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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第416期:泰戈尔访华有赞有弹

水煮日报第416期:泰戈尔访华有赞有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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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4月12日至5月30日,泰戈尔一行六人组成的访华团,开始了长达50多天的中国之行。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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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是一幅极其动人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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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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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还是能反映出老人终生持之不懈的入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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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对中国人说:「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化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对于见惯了欺骗、谎言、阴谋、专制、蒙昧的中国人说来,泰戈尔所发出的音调可谓空谷足音,是最美丽、最慈祥的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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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华诞。在晚宴上,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更使老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 Stnana,音译应为「震旦」,意译应为「泰士」。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名还需有姓,印度国名「天竺」,泰戈尔先生当以国名为姓,全称为「竺震旦」。命名仪式上,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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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结束后的一场演出,把对泰戈尔的祝寿活动推向高潮。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里,以新月派中人为骨干,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观众虽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陈西滢担任翻译。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雕塑般的造形表示是新月社组织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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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由徐志摩代为安排,他们共同游览了泰山、济南、南京、龙华、杭州,还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徐志摩陪泰戈尔老人玩得也很开心,并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末一首便是那著名的《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部18首诗曾编入1925年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1928年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时,诗人聪明地删掉了前面的17首,只剩下这最后一首。从此,这寥寥数行诗句便风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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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泰戈尔(右三),梁思成(左一),林长民(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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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看罢梅兰芳的《洛神》,赞赏不已。即兴赋诗一首,赠予梅兰芳留念。原诗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又亲自把它译成英文,并用毛笔写在了一柄纨扇上。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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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想,泰戈尔在我国绢制的纨扇上,用我国的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也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大书法家汤定之送给我的白纸折扇上写一段《洛神》中最美的唱词,回赠给泰戈尔作为永久的纪念呢?于是,梅兰芳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不一会儿,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行距井然地呈现出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


一旁的徐志摩立即用英语一句句解释给泰戈尔听:「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徐志摩最后又加注道:「这是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也是梅先生亲自参与写定的。」泰戈尔连连说:「好,好,这是一首好诗,清丽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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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13日,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诗歌《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


在这首诗序言中,梅兰芳写道:「1924年春,泰戈尔先生来游中国,论交于北京,谈艺甚欢。余为之演《洛神》一剧,泰翁观后赋诗相赠,复以中国笔墨书之纨扇。日月不居,忽忽三十余载矣。兹值诗人诞辰百年纪念,回忆泰翁热爱中华,往往情见于词,文采长存,诗以记之。」


梅兰芳在诗中写道:


「诗翁昔东来,矍铄霜染叟。高誉无骄矜,虚怀广交友。当日盍簪始,叨承期勖厚。欢赏我薄艺,赠诗吐琼玖。影声描绘深,格律谨严守。紫毫书纨扇,笔势蛟蛇走。微才何足论?鼓舞乃身受。百岁逢诞生,人琴怅回首。纪念谈轶事,肤词扫以帚。惟君恋震旦,称说不去口。愿偕中国人,相倚臂连手。文章与艺术,探讨皆不苟。如忘言语隔,务使青华剖。忆听开讲坛,响声龙虎吼。黑暗必消亡,光明判先后。反帝兴邦意,忧时见抱负。寰球时代新,孤立果群丑。惜君难且出,远识诚哉有。中印金兰谊,绵延千载久。交流文化勤,又最团结取。泰翁早烛照,正气勘不朽。谁与背道驰,路绝知之否。」


深情地表达了他与泰戈尔的真挚情谊,而这首诗也成为梅兰芳的最后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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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一个泰戈尔,在中国另一类知识分子那里所引起的反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一文里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里,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按指徐志摩)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从表面看来,鲁迅讥刺的对象似乎是新月社那班接待泰戈尔的人们,但若仔细咀嚼那嘲讽的口吻,也分明透露出对泰戈尔本人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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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坦率的郭沫若,在泰戈尔访华之际说的一番话,就不会让人发生任何误解了。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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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戈尔访华期间,陈独秀对他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例如当年4月23日发表的短文《象的民族》中,陈独秀又扫了泰戈尔一笔:「太戈尔来华,有人发起驱象党来反对他,拿象来比譬东方民族的性质,却十分恰当。象之庞然自大而实际无能,象之庞然大物而俯首受象奴指挥,叩头请安而不知耻,皮破血流而不知痛,动物中这样庞大而麻木的没有第二个。」同一天陈独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中又讽刺说:「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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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更挖苦泰戈尔说:「难怪北京有人说他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而且太戈尔他自己如果反对金钱主义,便应将他所受物质文明社会的造孽钱——诺贝尔赏金,散给无衣无食的印度人。」在《向导》的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更尖锐地说:「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倘无此等方法,只空喊这几个名词……在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口中喊出,则是何等昏聩无耻的话!是何等可怕的麻醉药、催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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