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母」宋慶齡，為何不會講國語？

文史 06-30

摘要出席會議的宋雲彬在日記中寫道：「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不會說國語，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

孫中山被國民黨尊為「國父」，有人也將宋慶齡稱為「國母」。但「國父」和「國母」相互之間不講「國語」，而是以英語為主要交談語言，聽起來似乎很荒謬，卻是千真萬確。雖然國民黨十分強調民族主義，但在整個民國時期，推廣「國語」的效果並不明顯，國民黨高層人物之間用英語交流者大有人在，而在早期國民黨中央正式會議上，經常出現「國語」、粵語並用的情況，反映了國民黨語言生態的複雜性。

宋家的語言

拜互聯網之賜，我們今天能夠隨時找到抗戰時期宋美齡的講話視頻。「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面對鏡頭侃侃而談，用的是有濃重上海口音的「國語」。客觀來說，她的「國語」很不「地道」，腔調算是官話腔，大量字詞的發音直接就是上海話。

「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如今通行叫法是宋耀如，也叫宋嘉樹，本名叫作韓教准，英文名也歷經變化，他自己在書信中用過一次Hann Cardson，不過更多的是Charles Jones Soon，後來又加一個字母叫Charles Jones Soong。（《宋耀如生平檔案文獻彙編》第4-17頁）名字的複雜，反映了經歷的複雜。身為一個海南人，命運之船把他帶到美國，得到教會人士資助得以讀書，習得一口美國口音的英語。

1885年12月，宋耀如以美國基督教監理公會傳教士的身份回國，在崑山、七寶、太倉等地巡迴傳教。教會對他的第一個要求，是學習上海話。經在美國認識的留學生牛尚周介紹，他與川沙女子倪珪貞結婚。子女在語言上通常受到母親影響最大，倪珪貞講的是帶川沙口音的上海話，這就是宋家子女的母語。

宋家的子女，長大後都送到美國留學。因而，他們只熟悉兩種語言：英語和上海話。後來，宋子文到廣州工作數年，出於工作需要，應該學習了官話，或許還學了一點粵語。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寫道：孫中山和宋耀如「兩人都出生於廣東，說同一種方言……」（《宋家王朝》，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第102頁）。這是很多「歷史作家」以想像代替實證的壞習慣，不足為訓。

不錯，孫中山、宋耀如當時都屬於廣東人，但廣東（連同海南在內）有多少種方言？宋耀如的母語是海南文昌話，屬於閩語系，海南島的移民80%以上來自福建（劉新中：《廣東、海南閩語若干問題的比較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孫中山講的是廣府話，屬於粵語系。只會這兩種語言的人，相互之間無法通話。宋耀如未曾系統學習過廣府話，孫中山則完全不懂海南話。他們之間，怎麼可能用所謂「廣東話」交流？用的又是哪一種「廣東話」？孫中山和宋耀如之間，口頭交流肯定是講英語，或許有時需要用「筆談」來補足。

「國母」宋慶齡，為何不會講國語？

孫中山與宋慶齡

國父國母不講國語

宋慶齡也跟乃父一樣，與孫中山只能用英語交談。

共產國際全權代表達林曾在1922年到廣州拜訪孫中山。他在回憶錄中明確地說：孫中山「給我介紹了他的夫人宋慶齡，她當時三十二歲，但看起來要還要年輕一些，她同丈夫講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國外長大的，不懂中文。」（達林：《中國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12-113頁）這裡「不懂中文」指的是不會講「國語」。宋慶齡既不會講「國語」，也不會粵語，而孫中山也不會上海話，她跟孫中山之間除了英語，沒有別的選擇。

宋慶齡不會「國語」，最有力的證據是宋雲彬日記。1949年9月21日，在懷仁堂召開新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出席會議的宋雲彬在日記中寫道：「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不會說國語，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宋雲彬：《紅塵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頁）

「國母」宋慶齡，為何不會講國語？

宋雲彬日記《紅塵冷眼》封面

1949年的新政協，擔負著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職能（當時還沒有人民代表大會），由這個大會選舉國家最高級別的領導人，制定有憲法地位的《共同綱領》，是最為嚴肅而正式的政治場合。但大會承認很多人講不好「國語」這個既成事實，沒有「強人所難」。在宋慶齡以外，還有很多政協委員都講的是家鄉話，請人翻譯。據宋雲彬日記，民革中央常委譚平山發言，講「一口廣東話」，華僑代表陳嘉庚「說的是土話，必須翻譯」（同上，第164、166頁）。

《牛康上海話讀本》有如下一段：「據說，當年宋慶齡與廖承志私下交談講的是英語，因為宋慶齡說帶有浦東川沙口音的上海話，廖承志說的是廣東話，而他們的『國語』（即後來的普通話）又說得結結巴巴，詞不達意，所以乾脆就用英語來交談了，他們講英語很流利，雙方都能聽懂。」（第175頁）。這個傳聞，可從宋任窮的回憶得到證實。1981年5月15日，在宋慶齡病重之際，廖承志受命到宋慶齡病床前傳達中央關於接受她為共產黨員的決定，廖承志「先用漢語講一遍，後用英語又講了一遍，傳達了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宋任窮回憶錄》第508頁）

「國母」不會講「國語」，聽起來似乎很荒謬，但卻是鐵的事實。中國地域廣闊，地方文化、語言差異很大，民國時期「國語」（以及共和國前期的普通話）一點並不普及，操「國語」的人也普遍帶有一定的地方口音，並不「標準」。如今的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中，歷史人物一開口就是標準的普通話（毛、蔣似乎是默認的例外），這種做法可能是出於「推廣普通話」的目的，卻與歷史事實不符。

國民黨人與粵語

粵語曾經在同盟會、國民黨中擁有特殊地位，是另一個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國民黨，以海外華僑為主要籌款來源，早年追隨他的高級幹部裡面，廣東人佔了最大比例，隨手舉些例子：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馮自由、王寵惠、胡漢民、汪精衛、陳璧君、朱執信、廖仲愷、何香凝、古應芬、許崇智、鄒魯、鄧澤如、李福林等等。這些人多數是講粵語的廣府人，個別是會講粵語的客家人。孫中山自1917年起，三次開府廣州，在此過程中湧現了大批廣東、廣西幹部，如譚平山、陳公博、鄧演達、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陳濟棠等，這些人也習慣操粵語。

即使是湖南人黃興，出於在南洋、香港、廣州活動的需要，也學了一些簡單的粵語。越南河口起義時，黃興乘火車遇到法警查問，「興操粵語答之，而語音不類」。黃興講的粵語不夠地道，引起法警懷疑而將其扣押，被遞解出境，對河口起義失敗有重大影響。鄒魯感嘆：「克強此舉實與革命軍成敗關係甚巨。」（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民國叢書」影印本，第746頁）

1924—1927年間，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習慣上是雙語並用，國語發言譯為粵語，粵語發言則翻譯成官話。1924年1月21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對大會宣言稿進行修正，由戴季陶用國語、胡漢民用粵語，依次將修正案全體朗讀報告（1924年1月29日《申報》）。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舉行成立典禮，黨代表胡漢民用「國語」致詞後，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則用廣東話演講。（1925年7月2日《廣州民國日報》）

1926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及討論廖仲愷被刺案，當何香凝用「國語」發言後，七十號代表李國瑞即提出：「請託一位同志翻譯為廣東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四輯第1冊，第284頁）

1926年7月9日，在廣州東較場舉行隆重的北伐誓師大會，由譚延闓代表國民政府向總司令蔣介石授印，吳稚暉代表國民黨中央向蔣介石授旗。蔣介石發表就職演說，由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翻譯成粵語。（楊資元等：《鄧演達》，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7頁）

「國母」宋慶齡，為何不會講國語？

北伐誓師大會，蔣介石演講，鄧演達翻譯成粵語。

這一傳統甚至延續到了南京時期。1929年3月，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三全大會」）。有人提出議案，請處分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甘乃光四人。胡漢民「分用國語及粵語對本案重述……」（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447頁）3月22日，三全大會第六次會議討論中央執監委名額及選舉辦法，由胡漢民先用粵語後用官話加以說明。（1929年3月23日《申報》）

1929年4月1日，胡漢民參加上海特別市執監委員會總理紀念周活動，解釋對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甘乃光處分一事，「先用普通話講……接著再用廣東話講一遍」。（1929年4月2日《申報》）

1929年，蔣介石已穩執軍政大權，但格於國民黨歷來的傳統，對正式會議雙語並用的情形並無提出異議。這種情況，或許到了1931年蔣介石扣押立法院長鬍漢民以後才有所改變。「國語」（普通話）的推廣，有著漫長的過程，近三十年才突然加速。要準確認識歷史，不可用當前的狀況去推想過去。（文/陳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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