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與20世紀的歷史

每個人對待即將到來的死亡態度是不一樣的。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弗·希欽斯，得知自己身懷癌症，命不久矣，寫了一本書中文翻譯為《人之將死》，將自己一輩子寫專欄批判的人在書中挨個重新罵一遍，以示一個都不寬恕，在他看來，這就是他給這個世界留下的遺產，一種絕不認輸的批判精神。

而另外一位歷史學家托尼·朱特身患能讓人逐漸癱瘓的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LS）之後，開始與死神賽跑的最後的思考與寫作，從2008年到2010年去世的幾年裡：他寫了一本關於政治和未來生活的道別詞《沉痾遍地》；二十餘篇有關他私人生活的回憶小品文《記憶小屋》，一份公開的講義，以及關於二十世紀的歷史的全面研究的訪談錄《思慮20世紀》。在朱特看來，人之將死，他留下的「善」就是他身為歷史學家和知識分子的系列思考，這是他最後的精神遺產。

現如今，這些著作都擺在我的面前，從他早年留學法國高師，研究二戰時期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未竟的往昔》，到晚年為他在史學界贏得巨大榮譽、短期內無法超越的《戰後歐洲史》，以及癱瘓在床極力發出的最後之聲，對二十世紀作出總結陳詞的《思慮20世紀》。這些清晰的思想脈絡，讓我們感受到了一位歷史學家和知識分子從未停止過思考的熱忱。

現在我們可以說，從朱特的所有著作挑選出一本最佳的入門讀物，一定是他與東歐歷史學蒂莫西·斯奈德的對談《思慮20世紀》，這本書無愧於是朱特的思想自傳。兩位都是東歐史學家，有著相近的歷史旨趣，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對談涉及到二十世紀所有知識分子都關心的公共議題，無論是猶太復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與大屠殺、馬克思主義、冷戰等各種議題，都有發人深省的深刻洞見，讓我們領略了一位專業歷史學家的坦誠和無畏。而且他們的談話將朱特的家族史、求學史和著述史融為一體，這種奇特的編排方式讓讀者充分意識到，他們所對談的歷史，其實就是他們參與創建的歷史，他們體驗過，經歷過，思考過這些議題，所以他們對談的激情源於他們都是歷史中人。

我一直有一個觀察，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我們是喪失歷史感的一代人。因為所有的歷史我們都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我們的生活中不是沒有歷史，但是我們對歷史的認知被限定在各種媒介之中，我們閱讀書籍中的歷史，觀看電視上的歷史，查閱網上的歷史，通過各種渠道去了解到歷史的二手消息和碎片，我們缺乏現場感，也從未想過參與到歷史中去。好像歷史對於我們只是一個大寫而陌生的他者：只是一種由專業的歷史學家才能知道的東西。

但是閱讀二十世紀很多作家和歷史學家的寫作，我有種強烈的現場感，比如朱特說，1989年12月，他正在維也納的計程車上，從廣播中聽到了羅馬尼亞的齊奧塞庫斯垮台的消息，他意識都東歐戰後的歷史圖景正在發生著巨變，而這一切對歐洲共同體的歷史影響到底意味著什麼，還沒有人開始思考，他認識到，這個時候需要有人就這一問題寫一部新的著作，這就是他花費十年之功才完成的《戰後歐洲史》。

有人評價說，《戰後歐洲史》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東歐和中歐史納入到戰後的歐洲版圖之中。這個評價只說對了一點，朱特曾服膺於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那是他心目中歷史寫作的範本，唯一不足的是霍布斯鮑姆獻身的黨派身份限制了他的歷史視野，預設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觀念框住甚至扭曲了霍布斯鮑姆在更為寬廣的領域內對主題進行深化思考。朱特的歷史寫作，有意識彌補了霍布斯鮑姆的狹隘不足，他不但提供了一種中東歐視野，還將這種視野引入到歐洲和美國史學的寫作範疇中，對常見的進步史學觀和線性史學觀進行了質疑。

在他看來，歷史著作不但要有一流的文體，要講述一個好故事，更重要的除了歷史學家的視野，還要有知識分子思考和一個公民的現實關切。歷史是寫給人看，對大多數人來說，閱讀是一種在想像中參與過去的方式。如果你寫的歷史書只是為了學院的少數研究者用，無疑是失敗的，因為並沒有將歷史對現實的影響帶入到現在，對大眾產生影響。

我一直強調，一個好的歷史學家都要有強烈的歷史現場感。比如朱特早年在以色列基布茲農村的生活經歷讓他從一個最初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變成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批判者；1968年的東歐的「布拉格之春」發生，他意識到革命的存在，自學捷克語，深入東歐觀察革命；法國的「六月風暴」發生不久，朱特取得了巴黎高師的獎學金，成為了薩特、阿隆、波伏娃等人的校友，開始了自己對法國史和二戰時期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這些現實發生的大事件都是他早年學術著作的主題，其中《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更值得著重提及。

按照朱特最初的設想，這本書是關於「二戰」之後巴黎左翼知識分子生活的歷史，而這一時期同時也是中東歐向蘇聯的體制轉變時期。時隔多年後，我們才能意識到當時的以薩特為首的知識分子犯了多大的錯誤，朱特正是從這一點入手解讀：「我著手寫的是一份關於民族弱點的個案研究：在政治和倫理上驚人的前後不一，這種前後不一是法國知識分子對極權主義興起的典型反應。」

這本書與大多數研究法國知識分子的著作有著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朱特引入了美國和中東歐知識分子的對比視角，以此觀照法國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行為。比如法國知識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影響更大，美國知識分子更接近專業技術人員，當他們在不熟悉的領域發言時，經常受到公眾的質疑。法國知識分子與中東歐的知識分子的作用更為接近，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力更大，像哈維爾這樣的知識分子才能成為後來的文人總統，像薩特這樣的知識分子才能一呼百應，應者雲集。要知道在那個時期，最有名也是最愚蠢的一句口號就是，寧願跟隨薩特犯錯，也不跟隨阿隆正確。且不說這種對知識分子的盲從禍害了一代人，至少證明了法國知識分子對公共巨大而可怕的影響力。

但是法國知識分子對公共生活的影響恰恰不是通過介入政治，而是通過文學、哲學和詩歌等藝術美學的手段影響發揮作用的，所以當他們有一天離開熟悉的領域，把介入政治當成一種責任，很容易就成了極權政治利用的可怕力量。換句話說，當公眾對薩特為首的法國知識分子有著非同一般崇拜的時候，這群知識分子也陷入了對蘇聯和斯大林政權的迷戀，而這種迷戀致使他們喪失掉原來的知識分子的立場，成為了眾多盲從者中的普通一員。

在朱特看來，知識分子並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壞，他們甚至也不是特立獨行。他們在共同體中生活，尋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們追求事業，他們期望成功，他們敬畏權力。從「二戰」到1956年，在巴黎的知識分子圈中，在迫害、暴力和死亡如此重大的人類議題上，當我們在人群中幾乎聽不到什麼不同意見的聲音時，我們不必感到驚訝。也許需要稍微驚訝一點的是，在上述的這些議題上，反而有著不同尋常的融洽。如果我們能夠接受知識分子的這種複雜特性，就能理解他們為什麼也會愚蠢，也會犯錯。知識分子的錯誤，相比普通人影響更為深遠，因為他們不僅僅會犯錯，還會利用手中的話語權為自己的錯誤進行粉飾性的合理性辯解，甚至賦予自己的過錯一種悲劇性英雄的色彩，影響更為惡劣。

無論是身為歷史學家，還是公共知識分子，朱特都會警惕這種對知識和歷史的利用。歷史學家的天職是講述歷史，因為操控歷史是二十世紀封閉社會的共同特徵；而知識分子的天職是不喪失獨立清醒的立場和判斷，讓人們了解歷史：「操縱過去是最古老的知識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著對過去發生之事的解釋（或純粹是欺騙）權，那麼現在和將來便任憑你擺布了。所以，確保國民對歷史的了解，純屬民主的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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