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孤獨症

文/周瓊媛丨商業周刊中文版（微信公眾號：businessweek）

科技宅男愛上了手機里的人工智慧系統OS1，跟「她」（由性感女神斯嘉麗·約翰遜配音，相當於iPhone里的Siri）發生了一段人機畸戀，最後發現「她」同時愛上了461人，遂罷用手機，回到不美好但真實的現實生活。以上是最近受熱捧電影《她》(Her)的情景，離我們真實世界越來越近。

坐在我面前的曹國鈞，男，49歲，是中國一家國企的信息部主任。他手持4個終端，有4個微信私人賬號、3萬多微友、15個微信公號、2000個微信群。500人以上的大群就有10個。經營這麼多微信，與他的日常工作並沒有直接關係。

紐約大學社會學家埃里克·蘭納伯格(Eric Klinenberg)曾在《大西洋月刊》2012年5月封面文章《Facebook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孤獨嗎？》中說，社交互動的質量而非數量最能預測孤獨狀況。他在接受《商業周刊/中文版》採訪時，重申了這樣的觀點。

大衛·梭羅說，社交是廉價的。他獨居在瓦爾登湖邊，偶爾觀察兩隻螞蟻在打架，他所描述的是惠特曼時代自然主義的美國。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大衛·里斯曼的學術著作《孤獨的人群——美國人性格變動之研究》竟然風靡一時，擊中了人們在機器時代的脆弱內心。

現在新機器把整個社會都捲入進來，一種新的社會性格正在形成。在中國，這種社會性格，有一個新名字：微信依賴症。這種依賴症背後，在社會學家們看來，是一種孤獨的癥候。

依賴症與孤獨的關係，用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向《商業周刊/中文版》描述的一個比喻就很容易理解：就像小汽車，如果你開車去見朋友，你會很快樂；如果你一個人駕車看著旁人的狂歡，你就孤獨。如果小汽車創造了郊區，它也創造了孤獨。卡喬波是芝加哥大學認知和社會神經學中心負責人、孤獨專家，多年研究社交媒體。

根據微信官方數據，不到4年時間，微信已積累了8億用戶，超過了歐洲總人口，其中月活躍賬戶達3.96億。公眾號數量超過了580萬，日均增長1.5萬。龐大用戶的活躍，讓微信估值飆升，里昂證券亞洲4個月前在報告中估值，說微信價值已達640億美元，三倍於Facebook收購的WhatsApp。

微信讓許多人患上了這種新病症：微信依賴症。嚴格說，這是一種社會病灶，一種社會性格和習慣的形成——可能好，也可能壞。

「我真的崩潰了。」回憶起一年前的事兒，曹國鈞不停搖頭。2013年7月22日，整整一天，曹國鈞都抱著手機，不停地點擊微信登錄按鈕。當天上午，由於通信電纜問題，微信大面積崩潰，和數億受影響的其他微信用戶一樣，曹國鈞無法登錄微信。那天，他第一次和他那個由3萬多好友組成的龐大微信世界失聯，他想知道誰又在約飯局了，哪位微友發了求救信號：比如小孩上學擇校、比如找醫生什麼的。

「社交應用就是為孤獨而生的，孤獨的人喜歡社交媒體。」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蘭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對《商業周刊/中文版》說。

7月10日下午，我們與曹國鈞見面時，他穿著一件草綠色的T恤，就是微信App底色的那種綠。曹國鈞把他和家人之間有限的溝通也挪到了微信上。他的手指在iPad屏幕上翻了好幾頁，才找到他與兒子的聊天記錄。徵得他本人的同意，我們引用了以下一段對話：

兒子：「底特律，20：38。」

父親：「能趕到下一班嗎？如何安排？」

兒子：「到達芝加哥，當地時間21：03。」

沒有一點多餘信息。父子之間的對話如果有一些柔情蜜意的問候或許更好。曹國鈞還建了一個小群給一家三口。起初，他會在小群里敲一句，「今天不回去了。」現在，他只有在要回家的時候，才在裡面說一句「今天回去」。他說妻子也已經習慣了。

接受採訪時，曹國鈞也不忘滑動微信頁面，選擇性地點開一些未讀信息，歪著頭把跟臉大小相當的iPad湊到耳邊聽語音微信。

這台iPad上，還安裝了日本即時通信應用Line、中國電信和網易聯合推出的移動IM「易信」、阿里巴巴的「來往」、網路即時語音溝通工具「Skype」、新浪旗下類微信社交IM產品「微米」等。

望著曹國鈞與微友們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很難問出口：你孤獨嗎？這不是梭羅似的孤獨，字義一目了然。有了社交媒體和工具，人們非常忙碌地參與了各種社交群組和討論。1990年代時是郵件組和BBS；之後是QQ和MSN；博客、Twitter、微博、Facebook、Path、Instragram、WhatsApp、陌陌……

「為什麼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與技術在一起，卻吝嗇把時間分給現實生活中的人？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這是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的疑惑。1990年代初，她沉醉於網路聊天室和在線虛擬社區，寫書慶祝網路新生活。20多年後，昔日的科技代言人變身科技反思者。

網路帶來了新空間。在這個新興空間的一端，雪莉·特克採訪到在同一張床上給對方發簡訊或者寫電子郵件的夫妻。她在《群體性孤獨》一書中對此評論說：手機在身讓孩子們有了安全感，但他們生怕漏掉任何一條重要信息。網上友情容易獲得，但這種親密關係存在著隨時失去的風險。

微信創始人張小龍從未公開解釋微信啟動頁面的寓意：一個孤獨小人獨自面對星球。人們樂意把它解讀為微信增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幫人解決孤獨問題。但張小龍也承認，「通過技術解決不了人的內心情感需求」。

據統計，3000多萬美國人獨自生活，約佔美國家庭總數的四分之一。人們夜以繼日地通過手機和電腦保持不間斷的聯繫，社交網路繁忙喧鬧，個人卻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孤立與疏離。

「社交媒體融入生活，這一切剛剛開始。」埃里克·克蘭納伯格在郵件中對《商業周刊/中文版》說。

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新的社交工具，卻越來越少地擁有一個真實的社會。羅蘭德·沃金著有《虛擬幸福：新幸福階層的陰暗面》等書。他發現，在Facebook上人們很難建立強聯繫（關係）。「那些只是熟人，不是朋友。有的人有超過200個Facebook好友，這實在太瘋狂了。你在網上有多少朋友並不能反映現實生活中有多少朋友。」他在電話中說。

社交網路依賴症讓人變得孤獨，是危言聳聽嗎？是社會學家杞人憂天嗎？不是說好的「工具無罪」嗎？

「社交網路不會讓人們感到更孤單。相反，頻繁地更新Facebook會減少孤獨，因為更新狀態勤快的人會感到自己和朋友們聯結在一起。」德國社交網路研究學者格羅斯·德特斯(Grosse Fenne Deters)在電話中對《商業周刊/中文版》說。她研究了人們使用Facebook的頻率如何影響他們看待朋友、家人以及社會的方式。

曹國鈞在我們面前展示了他的2部智能手機以及2台iPad，這4部終端設備里都安裝了微信。在那台屏幕花掉的iPad上，微信圖標很顯眼，曹國鈞點開微信應用，左下角的微信未讀數字一直在跳轉、增加，最後停在了314772。

如果曹國鈞每一秒看一條信息，這需要87.4個小時。如果他還回復一些信息，估計要花更多時間，這還不算在他看信息同時，又跳出的無數信息。

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從互動的頻率、感情力量、親密程度和互惠交換四個維度，把聯結分為強弱兩種。

「我知道很多人擔憂網路社交會使人孤獨，他們害怕網路交往會成為現實社交的替代品。但更多研究認為，這種擔心是不正確的，因為科技只是工具，會帶來什麼結果完全取決於人怎麼用它。很有可能是，人因為孤獨了，才跑去網路上找人交流。」格羅斯·德特斯說。

約翰·卡喬波也支持格羅斯·德特斯的觀點。他在《孤獨是可恥的：人性與社會聯繫的需求》一書中將孤獨比喻成「飢餓」，它們是某種信號，預警你餓了或缺愛了。

卡喬波基於大量的社會學調查、生物學與流行病學研究，提出了一個「孤獨模型」。他發現，一個人是否孤獨，並不能根據Ta的聯繫人多少做出判斷。許多人擁有很多「她」，但仍然很孤獨。

電影《她》男主角的工作是在漂亮的手寫信網站上替別人寫情書。他自己經歷婚姻破碎，面臨中年危機；他負責傳遞情感，跟有好感的女同事卻有表達障礙；他享受指尖運動和虛擬性愛，卻在洛杉磯的街頭一個人遊盪，倍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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