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張學良心中有多少苦悶

摘要因為戰志不旺，又對安內攘外的政策，沒有深切的了解。遂想到離開家鄉，遠適西北，如此犧牲，是否值得？

【原文編者按】

劉健群是國民黨軍政要員。他早年參加黔軍，並非「黃埔系」出身，卻能藉助與何應欽的同鄉關係成為蔣介石的心腹，位列「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並擔任過復興社書記長。其後雖然曾在內部傾軋中失勢，抗戰期間還一度遁跡於雲南雞足山中，但戰後又復出成為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晚年在台灣以「立法委員」身份終老，其一生頗具傳奇色彩。

2016年3月中華書局出版劉健群的回憶文集《銀河憶往》，本文選摘自書中《窺測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一文，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與張學良一次沒有完成的談話

在西安事變的前幾個月，南京召開黨的中央全體會議。（二十五年七月）我是中央執行委員，從廣州趕回南京開會。副司令張漢卿先生，也因為開會由西安回到了南京。他住在下關與南京的中途新開的一家首都飯店。在當時的南京，算是首屈一指，比中央飯店、安樂酒店更華貴的旅館。相當於現在台灣中上等的觀光旅社。我到南京後，有一天去中央飯店訪友。出了飯店門，忽然碰見黎天才。他含著笑而且又似乎很莊重的對我說：「劉先生，我們副司令有點快發紅了。你應該好好地同他談一談！」他在張副司令處，是主辦情報的人員。也是四維學會的理事。他所謂快發紅是說張和一部分左傾分子有往還接觸的意思。我知道他說話的含義，但我對當時西安的情形，一點都不了解。我請他向張漢卿先生約定次日下午三時到首都飯店去作長談。

第二天下午，好像中央的會，已經快結束了。會議中沒有重要事，所以張和我都用不著去開會。而且知道張次日上午，已定好包機飛返西安。我按時到了首都飯店他的房間內，他謝絕了其他的訪客，關起房門，我們準備痛痛快快地暢談一下午。話題開始，我先靜聽他的意見。談不到四五十分鐘，並沒有接觸到任何問題的核心。忽然委員長官邸來電話，要張即去官邸，委員長原定六時半請他吃飯，現在就請他去，當然是委員長有重要的話要和他談。他一算時間，去官邸吃飯回來，為時已晚，到明晨動身返西安，已經更沒有再和我詳細談話的時間了。他說：「健群兄，我們只好再談了。希望你有機會來西安一次。」我們就是這樣的匆匆分別。第二天他回西安，好像我也是那一天飛回了廣州。夢想不到西安問題，會有以後那樣的嚴重。假如稍微有一點感覺，我就會乘他的專機，一同去西安住上十天八天，再回廣州工作，也是千值萬值！可惜之至！我和張談話，有甚麼用處呢？

第一，我知道他對我可以比較不十分隱諱地吐露出他心中的苦悶。

第二，凡是他對委員長有不了解或屬於他觀察錯誤的地方，我自信一定能委婉曲折替委員長解說得明明白白，讓他心服。

第三，真是他所有的困難，必需中央解決的事件，我會向委員長報告，委員長也一定會替他解決。

第四，他對他的部下有說不出口說不清白的話，也許在得他同意之後，我會替他幫忙解說，比他自己解說，方便得多。總而言之，這一點上下通氣的工作，我一定優為之。一點不是吹牛，也不是空想。我應該成為這一劑藥方中的甘草。為甚麼天不讓我們在首都飯店，有這半天痛痛快快的談話呢？我想只要談一個大概，我心中有數，一定會注意去解決這一個可以成為問題的問題。我會用盡心力，去為張解除苦悶而使之歸於平靜。

委員長對張學良一貫是愛護的。張學良對委員長也是敬信的。對國家的目標並無二致。對私人的情感，更是純真。還有甚麼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呢？西安事變，說穿了只是兩個字「誤會」。能通氣，則誤會冰釋。我事前事後研究，獲得如此的結論。

張學良與蔣介石

張學良的苦悶

當時張學良的苦悶，從直接間接研究，可以想像得到的，不外以下各點：

（一）「剿匪」的戰爭，不是輕而易舉的戰爭。應付的艱難，犧牲的重大，都在預計之中。東北軍中，可能先有戰志不旺與畏忌犧牲的缺點。

（二）在陝北「剿匪」的初期作戰，東北軍一百十師、一〇九師先後失利覆滅，一百十師師長何立中陣亡，一〇九師師長牛元峰拒降而死，這些失利的戰況，更使張學良內心懍懼而彷徨。

（三）因為戰志不旺，又對安內攘外的政策，沒有深切的了解。遂想到離開家鄉，遠適西北，如此犧牲，是否值得？

（四）內體不固，外邪感冒自然乘虛而入。延安共黨在生死存亡關頭，自然用盡心機，以「槍口對外」「一致抗日救國」「打回東北」等各種理論和口號，向東北軍文武幹部多方侵入。當時共黨的最高希望，原不過只是使東北軍對「剿匪」工作喪失戰志而陷於癱瘓，以便勉作「最後垂危的掙扎」。至於攪到西安事變，如此收穫，可能也出乎了延安共黨們意料之外。

（五）張的下級軍事幹部，屬於年青的一代，多半是東北講武堂學生。自稱對張副司令系親切愛戴。在普遍情緒不安之下，有人說：「副司令，你帶我們回家鄉去打日本人，我們死而無怨。你帶我們到西北來『剿匪』死得不明不白，我們永不甘心。」最刻毒的一句話是：「你把別人當父親，別人未必把你當兒子。」這句話使張的內心，有說不出解不開的苦痛。

（六）也許關於不「剿匪」而先抗日的見解，可能張學良曾經向最高當局略有陳述。這當然是不可能獲得同情的。以蔣委員長的個性對張又是一貫的愛護，一定指示他要整頓軍隊，完成「剿匪」工作，才有抗日回東北的可能。但委員長素重保密，天生個性莊嚴端重，不輕易多言，絕對不會委婉曲折將全般未來計劃一一對張學良分析解釋。也許根本想不到應該有此解釋的必要。因此可能在張的心中，理論與情緒，均陷於長期深深的苦悶和難堪。

（七）委員長批給東北軍的款項，比照中央或其他各軍，只有從寬，絕無苛刻。但在東北軍來說，在關外時，一切富裕，不需擔慮任何開支。入關以後，除正規部隊外，還有附帶的眷屬親友，若干款項是不能加入任何報銷的。四川人唱戲的台詞中有兩句：「越窮越沒有，越有越方便。」東北軍這些時候，感覺得到的是處處都拮据，處處都不方便。聽說委員長批的款項有時主管部門，以格於規定，表示為難，還要多方交涉，七折八扣，才可以領得。這一類事件在張氏心中，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八）共產黨「千變萬化」，有的純以東北老鄉的身份，表示愛鄉愛國的赤忱，一切為東北軍打算，為張副司令打算。有的縱然不隱諱共產黨的身份，但在張的面前，一定也表示得赤誠坦白，一切都好商量。使得張對這些人覺得平易近人並不可怕。反而在中樞方面，處處都有些扞格不入。有時情報機關，在西安逮捕左傾分子，不曾事先與張商洽（實際是先商則無效）。張更感到身為方面統帥，一切不能做主。有時連面子上都過不去。十分煩悶，隱在心頭。

總而言之：張在關外，是處處有權有勢。論出主意，他父親張作霖八成是要聽他的。也許乾脆是言聽計從，十足照辦。論經濟，他即是東北王。說啥有啥。只有人求他，絕無他求人的時候。自從來到關內，感覺處處在受苦受罪。他不會覺得他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並不深入和允當。而只感覺到不能發揮高見，只有聽命受訓的份兒。再加前途茫茫的艱難，下級幹部議論紛紛的諷刺，他的頭腦，不能冷靜。他心中的煩悶和苦憤已經是一座一觸即發的火山。

聽人說委員長去西安時，到軍官團訓話。軍官團是東北軍青年將校的集匯。委員長曾義正辭嚴的指出安內攘外工作的重要。不「剿匪」，便是不抗日，等於漢奸。理論是千真萬確。情真語摯，但出諸委員長嚴正的訓斥，可能是使他們更受不了。張學良由於平素的誤會，到臨時的衝動，於是乎在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可悲可痛的西安事變，遂爆發而不可收拾。

沈克：蔣介石特別約見的人

記得在西安事變之後，在和中央討逆軍相持之中，有兩個東北軍內的軍長首先表明服從中央。這在當時是有利於委員長安全返京最突出的壯舉。所以委員長安返南京之後，曾單獨約這兩個軍長共進晚餐。當中一位是沈克（字公俠）。另一位是東北人，因私交不深，恕我連姓字都忘記了。大約在國防部總還有案可查。可能因為我曾在北方工作的關係，委員長要我去作陪，座中別無他人。

在吃飯當中，沈克忽然起立說：「報告委員長，若果劉處長（他心目中指的是我）陪去西安，可能不會發生這件事。」我覺得愕然！連委員長也用驚異的眼光問他：「為甚麼？！」他說：「劉處長若去，我們有甚麼不好講的話，都可以對他說。」委員長點點頭。

原來沈克在北方軍人中是有名的多寶道人。說不好聽一點。是有名的濫王。他頭腦很靈活，交遊很廣。北方各軍的事，好的固然少他不了。他吃喝嫖賭件件俱全，任何做壞事的場合，更是離不開有他的介入。他在部隊中，如同幫會一樣。聽說有一次全師大會，官兵知道他輸錢輸多了薪餉發不出，乾脆有人舉手發言，「聽說本月份師長手氣不好，薪餉發一半罷。以後手氣轉，再加發我們好了。」你能說不可笑嗎？

我率華北宣傳總隊去北平的時候，第一個願意請政工人員去部隊工作的軍事長官便是他。他是師長，但是獨立師，不屬於任何集團。當時北方情形複雜，日本人造謠挑撥，說中央工作人員，是這個派，那個社。在日本人的想像，是要北方軍隊畏忌中央，和中央距離日遠。哪知道結果適得其反，偏有人要接近中央，甚至想參加這個社。沈克就是北方軍人中腦筋動得最快的一個。他希望擁護中央，與中央發生較密切的關係。當我們初去北方四處碰壁的時候，自然希望有一兩個部隊替我們政治宣傳工作鋪路作榜樣。我和他來往數次之後，他特別表示親切。有一天他單獨一人來見我，在懷中摸出了一本支票簿，他說：「健群先生，北方局面複雜，你來此工作處處都要用錢，不是可以報銷的。你我如同手足兄弟，這一本支票簿，請你收下。在五萬元以內，隨便用，超過五萬元，先通知我一聲。」我了解他的用意，我說：「公俠兄，你知道我個人生活不成問題，宣傳總隊，也規定有特別費。再說真有特殊的需要我會請委員長批發給我的。所以款項不是問題，問題是在北方的工作，需要你多方的贊助。」我當時還很誠懇地補了幾句，我說：「公俠兄，你既不把我當作外人看待，我有一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你為了國家協助中央這一番好意，我有機會一定向委員長報告的。但軍人的生命在軍隊，我希望你加緊整軍，使成勁旅。以你的聰明能力，不是辦不到的問題。假如你部隊太差，我說將來一定處處能夠幫忙你，那不是由衷的真話。既是好朋友，請你了解我。」我拒絕了支票簿，但我開出了更誠懇的情意。

可能他對我的真情和品格，更加有好感。以後在北平一個短時期的工作，凡是各軍各部有許多政工人員都無法知道的事情，都是他來告訴我。因為在北平無論好事壞事，沒有那一樁他不是親自以自己人的身份去參加的。所以特別知道得透澈而真實。

西安地方很小，聯左聯右，犯上作亂，我想無一處機密會議會沒有沈克仁兄的足跡。在他想像中，我若隨同委員長去西安，他一定對我盡情相告。他在東北軍中，仍系雜牌。若果通過我能親見委員長，他一定會拼性命告密，以圖首功。只要還有一日半日的時光，委員長自有安全應變的對策。我既沒有去，在隨行各大員中，他沒有深交，別人也許還是真看他不起。他絕不敢向人牽入如此重大的是非。他小小軍長當然也不敢直接去見委員長。事實上也無此可能的機會。所以他只好一直等到後來能夠安全自作主張的時候，才首先通電擁護中央，以瓦解西安軍事集團的團結意志。本來我一直認為縱然我隨委員長一同去西安，已經是毫無作用的廢料。照他這一說，我真深悔沒有去，那對於黨國該是多麼的好啊！世間事，真有天意嗎？！

西安事變後，南京有何應對？

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南京中央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似乎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見解。一是熟讀明史，知土木之變失君得君的利弊得失的人，他們主張立刻正名討逆，臨之以威，才可以達到營救委員長出險的目的。這一主張，以戴季陶先生為最明切。因為他對委員長公誼固深，而私交尤篤。一心一意只為愛護委員長而發揮主張，不必有所顧慮。另一方面，有若干人卻認為委員長既已被人劫持，當儘力婉商，以擇安全。深恐激怒張氏，使委員長的生命，更陷於危難。實際這兩種辦法，名雖相異，實則相成。婉商固以營救為目標，討伐又曷嘗不是止於以營救的範圍為界限呢？若果不是為了營救委員長，一切手段均將喪失其意義與價值了。話得說回來，事後諸葛亮，人人都比孔明強。在當時生死存亡，千鈞一髮，恩怨未分，情況難明，宜剛宜柔，過與不及，誰能說哪一種辦法，是至當不移有效的辦法？誰能說哪一種手段，是萬全而無少許危險的最好手段呢？

戴季陶

事變當中，在南京軍事委員會，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因為軍事委員會，雖有常務委員，但委員長為了安置馮玉祥，曾設置了一個副委員長。有委員長在，一切無問題。一旦委員長被人劫持，不能行使職權，是否由常務委員會主持？還是應由副委員長代行職權，負擔起全部討伐或談判的責任呢？以馮氏為人，對於委員長和黨國的關係，他若真正代行委員長全部職權，明人不必細說，包你有花腳烏龜好戲可看。因此在組織規程上，尋出了根據，中央還是決定另行以何應欽為討逆總司令。馮玉祥只是馮玉祥。依然和蔣委員長在京時一樣，照常做他的副委員長。他牢騷不牢騷？滿意不滿意？是另一問題。這是革命歷史，是黨國大計，千萬有不得一分一步的差錯！當年朱培德奉委員長命，主持軍委會事務。他的辦法是大事請示委員長，小事去問林主任（林蔚文系辦公廳主任，保有委員長的私章）。他本人是中道而行，百事無涉。當然像馮玉祥這個副委員長，更是等於有名無職，自然應該是空空如也，安安如也。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的。時間好在不很長，也總算是沒有鬧出甚麼不妥不當的笑話。（文/劉建群）

《銀河憶往》，中華書局，2016年3月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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