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專家評論:東方並非蠻野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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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並非

蠻野無序

道格拉斯·西普（Douglas Sipp）和裴端卿認為，中國在監管涉及敏感倫理問題的生物科學研究方面也許有值得世界借鑒的經驗。

原文作者：Douglas Sipp， 裴端卿

全世界首篇，包括至今僅有的二篇關於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的論文均來自中國的實驗室。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中國從一個以農業和商品製造為主的封閉社會成功轉型為世界創新領導者的又一標誌。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這類研究是最近十年來，反映中國在監管方面鬆懈，或者說從文化上對基本倫理爭議不太關心的系列事件中的最新案例。

在我們看來，認為中國的科研雄心會致使其無法在生命科學領域，特別是涉及人類胚胎的研究上審慎行事的擔憂，被過度誇大了。事實上，中國在管理編輯人類卵子、精子或胚胎的基因，以及在科研中更廣泛地使用人類胚胎方面都表現出了謹慎和剋制。

未來還會有巨大挑戰，特別是在生物技術的商業化應用方面。在國際監管標準需要不斷演化才能緊跟科研發展的快速步伐的時代，中國應該獲得鼓勵，確立自身科研超級大國的地位，與其他成熟的科研強國一起並肩不僅成為科研上的創新者，也成為監管方面的開拓者。

在媒體報道中被公審

首個有關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的研究曾被《自然》和《科學》期刊雙雙拒稿，據稱部分原因是同行評議者對其倫理問題的不安。美國和歐洲媒體對兩篇論文的報道往往把研究者的工作描述為一味追求進展、無視倫理原則。（見go.nature.com/1ukutpw 和 go.nature.com/1tmicqx）

以這種方式描繪中國實驗室主導的研究也並不鮮見。在本世紀初，中國研究者曾把人類皮膚細胞的細胞核轉移到到兔子的卵細胞中，試圖培育出人類幹細胞。就像第一篇關於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論文一樣，這項研究起初也被拒稿，部分原因是倫理上的考量。論文發表後受到了媒體的強烈批判。華大基因（BGI），一家位於深圳的私人基因組學科技公司曾經試圖通過為「擁有高認知能力」的志願者的基因組測序，將特定的基因序列與智力聯繫起來。這項始於2012年的研究也激起了人們對於中國對優生學潛在興趣的擔憂，儘管華大基因保證這一研究目的只是為了增進對高智商遺傳基礎的理解，而且無論如何，在現有的監管條例下，也不會允許把這些研究成果進行生殖方面的應用。

諸如此類的研究無論在何地開展，引發討論都很正常。但是，經常的恐懼感來自於一種暗示，在中國，中國科學家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距離設計嬰兒只有一步之遙。不近如此，海內外的評論者們往往還會假設，中國科學家和其他人士對於早期人類胚胎的命運毫不關心。

哪怕只是粗略查閱中國現有的監管條例，以及科研規範和社會規範，人們就會發現這種印象從本質上就有錯誤。

有原則的進步

中國在2001年發布的有關輔助生殖和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規範，就禁止了移植以生殖為目的修飾的人類胚胎。在中國，違反政府規範會帶來罰款，被開除，還有可能失去科研經費和執照。因此，儘管沒有直接被寫進法律中，但在允許人類胚胎研究的同時，將改造過的胚胎植入女性的子宮被認為是中國科研和醫療界「不能逾越的界限」。自從2001年出台以來，沒有人違反過這一規範。

開展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兩個實驗室都取得了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許可。他們使用的是被體外受精（IVF）診所放棄、無法存活且不會發育成胎兒的單細胞胚胎。此外，他們在發現基因編輯過程的效率出奇的低下後都停止了這項工作。上述這些步驟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對涉及人類胚胎研究的輕率態度。

同時也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民眾對使用人類胚胎的科學研究漠不關心。相反，與常見的認知不同，使用體外受精的中國家庭在處理多餘胚胎時一般持保守態度。即使在一胎政策下（這一政策在今年一月放寬），83%的受訪家庭選擇在孩子出生後將多餘胚胎保留0-3年。許多人都表示這麼做的原因是對胚胎產生了感情（見圖「存還是不存」）。在類似的調查中，63%的美國家庭選擇在通過體外受精誕下孩子後將胚胎保留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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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中文母語者來說，理解中國複雜的監管系統的確是非常困難的，至於監管如何實施，有時對中國人來說也同樣很難。的確，如果中國政府投入更多精力來詮釋其監管框架，幾乎肯定會改善國際聲譽。在中國，很多國家級政策和指南性規範綱領都埋沒在難以檢索的部委網站中，官方的英語譯本更為稀少，這使外國學者們無法掌握充分信息來進行理性的討論。然而，就使用人類胚胎的研究而言，可以說中國的方法策略或許比許多國家零散的法律體系更為高效實用。

多年來，美國的幹細胞科學家都面臨該領域研究前景的不確定性，以及使用特定細胞系的研究是否能夠獲得聯邦經費資助的問題。各州規定不同造成的混亂使問題更複雜了；現在，使用胚胎幹細胞可能在一個州是合法的，跨過州界後卻是一項犯罪。其他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巴西和日本等，在制定胚胎研究政策時都面臨著類似的困境，讓科學家們多年來都無所適從。

中國政府的政策規範具有的法律約束力，與一貫「禁止用於生殖，但允許進行研究」的立場給了科學家們信心，得以在規定明確的「安全區」內開展研究。事實上，中國做出的顯著成就，特別是在基因編輯方面的成績，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被歸功於這種明確性。

私營機構的挑戰

現在的主要問題是，部委的指南規範對於中國正在興起的私營生物科技企業是否夠用。

在2009年、2012年和2015年，中國衛生部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它的前身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都出台了針對幹細胞療法的規範。管理私人診所的早期嘗試遭遇了困難，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不同地區和城市的監管管轄權情況多樣，在遵守規範方面也無法做到統一。只要存在模稜兩可的地方，執行規定就可能變為一項挑戰。幹細胞生物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臨床應用是醫學的前沿領域，因此，監管者和被監管者都缺少經驗。的確，保障規範受到遵守的流程往往由不同的政府機構負責評判，這樣是誤用或濫用規範的溫床。

今年四月，一位接受過無效細胞療法的癌症病人的離世，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廣泛關注和批評，由此政府出文禁止醫院對外承包醫療服務。新的評估流程的出台，加上公眾的監督意識越來越強，使未經批准的治療方法進入醫院越來越難。

許多國家都面臨同樣的挑戰：既要讓政策尊重多元化的公眾倫理立場，又要考慮到允許探索開發生物醫學技術的應用。在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全球討論中，中國也應獲得同等的話語權。值得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對話交流開始展開。在去年，中國科學院和英美兩國的學術機構共同組織了全球首個關於人類基因編輯的國際峰會，這是前所未有的。

在全球化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各國內部監管系統的複雜繁瑣，以及國際上與日俱增的讓開放監管的市場來裁決技術質量和倫理問題的呼聲，而不是政府官員或生物倫理學家的大背景下，對每個國家而言，針對日新月異的生命科學研究來制定合適的管理措施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增進對不同國家做出的各種努力的認識，更好地理解各國應如何合作達成國際管理共識。總之，好的規則能驅動好的科學發展。

道格拉斯·西普是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發育生物學中心的研究者，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院教授。裴端卿是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GIBH）華南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所再生生物學重點實驗室的教授，他也是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的院長。

英文標題：Bioethics in China: No wild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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