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密碼
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博物館藏北魏彩繪陶文武士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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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史，它不是一個漢族中心主義的、漢族作為一個主體的一元實體，不斷地擴張膨大到960萬平方公里，不是這樣一個歷史。相反，中國的歷史是整個東亞大陸的一個體系史，這個體系至少是以長城為界的南北兩個體系。實際上，甚至更複雜的話，我們還可以以嘉峪關為界、以湟水谷地為界，劃成高原地區、西域地區等等，可以劃更多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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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漢混一」的局面，直接的型塑了隋朝和唐朝的國家政策。於是在這之後，才可以看到隋唐時期，尤其是唐朝時期那種氣象萬千的宏大帝國。……大唐那種世界帝國的氣象萬千、雍容大度，事實上是結合了草原的視野和中原的財富、文化，再加上從西域來的佛教等等一系列新的理性，重構了中原這種理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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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密碼
文：施 展
我對魏晉南北朝這個問題之所以關注，一個問題出發點，是試圖重構中國的歷史哲學，我之前做這個東西已經有兩三年了。重構中國歷史哲學，我的最終目的是要打破現在通行的三個史觀：一個是漢族中心史觀，一個是一元實體的中國史觀，再一個是革命史觀。前兩個不打破的話，我們永遠無以定邊疆；後一個不打破的話，我們在當下既無法與自己的過去和解，又無法與自己周邊的鄰居和解。
要打破這三個東西的話，我要完成另一個任務，就是要說明三種史觀也不是在歷史上一直都有的，它是在近代以來才產生的。那為什麼這三種史觀能夠產生？實際上，它們三個是聯立著產生的。產生了之後，它們曾經的歷史作用是什麼？以及到了今天，為什麼又必須被超越？我做這個歷史哲學研究，已經出來了兩個階段性的成果，我是從邊疆開始搞起。最初的計劃是從東北、西北、東南、西南，最後中原，這麼搞一圈，從不同的視角重新來觀察、重新來思考「究竟何謂中國」。目前東北、西北已經弄完了（詳見「東北觀天下」「西北望長安」兩篇文章），現在正在從中原這個角度——中原和東南我打算一併寫出來——正在從這個角度下手。
先簡單說一下我在東北、西北那兩篇裡面最核心的東西，然後在這個背景之下，再切入到對魏晉的討論。東北跟西北那兩篇里，我試圖對「漢族中心史觀」和「一元實體中國觀」，做一個釜底抽薪式的工作，把它徹底解構掉。假如我們去看一下中國歷史的話，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就是純粹的中原王朝，從來沒有一個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過長城南北，能夠可持續地同時統治長城南北的從來都是草原王朝。而且草原王朝都很有特點，都是從我老家，從東北那邊過來的。純正的漢人王朝，它只能在長城以南。這個就很有意思，它本身就需要獲得解釋。那麼我們再去看一下，歷史上是如何定義漢人的？實際上要說定義漢人的話，從來不是用血統來定義的，就像在中原的很多諸侯國，都說自己城外住著狄人什麼的，即便是中原的「狄」，在當時也根本就不會被視為漢人，但是在今天，其後裔毫無疑問會被視作漢人，血統上已經完全無法追溯。
所以真正的漢人不是用血統來定義的，我們所有人身上都混了各種各樣的血。真正的漢族是用文化來定義的，而文化就是儒家。儒家轉化成日常的倫理實踐，它的載體跟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些一神教是不一樣的。對於一神教來說，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載體是個體心靈的皈依。只要你信了基督了，或者信了安拉了，你走到哪兒都可以按照你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來生活，沒有任何問題。甚至把你扔到孤島上，就剩你一個人了，到那會兒你就更是必須信神了，否則就崩潰了。
但是，儒教要轉化成日常倫理實踐的話，它的載體是特定的人際關係結構，就是「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等所有這些，必須要在一種特定的人際關係中才能展開。而這種人際關係結構，要求有比較穩定的家庭組織形式，穩定的家庭組織形式就要求你必須是定居的。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須要農耕，農耕就有一個最硬性的要求，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就是長城。只要你越過長城以北，還想活得下去的話，必須游牧化，否則死路一條。而一旦游牧化之後，就意味著按照儒家的方式行事的所有人際關係結構、家庭組合結構必須得放棄掉。放棄掉之後，也就意味著即使你從血統上來說，是純種漢人，到了長城以北也必須游牧化，必須蒙古化、突厥化。第一代還有點漢族的記憶，到第二代、第三代就徹底突厥人、蒙古人了。
這就是為什麼純正的中原王朝從來沒有越過長城，沒有可持續地統治過長城以北，而只能在長城南邊待著。而對於長城南北兩邊，它的統治邏輯、治理邏輯、財政結構、軍事結構全都不一樣。在長城以南而言，中原王朝是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完成治理的。龐大的官僚體系依靠的是龐大的中央財政，而中央財政依靠稅收。這裡就有一個前提，你稅收的成本不能大於稅收的收益。這在定居地區沒有問題，但是跑到草原上，完全做不到。因為這幫哥們天天到處亂跑，你不知道他在哪兒，你收稅的成本會極高。所以你在草原上搞不起中央集權的中央財政，沒有中央財政就養不起官僚體系，養不起官僚體系意味著你的統治規模不會很大，你只能通過熟人關係來完成治理。一旦統治規模超過了150人之後，就必須按照規則來統治了，按規則統治就必須官僚化，但它玩不轉啊！所以超過150人之後，這個部落就必須得分裂，分裂成N個小部落，然後這N個部落在草原上各自游牧，直到南邊統一了之後。在南北統一之前，南北是可以做貿易的，因為北邊草原上只有有限的產品，他需要別的東西，必須從南邊買。假如南邊沒有統一的話，南北可以做貿易，而且由於南邊的諸侯國，彼此之間有一個競爭的關係——因為都得從北邊買寶馬——它們之間的貿易基本可以達到一個市場均衡的價格。對於北邊部落來說，這個沒問題。但是一旦南邊統一之後，南邊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關閉貿易，或者規定一個遠遠偏離市場均衡價格的條件，北邊就扛不住了。這個時候北邊既然不能貿易了，那只有搶了；搶又搞不定，於是，北邊的這些小部落就只能聯合起來，形成一個龐大的游牧帝國。
這個所謂的游牧帝國，事實上是部落聯盟，一個龐大的部落聯盟。聯盟的大首領、大可汗通過對戰利品分配權的壟斷，形成一個衍生性的或者說附屬性的中央財政。只要他能夠持續從南邊搶來東西，持續壟斷戰利品的分配權，那麼他的帝國統一就能維繫下去。但是對北邊來說，面臨的困境在於，首先所有的可汗必須都能征善戰，南邊就用不著，南邊的皇帝有官僚替他幹活，這哥們只要象徵一個最高的統治的正當性，就可以垂拱而治。但是對於北方來說，是必須天天出去玩命的，你不能搶東西回來就沒人跟你混了，你必須能征善戰。而能征善戰就意味著你的繼承人不能是小孩兒，可汗不能是小孩兒，但是那幫能征善戰的兄弟又不可能活太久。於是大可汗掛掉的時候，他的兒子十有八九可能還未成年呢！所以在草原上，一般來說繼承製不是父終子及，而是兄終弟及；而中原一定是父終子及。兄終弟及就會出現一個問題，等到大哥二哥三哥老幺這幫兄弟全都做過了可汗、都去世之後，接下來該誰了？該到第二代領導核心了。第二代領導核心究竟誰有資格來擔任這個汗位？誰都覺得有資格，因為誰的爹都當過可汗。於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會分裂，就會發生內戰。
這就是為什麼咱們有句古詩叫「從來胡虜無百年」，沒有超過一百年的。這是第一代領導核心的自然壽命所限，那哥兒幾個加一塊兒也活不過一百年。於是等到第一代全都掛掉之後，第二代一定會分裂。我們看到的所謂中原帝國，大漢遠逐匈奴、大唐遠逐突厥，把他們全都打敗了，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我們所謂把他們打敗了，實際上是終於熬到他分裂的那一天了。只要你分裂了，南邊就有下手的機會了。這是一個方面，就是北邊他會面臨周期性的繼承危機。
另一個方面，對於北邊的游牧帝國來說，他們的大可汗，始終還面臨另一個問題：我把這游牧帝國統一起來了，但事實上還只是一個部落聯盟，還沒有可持續的、足夠穩定的、足夠多的錢把所有的兵都養起來。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下面所有的這些小部落的生活、生產單位是二合一的，他的小部落的人也可以視作小部落的兵，而小部落的兵不是大可汗的兵，而是小部落的小可汗的兵，小可汗認大可汗做老大。就像在八旗入關之前，在努爾哈赤的時候，八旗裡面上兩旗是努爾哈赤的，剩下的旗都是別的旗主的。到皇太極的時候又撥走一旗，上三旗是皇太極的，另外五旗都是別的旗主的。你最多最多只掌握三旗，還有另外五旗不在你手裡，這就意味著，你是沒有辦法「一言堂」的，所有那些小可汗，事實上就是軍事貴族，他們對大可汗會形成相當強的制約關係。這樣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在草原上，他的軍事貴族民主制可以長期保持下來。
反過來在中原，這事兒就不靈了。在中原，軍事貴族民主制，在商鞅變法之後，就被over掉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就看到中原和草原完全不同的治理邏輯，以及完全不同的循環邏輯。就草原來說，它是周期性的繼承危機，每逢百年大限到來，它一定會崩潰，一定會瓦解。而就中原來說，則是周期性的衰敗危機。因為皇帝是靠官僚體系完成治理的，但是官僚體系裡面也都是人啊，你沒有辦法防止官僚體系運用官位上下其手，聯合腐敗。除非你皇帝能力足夠強，能夠抗衡官僚體系。但是只有開國之君有這個能力，開國之君第二代君主有這個能力，從第三代君主開始，他完全生活在深宮之中，完全不知道如何應付官僚體系，這個帝國就會被官僚體系綁架。最初的官僚體系是帝國的工具，但是很快，它就變成一個寄生蟲，並且這個寄生蟲反過來主導這個帝國。於是，南邊的中原帝國就會陷入離心離德的一個狀態。
由於南邊的財富規模足夠大、社會散沙化，組織化的反抗很難建立起來，所以它大致還能耗得下去。但是，此時另外一個變數就會插入進來，就是氣候變化。一旦氣候變化，或者暖期維持的時間足夠長，那麼就會導致人口繁衍過多；或者冰期突然到來，就會造成資源突然減少。或者暖期突然到來，或者冰期突然到來，都會導致北方大規模南下。對南邊來說，他必須使勁兒抵擋，那麼就要大規模徵兵、大規模徵稅；此時，本來南方的老農也遭遇困境了，於是內外夾攻的情況下，它就崩掉了。崩掉之後，能夠進來把這個秩序重整起來的，就是我們歷史上看到的，從北魏開始，實際上都是從東北來的。為什麼是從東北來的？為什麼它能夠重整秩序？要想把秩序重整起來，需要有幾點：第一，你需要足夠強的軍事能力，而在冷兵器時代最厲害的就是草原騎兵。但是，這個草原騎兵假如不能有效克服繼承危機的話，這種軍事貴族的存在，將會使得你即使統治了，沒多久你也玩完了。克服繼承危機的關鍵是，你要能有效掌握中原的稅賦；而穩定掌握中原稅賦的前提是，你得能理解儒家的治理方式；而你要能穩定控制中原的辦法就是，你得能利用草原騎兵，懂得草原上的治理方式。純中原人無法理解草原，純草原人也無法理解中原，只有從東北來的這幫兄弟，它北邊靠著的是內蒙古大草原，南邊靠著遼東的農耕地區。在關外的時候，南北這兩種治理模式他全懂，所以入關之後，它可以建立起一個二元帝國。這種二元帝國，在遼的時候，就「以漢制治漢人，以國制治契丹人」——就是長城以南，以中原的方式，儒家的方式來完成統治；長城以北就按契丹的傳統游牧的方式來完成統治。在長城以北我的身份是大可汗，在長城以南我的身份是皇帝，中原皇帝。然後他用中原獲取的龐大的財政，一把把所有草原騎兵全都養起來，一下子把這個軍事貴族給贖買掉了。贖買掉之後，此時他的繼承邏輯就可以發生變化了，因為我不再需要「必須能征善戰」了。在過去如果不能征善戰，就徹底沒飯吃；而今天我不能征善戰，也可以有飯吃，我從中原獲得這個「飯」，用中原的「飯」，把你給贖買掉，然後再用你們來控制中原。一個正常的循環邏輯就建立起來。一旦到了這種情況之下，「胡虜」就可以超過一百年了。大清干到二百六七十年，就是因為他的這種繼承危機，通過剛才我所說的多元帝國的方式徹底被克服了。
這裡邊也可以看到旗人的一些歷史記憶。比如在《雍正王朝》裡面演到的，八爺、九爺他們想要收拾雍正，然後要搞「八王議政」。這對於純粹的中原的君主和大臣或者親王而言，他們腦袋裡根本不會有這根弦兒，什麼「八王議政」？哪有這事兒？但是對於八爺、九爺他們而言，之所以想要搞「八王議政」，這事兒在草原在關外的時候，是很自然的。他們還在瀋陽的時候，大汗一共就掌握兩旗三旗，你跟我嘚瑟什麼啊！所以，「八王議政」是他們很強的一個歷史記憶，一個傳統，所以他們覺得可以這麼搞一把。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雍正或者說他們入關之後，一把把這個軍事貴族都贖買掉了。「八王議政」這事兒，儘管對雍正一步步構成威脅，但是很快就被拍死了。在這之後，整個繼承邏輯就徹底穩定下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史，它不是一個漢族中心主義的、漢族作為一個主體的一元實體，不斷地擴張膨大到960萬平方公里，不是這樣一個歷史。相反，中國的歷史是整個東亞大陸的一個體系史，這個體系至少是以長城為界的南北兩個體系。實際上，甚至更複雜的話，我們還可以以嘉峪關為界、以湟水谷地為界，劃成高原地區、西域地區等等，可以劃更多的地區。我在西北那篇文章中已經仔細討論過這個問題，這裡不展開聊了。
整個是這樣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把中國歷史給還原成為東亞大陸的體系史，而這個所謂的體系史是東亞大陸基於自然生態所形成的N種特定的治理結構不斷地互動，不斷地PK，不斷地博弈，不斷地相互塑造，所有的player在一塊兒尋找一種均衡關係。這個均衡，早期一般表現為外部均衡。漢或者唐，就是跟北邊PK，打到一定程度，然後咱們開始貿易，貿易到一定程度，覺得不爽了，我們再打，最終找一個均衡點，始終是一個外部均衡。但是從遼開始，嘗試著把這個外部均衡轉換成內部均衡，遼的時候開始建立二元帝國了。到金的時候，把二元帝國這套治理技術基本上成型化。到大清的時候，準確地說在乾隆朝達到一個極致。乾隆朝把西域收了之後，達到極致，成為一個多元的帝國。可以說東亞大陸這個體系裡邊N多個player，這些player不斷play的過程，是要達到一個從外部均衡逐漸過渡到內部均衡，最終形成一個體系。早期這個多元體系的政治表達形式表達為一種列國關係，比如漢-匈、唐-突等等這種列國關係，到最終表達為一個統一的、但是多元的帝國體系。所以中國歷史是整個東亞大陸的一個體系史。
在這個體系史的視野之下，現在再進入對中原這個角度的處理。在處理這個部分的時候，很重要的就是討論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我為什麼關注？它從兩個意義上來說非常之重要，一個意義是純就中原而言。中原的歷史本身經歷過三個大的結構性變遷：最早是封建社會，就是在周代的時候。在封建社會之後進入到世族社會——世族社會比較集中的就是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段。事實上，世族在漢武帝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它的終結大致是在「安史之亂」。世族社會之後就是平民社會。「安史之亂」之後，到了宋代，平民社會基本成型。然後一直到到後來，到大清。
這三個結構性變化，封建社會、世族社會到平民社會，魏晉南北朝是中間的世族社會（或者叫「豪族門閥社會」），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是從封建社會到平民社會的一個承前啟後的載體。純就中原而言，我認為它是一個重要點。另外一個重要點在於，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中原跟草原始終是在互構。這種互構，裡邊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原，最典型的是在東漢的時候——我們前面所說的純粹的農耕儒家帝國會衰朽，官僚逐漸沒法被皇帝控制了，於是這個帝國會衰朽——衰朽到一定程度之後，有可能中原帝國會徹底崩潰掉，東漢末年的崩潰相當狠。崩潰到相當程度之後，有可能開始對此前賴以維繫這個帝國的ideology徹底放棄了，對它開始產生一種深刻的質疑。那麼你要想重建秩序，此時就會遇到一個很大的麻煩。過去的ideology完全不認了，意識形態完全不認了，開始玩玄學等等這些東西了。那麼，帝國要想重建，就遭遇到麻煩，遭遇到兩個困境。任何一個秩序他要想成立的話，至少需要兩點：一是激情。通過激情提供整個政治活動的動力因。二是理性。光有激情，只會帶來破壞，激情本身必須導入某種建設的方向。那麼，中國東漢魏晉之後崩潰了，崩潰了好幾百年，再往後中國重建，很重要的一點是什麼？是我們的激情從哪兒來？就從北族來；而我們新的理性是從西域來。北族提供了新的激情，西域提供了新的理性，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塊兒，最終在中原構成了一套全新的玩法。這套玩法，後來才讓我們感受到氣象萬千的大唐。
也就是說，要想理解大唐的話，就離不開對於魏晉南北朝的理解，尤其是離不開對北朝的理解。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我也一直非常關注魏晉南北朝史。當然這兒可以插一句，為什麼這個激情沒有辦法內在地生成，而只能從北方的草原民族過來？我對此的解釋就是，在中原，假如官僚帝國開始衰朽，對皇上、對官僚而言，很重要一點，就是要把民間的有可能跟他對抗的力量全都幹掉。幹掉的這個過程，相當程度上就是民間開始散沙化的過程。這種散沙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後，還能夠把自己有效組織起來又徹底敢玩命，他需要的是一種特定的貴族機制、貴族結構。那麼誰還保留那樣的一種貴族的結構？只有在北邊。而北邊為什麼能保留貴族結構？那是草原特定的一種治理機制，因為皇上想贖買那幫哥們，但是他沒錢，他不得不保留。於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所需要的那種武勇、那種激情，只能從北邊過來，從北邊的草原過來。
我們可以從地理上看到一個特定的結構，就是從純粹中原到草原的這樣一個過渡地帶，包括宣府、大同，從河北到山西、到鄂爾多斯的整個這一帶。作為從農耕到草原的一個過渡地帶，這一帶的人必須得通兩邊，兩邊都能夠打交道。即使跟北邊是用戰爭的方式來打交道，他也還得通北邊。那麼，兩邊都通的情況下，就會帶來一個結果，類似於我前面所說的東北的那種效果。所以在南北朝的時候，以及在更晚些，我們可以看到每逢中原天下大亂的時候，要想把秩序重整起來，最重要的秩序生長點在於這種過渡帶，從「農」到「草」的過渡地帶。當然這兒我再插一句，在冷兵器時代這種新秩序生長點，都在從「農」到「草」的過渡地帶；但是到了熱兵器時代之後，新秩序的生長點變了，變成從「農」到「海」的過渡地帶了，也就是從上海到兩廣，包括漢口，所有這些有租界的地方。這個地方構成新的過渡地帶，「海」這邊提供新的資本、新的idea，「農」這邊提供人力資源，提供很多資源，從而用某種方式得以完成重構。這是後話了，這個且不說。
還是再回到魏晉南北朝，就是我說的從兩個意義上非常重視它。一個意義是他作為封建、世族到平民的這個中介性；再一個就是，在中原崩潰掉之後，北族能夠提供一種新的秩序創生能力。從這兩個意義上，我非常重視魏晉南北朝。
世族是怎麼來的？商鞅變法之前，整個中國是封建諸侯那樣一種社會結構。包括「晉」能夠最後被三家（韓、趙、魏）分掉，是因為晉內部也是一個封建化的結構。而把它分掉的這三家，內部已經開始官僚化轉型了。商鞅變法之後，傳統的身份性的血統貴族徹底被幹掉、被夷平。臣民的身份不再依賴於血統而是依賴于軍功，這帶來了秦國巨大的戰爭動員效率，最終一統天下。但一統的秦很快就亡掉了，劉邦又建立了西漢。劉邦在建立西漢的時候，他身邊聚攏了一群軍功集團。這個軍功集團跟傳統意義上的軍事貴族不是一個邏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貴族，他得有很高貴的血統，作為「禮」的載體；而這個軍功集團，就是一幫流氓、地痞、無賴出身，沒有辦法形成真正意義上傳統的封建貴族，沒有辦法重構那種「禮」的秩序。商鞅變法將傳統的封建貴族夷平之後，中國的大一統的趨勢，已經是不可遏抑了。因為要想能夠有效對抗大一統的話，一定要有大量的基於古老血統的封建貴族存在。
劉邦打下來天下之後，還是分封了一些子弟，天下的一半被分封出去，中央自己直轄的只有一半的領土。但是分封出去那些諸侯國在景帝的時候發生的「七王之亂」，把中央打得夠嗆。到了武帝的時候，通過「推恩令」，把所有的還有能力跟中央叫板的諸侯國，全都拆分掉，徹底把國家給「郡縣化」了。此時我們可以看到地方上起作用的主要就是郡守了，但漢的郡守跟後來唐往後的郡守、太守，權力是不一樣的。在漢的時候，郡守實際就是土皇帝。皇上約等於是把整個這塊地兒承包給你了，這裡所有的軍事、人力、財政、地方的選官，全都是你說了算。對這些郡守來說，有求於中央的越少，當土皇上就越爽。如何越少地求助於中央呢？那只能是以一個怎樣的方式與當地形成合謀，就逐漸跟當地的一些豪族打交道，這使得豪族逐漸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當漢武帝發現這些土皇上不大容易搞得定的時候，他又開始往下派刺史。天下分為十三個州，每個州派一個刺史。而一個州下面可能有幾十個郡，這個刺史是負責監督這些郡守的。但事實上，從行政級別來說，刺史又未必比郡守高。後來顧炎武誇它，這個制度太好了！「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相當於你搞了好多的大區，刺史的實權很大，但是他的級別地位又很低。相對於郡守，這種人是皇上更容易操縱的，可以形成一個更好控制的機制。這些刺史後來又被逐漸改變成為州牧，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三國時候什麼荊州牧劉表，冀州牧、豫州牧這幫傢伙，不過到這會又控制不住了。
而在漢武帝的時候，由於郡守跟當地合謀，豪族逐漸興起。豪族的興起，一方面意味著皇帝對郡守的控制能力會越發降低；另一方面，豪族越來越多，這個國家內部貿易等等規模會下降，國家收稅就變得困難了。因為豪族很容易隱瞞自己的田產，中央的財政收入會因此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種情況之下，豪族在西漢末年逐漸對政府的專制統治構成一個挑戰。這個挑戰最終有一個人試圖把它幹掉，這個人就是王莽。王莽篡權之後，他的一大任務就是按照周禮來重新恢復天下的土地分配，恢復「井田制」這一系列做法，用這一系列做法幹掉豪族。同時他把幣制也改了一下，改得亂七八糟。那時候，貴金屬、賤金屬，然後還有龜甲，全都可以做貨幣。貨幣制度王莽那個時候是最亂的，貨幣改革裡面同時也包含著解決中央財政困局、以及削弱豪族的考慮在內。王莽反豪族，豪族肯定不會束手待斃，於是起來反王莽。豪族裡邊的頭兒是劉秀，他是依靠豪族起家的，那麼他最終是不可能去反豪族的。所以整個東漢的天下，東漢的秩序建立起來，直接就是一個豪族政權了。
豪族在漢武帝的時候興起，到東漢變成一個豪族政權，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就是豪族所依憑的專業結構、意識形態——儒家。
西漢剛建立的時候，對劉邦來說，政權是當年軍功集團兄弟們一塊搞起來的，他對那些人約束力相對有限，不好跟他們來硬的，於是就先軟著。所以西漢初年實行的是黃老之術。倒不是說皇帝不想積極有為，他沒有能力積極有為而已，只能韜光養晦。韜光養晦到N年之後，到武帝的時候試圖有所作為，於是就放棄黃老之術，改尊儒家。武帝的時候，基於「推恩令」等一系列的東西，把地方上有能力反抗中央集權的宗族藩王群體基本全都幹掉了。可以說這時的皇權已經達到一個很強的專制，一個大一統的地步了。然後，武帝到處找人來給看，什麼樣的idea比較適合我統治。最後，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武帝就接受了董仲舒所說的儒家，之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我們可以看到很好玩的一點，就在於董仲舒甭管是他的《天人三策》，還是《春秋繁露》里，全都有高度的「讖緯化」的傾向。漢儒跟宋儒有很大的區別，後來宋儒理學，無論理學還是心學，都不再講「讖緯」了，不再講「天人感應」了；而董仲舒高度地講究「讖緯」，儒家的「讖緯」傾向，在東漢變本加厲。東漢初年，劉秀本身就特別信儒家，研讀《尚書》什麼的，而且他又特別信「讖緯」。東漢的一些著名大儒全都是讖緯高手。「讖緯」就是講究「天人感應」——一旦天上出現什麼災變，就說這世間對應著一個什麼東西。至於儒家為何會讖緯化，這應該是與儒家的起源有關。周代的儒家首先是作為巫史存在的，他們主導並記錄著表達天地秩序的禮儀，禮儀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樣一種神秘而又重要能力的傳承，便有著一種秘傳心法式的體系，有了一套師生與經典的傳授系統，這方面比道家啥的強多了。西漢去古未遠，這些傳統的存在，使得漢代的儒家與讖緯之學相表裡，《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便是此路數，《白虎通》更是將讖緯與人間秩序的聯繫發揮到極致。同時，讖緯之學的巫史傳統與秘傳心法，使其難以百姓化，在這種情況下，士族便逐漸壯大起來獲得了特殊的地位，也成為世族，世族士族化，士族世族化。
讖緯化的儒家很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能夠對力量已經如此強大的皇帝形成一種獨特的約束機制。
說到這可以插一句，很多人批儒家的時候都會說，它是為專制辯護。我不是個儒家，但是我經常跟這些人辯論的時候，我是要為儒家辯護的。我說儒家不是為專制辯護，那會兒專制都已經成型了。你不能指望幾個儒生就把它改變，儒生根本做不到。專制的形成首先不是依靠哪個Ideology，專制的形成首先是依賴於中央權力已經存在。而這個中央權力之所以能那麼玩下來，是因為特定的社會結構，使有效對抗中央權力的其他力量不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社會裡只有一個壟斷性的中央權力的時候，不能指望一幫儒生、一幫學者，甭管是儒生還是道家還是什麼人，全都不能做到這一點，不能對他們要求太高。所以，對儒生來說，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權力，而你不是要一個新的Ideology嗎？我來給你新的Ideology！只要你接受了這個Ideology，我可以把你的正當性論證得很好啊！OK，那咱就合夥干吧！但是合夥干之後，一個問題來了：你的正當性是基於我這個Ideology，這個Ideology的解釋能力不在你手裡，而在我手裡。也就是儒學的解釋能力，在儒生集團手裡，而不在皇帝手裡。於是，反過來儒生集團以這種方式，反向地對皇帝構成某種約束：皇上你完全可以不理我，但一旦你不理我，就意味著你統治的正當性就可能會出現問題。除非你這個流氓一直耍下去，那就要看你是否有能力通過土地財政、通過什麼別的方法可以搞到足夠多的錢，那樣你倒的確可以耍耍流氓。但是在現代經濟沒有到來的時候，這種流氓很難持續耍下去。於是，儒生以這種方式對皇帝形成一個反制。這種反制肯定沒有過去的封建貴族對天子的反制力那麼強，但是沒辦法，他最多只能做到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
漢朝的儒家是讖緯化的。一旦讖緯化，就意味著可以進一步把統治正當性的解釋權從皇帝手裡剝離出來，並把它放到天上去！也只有在讖緯化的情況之下，他才有可能徹底把皇帝的解釋能力剝離開來。甭管是儒家還是什麼家，作為最高層的那個Ideology，如果它不是神秘主義的，而是理性主義的，馬上就可以為皇帝所用。因為理性主義純粹就是一個邏輯推理過程，這個推理過程完全可以由皇帝及其代理人依照對己有利的邏輯而推理下去。但是如果讖緯化，把它放在神的手裡，放在天的手裡，皇帝再怎麼推理，也是沒用的。所以漢儒的高度讖緯傾向，實際上是對皇帝形成一個更強的反制力。但是相應的，它也會帶來另外一個效果：由於它是讖緯化的東西，於是需要一種秘傳心法式的傳承機制；更以及，當時還面臨另外一個情況，就是知識傳播的成本非常高。知識傳播的成本要想足夠降下來的話，首先必須得有紙的出現；光有紙還不夠，還得有印刷術大規模的應用。印刷術大規模應用是到五代的時候，馮道那會兒才開始的，在此之前沒有印刷術，並且造紙技術也不發達，洛陽很容易就紙貴了，因而知識傳播的成本極高。只有有錢人才能夠玩兒得起這些東西。剛才我所說的秘傳心法，就在這樣的一個群體裡面，那就意味著只有豪族才能玩得起這些東西，他們壟斷了知識，壟斷了秘傳心法。所以儒學在那個時代，天然地促成了世家大族的升起。而且這種世家大族又「直接跟天意相結合」，從Ideology上，皇帝是沒有足夠強的能力去控制的，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世家大族的興起，使得皇帝中央財政的能力遭遇到挑戰，這進一步意味著中央集權的權力就會遭受到挑戰，整個的大一統的局面就會遭到很大挑戰，因為中央集權的權力都是要花錢的，沒錢就難以搞下去。這種巨大的挑戰下，一旦大的災變到來，政權是很難延續下去的，東漢末年就是如此。東漢末年那個時候，我們今天經常說到的桓帝、靈帝是特別糟糕的皇上，但在那會兒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桓帝是被外戚大將軍梁冀扶上台的。扶上台之後，這位感覺特別不爽，因為梁冀像太上皇一樣天天控制著他。他想要反制梁冀，但又沒有人可用。在他當了十三年的傀儡皇帝之後，終於跟幾個宦官聯手，歃血為盟。這皇上很搞笑，跟那幾個宦官歃血為盟的時候，他不咬自己胳膊，咬的是宦官的胳膊，那血是宦官的！他們聯手就把梁冀做掉了。做掉之後，桓帝開始自己說了算了。但馬上就帶來一個「黨錮之禍」。遭遇到黨錮之禍的是誰呢？事實上就是世家大族。皇上想自己說了算，一言堂嘛。但是一言堂的時候，會遭受很大的挑戰力量，就是世家大族的力量。黨錮之禍就是皇帝的中央集權的努力——我們今天歷史書上說是「宦官專權」什麼的，實際上宦官只不過是皇帝的狗而已，是皇帝通過宦官之手，他試圖專權，然後跟這些世家大族之間構成PK關係，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清譽全都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裡，掌握在豪族的手裡。所以在這之後，就是天下大亂，進入到三國的時代。
三國的時候，有幾個很悖反性的東西。比如曹操他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繞開世家大族，繞開豪族，把一些寒族的高手給用起來了。曹操能用起寒族，是因為他足夠牛，能夠罩得住。但是，等到曹操死之後，曹丕沒那麼牛，罩不住了。那他還想繼續統治的話，就得跟豪族妥協，於是由陳群開始搞九品中正法。九品中正法之後，意味著豪族在魏這邊又能站得住腳了。豪族站住腳後，你老曹家宦官之後，在豪族裡根本就排不上號。所以又過了若干代，世族就徹底把老曹家給幹掉了，司馬家上來了——司馬家是世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可以說司馬家幹掉曹操，從某種意義上接續了東漢的一個傳統，也就是東漢世族的傳統。而在蜀漢那邊，諸葛亮從某種意義上是接續了曹操的傳統。諸葛亮一直在試圖壓制，一方面壓制本地的土豪，另一方面壓制別的土豪，試圖建立一個足夠強的中央集權的控制。當然最終，我們看到歷史的結果，還是東漢的繼承人幹掉了曹操的繼承人，形成了兩晉的局面。
西晉建立起來之後，世家大族仍然很龐大，接下來就是「八王之亂」，又是天下大亂，它被迫得南渡。南渡之後，到了東晉「王與馬，共天下」，這就意味著司馬家已經完全說了不算了，你必須完全跟世家大族形成一個「貴族共和式」的關係了。
而且越是到這個時代，就社會經濟層面而言，「塢堡」經濟就越強。「塢堡」經濟越強，中央的財政能力就越發減弱，越發收不上稅了。整個財政邏輯從早期西漢的時候還有一些貨幣財政，到了後來就逐漸退化為實物財政了，尤其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基本退化為實物財政。實物財政對中央集權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因為不可貨幣化，沒有辦法把它足夠有效率地轉化為你的力量，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募兵。在實物財政的狀況之下，就使得皇權想要跟世家大族之間進行PK，就越發地玩不轉了。這是南朝的狀況。
北魏孝文帝
北朝那邊，世家大族也留了下來。而北朝的豪族，逐漸跟南下的這些北方的軍事貴族之間開始形成一個合謀的關係。北方有什麼崔家、盧家……這幾大家族開始跟南下的草原軍事貴族形成合謀關係。中間來來回回PK了N多輪，北邊「五胡十六國」也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徹底想要胡化的階段。在劉淵的時候，還自視為劉禪的繼承人，他奉靈牌的時候，還要奉劉禪。但是劉淵的兒子徹底把它拋棄了，試圖把北邊逐漸胡化，這是一個努力。這個努力到了冉閔那兒，終結了。在這之後，第二個階段是苻堅的前秦階段。苻堅的前秦是試圖「混一胡漢」，但是他「混一胡漢」的時候，步驟有點兒走反了。「混一胡漢」，前提是你得把這些部落給消解掉。但是苻堅為了表示自己足夠的寬宏大量，他沒把投奔他而來的慕容家那幫哥們給消解掉，倒先把自個兒出身的那個部落給消解掉了。這就意味著一旦天下大亂，你的統治基礎就沒有了。他這一步走反了，那些人跟他貌合心不合，結果「淝水之戰」，南邊幾萬人就把他幾十萬大軍給幹掉了。
「胡漢一家」，苻堅的目標是對的，但是步驟沒走對。接下來第三次嘗試胡漢一家的努力，就是北魏。北魏的時候，這一步終於走對了。北魏的開國皇帝道武帝，他建政之後第一步就是「離散部落」：我要把所有不歸我直接控制的部落，全部都給離散掉；歸我直接控制的那些部落，那就按我的節奏來了。反正我時時刻刻確保我的統治基礎一定得牢牢掌握在我的手裡。其他有可能對我構成挑戰的，我全都給你離散掉。北魏就以這種方式形成了一個治理機制。實際上在北魏的時候，我們所說的「二元帝國」的樣子已經初步開始出現了——就是長城南邊是一套治理方法，北邊是一套治理方法——最初的雛形是在北魏出現的，只不過堅持時間很短，沒來得及弄得稍微像樣一點。但是，對北魏的皇帝來說，有一點很不爽。北魏的皇帝，最初定都是在大同——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中原到草原的一個過渡地帶。這種地帶是新的制度創生點。北魏定都大同，南邊能夠控制中原，北邊直接跟草原相連接，它能夠有效地控制兩邊。而且它所依憑的最重要的統治基礎「六鎮」的府兵也都在大同及其周邊。但是，這也意味著你跟軍事貴族在一塊兒，你沒有辦法一言堂，軍事貴族始終會對你形成某種制約關係，這對皇上來說就非常之不爽。他就總想著我怎麼樣能夠一言堂，能讓我自個兒說了算？我都皇上了還被挾制，這也太不爽了！於是在孝文帝的時候，就做了一個很大的努力，孝文帝南遷，首都南遷到洛陽。南遷到洛陽之後，他要求所有的人說漢語、改漢姓、穿漢服，不許說鮮卑語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到這裡之後，他終於擺脫了六鎮騎兵對他的節制了，可以一言堂了，皇帝做起來爽極了！
但是皇上這麼搞起來，就意味著他不再認北邊那些老兄弟了，而北邊老兄弟憑什麼還認你啊！北邊不再認你了，南邊的人也未必認你，因為你無論怎樣，你還是胡人，你的統治基礎就不在了。所以，孝文帝的時候，這位皇帝還足夠強，他還能夠罩得住局面。但是等到孝文帝一死，北魏馬上就亡掉了，然後又是天下大亂。北魏亡掉之後，分成了東魏、西魏，再往後又被篡奪帝位成了北周、北齊。北齊的奠基者創建者叫高歡，這哥們是個漢人，但他比較胡化。當時的中國是分成三部分的，北周北齊跟南邊的蕭梁，以及後來的陳，而這三個裡面實力最強的是高歡。高歡是一個完全胡化的漢人，漢人的東西他也懂，胡人的東西他也懂，而且實際上他更接近鮮卑人。並且，他佔據了最富庶的地方，人口也是最多的地方，所以它的力量最強。因為力量最強，高歡就開始作了，No zuo no die，最後這哥們的帝國就Zuo die了。為什麼Zuo die了？因為他的對手是奠定北周基礎的宇文泰。當然，宇文泰主事的時候還是叫做西魏，他兒子才篡位成為北周；高歡主事的時候那邊也叫東魏，也是到他兒子才篡位成北齊。
宇文泰面臨一個困境就在於，他佔據的關中跟東魏-北齊相比，比較貧困，人又比東邊要少很多。而對東邊來說，高歡充分胡化，他所應用的軍事力量，主要還是靠草原騎兵，靠北府的六鎮騎兵這幫兄弟。而宇文泰所能夠動員起來的北府騎兵，人數不夠用，他的人口總量太小。他想跟高歡之間進行PK的話，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漢人以某種方式動員起來。如何才有可能把他們動員起來？前提是你必須「胡漢混一」，否則的話是不可能把漢人動員起來的。所以，在宇文泰的手上，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復周禮」的活動。第一次復周禮是在王莽那兒，第二次復周禮就是在宇文泰的手上。他通過蘇綽來複周禮，搞井田制、授田制等等，這一系列全是在宇文泰的手裡搞起來的。搞起來之後，「胡漢混一」了；而且它的兵制也開始變化了。在北魏孝文帝的時候，已經逐漸冷落那些北方老兄弟了。還在大同的時候，他會認為草原人代表著最高貴的族群；但他定都洛陽之後，就開始認為那邊是粗鄙的人了，「我們中原人」才是最高貴的人。過去府兵像八旗子弟一樣，是很驕傲的；但是，你認為他粗鄙，他的地位就越來越衰弱了。過去府兵、鮮卑人這種身份特徵，讓他覺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但是到了現在，這個身份特徵反倒成了丟人的一個事兒了。這種狀況在西魏-北周仍然存在，於是府兵開始要求重新恢復尊嚴；對宇文泰來說，又要把漢族百姓也以某種方式動員起來，於是他就徹底把兵制重整了一遍：讓漢人也可以加入府兵，同時恢復原來府兵尊貴的身份特徵。通過這種方式，西魏-北周形成了一個更大的動員力和組織力。在此基礎上，北周就把北齊給幹掉了，接下來又把南邊幹掉，一統天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基於北周的歷史，徹底形成了「胡漢混一」的局面。
這個「胡漢混一」的局面，直接的型塑了隋朝和唐朝的國家政策。於是在這之後，才可以看到隋唐時期，尤其是唐朝時期那種氣象萬千的宏大帝國。它徹底突破了中原儒家的這種地理依賴性——就是由於我們在前面聊過的由於自然生態所形成的一種地理依賴，儘管它自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但事實上，這種地理依賴，使得它的治理過不了長城，過不了嘉峪關，過不了湟水，無法真正地建立起一個世界帝國。而草原上的那幫兄弟，整個歐亞大陸上來回跑，所以這些游牧者天然具有一種世界視野。那麼大唐那種世界帝國的氣象萬千、雍容大度，事實上是結合了草原的視野和中原的財富、文化，再加上從西域來的佛教等等一系列新的理性，重構了中原這種理性機制。依憑北邊的勇氣、激情，加上西邊來的新的理性，與中原舊有的東西進行完整重構，才最終建立起一個龐大的世界帝國。而且龐大的世界帝國建立起來之後，東西方貿易徹底打通。長途貿易大規模發展起來之後，貴金屬越來越多的流入，到了唐玄宗的時候，事實上貨幣財政重新成為可能。
但是，唐玄宗並沒有來得及把這個轉型完成。因為還在唐太宗的時候，政權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府兵，受制於那些柱國大將軍。所以他開誠納諫，當然唐玄宗比較開通，但是前提一定得是有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的約束機制，否則開明本身也靠不住。他開誠納諫，某種意義上有點類似於關外的大汗，因為他受制於府兵。但是到了玄宗的時候，就開始試圖擺脫那些府兵了。於是玄宗再次開始大量設置「使」職，諸如節度使一類皆如此，在此之前是沒有這種「使」職的。在此之前，地方官員完全在官僚體系內部，有一整套的制度性的安排。他設置的這些所有「使」，事實上在正常的官僚體系之外，由玄宗來特命並主導。玄宗把「使」職設置出來，就意味著獲得了一個機會來搞專制了。
這個專制要想落實的話，首先它需要貨幣財政。而貨幣財政基於大唐的國際貿易的過程以及它內部規模變大，貴金屬增多，逐漸開始成為可能了，但玄宗的時候還沒有從政策上實現這種轉向。對玄宗來說還需要另外一點，就是要想專制的話，除了貨幣財政，還得需要有能力從貴族（實際上就是世家大族）之外拔擢人才。因為只有貴族之外的人才，沒有獨立於皇帝之外的身份基礎，才會對皇帝有著最強的依賴性，皇帝的專制才搞得定。貴族之外拔擢人才，就依靠科舉。但科舉要想展開，有一個條件，就是知識傳播的成本必須大幅下降。早在武則天時，就已經開始嘗試徹底甩開這些達官貴族，於是把科舉搞起來了。但由於當時知識傳播的成本沒有大幅下降，所以科舉還沒有成型。玄宗繼承了一些武則天拔擢的人才，但是他還希望有更多的脫離於貴族的、在朝廷里沒有根基的人可以為己所用，於是便啟用了胡人。他只注意到胡人和平民一樣在朝廷沒有根基，但沒有注意到胡人卻另有根基，最終這個政策招致「安史之亂」。胡人不是不可用，但是前提必須得有一種能夠理解胡人的視野，太宗是有這個視野的，用好了胡人才得以擁有其世界帝國；但顯然玄宗已經丟掉了這個視野，導致大唐從世界帝國開始再度內向化為一個中原帝國。
安史亂後，中原的世家大族一片凋零，同時中央財政一塌糊塗，楊炎開始搞起兩稅法改革，這就是中央財政從實物財政大規模轉向貨幣財政的起始。一旦能夠完成這種轉型，中央的實力便會對世家大族形成一種碾壓性優勢，世族社會便無法再繼續了，歷史開啟了向平民社會轉型的大門。當然，這不是楊炎搞了改革馬上就能實現的，還需要更多的歷史演化。楊炎的改革首先也是因為「安史亂後」的藩鎮割據的困局所致，但他為後世的轉型提供了起點。
藩鎮割據後又出現黃巢之亂，世家大族在此亂中差不多凋零殆盡，嗣後進入五代十國。到了五代的時候，馮道把印刷術發展起來了。到宋代，印刷術大規模展開，知識傳播成本急劇下降，於是皇帝直接從民間拔擢人才一下子成為可能。在這之後，我們所說的世家大族社會為平民社會所取代，終於水到渠成，中國完成了從封建，到世族，再到平民社會的一個過渡階段。
本文作者根據錄音整理略作修訂。錄音整理：竇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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