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本著他思想的行動

文史 06-23

重慶北碚的夏天，雖然熱，但是美。從盧作孚紀念館所在的嘉陵江正碼頭向四外眺望，真像單刀會裡關羽說的：「果然一派好江景也。」2015年暑假，我短居北碚，編完了《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和《我所建議的是什麼？》。或許，這再一次證明了北碚與梁漱溟先生的緣分。

梁漱溟：本著他思想的行動

梁先生居北碚8年，立功立言，功在書生參政與勉仁書院，言在《中國文化要義》。在《中國文化要義》的自序里，梁先生宣告，他要寫一本《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說完這句話，他就前往北京。北京生活40年，他成為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關注和研究的對象，但他並未寫出一本《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

2013年，我受梁先生哲嗣梁培寬先生之命，開始編選梁先生法律政治方面的文集，思路一直沒有打開理清，直到此次造訪北碚。事實證明，這次我不僅編出來了，而且，我第一時間確定的題目，就是梁先生當時擬定的題目。這是巧合，也表示梁先生的文章里，一直有一根線索——能被愚鈍如我之人發現的線索。

既然在《中國文化要義》里，梁先生宣布他要寫《現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那麼我們也可以說，這兩本書分別就是梁先生著作的文化篇和政治篇，所以說，在歸納「文化要義」之後，梁先生開始總結「政治問題」。這也是「內聖外王」的現代展開，亦即「內聖篇」和「外王篇」。

問題帶來了答案，歷史暗示了前途

文化篇與政治篇，內聖篇與外王篇，也可以說就是思想和行動篇。

在《中國文化要義》里，梁先生自問自答式地說：

「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或說：「他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這樣便恰如其分，最好不過。

是的，這樣真的恰如其分，《中國文化要義》對應的是「思想」，這本《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對應的是「行動」。當然，進一步界定來說，是「本著梁漱溟思想的政治行動」，有他的觀察和思考，也有他的志業、夢想和事功。

作為梁漱溟先生的兩本法政文選，我這裡編出的《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和《我所建議的是什麼》各有側重。前者側重學理性和問題意識，是他從行動中歸納出的梁版政治學和梁版憲法學。後者更側重政治實踐，是他在行動發表中的言論，言為行聲，言為心聲。

《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分為四編，前三編主要是梁漱溟對政治學一般原理的見解與闡發，對中國道路的思考以及基於其政治參與的思考；第四編主要是梁漱溟對憲法、法律的心得。

《我所要建議的是什麼？》共分三編。第一編「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集中展示了梁漱溟在鄉村建設和地方自治方面的一系列言論；第二編「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是梁漱溟作為意見領袖發表的系列看法；第三編「敬答一切愛護我的朋友」，可以說是「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下編，集中表現為梁先生在全國政協等會議上的發言，大部分展示了梁漱溟的睿智和風骨。

梁漱溟回憶政治史和政治事件的「憶舊談往」的文章，大部分未在此處收入；一些純技術的討論，例如《司法規例序》——這是他擔任司法部部長秘書時的職務作品，也未收入。這兩類文章，總體來說，和梁漱溟關注的「政治問題」關係較小。

梁漱溟並不是一個政治學家或法學家，他對於政治問題的研究，不是基於政治學原理或者法學原理，而是基於自己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系統的獨立思考，基於行動中的認識和形成的經驗。以故，他有獨特的問題意識，能看到遠處和深處。本書的題記，我引用了梁先生一句未受關注但非常重要的話：「問題帶來了答案，歷史暗示了前途。」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誰帶著什麼樣的問題意識，誰就會看到什麼，得出什麼結論，而未來，正隱藏在當代關注的問題當中。梁漱溟正是如此。

梁漱溟的問題意識，使他的法政見解頗為出類拔萃。例如，1919年「五四」時期，他發表了《論學生運動》一文，對「五四」提出了「法律的歸法律」的看法。直到2009年「五四運動」90周年時，梁漱溟的這個觀點還能啟發於人。2009年5月，我發表了《作為法律事件的「五四」》一文，如果說該文受到關注，則所有的貢獻都應歸於梁漱溟。

到了2011年，一部集聚了大批知名演員的電影上映，儘管人物事件眾多，這部反映近代歷程的影片還是有梁漱溟先生的鏡頭，他的台詞是「要冷靜」。這句台詞還不錯，梁漱溟的問題意識是敏銳的，是帶著強烈的責任感的，同時也是冷靜的。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梁漱溟和張耀曾的淵源實在太深。二者是親人、是學友、是互助家族中的兩代精英、是「上下級」、是司法總長和總長秘書。

我想特別引用我述論張耀曾的書中對比張耀曾與梁濟先生的一段話，這有助於我們認識梁漱溟在梁濟和張耀曾影響下，形成思想而又青出於藍的過程。

梁漱溟：本著他思想的行動

張耀曾說：「受先生扶植熏陶者垂十餘年，情感之厚，理契之深，迥異恆泛。」梁濟之子、同樣與張耀曾情誼深厚的梁漱溟則說：「自幼師事我先父。」由此，作為恩人和師長，梁濟既是對張耀曾思想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也構成了觀察張耀曾的人文思考尤其是人生思考的參照系。同樣構成了參照系的當然還包括思想家梁漱溟。

1918年11月10日，梁濟自沉，自云：「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同時梁濟自我解釋：「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

梁濟之死在當時引起思想界的震蕩，陳獨秀等皆有評論。數年後，徐志摩猶有評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在當時就震動社會的注意。就是倡言打破偶像主義與打破禮教束縛的新青年，也表示對死者相當的敬重。」

梁濟是張耀曾的師長，卻又與張耀曾構成了「清末」與「民初」的舊新典型。所以，二人一方面血濃於水，交流思想，另一方面，卻在一些根本問題上頗有歧見。所以梁濟曾說：「吾不知前途何所底止？真堪向天大哭，吾知舉世皆不以我為然，即親如張蓉西輩亦未必以我為然也。」

這就是說，張耀曾是梁濟的親人和弟子，卻不是思想上的知己了。為何不是知己？蓋在於，如梁濟自己所言，身值清朝之末，乃是代表「清末」的「舊人」，而張耀曾卻是代表「民初」的「新人」。

說梁濟代表「清末」，是說，梁濟並非僵化固守之人，「清末」，其意即非清朝中葉，自從同治中興以來，改良求變已成為許多士大夫的共識，吳汝倫、張百熙以及吳汝倫的師長曾國藩、幕主李鴻章，張百熙的推薦者和制衡者張之洞，甚至包括張耀曾的父親張士鏸，無論是歷史人物，還是普通官員，都有改良務實的基本認識。

他們絕不會覺得舊體制不能變，但是，又不會完全認同西方的政治架構和政治觀念，而仍然主張「保國」「保種」「保教」。所謂「保國」，並非保作為國家的中國，而是作為政府的清廷；所謂「保教」，當然就是維持儒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也就是維持基本的禮義，基本的君臣格局，家庭－家族格局。

梁濟說：「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對於君臣關係，梁濟以為：「今人為新說所震，喪失自己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為奴性，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之，忘其自己生平主義。」

對於家庭－家族格局，梁濟以為：「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於父兄，又多有打破家庭主義，家庭不敢以督責施於子女，而雲恃社會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梁濟正是在談論這些舊新分歧根本問題的時候，無奈地指出了張耀曾之無法為其知己之處。

與梁濟相比，張耀曾的人生履歷首先為迥異。張耀曾之求學與職業經歷，無不趨新，京師東文學社、京師大學堂、東京一高、東京帝國大學、參議院、第一屆國會，無不是新學與共和新政治的典型機構甚至最高機構。梁濟說：「吾昔催促張蓉西渡東，惟恐學染不深，既學成也，今乃責其偏，是吾最初之時無統觀之識也。」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梁濟和張耀曾的關係，也正是「清末」和「民初」，「君主」或「君憲」與「共和」，儒家與民主自由理念的一個隱喻。後者受前者催化，卻終於代謝了前者，超越了前者，或者說背叛了前者。用梁濟的用語來說，便是「偏」，「民初」的理念偏離了「清末」。張耀曾說「現世又人格平等之世也，余主張人格平等。」

張耀曾與梁漱溟有不少暗合的思考，例如，梁漱溟深度介入鄉村建設，關注地方自治，而張耀曾在留日期間擔任《雲南雜誌》總編輯時，就寫了大量討論地方自治的文章。

張耀曾和梁漱溟的行動精神，尤其接近。「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真是激動人心。

梁漱溟：本著他思想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