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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你們能指責80後嗎?

心理導讀:我們的國人正在整體大踏步地邁入消費主義時代,當80後的父輩和兄長都拋卻了理想主義,忙著唱歌按摩出國旅遊的時候,我們有什麼理由單單指責80後? ——www.iFuun.com


社會心理:你們能指責80後嗎?  


最近,我的朋友L先生很有些氣憤,在某個陽光祥和的下午,約我在西湖邊的一家咖啡館見面,不等我坐定,他便言辭激烈地說道:「你們年輕人,真是缺乏理性,凡事都訴諸人的本能反應,去對抗你們認為一切不懷好意的西方事務」,甚至不惜用了「腦殘」和「傻逼」這樣的形容詞。

我當然清楚,一向風度儒雅的他是被這幾天發生在各地的暴力「反日」遊行激怒了。這位60年代出生的精英,曾在多個公開的場合表達了自己對80後的政治期望,成為中國「現代轉型」的中堅力量,成為一代有獨立精神、思維的公民。


L先生對我說:「任何一代人,在社會進化的歷史裡,如果不能主動地創造或幸運地遭遇歷史性事件,那麼,他們的代際意識、代際效用、代際使命很難現身。」


所以,我完全理解的他的憤怒和無禮,畢竟他是為數不多看好「80後」的前輩之一。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跟隨在80後之後的描述都是「自私叛逆」和「嬌生慣養」。他們常被描繪成這樣的一種人:不熱衷政治,不關心社會。崇洋媚外,喜歡韓國肥皂劇和法國時尚,喜歡無病呻吟,習慣在富足的生活之中尋求憂鬱和悲傷。

而有些評論甚至有些尖酸刻薄了,比如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讀到這樣一段話:80後一代在這些虛無、罪錯的生存環境里成長,他們多有自我中心意識,而少有人類意識;他們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個性思想;他們多有勢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們多有叢林意識,而少有社會意識,是中國的「垮掉的一代」。


的確,同60後、70後相比,中國80後是沒有政治意識的一代。包括精明的西方人也發現,中國的80後儘管獨立、自我,卻對自由、民主、選舉權等興趣寡然。難怪,《時代》雜誌Simon Elegant 在描寫中國80後的文章「China"s Me Generation」(中國自我的一代)里,以一點無奈的語氣結束全文,「China"s future will be defined by whether they realize that democracy can help China.」(中國的未來決定於他們是否能意識到:民主能幫助中國。)


從大的視角來看,他們的成長風平浪靜。出生在80年代,卻因為年紀尚小,與那個年代的民主運動、文化復興毫無關係。隨之而來,初級政治啟蒙卻由「四項基本原則」緊緊控制,高等教育則把「馬列」「毛論」列為必修課和研究生入學門檻。80後對近在咫尺的歷史一無所知。所謂「禁忌」,只是大學內部網路瘋狂流傳的獵奇物,而非有切身之痛的記憶。不過,這種刻意塑造的忘卻,從某種意義上,並非壞事。


政治緊縮只是一種深藏不露的表面現象。80後其實懵懂的認同,似是而非的政治教育並非一種強制接受的價值觀,也非一種嚴肅的學術訓練,而是入學踏板石,甚至是記憶力測試。因此,「政治」更像是一次性用品,即用即棄。這也可看作,「工具化」的政治教育,客觀造成了一種「政治自由」


我們可以把中國80後自以為擁有的「自由」看作一種「無知」。雖然橫向比較而言,中國的「自由度」並非完滿,但是80後一代身上,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不滿傾向。在允許的範圍內,他們有對意識形態不予理睬的自由,他們把這種自由,延伸為互聯網和簡訊中的娛樂勢力、草根言論,享受虛幻的色彩斑斕、智慧泛濫。

因此,中國80後的精神層面呈現出一種非常現實主義、世故虛無的「草根」傾向。在80後身上,看不到「告訴你,這個世界,我不相信」的怨憤沉重,也沒有「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來尋找光明」的單純希冀。根本而言,他們享受到更多改革開放的成果,而規避了政治中陰暗血腥的一面。


話說回來,即使每天花兩三個小時玩遊戲也非洪水猛獸,只要規則公平合理,為其創造一種自由和平等的遊戲環境,他們在其中體驗期待,懷疑,痛苦和狂喜,通過個人努力與團隊合作,實現自己每一個微小的願望,這何嘗不是淬鍊其精神,獨立其品格,拓寬其眼界,增進其智識的過程,有什麼不好?


從內心來說,我實在不願意跟人去討論「80後」的問題,在我看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更有其應有的社會地位,我們是無法用前一代人的觀念來衡量,或者套用在另一代人身上的。而事實上,歷史上對下一代人的「打包」批判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無情地批評,上一代人往往對年輕一代表示擔心和痛心。比如,20世紀20年代,僑居巴黎的美國女作家格特魯德·斯泰因就曾經指著海明威等人說:「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裡更可能是一種偏見,是批評者的「杞人憂天」


李澤厚在《現代中國思想史論》的後記中,引用了西班牙學者馬瑞斯對「代」的定義:「『代』的研究注意於這些『在成年時(大約17歲至25歲)具有共同社會經驗的人』在行為習慣、思維模式、情感態度、人生觀念、價值尺度、道德標準……等各方面具有的歷史性格。」正是不同於以往的社會環境,塑造了80後新生代的社會經驗,進而形成了他們的政治意識。


而我想說的是,並非所有80後都讓L先生們失望。就像以往幾代人,80後也會分化出左翼和右翼,激進派和保守派,他們中間既有韓寒那樣的自由主義小將,也有《紐約時報》報道的大學生憤青。L先生在校園和網路上仍舊可以找到大批80後粉絲,而《中國不高興》不見得就受80後歡迎。

就拿令L君痛心疾首的「反日」遊行來說(抗議遊行指南:什麼是讓人敬畏的力量),在一片喊打喊殺的混亂中,也有保持理性、清醒,甚至踐行公民精神的例子。看完西安的80後李昭在9月15日那天的經歷,大家可能會感慨,我們距離公民,有時只需一瞬間。


社會心理:你們能指責80後嗎?  


當所有人都陷入到一種愚昧的愛國狂歡中時,他能夠在不盲從的同時,舉起那塊」前方砸車,日系調頭」的紙板,這舉起的正是一個公民的善意、勇氣與責任。從報道中得知,尤為可貴的是,他在事後反思,認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應該做和能夠做」的事,「就像你在新加坡不亂扔煙頭,肯定沒人給你鼓掌」,輿論的熱情讚許讓他開心,卻也有點寒心


公民不一定要是英雄,李昭只是在盡自己的本分(也許我們不能改變世界)。正如我的朋友,青年學者羽戈所說:「當公民把自己架上英雄的高度,其實質,不是上升,而是下墜。惟有像李昭這樣學會擺正自己的身位,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

若你稍加關注近些年的新聞,我們就能注意到,中國的80後遠非像他們的「前輩」所說的那麼不堪,更不是嬌生慣養的所謂「垮掉的一代」。與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只是不再屈從於主流價值觀,對人生,社會和政治有了自己的一套評判標準;他們不過以懷疑的方式與確定共處,以率性的方式與規矩共存,他們大多數已不再認為自己肩負著什麼特殊的社會責任或歷史使命。


他們自稱為「草根」,以此來對抗和解構他們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如此,他們當然會遭到一批具有「捨我其誰」的精英意識的「前輩們」的不滿。事實上,這種草根意識並不必然會導致政治冷漠,相反,我發現80後的政治活動正是從精英開始走向草根,「散步」一詞的流行可能就與此有關。因此,我覺得他們的出現非但不是中國的一場災難,相反,他們在以自己的方式成就著中國。


從歷史的維度看,1980年代甚囂塵上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80後」們僅僅趕上了一點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興起的重商主義大潮,他們成為當仁不讓的被動受洗群體;而2000年代產生的撕扯碰撞、顛覆瘋狂、時艱劫難,他們則是必然的承受者、擔當者,抑或逃避者、犧牲者。


常有人在批評80後時,搬出「五四」運動,將80後與「五四」一代的青年進行對比。事實上,「80後」並沒有丟掉「五四」運動的「德先生」、「賽先生」的精神,只是因為時代更開放、信息更豐富、視野更開闊,而希望有更大的作為。與那一帶青年相比,80後毫不遜色。最大的不同可能在於,革命浪漫主義情結逐漸褪去,更多的青年人依託法治路徑,以多種多樣的途徑參政議政。


2007年,6月1日和2日兩天,因為不滿PX項目落地本市,成千上萬的廈門市民從四面八方走到街上。他們井然有序地進行示威遊行,有人衣服上系著黃絲帶,有人揮舞著黃絲帶。有人呼喊口號,也有人現場演講。但令人詫異的是,沒有發生騷亂,甚至據媒體後來的報道,他們沒有留下垃圾,也沒有損毀公物。 後來我發現,發起和組織這次抗議,以及參加抗議的主要成員,絕大多數都是80後。看來80後也很會發動群眾,玩民主政治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他們的政治目的也顯得更切合實際,而不再是空泛的口號,他們正試圖以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改變社會。


允許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公民意識的崛起。我所在的城市—杭州,像內地其他的許多大城市一樣,面臨著行車難的問題。雖然市政府出台了一籮筐的法律法規,試圖疏導這該死的交通,然而收效甚微。有陣子,大概是病急亂投醫,市政府又準備醞釀出台一項限行的試行辦法,規定不論是什麼時間,只要是外地牌照的車輛,一律不準在高峰期上高架橋通行。 結果,試行辦法的徵求稿一經出來,便引起了市民的極度不滿。


我的朋友陳君,是定居在杭州的外地人,他有一輛寧波牌照的高爾夫,當他看到這項試行辦法後,便在微博上率先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這項試行辦法充滿了對外地人的歧視,而且出台的程序也不合理。他在質疑中稱,作為納稅人,人們有權要求市政府就這項試行辦法做出說明,是否進行過調研?是否徵求過市民的意見?是否進行過論證?


毫無疑問,陳君的質疑贏得了廣泛的支持。陳君告訴我說,若試行辦法真的實施,他將「以身試法」,若自己真的因此遭受處罰,他將提請「行政複議」,甚至起訴政府。不過還好,這項試行辦法最終在市民的強烈反對下做了修改,陳君總算不用去「以身犯險」。


上面的例子都是我熟知或者就是發生在我身邊的,而那些藉助微博改變中國政治生態的主力人群依然是80後。我們常常看到這些在外圍努力的身影,卻容易忽視在「中國政治圈內「奮鬥的力量。


最近,有兩個和「80後」有關的消息,很讓人振奮。第一條是十八大代表名單公布,人們從中看到了許多年輕人: 江西的大學生村官邢鐳,1986年生;江蘇的大學生村官石磊,1988年生;最讓人眼前一亮的是廣東的「打工妹」閆文靜,1986年生。


我們拋開參政的效果不談,至少我相信這絕對是媒體所說的「草根的逆襲」。第二條是北京首次公選「80後」處級幹部,我們姑且不表,但也從中看到了80後在政治系統中的崛起。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的變化,首先都是從內部開始的。去年,我去拜訪在某市政府就職的一位高中同學,在談及抱負與理想時,他自謂此生若能造福一方水土就很不錯了。在旁人看來,他的政治抱負稱不上遠大,可若是中國大部分的公務員都如此,那麼於國家民族未嘗不是好事。


去年,在一些公共名人的號召下,全國各地興起了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行為熱潮,其中就不凡有許多80後。據我所知,杭州的兩位80後徐彥和梁永春就付出了實踐,雖然最後未能當選,卻在當地引起不少的討論和影響。誰知道若干年,當中國政治環境更為寬鬆的時候,不會出現一位「政治人物」在台上說,當年他就是受到這兩位「前輩」的影響呢?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在討論80後的政治意識時,我們不要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他們具體的政治傾向上。80後是一個處於不斷成長,不斷成熟的群體,他們在政治上尚未走向成熟,一時迷茫或衝動都可以理解,現在對其下斷語顯然是不合時宜的。80後近年的許多表現,與其說是一代人的走向,不如說是青年人的特徵。


話說回來,我們的國人正在整體大踏步地邁入消費主義時代,L先生諷刺80後是「享樂主義者的天然傳人」,「笑貧不笑娼的實用者」。可是,當80後的父輩和兄長都拋卻了理想主義,忙著唱歌按摩出國旅遊的時候,我們有什麼理由單單指責80後?


文/西木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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