正因如此，如果我國各省分界，乍看之下似有頗多不盡合理之處。
冀朝鼎則在數十年前獨具慧眼地排除掉了「犬牙交錯」原則的干擾，他發現「這種地理區域高度自給自足，彼此獨立；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的統一或者國家權力的集中，只能意味著控制一個經濟區的問題；在此經濟區內，農業生產率和運輸設施使繳納漕糧成為可能，而且要遠遠勝過其他地區，因為任何一個團體，只要控制這一經濟區，就掌握了征服和統一全中國的關鍵」。
沃勒斯坦
與數十年後同樣是左翼史學家的沃勒斯坦在其巨著《現代世界體系》中現代世界「核心—邊緣」地區進行劃分的邏輯如出一轍，冀朝鼎以基本經濟區的轉移為判斷依據，沿用國際漢學界把中國分為秦漢、隋唐、元明清三個統一時期與南北朝和宋代兩個分裂時期的慣例，梳理出了基本經濟區與歷史時期的對應關係——由秦漢時的黃河下游轉移到隋唐時的長江流域，又轉移到元明清時的海河流域。
而分裂時期均源於原先基本經濟區地位受到挑戰，原先的統治集團控制全國的優勢地位不保，於是各大政治集團為了繼續控制基本經濟區互相傾軋，當其中某一勢力完成對新的基本經濟區的掌控時，此一分裂階段結束，中國歷史由此進入下一個循環。
由此，他找到了破解治亂循環之謎的那把鑰匙——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的直接原因，或是由於因經濟問題而產生的農民起義，或是源於少數民族因中國內部經濟崩潰而發動侵略，然而「如果認為短期循環附屬於長期循環，就好理解了；循環周期受經濟重心轉移的支配，而經濟重心為政治運動和朝代變化提供了場景—無論這些變動表現為內部叛亂，還是外族入侵」。
四
然而，在沒有現代交通網路的古代社會，控制了基本經濟區是如何中央集權政府又是怎樣進入控制全國的呢？
答案是興建大型水利工程。
在論述灌溉的意義時，冀朝鼎引用了他的老朋友，同為馬克思主義左翼史學家魏特夫的說法：「灌溉在中國每個地方都是集約農業的必要條件；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了中國的農業社會，就像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是建立在媒鐵的基礎上一樣」。提出「東方專制主義假說」的魏特夫給了冀朝鼎關鍵性的啟發。
魏特夫
所謂「東方專制主義」假說，簡而言之，即東方的古老龐大帝國一定是一種「水利社會」，這種社會的水利工程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正因如此，必須興建水利工程造的東方帝國一定是專制的。
魏氏的學術論斷甫一提出，登時轟動歐美，因為實質上，也格外諷刺的是，這位馬克思主義者的假說矛頭指向的，正是共產主義的蘇聯和中國。
在冷戰的意識形態下，魏特夫政治極為正確的假說受到了熱烈追捧。
趙鼎新
「東方專制主義」假說近百年來吸引了不知多少學者與輿論的辯論與口水，恰如趙鼎新所說，對中國學人來講，這個問題的實質可以化約為「為什麼中華文明的歷史與其他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相比會有上述諸多不同」。
然而，魏特夫的假說實際上在邏輯上是一個很難證真，亦很難證偽的命題。趙鼎新批評魏特夫是倒果為因，然而，他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中給出的答案——戰爭本身也不能逃脫這種批評。
桑巴特
恰恰類似於馬克思·韋伯與桑巴特之間那場著名的辯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與《奢侈與資本主義》皆是出類拔萃的社會學名著，皆試圖解決資本主義起源的重大問題。然而，兩位大師竟幾乎以同樣令人信服的程度分別論證了清教帶來的節儉與財富帶來的奢侈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主因。巧合的是，兩人皆是幾乎所有意義上的反馬克思者。
余英時
若是余英時先生對於桑巴特的著作有所了解，不知他還會不會寫出享譽盛名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篇以韋伯的理論與框架解釋宋明之際儒商興起的名作其實不過是另一個版本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並又提出了另一版本的「東方資本主義」假說罷了。
張亞輝先生的著述，其中評論冀氏《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一文極為精彩。
然而冀朝鼎的理論完全不同。恰如張亞輝先生敏銳指出過的，「與魏特夫相比，冀朝鼎並不認為治水是導致國家專制的原因，而是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動用手中集中的權利與經濟資源營建水利工程。在秦漢之前的封建制度（按此封建為分土建國之意）之下，並不存在基本經濟區和其他附屬區域的區別。基本經濟區也因此對秦漢之前的中國是一個沒有解釋力、甚至沒有必要的概念。」
而實際上，冀朝鼎明確指出了，大禹治水的傳說與半虛構的井田制不可信，大規模水利工程在漢以後才的情況才迥然不同。但即使是先秦時期的用於灌溉的溝洫，也首先是「承擔了國家經濟職能的治水工程」。不僅如此，「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護就必須動用國家的資源和權威，因此也就成為國家官吏的特權和義務」。
《流動的權利：水如何塑造文明》，水的社會與政治學。
在《流動的權利：水如何塑造文明》一書中，作者說，「在歷史上水一直都是一種戰爭武器，權利也是通過水來獲得的，因為利用運河可以促進貿易，而貿易一直是社會變革的驅動力」。冀朝鼎對中國歷史上水利工程，尤其對是京杭大運河的卓越分析與全漢昇、張家駒對唐宋經濟史的探索，幾乎共同開啟了20世紀中國經濟史上最重要議題「中國經濟中心南移」的序幕。
五
然而，冀朝鼎的邏輯構建有兩個不小的漏洞，這嚴重影響了「基本經濟區」理論對於中國王朝興衰循環的解釋力度。
魯西奇
第一個漏洞，由魯西奇先生指出並完滿解決。魯西奇認為，冀朝鼎的理論對於魏晉以前時期的解釋力遠勝於以後，比如京杭大運河，經濟物資是由經濟遠發達於南方地區的南方被抽調到北方，可是按照冀氏理論，南方經濟發達得多，所以才更應該是基本經濟區，該是北方的物質往南方調運才是。
「這是因為，農業經濟之發達只是提供了人力、糧食等經濟資源，這些資源只有轉化成可供國家支配的軍兵、役夫與賦稅之後，才能成為可以用來爭奪天下、控制全國的統治資源，換言之，王朝國家可以賴之以控制全國的基本經濟區應是它可以有效地獲取足夠的軍兵、役夫與賦稅的地區」。魯在冀朝鼎的基礎上，把這類地區稱為「核心區」。
魯西奇的這一看法，被學界公認是近現代學者對於冀氏理論最優秀的洞見。冀朝鼎因為拋開「犬牙交錯」，所以更為注意自然經濟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國歷史上，政治永遠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
而第二個邏輯漏洞，則要複雜得多。這必須要從拉鐵摩爾說起。
我的偶像~是拉鐵摩爾，不是右邊那位~
中國現代民族學與邊疆史奠基人，因為政治立場偏左而在麥卡錫「白色恐怖」遭受到了迫害的歐文·拉鐵摩爾是冀朝鼎和陳翰笙的好友。其最重要的作品《中國亞洲的內陸邊疆》發表於《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付梓三年後，拉鐵摩爾與冀氏對彼此的學術都非常了解。
1893年，美國史一代宗師、現代美國史學的開創者特納在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宣讀奠定了他「邊疆學說」的名文《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特納提出，「只有把視線從大西洋沿岸轉移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國的歷史」，由之，美國史上最偉大的論斷被特納提出：「開初，邊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說起來，他是歐洲的邊疆。向西移動，這個邊疆才越來越成為美國的邊疆」。美國的「邊疆」其實是不斷向太平洋沿岸移動的「活動邊疆」。美國終於可以不再僅僅是一個「出口商品進口文化」，在歐洲面前永遠都抬不起頭來的國家。
美國與歐洲原先被認定的那種「出口商品進口文化」的關係，竟與亞洲腹地游牧民族與中原漢族的關係出奇類似。
在晚清西方列強打破東亞的朝貢體系，東南沿海一線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海疆之前的幾千年中，內陸歐亞的游牧民族與中原文明的文化交往與戰爭擁有重要得多的意義。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被更有文化的漢族漢化，經歷一個基本經濟區轉移帶來的興衰循環後，這些被漢化的異族就又被趕出去。
拉鐵摩爾追隨著特納的視角，也發現了一條活動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這就是沿著長城的胡煥庸線。借用冀朝鼎的「基本經濟區」理論，拉鐵摩爾通過對於長城以外沿線的生態環境、社會形態、歷史演進行現代意義的社會學考察後，開創性的把中國邊疆劃分為滿洲、蒙古、新疆與西藏四大「基本經濟區」。
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只有區域沿革地理，考察政區、地名的變化，地方史志的編纂成千上萬，終歸是一個從文獻到文獻的歷史編纂學過程。邊疆民族史地更是主要依靠的只是歷代正史各西域外國傳的材料。是拉鐵摩爾第一次把現代社會學理論引入中國邊疆史和民族史中，徹底改變了整個學科的範式。
而中國歷史的治亂循環，與產生於蒙古和新疆的三次征服王朝關係密切。魏特夫與拉鐵摩爾均已注重到游牧民族統治循環的問題。然而，是拉鐵摩爾的得意門生巴菲爾德給出了關於游牧民族與漢民族最為傑出和完美，也極為另人震驚的解釋。
巴菲爾德注意到，歷史事實其實與我們的常識，即漢民族衰落時，游牧民族乘虛而入，待到漢民族強盛時就可以把他們趕回草原。實際上，一個強大的中央王朝通常都會伴隨一個同樣強大的游牧政權誕生；同樣，中原衰落後，那個曾經強大的草原游牧政權也會跟著衰退。當兩者都衰退時，位居東北的漁牧民族便會趁勢而入，佔據華北甚至染指中原。無論兩晉、遼金、滿清，皆應驗了這條乍看之下與我們的常識極度相悖的理論。整個中國歷史上，僅有一個例外，就是蒙元。
據巴菲爾德解釋，來自蒙古的游牧民族的生態環境使他們難以產生定居內陸的需要與政治構架，他們的活動主要以獲取物資、錢財為主。正因而此，一個高效、強勢的中央帝國反而可以更高效的與之談判，中央帝國越是強大，蒙古地區游牧部落就可以越是簡單的獲得更多漁利，反之亦然。而東北地區因為地理環境的多樣性，故混合了草原游牧民族、平原上的漢人農民、森林地區的畜牧與農耕部落以及海岸地區的獵人與漁民。
正是因為這種混合性，東北地區逐漸發展出一種「兩元制」的治理模式，對游牧民族採取傳統的草原自治方式，對漢人則採用中央集權的文官統治模式。這樣的混合統治模式既有外向擴張性，又可以管理廣大的內陸地區。唯一的例外蒙元則是伊斯蘭的商業、阿拉伯的科技和草原游牧民族的武力與內陸農業文明的政體組成的一個得天獨厚的奇蹟。
秦暉
在秦暉、金雁的名著《田園詩與交響曲》中，他們提出了著名的「關中模式」（關中地區幾乎不存在地主，幾乎不存在土地兼并現象）、「太湖模式」（江南地區正好反過來），遭到批評，因為即使在關中也不存有完全沒有地主的縣區，江南就更找不到土地兼并率百分之百的地方。
秦暉反批評道：「關中模式」與「太湖模式」已經抽象為一種類型，它與現實的關中農村與太湖農村並不完全等值。現代社會學中的模式分析不同於傳統的個案描述之處就在於，它不僅是一種經驗概括，而且是一種邏輯建構。
胡適1936年7月18日的日記，竟有這樣一條記載：「讀冀朝鼎的Key Economic Area in Chinese History（《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英文名），大失望。此君先有理論，然後去尋材料，其方法至鬆懈可駭，其結論也幼稚的可笑。」
大概只懂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以為一個文字的意思和發現一顆小行星同等重要的胡適，是不會思考中國歷史的治亂循環這樣的沒法「假設」，也沒法「發現」的問題的吧！不知胡適若在今天看到如今需要邏輯建構的社會科學對歷史學所作出的貢獻，會不會收回當年的這句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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