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關鍵一戰

文史 06-29

一、蔣介石李宗仁圍繞「復職」的較量

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下野後，國民黨政權在軍事上大規模潰敗的局面沒有改觀，反而有加劇之勢，「代總統」李宗仁無力控制局勢。4月底解放軍渡過長江，佔領南京，國民黨政權南逃廣州。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蔣介石在親信的慫恿下，開始考慮取李宗仁而代之的計劃。

1949年10月8日，參謀總長顧祝同致電在台灣的蔣介石：「粵省西北與湘、黔軍事已趨劣勢；請毅然復任總統，長駐西南」。吳忠信、張群、朱家驊等人也紛紛向李宗仁施加壓力，希望李聲明「引退」。10月18日，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設計委員會議，研討其「復職」問題，得到了大多數與會委員的支持。當蔣就此向丁惟汾、吳敬恆等國民黨元老徵詢意見時，卻遭到了質疑。元老們認為，蔣介石宣布「引退」是依據「憲法」而行的，除非李宗仁誠心求退，否則，「蔣不宜徑自宣布復職」。蔣此時不想負起國民黨失敗的領導責任，決定暫緩「復職」，繼續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於幕後操縱全局。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關鍵一戰

1949年10月，李宗仁及國民黨政府從廣州逃至重慶，其所依仗的桂系勢力逐步瓦解。蔣介石走上前台，加快「復職」步伐。李宗仁雖無力控制局面，但他將所有失敗均歸結為蔣的掣肘，將其玩弄於股掌之間：「蔣欺人太甚。起初，我並不想上台，是蔣強迫我做代總統的；在我到職後，他把庫存金銀外匯和武器彈藥全部運往台灣，並且先後破壞守江計劃和保衛廣東的軍事。等到局面搞垮了，他又要出來了。好像我的進退完全以他的意志為轉移似的」。當蔣介石的親信吳忠信當面勸李宗仁退位時，李斬釘截鐵地回絕。

李宗仁得以與蔣對抗的關鍵武器是1947年的「憲法」。依據「憲法」第49條的規定，「總統」缺位由「副總統」繼任，如再缺位，則由「行政院長」繼任。這就意味著，他如不主動退職，蔣就不可能順利復職。

1949年11月初，蔣介石準備赴重慶，並約李宗仁面商。李避而不見，趕在蔣抵重慶前，以「出巡」為名離開重慶飛往昆明。11日，又自昆明飛往桂林，後轉飛海口、南寧。最後於20日飛赴香港，準備經香港去美就醫。李就是不與蔣介石見面，使其在重慶有「撲空」之感。不僅如此，李宗仁還在赴港前發表了書面談話，宣布他赴美國治療期間的軍政事宜，交行政院長閻錫山負責，「照常進行」，堵塞蔣藉機「復職」的可能性。

11月20日，李宗仁赴港當晚，蔣介石在重慶連夜召集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派人挽留李宗仁。22日，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棻四人攜蔣寫有「將以『充分權力』交給李宗仁掌握」的親筆信到香港，勸李宗仁回重慶。李拒絕。27日，蔣再在重慶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對李拒絕回渝表示了他的考慮：

對外關係，尤其我國政府在聯合國中之代表地位問題，極關重要。如果李宗仁長期滯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又不「復行視事」，則各國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為我國已無元首，成為無政府狀態；則不得不考慮對於北平匪偽政權之承認。此外，對內尚有維繫人心之作用。（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第272頁）

蔣介石不說自己要「復職」，但強調「無政府」的危害，這使得與會者「一致擁蔣復職」。次日，蔣介石再派洪蘭友、朱家驊攜國民黨中常會決議飛赴香港，促李返駕。此為蔣第一次就「復職」問題公開向李攤牌。李宗仁不僅拒絕返渝，避開蔣的挑戰，而且於12月5日以「代總統」的身份偕夫人離開香港，飛赴美國治病。臨行前，李致電行政院長閻錫山，「在仁出國之短暫時期，請兄對中樞軍政仍照常進行，至於重大決策，盡可隨時與仁電商。」此電錶明李宗仁維護其「代總統」地位的決心，並試圖聯合閻錫山一起為蔣介石「復職」設置障礙。

李宗仁避居美國後，住進醫院手術，拒不回國。國民黨政權於1949年12月徹底逃到台灣。蔣介石與李宗仁的權力之爭亦進入新的階段。

二、蔣介石斷然復職

國民黨政權在一片混亂中退據台灣，面對中共摧枯拉朽般的軍事進攻，仍有朝不保夕之虞。李宗仁滯美不歸，蔣介石雖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控制全局，行政方面卻有實無名，「政府無首」，更加劇了混亂局面。

蔣介石認為「復職」已不容再緩。他1950年1月中旬在日記中寫道，值此「危急紛亂無政府之狀態，以及美援絕望之際」，應「統一事權，集中力量以挽救危局於萬一」。面對李宗仁之不退讓，蔣介石曾考慮避開與李在「總統」問題上糾纏，而以某種「軍政府」的方式取得實權，由他來「主持軍委會與出任反共救國軍統帥，下置各部會替代政府，徹底改革軍需與軍政制度」。軍政府的靈感似乎來自當年孫中山領導國民黨在南方建立政權反對北京政府的實踐。但蔣同時又擔心，如果真建立軍政府，「此必為美國反蔣派藉口」。（1950年1月14日）權衡利弊，蔣放棄了這一設想，確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還是逼李交出職位而自己「復職」。於是，蔣介石繼續力促李返台「視事」。

蔣介石通過各種途徑促李宗仁來台，有雙重目的：一是如李宗仁果真來台，也只能束手就範，此時台灣的黨、政、軍、財大權已基本掌控在蔣手中，桂系主力已在大陸被解放軍殲滅，逃到台灣的白崇禧等人難成氣候。二是如李不肯自投羅網返回台灣，則更可暴露李宗仁危難之際遠避外國，不履行職責之「不義」，激起「公憤」，使其喪失民心，為蔣「復職」作「民意」的鋪墊。

1950年1月，「監察院」致電在紐約的李宗仁，以委婉的口氣指責他擅離職守，玩忽「代總統」的職責，並促請其立刻回台北「視事」。李宗仁回電拒絕赴台。台灣輿論主調從「促李赴台」變成了「促李下台」。2月3日，「國大聯誼會」致電李宗仁，要求其明白表示，要麼放棄「代總統」職位，要麼立即回來。對此，李宗仁仍置之不理。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關鍵一戰

與李宗仁的鬥爭一度呈膠著相持之態，使蔣大為惱火，他在2月4日記道：

近日心神不寧，時現燥焦灼之象，對於各事觀察往往過於險惡與緊張，若從容考慮，事實並不（此處一字不能辨識——引者）如此之躁急憂慮，自取煩惱耳。此乃修養不足之故，以後對於寧靜淡泊，主敬主極之道，當特加意，切勿操之過急也。（1950年2月4日）

次日，蔣介石下定「復職」的決心：「決心作複位之準備，以非此不能救國也」。決心既定，篤信宗教的蔣氏夫婦還在當天早上的禱告中，將此決定「對上帝之懇求語出肺腑」，他們「深信上帝必能監察而終不我棄也。」（1950年2月5日）

是什麼促使蔣介石做出最後的決定？循蔣的日記可以找到答案。他蔣的基本判斷是，以台灣風雨飄搖無人擔當的局面，再不出面負責，「則僅存之台灣最多不出三月，其必為若輩自取滅亡矣」。（1950年2月15日）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一般的「民意」也基本站在他這一邊。蔣介石自認為擁有國民黨內「民意」支持，大局抵定，便開始終日考慮「復職」及之後政策，他在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

此次復出主政，對於軍政、經濟、政策、人事、組織以及本黨改造方案，皆未確定。恐難（此處一字不能辨識——引者）過去功虧一簣之覆轍，或不如過去之尚有所成也。故於此十日之內必須積極準備，對於下列各項必須切實研究，有所決定也：一、政府組織方式，總體戰軍政府之精神出之；二、幹部會議綱領與人選；三、總體戰實施程序與經濟政策之決定；四、研究設計、監察制度與組織之實施；五、黨的改造方針之決定；六、台灣黨政方針與人選之決定。（1950年2月13日）

蔣介石決心已定，就不再顧忌李宗仁的立場，而全力準備「復職」的各項工作。

2月14日，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居正、于右任、張群、何應欽、閻錫山等聯名致電李宗仁，「監察院」也向李宗仁發出最後通牒式的函電，如再不回來，他們將請蔣介石「復職」。「監察院」的電文短勁嚴厲：

本院為團結救國，乃有哿電，同心之苦，人所共計諒。不期先生（指李宗仁——引者）於複電中反飾詞自辯，稽諸憲法，總統職權決不能寄居國外，遙為處理，故尊電自總統府發表後，民情憤激，輿論嘩然，事實俱在，當荷明察。先生如仍不體念當前局勢之阽危，及前電之忠告，而不迅為明確之表示，則拖延貽誤，無異自絕於國人。同仁實不能不肩負人民之付託，以克盡職責，惟不忍於此時再與先生作文電之往還也。謹此電達。（《中央日報》，1950年2月14日）

2月23日下午，國民黨中常會舉行第266次會議，居正、于右任等52人出席，會議專門討論蔣介石「復職」問題，最後決定「請蔣總裁尊重各級民意機關暨全體軍民與海外僑胞之公意，繼續行使總統職權，早日復行視事，以挽危局」。次日，「立法院」又在「院長」劉健群的帶頭下，聯合簽名致電蔣介石，「敦請」其「復職視事」。

「司法院長」王寵惠特地從香港趕到台北，為蔣介石「復職」提供法律依據。王寵惠以其特殊的身份解釋「憲法」第49條與蔣「復職」的關係：「總統復行視事，有憲法根據，蔣總統不能視事原因消失，李副總統行權當然解除。」王的談話，為蔣介石提供了「法律保障」。

至此，國民黨與國民黨政權的高層人士幾乎都站在蔣介石一邊，公開籲請其「復職」，形成了「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局面。

2月下旬，蔣介石在台北賓館召集國民黨中常委及軍政要員四十餘人開會，討論「復職」問題。會上，蔣介石宣布定於3月1日上午正式「復職」，並通知「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做好準備工作。他在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無論其今後變化如何，決於下月一日複位」。

1950年3月1日，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天。他在下野一年多之後再次「復職」。他當天的日記記事甚詳：

三時起床，修補致桂李電文，請其代表中正訪問美國朝野，從速回國諸句再三考慮，以為無損於內容也。靜默禱告至五時方畢，再睡也。七時復起，繼續朝課，與妻跪禱自今日複位起，願誓以一切奉獻於上帝，此身非為自我所有矣，惟上帝垂察之。記事後，與少谷同到台北總統府宣布復行視事，舉行儀式畢，乃回辦公室攝影，在陽台上對府前群眾答禮後，視察秘書長、參軍長各室後乃離府，順訪稚老先生致敬。回寓批閱公文。自今日起，公文由周秘書口述而後指示要旨代批之，如此乃可省目力，而只用耳力，較易也。正午，約宴幹部商談就職後應辦要事。下午午課如常。約見民、青兩黨代表後，修正明日對民意機關代表講稿。入浴後晚課。（1950年3月1日）

日記中透露的信息是，蔣介石「復職」當天的心情十分緊張，對如何處置在美國的李宗仁沒有把握，凌晨3時即起床，修改致李的電稿。他罕見地一天四次禱告（包括早上與宋美齡的跪禱），求上帝保佑。

當日上午10時，蔣介石到達「總統府」參加「復職」典禮，閻錫山、陳誠等文武百官參加。蔣介石在儀式上發表了「復行視事」文告。隨後，至「總統府」辦公室，召見「行政院長」閻錫山，詢問有關事宜，批閱了「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呈遞的幾份文件，以示正式開始行使「總統」職權。台北方面為蔣的「復職」組織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蔣介石是如何看待自己「復職」效果的呢？他在3月底總結道：

復職已經一月，……余之信譽不僅無所損，而且中外觀感大轉，全國民心之歸向至月抄益顯。共匪雖凶，廣西子雖詐毒，亦不能減損我毫髮，而國家轉危為安之機，則甚明也。……總統府、行政院各部改組已經完畢，今後軍政財政皆有重要主持之人，當然政府加強顯見重大改革與進步。一年余來無政府無責任之狀態至此可告一結束矣。（1950年3月31日，「上月反省錄」）

顯然蔣是非常滿意。

三、「美國牌」在蔣、李鬥爭的運用

美國對國民黨內部的爭鬥影響至深，蔣介石第三次下野，美國即為重要因素之一。國民黨失去大陸前後，美國從其戰略利益出發，對華政策基本上從「介入」改為「袖手」，等待塵埃落定，但它在國民黨內爭中的影響仍然無處不在。

李宗仁抵達香港時，即囑「外交部長」葉公超通知美國政府，告以赴美就醫之意。美國方面並未立即同意，最後，李向美方「鄭重表示」，「在美治療完畢後即回國」。有了這樣的保證，美國才允許其治病。蔣介石與杜魯門政府結怨甚深，他認為美國同意李宗仁去，就是縱容支持李。他在日記中多次痛罵杜魯門與艾奇遜的政策是：「以李宗仁為逼制我內政，使其分化癱瘓。……只要能達成毀蔣消滅國民政府之惟一目的，則無不可為之事。」（「三十九（1950）年工作反省錄」）。受蔣派遣在美國爭取援助的宋美齡因屢屢受挫，而於1950年1月返抵台灣。

1950年1月4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不再軍援台灣。其後，艾奇遜更譏諷蔣介石是「一離棄大陸逃避海島之難民而已。」美國此時的立場，是不過度捲入國民黨內爭，但在客觀上有利於李宗仁借美國以自重，鉗制蔣介石的「復職」進程。其實，李宗仁並未獲得美國政府任何的承諾，甚至想接觸美國高級官員都很難。知悉蔣介石緊鑼密鼓地籌備「復職」，李宗仁為借美國之力，竟謊稱即將「回國」，行前求見杜魯門總統。杜魯門出於禮節，答應設便餐招待。李宗仁藉此大事聲張，以證明美國支持其「代總統」地位，對蔣形成威懾。遠在台北的蔣介石不明原由，果真十分緊張，對美國是既恨且懼，他不禁大發感慨：「此乃其國務院又一倒蔣之陰謀也，以其恐其一日複位之消息實現，而又望余展期則其以擁李之手段達成毀蔣之目的。」（1950年2月28日）蔣的決心並未動搖，他一面緊張地關切美國動向，一面繼續「復職」的各項準備。

李宗仁並未得到幻想中的美國支持，甚至在美國的國民黨外交官與僑界對李宗仁也多保持距離，他在與杜魯門見面後離開華盛頓時，僅「駐美大使」顧維鈞一人到車站送行，華僑界、其他政府機構均無人到場，場面凄慘。

蔣介石真正介懷的是美國對其「復職」的態度。「復職」儀式一結束，蔣即令「外交部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通知美國，他已經恢復「總統」職務，是「中華民國的國家元首」，希望美國政府能予以承認。同時，要葉公超儘快探聽李宗仁與杜魯門會晤的內容，特別是急於了解杜魯門是否仍稱李為「代總統」。美國方面傳來的消息讓蔣滿意。美國國務院3月2日下午宣布，「美國承認蔣介石是中國政府的首腦」。國務院還特意說明，杜魯門與李宗仁的會晤純屬社交性質，來賓名單也只稱其為「李將軍」。

美國政府的「袖手政策」，使其影響在此次政爭中只局限在心理上，並未實際上起作用。蔣介石、李宗仁之爭的勝負主要取決於其在國民黨內的力量。

四、蔣介石何以順利復職

蔣介石「復職」的過程充滿著曲折，最終能順利「復職」，原因是多方面的。他與李宗仁在政爭中採取的不同策略，直接影響了最終結果。以下著重就雙方所用的策略進行分析。

1）蔣介石的決心與策略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多次以退為進，「下野」再「復職」的經驗。1949年蔣介石「下野」之後，仍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保持對國民黨的領導和責任，從其當時的日記看，他幾乎每天都在考慮「黨國大計」。在戰局不斷受挫的情況下，蔣很快就從後台又走上前台，如他到上海及西南直接部署軍隊作戰，設計撤退台灣的準備等。到台灣後，他著手組建「總裁辦公室」，「下設八組及一個設計委員會」，儼然新的權力中心。建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培養各類幹部，已經基本控制了大局。他1950年初的「復職」，可以說是其對權力追求與對國民黨政權的「使命感」共同促成的，個人利益長期與國民黨政權的共存共榮關係，使他在國民黨政權即將覆滅之際，不能不挺身而出。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關鍵一戰

在具體策略方面。首先，蔣介石步步為營，以「民意」逼李。1949年11月底李宗仁赴香港後的國民黨中常會上「一致擁蔣復職」，開啟了蔣「復職」之門，蔣在與李宗仁的爭鬥中逐漸佔得主動。開始蔣並未強弓硬拉，立即上位，而是相機行事，運用策略，逼李就範。蔣的策略之一是抓住李不肯回來的弱點，始終利用各種場合，各種機關（國民黨中常會、非常會議，「監察院」、「立法院」、「國民大會」等）「敦促」李回國履行職責，強化了李在危難時刻擅離職守，逃避責任的形象。而蔣本人在國民黨中常會支持「復職」的情況下，仍不斷「示弱」，表示只要李肯回國主持，自己全力支持。如此，使「民意」徹底倒向已方。軍事潰敗與撤退台灣後的混亂局面，也使國民黨上下希望蔣介石「出山」主政呼聲日益高漲。蔣介石利用公眾心理，打「民意牌」的策略，獲得成功。

其次，分化對手。政治鬥爭畢竟是實力的較量，蔣介石十分注意瓦解對方。桂系是李宗仁賴以立足的基礎，白崇禧是桂系二號人物，曾與李宗仁患難與共數十年，被合稱為「李白」。蔣介石利用此際李、白對時局處置的分歧，加緊拉攏白崇禧，使白逐漸轉向。12月30日，白崇禧到達蔣介石控制下的台灣，逐漸淪為蔣的工具。為配合蔣介石「復職」的步伐，白崇禧1950年1月率桂系的李品仙、劉士毅、邱昌渭等人致電李宗仁，勸其「為留將來旋迴餘地，現在不妨暫退一步」。建議李以在美繼續養病為由，「自動解除代總統職務，致電中央」，同時針對李堅持依「憲法」行事的觀點，提出「國家存亡，間不容髮，為大局計，法理事實似應兼顧。」此電報表明，白崇禧在「復職」問題上完全站在了蔣一邊。

再次，爭取中間力量。對閻錫山辭職的處理，也顯示出蔣的手段。「行政院長」閻錫山沒有主動捲入蔣、李之爭，夾在兩人中間，權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蔣對其也頗不滿。1950年2月初，閻錫山表達辭職之意，蔣認為此舉可突顯李宗仁造成政治混沌局面，「不能逃避其責任也」。不料，閻錫山後來卻表示，他要循正常程序向「代總統」李宗仁辭職。這使蔣大為惱火。因為如閻向李提辭職，則等於給李宗仁一個行使「總統」職權的機會，李大有文章可做，「使問題更為拖延複雜而不能解決」。蔣在日記中罵閻「舊性仍未改變」，卻多次當面勸閻錫山不得向李辭職。最後，閻錫山向國民黨中常會提出辭呈，不給李任何借用，再由中常會轉而藉此事向李宗仁施壓，要李限期回台。如此，蔣介石不但化解了不利因素，反而借力打人，一箭雙鵰，既達到以閻辭職加重李逃避責任的社會觀感，又藉此事製造逼李返台的輿論。

2）李宗仁應對失據

作為對手，李宗仁在國民黨內的實力本就不如蔣介石，出任「代總統」後又沒能挽救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當其職位受到蔣的挑戰時，他只有占著「代總統」位置這一點優勢。而他在應對策略上明顯不如蔣介石，導致最終落敗。

首先，李宗仁不能面對蔣的挑戰，選擇了逃避。李宗仁意識到蔣介石將逼其交出「代總統」寶座時，選擇避而不見的策略，最後去美國治病。這確實讓蔣介石計劃落空。但他在國民黨政權最危難的時刻，身為最高領導卻遠走他鄉，等於將「逃避責任」、「擅離職守」等罪責攬於已身，不待對方攻擊而自暴其短。更重要的是，李宗仁的離開，也意味著他脫離了與蔣介石爭鬥的主戰場，完全陷於被動，任蔣操縱安排而自己無計可施。

其次，李宗仁阻止蔣最重要的武器是「憲法」。「憲法」第49條規定「總統出缺」時，繼任者產生的順序是：「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憲法第三十條之規定，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補選總統、副總統，其任期以補選原任總統未滿之任期為止」。李據此指出，蔣介石早在1949年1月即已辭去「總統」，若強行「復職」便是「違憲」。李的堅持確實給蔣造成一定的困擾。但李宗仁忽視了一個事實，在近代中國，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是強權者手中的麵糰，可以隨意塑造。蔣介石「復職」前，通過「司法院長」王寵惠出面「釋法」，得出蔣介石可自行發表文告，重行視事。而李代行「總統」職權，亦自因此當然解除。蔣介石下野之時，已為「復職」預留伏筆，這是李宗仁所望塵莫及的。

再次，李宗仁所以選擇去美國治病，是希望能在美國獲得支持，加重自己的砝碼。可惜，杜魯門政府雖一度對蔣介石不滿，此時卻不願太深地捲入中國事務，故李宗仁在美的活動幾無成效，其所謂「仁留美期間，曾與美朝野直接間接密切聯繫」的模糊說法，只是他滯美不歸的託詞。

李宗仁囿於個人利益，始終不肯放棄權力，導致進退失據，不僅被對手攻擊，桂系舊友也多有怨言。白崇禧等人在蔣、李政爭中的表現，固然與蔣的拉攏有關，但也未嘗不是他們對李的作為不滿所致。邱昌渭的轉變最具代表性。邱是李宗仁任命的「總統府秘書長」，李對其十分倚重，離開重慶時將「總統府」日常事務委託邱處理。邱昌渭在1949年11月底給其夫人的信中，對李宗仁與蔣介石的表現進行了一番比較：

重慶算是丟了，蔣先生於今晨六時離白市驛，據說離敵人只有二十餘華里。他這次頂到最後，這種精神博得軍民上下之擁護與愛戴，因此把李先生相形愈下了。李先生出巡即一去不返，對軍民上下沒有交待，住在香港養病，既無章法又無風度，過去對李抱同情與擁護者，今皆反其道而對蔣有好感矣。我不贊成李先生於此時住在香港講價錢。……李先生所用之人，不是貪污，便是無能，將來怎能再來領導政治。

這是李宗仁最親信的人在1949年底對蔣、李之爭的基本看法，連邱昌渭都盼蔣介石「早日復職」，李宗仁可謂人心盡失，無人相助，如何與蔣介石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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