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書社裡打撈女性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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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全影

宣布那個平地驚雷般的決定之前，劉全影幾乎沒有在公共場合發過言。她甚至不敢大聲和別人說話，必須要說時，也是垂著眼，囁嚅著阜陽方言，生怕顯出自己的不足。

作為一家長姊，她先是照料弟弟妹妹，再經人介紹嫁人，生子，照料夫家和兒子。看起來，她只是安徽阜陽潁州區程集鎮大申庄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和其他農村女性相比，沒什麼特別的。

中國農業大學之前一項針對農村留守人員狀況的調查顯示，我國內地大約有4700萬農村留守婦女。大多數時候，她們都像劉全影一樣不習慣拋頭露面。

劉全影也越來越習慣這種沉默。直到2011年，她宣布：「我要在村裡辦個書社。」她說，想讓很多的農家姐妹在這裡讀書，「在書社裡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一年本該是她人生的低谷。她所在的紡織廠經營慘淡，她下崗了。

在市裡從事技術工作的丈夫和婆婆聽到他回鄉辦書社的消息後強烈反對。在村人的眼中，在城裡混得不好才會回來。家人面子上掛不住。

「你回娘家村裡嘛。」老公討價還價。逼急了爆出一句：「不然我們就離婚。」村裡習俗，離了婚的女人在婆家的村裡是待不下去的。

「離就離！」劉全影發了狠，「法律規定離婚了就要走嗎？我偏不。」

她鐵了心要讓村人能有一個地方好好看書，儘管讀書在農村是項稀罕的消遣。農閑的時候，最常見的娛樂活動是拉家常和打麻將。在漫長安靜的白天里，經歷過城市熱鬧的年輕媽媽們抱著孩子沿著街道往下走，想找人聊天，卻敲不開無人的門。

村子的中心在東頭，那裡是村兩委的所在。女姓村委一個手可以數完，包括婦女主任。她算是閑職。那是屬於男性的、嚴肅的世界，圍繞低保的發放公示、重要文件的傳達這些「大事」展開。大活動中，什麼級別的領導來，是出席還是講話，是「支持」還是「肯定」，都自有講究。

她的小院在另一邊，八點鐘開門，陸續有老人來坐在院子里，高聲拉著家常。屋子裡是一架架書，學校捐贈的舊書桌上擺著畫筆和白紙。再過一會兒，孩子三三兩兩地到來，拖著小凳子在呼啦呼啦吹動的電風扇邊坐定，嘩嘩翻動書頁，沙沙地畫圖。傍晚，院子里將有廣場舞。

申玉慧是書社的第一批小讀者。她記得，鄉村小學裡少有課外讀物，劉全影的小書社是她最喜歡的地方。她最喜歡的是童話故事繪本，公主的裙裾映在農家小姑娘的眼眸里。

職業高中紡織專業畢業的劉全影也喜歡書。作為阜陽華源紡織廠2000員工中的一個，她的工作是接線頭。日光燈下，140根棉線瀑布一樣撒下，溜溜轉動，20歲出頭的姑娘不斷地伸手，將線頭捻成一股。100秒22個線頭，一站半天。口哨一響是休息，再一響就得立刻放下飯盆，又是半天。四天三輪轉。

下午班開始前，給孩子做完飯後半小時的縫隙才是屬於她的寶貴時光，可以看書。這個年輕女工最常看的是《故事會》和《文摘周刊》。她喜歡那些「有哲理」「輕柔美麗」的文字。

2009年，因為投稿被發表，劉全影獲得了到北京參加《農家女》雜誌通訊員培訓的機會。在這次培訓上，她生平第一次被邀請在眾人面前發言。

「說出自己的感受原來是這個樣子。」緊張和怕羞退去，她的心裡一亮。

也是在這次培訓上，她了解到了鄉村書社的項目。兩年後的下崗終於給了她實踐的機會。

要找書，劉全影完全沒有門路。她用僅有的積蓄買了一批雜誌，離一個書社的規模還差很遠。她只好一家一家地去跑廢品收購站，希望能回收合適的舊書。但是，收購站有自己熟悉的二道販子，這個農家婦女被他們看作是「瞎胡鬧」，打發了。

後來，是劉全影給農家女書社項目的負責人高月琴女士寫的一封長信，才終於打動了對方。高月琴帶來了一大批捐贈書籍。她所在的書社成為這個項目在安徽的第一家據點，也是至今為止唯一的據點。

在噼里啪啦的鞭炮聲中，書社正式掛牌，滿村的人都來圍觀。高月琴還記得儀式上，劉全影緊張地發表了一番感言，潮紅從臉頰蔓延到耳朵尖，磕磕巴巴，阜陽話夾著普通話。

「一個女人要做什麼事情，大家就彷彿在等著看她失敗。」在各地督導過書社項目的高月琴說，「農村女人做成事情，更難。」

農村裡流言蜚語，說什麼的都有。劉全影的丈夫默默表達著抗議。聊著電話，聽說妻子在書社，這個男人就忍不住會直接掛斷。他非常反感妻子回家晚。「晚」的標準是未能在兒子放學前趕回家做飯——這顯然是一個女人義不容辭的義務。

還沒怎麼好起來，最難的階段就來了。書社沒有收入，沒有經費，也即將沒有人了。村裡本來就缺少年輕人，骨幹們在書社的收入不及城裡打工的三分之一。

據高月琴回憶，拙舌的劉全影幾乎是一路哄著夥伴們。三位合伙人中還是有兩位在壓力下淡出了。只有「傻傻的」劉全影還守著，一天一天地往下熬。

這個自認表達能力不行的婦女，不斷去城裡參加各類培訓，並在每一個合適的機會舉起手，發言。

「劉全影啊，是前面有刀子也要往裡扎的。」高月琴說。

「我佩服劉姐啊，她好像永遠都不會慌一樣。」申玉慧說。

劉全影難受的時候只有自己知道，情緒排解不了，就聽歌，跳廣場舞。

她覺得只要堅持，總能走出一條道來。就好像少女時期，有一年父親單位發不下工資。母親是典型勤勞的農家女，平時家庭的配角，決然地進城打工補貼家裡。難關也就過去了。

微信群的出現幫了大忙。在巴掌大的手機屏幕里，和她有相同經歷的姐妹在群里聊著各自的「事業」，也聊麥苗青了，收穫來了。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

逐漸地，資金來了，朋友來了，志願者來了。申玉慧看著書社從小小的堂屋，越搬越大，最終在第四次遷址時落在了現在的小院里。

劉全影越來越忙了。有時候她也賭氣，想要在回家時能看到晚霞，於是努力提高效率。但往往踏出書社的時候還是只看到轉為幽藍的天空，她只能在心裡默默懊惱一下。

她嘗試著逢年過節辦起活動：廚藝大賽、中秋晚會、婦女座談……她發現自己的點子越來越多，想起遊戲來不重樣。

「不就是唱歌跳舞么。」男人們一開始瞧不上這群婦女的胡鬧。「唱歌跳舞怎麼不是大事了。」劉全影樂了。

老年人早早趕來佔位，說著家常，興起就唱起歌來，《南泥灣》《毛主席來到咱家鄉》。老人們不識字，歌聲是更好的表達方式。

越來越多年輕媽媽把這兒當作一個據點。她們在城裡接受了素質教育的概念，希望孩子能受到熏陶。而她們自己則有更深的需求。

之前，在高月琴看來，「農村女性有時根本意識不到不快樂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調查顯示，75%的農村留守婦女感受到了田間和家庭的勞務負擔。心理上的壓力遠勝於身體，中年留守婦女常常被抑鬱、焦慮困擾。

劉全影設計了一個一日培訓，參加的婦女圍成一圈，拿起話筒，大聲說出自己的心裡話，哪怕一句也行。可以誇自己，可以誇別人，也可以提建議。

這位村人心中的老大姐還記得自己的第一次公開發言，一個懵懂的年輕女孩獲得了表達的機會，這是她從前沒有過的。

參加培訓的婦女中有打工回鄉的王影，小學三年級輟學。培訓之後，這個姑娘的膽子一下子變大了。她在超市上班，促銷總靠她吆喝。村裡公認，她的能力不比那些學歷更高的女性差。

去年三八婦女節，劉全影帶著4個婦女骨幹，穿著秧歌隊的粉紅服裝，參加當地電台舉辦的綜藝節目，通過大型充氣裝置組成的關口。她在第一關就滑了一大跤，摔下了水。站直身體，抹掉臉上的水，和岸上的姐妹一起笑成一團。

「農村的個體有非常強烈的精神需求，人們只是在期待一個帶頭人。」高月琴說。

高月琴經常在河北、甘肅各個鄉間考察，在她看來，加入帶頭人的過程在各個村莊里是相似的，首先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表現出興趣，接著回歸的婦女們開始加入，最後被吸引的是男人。

劉全影欣喜於男人們在大小活動上的幫忙。不過她很清楚，他們並不能在書社中擔任主要的角色。她與書社其他姐妹公認，每當男人開始被委以重任，婦女們就會在決策中往後退，彷彿潛意識裡習慣了被主導似的。這並不是沒有先例。

劉全影的丈夫如今堅定地站在妻子背後。兒子正讀初中，妻子出差培訓，三餐都歸他負責。

還在工廠時，劉全影偶讀過一本名為《一切改變從自己開始》。這本書記錄了26位從事公益事業工作者的故事，其中大多是女性。白色封皮上寫著「她們是思想的行動者，她們是理想的追求者」。她備受鼓舞，翻了一遍又一遍。

數年之後，當她在各類活動上遇到這本書里的主人公，和她們合影、握手、交談，難免有不真實的感受：原來，我離她們是這樣近嗎？

她內心那個羞澀的農村少女仍然時常顫慄。看到活動群里不活躍，或是某次活動不熱鬧，她會在心裡一遍遍找原因。

這不妨礙她成為申玉慧的偶像。小姑娘考進了阜陽師範學院，課餘回到書社幫忙，照管孩子看書，也順便教舞蹈。她注意到這裡一個鄰村的小姑娘，話不多，堅持把每個動作都學會才回家。

申玉慧知道她家境不好，父親常年卧病。沉默是她對抗世界的方式。而她笑起來也是很好看的。

劉全影現在時常想起父親。他是個內斂的鄉村小學教師，沉默寡言。他愛畫畫，描出的圖樣讓幼年的劉全影驚嘆；也會大笑著，將羽毛毽子高高踢向空中。

最近，她來北京培訓，特意穿了身藍花的麻布白褂子，配了村裡裁縫做的藍撒褲。「你們老說我過去穿得太樸素了嘛。」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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