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忽悠日本全面侵華始末

文史 06-30

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忽悠日本全面侵華始末

1937年6月1日，日本近衛文麿上台組閣。

近衛文麿實際上是受到在政界握有實際領導權的軍部的支持。近衛文麿的上台，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而言，無疑是一件盼望已久的大好事。

近衛文麿任首相後，首先對內閣進行了改組。他認為，要想藉助處理事變的機會永遠樹立重視東亞地區的國策，就必須加強內閣力量，具體實現舉國一致和真正的軍、政一元化。這就必須加強陸軍在軍部的地位。

這與日本軍部的想法是完全相符合的。昭和13年(1938年)5月26日，軍部電令東條英機中將自中國東北飛回東京羽田機場。

5月30日，正式任命東條英機擔任陸軍次官，成為6月2日被任命為新任陸相的板垣中將的助手。

坂垣征四郎與東條英機同是岩手縣人，他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步兵科畢業生，比東條英機高一屆。他也讀過陸軍大學，畢業後即被派往中國東北。

後來任參謀本部部員，「九·一八」事變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再往後他還擔任過奉天特務機關長，滿洲國軍政部顧問、關東軍參謀長等職。「七·七」事變時，任師團長，所率部隊是關東軍的精銳，也是屠殺中國人民的惡魔。

坂垣征四郎和東條英機兩人是莫逆之交，而且都是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們一同執掌當時日本的陸軍軍政，只會給日本政府帶來更加鮮明的軍國主義色彩，而軍部的對外擴張，則更可肆無忌憚了。

6月18日，東條英機受命兼任陸軍航空本部部長。無論是陸軍次官還是陸軍航空部長，都是特別重要而繁忙的工作。東條英機當時可謂非常賣力，拚命地工作。

1937年6月9日。

夏季的日子，即使在塞外也讓人感受到天氣的燥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窗子全都敞開著，以便透入几絲涼風。

參謀長東條英機背著手在習慣地踱步，司令官植田謙吉坐在靠背椅上猛吸著香煙。當東條又一次走到軍用地圖前時，停了下來，慢慢拿起軍用紅藍鉛筆，把中國東北地區用一個紅圈圈了起來，接著又向華北方向畫了三個粗粗的紅箭頭，隨後又向前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畫了三個藍箭頭。

東條的舉動把司令官植田謙吉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圖上，他摁滅了手中的香煙，起身來到地圖前，眼睛盯著東條英機，說道：「參謀長，談談你的想法。」

東條英機手中的鉛筆再次指向地圖，說道：

「司令官閣下，滿洲事變後，我們佔領了中國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雖在名義上支持溥儀成立了『滿洲國』，但實際上東北成了我們的殖民地。

1933年1月3日，我軍又攻佔了華北戰略要地山海關。3月4日佔領熱河省會承德，繼而向長城各口大舉進攻，東迫喜峰口、冷口、西攻古北口、南下羅文峪。

國民黨被迫與我簽訂《塘沽協定》。這樣，我們打開了整個華北的門戶。1935年7月簽訂的《何梅協定》，又使我們控制了中國河北和察哈爾的大部分主權，爭取了在華北的主動權。

同時，我們策劃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雖未成功，但是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內蒙古德王組織的『內蒙自治軍政府」都對我們擴展勢力極為有利。

再者，英美對我侵華行為尚採取觀望態度，蘇聯無暇東顧，中國國內國、共兩黨尚未正式合作。」說到這裡，東條英機稍加停頓，看到司令官植田謙吉在聚精會神地聽著他的長篇宏論。於是又繼續說道：

「司令官閣下，我的意思是，此時是我們征服中國的天賜良機。我認為應把我們的設想報告大本營。」

植田謙吉既欽佩東條的精闢分析，又為他的膽識和雄心所折服。說道：「先按你的想法，寫一個詳細報告，向大本營提出全面出兵中國的建議。」

東條英機在當天即寫好了給大本營的報告，並反覆強調：「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目前的形勢，我們深信：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打擊，征服中國，除去我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

近衛上台不久，即電令日本關東軍司令、中國駐屯軍司令和駐華大使，要他們為達到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擴大冀東偽組織，驅逐中國29軍出華北這三個目的，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於6月20日上午接到命令，21日便在司令部召開秘密會議。內容是：(一)速派重兵向平津鐵路線作實彈演習，一面向附近居民示威，一面向29軍挑戰。

(二)向天津29軍負責長官提出強硬要求：撤退冀察29軍;厲行防共，取締排日;實行中日經濟提攜。會後，責令參謀長橋本群擬訂具體實施方案。

橋本群為了掌握中國方面的情報，6月22日親自找來冀察政府委員會「招聘」的日本顧問，詳細詢問了情況。

五天後，日本軍界發布機密命令，令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中任建議委員的日本顧問宋谷猛雄，限他三天內把北平至大名間軍用公路地圖取來。

日本參謀本部參謀及軍事顧問在丰台、盧溝橋、長辛店一帶頻繁視察地形。與此同時，加緊調兵遣將：華北軍猛增至16000人;

冀東偽政府奉日軍之命趕修飛機場;日本海軍第3艦隊在中國渤海海面游弋。

7月，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命令牟田口部隊由天津至北平鐵路沿線開始進行實彈演習。至此，日軍做好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各種準備，正待機尋釁，挑起戰爭。

日本的步步進逼，使華北的形勢日益動蕩。當時駐在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部隊是第29軍。

軍長宋哲元，山東樂陵人，原是馮玉祥的部下。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著名的「北平政變」後，脫離了直系軍閥，將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宋哲元歷任第四方面軍總指揮、第29軍軍長、察哈爾省主席、平津衛戍司令。此時，他又兼任冀察政府委員會委員長。

可以說，宋哲元是華北執掌實權的軍政首腦。對於日本的步步進逼，他持一種矛盾的態度，既有妥協的一面，又在許多問題上有著不妥協的成分。

此時，全國正在興起抗日怒潮，何況29軍曾在喜峰口抗擊日寇，譽滿國內外，全國上下希望29軍能奮起抗戰，拯救民族危機。再者，29軍士兵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

在1936年11月7日和11月12日，先後在紅山口和固安與日軍舉行對抗性演習，毫不示弱，表現了扞衛主權和領土的信心與勇氣。

鑒於這種情況，宋哲元在1937年4、5月間召集幕僚研究對日政策，並密切注視著形勢的發展。

盧溝橋的炮聲，宛如天空中的驚雷，震醒了熟睡中的東方雄獅，雄獅已開始怒吼。

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莊嚴的號召：

「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即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即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即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同日，毛澤東、朱德、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葉劍英等代表紅軍全體指戰員，給蔣介石發去急電，要求蔣介石本著「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

並表示我紅軍將領「以抗日救國為職志，枕戈待旦，請纓殺敵，已非一日，當此華北危急存亡之緊要關頭，敢請我國民政府，速調大軍增援河北英勇抗戰之29軍，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抗日的激流又一次把蔣介石推到了前台。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他於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發表了談話，宣布準備抗日的方針。

「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任人強佔，那麼我們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

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北三省;北平若果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

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整個國家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蔣介石表示，一旦到了最後關頭，就「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要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如果放棄了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在最後關頭，「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圖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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