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幸福：脫北者的故事

整理：徐添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如果我們在夜晚時分從數百英里的高空俯瞰整個東亞，我們會看到一片黑暗區域。在它的兩側，中國、韓國以及日本閃耀著象徵現代文明的燈光，而這片黑暗地帶則顯得與周邊格格不入。

這裡就是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如今，這個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北的國家已經和「饑荒」、「極權」以及「核訛詐」等名詞綁在一起，成為了「悲慘世界」的代名詞。大概沒有多少人會記得，70年代末，朝鮮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600美元，而在當時文革剛結束的中國，人均GDP僅有245元人民幣。

然而世事總無常。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社會主義的廉價能源供應不復存在，整個朝鮮的重工業因缺乏能源瀕臨癱瘓。緊接著，輕工業崩潰，農業因災難和生產機械的缺乏飽受摧殘，而統治者仍以「艱難行軍」為口號要求全國人民忍飢挨餓，以犧牲的精神供奉「先軍政治」，讓實行嚴格對外封閉政策的朝鮮變成一座巨大的集中營。

人是會用腳投票的。隨著生活環境日益惡化，生活在這裡的一部分人用逃亡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躲過邊境上的警衛進入中國，然後用偷渡、闖入大使館或繞道第三國的方式進入韓國成為韓國公民。

這些人被稱為脫北者（脫離朝鮮的人）。在西方媒體的筆下，這些脫北者的脫北經歷無不驚心動魄、險象環生。然而正如說書人和看客們對英雄落幕後的生活不甚關心一樣，脫北者脫北後的生活也游離於媒體的聚光燈之外。在經歷了千難萬險離開朝鮮之後，脫北者要怎樣維持生計？他們要怎樣進入韓國，又怎樣融入韓國當地的社會？

在本期外刊掃描中，我們將走入他們的生活，感受脫北後的苦辛。

1

《脫北者報告》：我們最幸福？

整理自：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Life and Well-being After Defec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28, No.2 (2004). Pp. 65-99

作者：Sung Ho Ko, Kiseon Chung and Yoo-seok Oh

我們的父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最幸福。

我們的家在勞動黨的懷抱里。

我們親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們，甜蜜的孩子無所畏懼。

我們的父親在這裡。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最幸福。

——朝鮮歌謠，《我們最幸福》

對自由世界的讀者而言，反抗極權的故事總是具有無窮魅力。2010年，芭芭拉·德米克在美國出版了《我們最幸福：朝鮮人民的真實生活》一書，一時引起轟動。在書中，她以謹慎而敏銳的筆觸向朝鮮以外的人們揭開了神秘朝鮮社會的一角。書中的六位主角戀愛、養家糊口、懷抱野心、努力求生，一個接著一個地發現自己被政府背叛，從而踏上了逃亡之路。他們的叛逃故事令讀者唏噓不已，在這些讀者的眼中，朝鮮如同奧威爾小說《1984》的現實版本，他們將朝鮮公民的逃亡看成出埃及記式的壯舉。芭芭拉·德米克的著作對這些「脫北者」的朝鮮生活著墨甚多，而對他們逃出朝鮮後的生活則稍顯簡略。事實上，對於脫北者而言，脫北絕不意味著噩夢的結束，某種意義上講，這甚至只是一段新噩夢的開始。

以12位離開朝鮮、最後定居韓國脫北者的採訪材料為基礎，由宋浩國（音譯，Sung Ho Ko）等三人合寫的調查報告《脫北者：他們脫北以後的生活及生存狀況》（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Life and Well-being After Defection）詳盡地分析了脫北者的脫北經歷和脫北後在東北亞國家的生活狀況。在這份調查報告中，脫北者成功離開朝鮮後面臨著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困難，為了能夠生存，他們不得不做苦力、賣給中國人販子，甚至被迫走上犯罪之路。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渴望從中國轉道去韓國定居，然而這條曲折的道路卻無比漫長。

什麼是「脫北」？很長時間以來，人們沒有明確的概念。在英文中，叛逃者與脫北者都寫作「North Korean defector」，而朝鮮政府亦認定這兩種情況同屬於叛國，因而這兩個概念經常被混用。實際上，叛逃與脫北含義絕不相同。叛逃指某人因懼於種族、宗教信仰、民族或政治上的迫害而離開自己國籍所在國，前往另一個保護自己的國家的行為。「脫北」是指朝鮮公民在未得到官方允許的情況下逃離朝鮮的行為（朝鮮官方將這些在其他國家只會視作「難民」的人也看作是「叛逃者」）。自朝鮮戰爭半島南北對峙以來，朝鮮不斷有人叛逃到韓國（當然韓國叛逃到朝鮮者亦不在少數），但朝鮮私自越境的脫北者卻寥寥無幾。自朝鮮戰爭到1990年近四十年間，一共只有616人私自出境，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發生改變。

1989年，蘇聯解體，矗立七十年之久的共產主義大廈轟然崩塌。處在市場經濟國家環繞之中的朝鮮如同未待成年便匆忙被推向社會的兒童，面對著天翻地覆的「世變」而不知所措。自80年代就已經連續多年經濟計劃未達標的朝鮮，如今又陷入了經濟持續負增長的窘境。1995年，罕見的洪災襲擊了朝鮮，洪水引發的大饑荒使朝鮮國內經濟雪上加霜。由於經濟危機，消費品與糧食嚴重不足，許多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人間慘劇，在一份對1383名脫北者的調查中，有超過75%的人向調查者坦言自己家中至少有一到兩個人被餓死，而叛逃到韓國的朝鮮最高級別官員，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黃長燁在叛逃後表示，1996年有50萬人餓死。嚴重的生存危機使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開始動搖。一些朝鮮人開始發現了體制的缺陷，他們私下抨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批評領袖（金正日），甚至偷聽被官方所禁止的韓國電台，在這一過程當中，他們發現了可以獲得更好生活的方法：離開朝鮮，逃往東亞其他國家，諸如鄰國中國、日本以及同文同種的韓國。

自1995年起，朝鮮非法跨境、成為脫北者的人數急劇增加。僅以逃亡到韓國的人為例，據統計，在1995年41人逃到韓國（1991年為9人），到了2003年，僅在一年之內就有1281人脫離朝鮮，定居韓國。由於朝韓邊境有兩國重兵把守，脫北者一般取道中國進入其他國家。這些人脫北的理由不盡相同，大體而言，可分為三類：單純跨境者、經濟難民與政治難民。

第一類脫北者是單純跨境者，他們是經常出入中國境內的朝鮮人，大多在中國有親戚和朋友，常常因經濟原因（如飢餓等）潛入中國境內為自己和家人尋找食物。這些人並沒有很強的脫北意願，通常在目標達到之後就在再度回到朝鮮。這些人的情況我們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所知不多。

第二類是經濟難民，他們同單純跨境者一樣都是因經濟原因前往其他國家，但不同的是，他們絕不會再回到朝鮮，除非他們在朝鮮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一些經濟難民（尤其是女性）以婚姻為代價換取一絲生機。例如調查報告中第十二個案例中的脫北者（為敘述方便，我們稱為C12，下同）便在她的孩子餓死後同丈夫離婚，並為了更好的生活而嫁給了一位中國農民。「如果我能有足夠的食物，並能得到丈夫的尊重和愛慕的話，我會嫁給他的。」她回憶道。

第三類脫北者是政治難民，他們通常因受到金正日政權的迫害或懷疑自己被迫害而出走.曾擔任社區學校副校長的C5僅因告訴他的鄰居「中國人吃的比我們好多了，他們有豬肉和牛肉吃」就遭到了當局的監視，他發現有些人會將他的行蹤寫成報告呈交給上級。許多人的脫北是因為要與已經出逃的家人團聚，但還有許多人因為家人出逃而導致自己被連累，進而被迫脫北。調查報告中的C11就是一例。當她的家人告訴她逃跑計劃時，她完全不敢相信並堅決留在朝鮮，不久之後，她就被學校勒令退學，並被國家安全部門的人員帶到邊境幫助尋找她的父母。在家人叛逃的消息已經廣為人知之後，她的朋友也疏遠了她，她們罵她是「叛國賊」，這種情況令C11非常難堪，最後她也踏上了脫北之路。

對於脫北者來說，脫北完全是一場噩夢。脫北者們不僅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更要行事謹慎，以免被捉住後送入勞動營接受難以想像的懲罰。許多人都是在經過周密的準備後連夜出逃，然而即便如此，跨越邊境仍充滿了種種未知的危險。脫北者不僅要在夜晚游過湍急而冰冷的鴨綠江（或圖們江），還要應對每隔50米就有一崗哨的朝鮮邊防，有時面對身後的追兵，脫北者除了選擇「快跑」之外，還會在迫不得已時同追兵戰鬥，而這種情況往往凶多吉少。

脫北者九死一生的跨過了鴨綠江，然而這絕非脫北旅程的終點。他們有太多的問題需要應對：食物、工作和藏身之處。大多數的脫北者都以乞討開始他們在中國的生活，他們敲開邊境上朝鮮族人家的門，向他們乞求食物及其他幫助，如果幸運的話，他們甚至還能在這些朝鮮族人家中呆上幾天。不過這種情況還是太少了，因為脫北者常常舉家脫北，以當地人的能力根本無法施以足夠的幫助。乞討絕非長久之計，這些脫北者如果想安定下來，就必須想辦法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

找工作的辦法跟乞討很類似，脫北者敲開農民的門，走到田間，用漢語告訴中國人他們可以工作。當地的農民經常會讓他們在麥地或水稻田中從事些簡單的體力活，但他們所支付給脫北者的報酬常常極低。有些脫北者根本拿不到錢，C10就曾見過一些僱主曾威脅脫北者們說，「如果你們再討錢，我就把你們非法越境的事情告訴當局」。一些脫北者也會採取其他辦法補貼給用，如C1便利用以前當工廠工程師的經驗製造一些小蠟燭，而C10夫婦則上山砍柴然後賣給當地人。為了生存，一些朝鮮婦女在中間人的安排下「被嫁給」了當地農民。這種婚姻經常出自人販子之手，是不折不扣的買賣婚姻。被賣給中國人的脫北婦女經歷十分凄慘，她們經常遭受虐待和毒打，個別婦女還會遭到當地人的強暴。C12曾跟隨一個中國的朝鮮族男人來到中國，男人告訴她，如果想要過上好日子，她需要嫁給一名中國人。這個朝鮮族男人很快就將她賣給了另一個朝鮮族老頭。老頭將C12鎖在自己的家中，強姦了她並將她轉手賣給另一個男人。不到兩個月，新丈夫很快就發現C12懷了孕，暴怒之下的他直接將C12送給了當地的妓院。C12在妓院中屢遭毒打，差點喪命，最後在一位善良的朝鮮族客人的幫助下，終於離開妓院。然而，離開了妓院的她卻因為語言問題和非法身份找不到任何的工作，在幾經周折之後，她又嫁給了一個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C12的悲慘遭遇令人唏噓不已，她的遭遇在其他朝鮮婦女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相對經濟問題而言，脫北者的心理問題也十分令人堪憂。問題之一源於他們的「叛逃者」身份，這讓他們時時刻刻活在惶恐不安中，生怕自己讓朝鮮或中國當局抓住，被遣返回國飽受各種虐待與侮辱。很多脫北者選擇藏在深山老林之中，例如C4夫婦便分居山的兩側，一旦當局搜山，住在被搜一邊的人便馬上轉移到山的另一邊。脫北者在中國遇到的第二個心理問題源於當地人的歧視與偏見。由於最初跨境過來的脫北者常衣衫襤褸，形同乞丐，當地人根本不把他們當做人看。剝削極為普遍，有時還會遭到毆打與虐待。除了這兩個問題之外，脫北者還一直擔心自己在國內家人的安危——這是他們最大的心理負擔。由於他們的叛逃，脫北者留在國內的親人成為了「叛國者的家庭成員」，他們不但要受到周邊環境的鄙夷，還有可能因為親人的叛逃而被送入死亡率極高的勞動營。前面提及的C11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在親人脫北後繼而離開朝鮮，還有許多人一開始就是舉家脫北。

據調查報告估計，截止2004年，生活在東北亞的脫北者有10萬至30萬人，然而只有3萬到5萬人希望定居韓國，最後達到韓國的人同脫北者的龐大群體數量相比不及十分之一。通常，脫北者會採用三種方式前往同文同種的韓國：（1）造訪在中國的韓國大使館和各地領事館；（2）利用走私船直接偷渡韓國；（3）接受在韓國親人的幫助，偽造假護照偷渡。在這三種方法中，第一種方式相對安全，但也僅僅是相對而言。隨著脫北人數越來越多，韓國大使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有時只能給脫北者幾百人民幣的補助，匆匆把他們攆走。一些脫北者為此只得長途跋涉，轉到第三國，從蒙古、泰國等國的韓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脫北者轉道第三國的脫北路線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隨著朝鮮經濟的大幅衰退，許多朝鮮人為了不被餓死、不被迫害致死，甘冒生命危險越過中朝邊境，成為脫北者。一路上，他們屢遭盤剝、凌辱和欺騙，在夾縫中勉強生存，很多人還未能到達韓國或其他可以接收他們的地方，便已經倒在了路上。如今，還有眾多脫北者滯留在中國境內，他們仍然在東躲西藏中過著惶恐不安的日子，脫北者的未來何去何從？

2

苦樂天堂？在韓國的脫北者

整理自：Bitter Taste of Paradise: North Korean Refugee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6. No.1. Pp.105-137

作者：Andrei Lankov

1990年，柏林牆在東西德人民的歡呼聲中驟然倒塌，四十多年東西德分裂的局面現在也已經走到了盡頭。近半個世紀以來，由於美蘇對抗，歐亞大陸上有許多國家或民族被人為撕裂成兩半，隨著冷戰的終結，這些國家又燃起了統一的希望。在東北亞，韓國也已經實現了政治民主化和經濟騰飛。90年代初，韓國政府相信，通過人民之間的交流，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所造成的隔絕狀態終將被打破，一如潮水般的東德人最後衝垮了柏林牆。然而，韓國雖然和西德有著許多類似之處，但朝鮮卻不是第二個東德。韓國人苦盼了十年，等來的卻是令其困擾不已的脫北難民潮和朝核危機。

在安德烈·蘭考夫（Andrei Lankov）的《天堂苦味：在韓國的朝鮮難民》（Bitter Taste of Paradise：North Korean Refugees in South Korean）一文中，蘭考夫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脫北者的來龍去脈並指出了朝韓統一的癥結所在。在很多人看來，自朝鮮戰爭以來，脫北者就一直存在，然而蘭考夫卻對這些所謂的「脫北者」進行了具體的區別，並指出了這些叛逃者身份構成發生變化的具體原因。

在蘭考夫看來，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儘管朝鮮不時有人叛逃韓國，但這種叛逃多是少數精英階層的舉動，叛逃對象多為熟悉DMZ（朝韓非軍事區）朝鮮兵力部署的軍官、飛行員和外交官。這些人因為自身的一些「退出選擇」（exit options）而叛逃，他們受到首爾的熱烈歡迎。韓國政府為了情報和宣傳上的需要，經常會授予他們非常豐厚的報酬，人數並不多。因為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朝鮮，整體經濟和政局的穩定性要好於南邊的韓國，雙方又處於冷戰狀態，嚴密的邊防讓人既無動力也無必要去冒生命危險。

情況到了90年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90年代初，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朝鮮的計劃經濟突然失去了外援，自身經濟也因長期以來的斯大林模式而陷入農、輕、重工業比例失調的困境當中，普通民眾深受其害。一些民眾為了生存，不得不從當時管控相對松一些的中朝邊境逃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脫北者，他們想方設法逃入韓國（或闖入某些國家的韓國大使館，或偷渡），這種情況導致脫北人數迅速增長。在90年代以前，朝鮮平均每年只有5到10人叛逃，到了2000年，僅這一年內的叛逃人數就已經達到了1894人。脫北者以工人、學生、退役軍人以及婦女為主體，邊境省份的叛逃人數最多。

脫北者之所以很希望前往韓國，這同韓國長期以來的援助制度有很大關係。90年代以前，為了鼓勵叛逃，韓國政府常常會對脫北者給予很豐厚的報酬。僅以1983年叛逃的一名飛行員為例，當時的韓國政府就授予他12億韓元，這相當於當時韓國平均年薪的480倍！為了保證報酬不會因通貨膨脹而遭到貶值，報酬通常授予同等價值的黃金，而非韓元。普通的叛逃者所得到的補助也頗為豐厚，90年代以前，韓國政府還會贈給每名脫北者住宅作為他們的固定資產，一些人如果想要學習還可以獲得進入韓國大學的機會。在一些特定情況下，他們還可以有警衛保護。90年代後，韓國對脫北者的待遇做了一些更正。對於初到韓國的脫北者，韓國政府首先會分期支付一定數額的安置費（不過這筆安置費一直在慢慢減少）；其次，如果脫北者肯學習一定的職業技能，則再獎勵一筆錢；第三，如果脫北者有特別功績，則再給予一部分錢（不過這部分的情況比較少）。總體而言，雖然叛逃後所得到的補助有所減少，但相對於貧苦的朝鮮人而言，已經足夠多了。

金日成銅像

初到韓國的脫北者通常會受到韓國相關方面（如CIA）的審查，在經過審查之後，則被送往指定的統一院（Hanawon）接受為期60到75天的特別課程，以適應未來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的生活。由於時間所限，他們在統一院所能學會的也只能是簡單的電腦操作和開車。對於統一院內一些知名學者的講座，有些脫北者則表示，他們「一點也聽不懂」。

脫北者同韓國人儘管同文同種，但長期以來的隔絕狀態使得他們很難適應韓國社會。相對於普通的脫北民眾而言，那些曾屬於朝鮮精英階層的人由於曾經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在叛逃時還有一定資本，因而很容易融入韓國社會。然而那些從前的朝鮮農民和工人則融入得比較困難。一方面，他們受到工廠、教會等地方的歧視；另一方面，他們自身也有著很多問題。曾經在朝鮮的工作方式在韓國已經徹底過時，全面的機械化、信息化工作讓脫北者很難適應。在語言方面，由於韓國已經完全國際化，韓語中夾雜了大量的英文借詞（同日語類似），脫北者幾乎完全聽不懂這種所謂的「朝鮮話」。由於生活上的困難，脫北者被迫鋌而走險，走上犯罪道路。在脫北者中的犯罪率要遠高於韓國的平均犯罪率。由於以上諸多原因，脫北者在韓國民眾心中的形象普遍不佳。2004年10月，韓國的一家媒體公開質疑政府對脫北者的接納政策，「我的稅錢花在了脫北者身上，然而脫北者卻不為自己交稅，他們大多捲入犯罪活動，從北邊來的人都是些沒用的人」，該媒體表示。這種措辭雖略顯誇張，然而卻代表了韓國社會對政府政策的一種批判。

黃長燁，曾任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1997年叛逃韓國。2010年被家人發現死於浴室，警方初步判定為心臟麻痹原因致死。

由於民間的強烈反對意見，以及國際上同朝鮮緩和關係的需要，韓國政府在2000年後被迫調整了對脫北者的接收策略。以往給予的補助逐漸減少（2005年以前，對每位脫北者的補助大約在9000到32000美元左右），叛逃的行為也不再被韓國官方鼓勵。隨著韓國對邊境（特別是韓國海域）管理的加強，偷渡行為也得到了控制。脫北者儘管人數依舊在增加，但近些年來，增長速度已經明顯放緩。對於韓國政府而言，脫北者問題已經成為了韓國的心病。無論是出於和平演變的考量，還是對「兩德模式」的單純模仿，韓國都未能達到效果。如今，脫北者的與日俱增給韓國政府帶來了一筆不小的財政負擔，而他們由於自身未能適應韓國社會而造成的混亂則使得韓國政府在面對納稅人的責難時感到很是難堪。從實用的角度看，韓國政府或許該拒絕脫北者進入韓國，然而民族立場卻不允許它這麼做，被夾在政治理想（或政治正確）與功利主義之間的韓國政府頗為狼狽，而他們在90年代前兩年所表現出的樂觀也被後來的現實潑了一頭冷水。

朝韓半島會統一嗎？應該以怎樣的方式統一？這個問題對於過去的韓國政府來說也許並不是個問題，然而，現在卻不得不認真思考。近二十多年來，韓國已經成為東亞幾大經濟體之一，韓國同朝鮮的經濟差距已經達到了「天差地別」的程度，統一朝鮮後韓國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極大程度的影響，很有可能重蹈德國統一後財政嚴重赤字的覆轍，自身的國際競爭力遭到削弱。據2005年經濟學界的估計，統一朝鮮半島所需要的成本大概在12000億美元左右，這種代價是韓國現在所承受不起的。除此之外，朝鮮雖然進行了非常有限的經濟改革，然而其政治仍延續了金日成時代的統治秩序，這種集權的斯大林式統治讓朝韓之間的對話空間越來越小了。如果說過去韓國是不能統一，那麼如今韓國則是不敢統一，因為一旦朝鮮崩潰，大量難民將無處安置，重建北朝鮮將成為韓國非常沉重的負擔。朝鮮半島的未來仍然陰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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