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农以「E考据」论证 福康安确非乾隆帝私生子
选自《东方早报》 2012年12月2日报道 原标题：黄一农以「E考据」论证 福康安确非乾隆帝私生子
清代名臣福康安由于是清代非宗室者唯一生封贝子、卒赠郡王的满人，在民国以来的许多畅销小说和影视剧中曾屡屡被描画和戏说。从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到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再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高阳的《乾隆韵事》、琼瑶的《还珠格格》和二月河的《乾隆皇帝》，都曾围绕他所受恩宠「空前旷后、冠绝百僚」加以发挥，指称他是乾隆帝与傅恒妻私通所生，甚至演绎出孝贤皇后之死也肇因于此「奸情」。相对于坊间野史的风靡一时，清史学界很少有学者对相关史事或传说的真伪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而黄一农教授是一个例外，他用学术的工作来回应民众的史学兴趣，运用「E考据」方法，通过大量的史料爬梳与推理，通过许多新的材料与角度，认为此前在野史轶闻中流传甚广的这些传说都与基本史实不符，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史实与传说的分际：福康安与乾隆帝关系揭秘》即将在台湾的《汉学研究》上发表。
黄一农是当今华人史学界的传奇人物，1985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天文学博士学位的他，虽毕业不久即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但并未遵循常规走上一个物理学家的成才之路，而是半路当了一个「科学界的逃兵」，成了史学界的「不速之客」，他以理工科的知识背景、经过科学训练的严密思维，去涉足最富有人文气息的史学研究领域，在天文学史、天主教史、历法学史、明末清初史、海洋探险史、术数史、火炮史和曹学等几乎互不相干的众多领域纵横驰骋，以他擅长的E考据方法穷尽一切史料和研究著作，并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解读，所得出的结论常常是对既有研究成果的「颠覆性革命」，可以说史学界刮起了一股「黄旋风」。
去年9月，黄一农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的邀请，曾一周之内连做三场学术讲座，主题分别涉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火炮史、英使马戛尔尼是否在乾隆面前跪叩、曹雪芹的家族记忆与《红楼梦》的历史隐喻。黄一农坦承是前年3月才初涉「红学」研究领域，可就是这样一位「当时对红楼梦的认识和高中生差不多」的学者，却运用他最先提出的E考据这种全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结合日常的勤奋学术工作，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已经就《红楼梦》涉及的各项主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汉学研究》、《历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顶级期刊上发表重要论文近十篇，对「红学」研究造成了冲击。
在互联网时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当年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借助网络资源如虎添翼，新方法的探索成为史学研究突破现有状况的重要助力。黄一农爬梳近50亿字的古典数位资料库，同时利用网络社区获取各种信息，综合各式史料，充分利用e时代提供的资源与便利，努力做足传统考据的功夫，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谈到E考据的种种个案与扑朔迷离的历史，黄一农提到最多的词是「好玩」、「有趣」等，他觉得人生有限，应该用这些珍贵的时间去从事一些自己真正愿意的工作，做出趣味来才能做出境界，他把历史研究当做了「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工作，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个案，其背后深深浸透着人文关切。
后代的历史演绎让人物「走形」
东方早报：现在清宫戏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乾隆时期的官员福康安更是屡屡在戏中被描画和戏说，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请谈谈这种说法的起源和大致传播过程？
黄一农：大家都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在清朝至少不能够公开传播。现能找到记载此事的最早文献是于民国元年 (1912) 出版的《清宫词》。作者吴士鉴登光绪十八年进士，他以清宫廷里的事情为主轴写下这本诗集，第8页有言：「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指福康安，孝贤皇后之胞侄，傅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衔，二百余年所仅见。满洲语谓后族为‘丹阐’）。」这段话隐指傅恒的妻子在入宫探视傅恒的姐姐孝贤皇后时，于后妃居住的宫室椒房与乾隆帝私通而怀福康安。「丹阐」是满洲话，本意是娘家，就是说皇后一支的人怎么会封贝子呢，贝子一定是爱新觉罗一支，福康安却是唯一生封贝子的不是爱新觉罗氏的满人，所以「千秋疑案福文襄」，文襄是福康安死后封的谥号。吴士鉴这种说法，之前可能多少有一些传说，但有清之世当然没人敢公开在出版物中提及。但这是民国元年，民初有一股质疑正史以及反清排满的风潮，不少人从狭隘的民族情感出发，热衷演绎宫廷轶闻，比如当时逐渐出现许多脍炙人口的「清史疑案」，如称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顺治帝假死出家、乾隆帝乃汉臣陈世倌子、吕四娘刺死雍正帝等。
但是根据内廷规矩，傅恒妻不应被允许入宫探视其大姑孝贤皇后或其亲妹舒妃。于是到1916年，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将故事的场景改成皇后诞辰的千秋节。大家再查孝贤的历史，发现孝贤是突然暴毙的。清史上说，孝贤生了两个儿子——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乾隆非常喜爱永琏，本要立为太子，没想到永琏在乾隆三年死掉了。后来乾隆又对永琮抱持很大期望，想要立为储嗣，结果永琮在十二年年底还不到两岁时就出天花死掉了。乾隆十三年春，刚丧子的孝贤皇后强颜欢笑地随皇帝及皇太后到山东拜泰山，没想到她才到山东就突然生病，短短几天之内就死掉了。于是民国五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就讲，孝贤因皇帝私通傅恒妻一事而激起夫妻间严重争吵，旋遭皇帝逼迫投水自尽。到燕北老人在民国八年序刊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则第一次比较细致地提出福康安乃私生子的论述，将帝后间争吵的缘由与私通傅恒妻之传说脱钩，改成因召妓所引起，并将孝贤之死说成是被皇帝「以足蹴之」后投水自尽。
一篇篇小说不断地演绎下去，到民国十五年许啸天撰写的《清宫十三朝演义》更天马行空式地铺陈八卦情节，比如乱指傅恒之妻为董额氏，说弘历是在当宝亲王时即与其通奸，且于登基之初怀私生子福康安。又说乾隆帝在京城时夜宿三姑娘之妓院，南巡时也在苏州召妓，孝贤皇后苦谏不成投水，但被救起，因而在济南剪发为尼，旋即被废。
到20世纪下半叶，演绎这段历史的知名小说家更是不断引领风骚。起初是武侠作家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将福康安描述成乾隆帝的私生子，后来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则著出畅销一时的《乾隆韵事》，接着通俗作家琼瑶的《还珠格格》的男主角福尔康的原型出自福康安及其兄福隆安之综合体，此外二月河的小说《乾隆皇帝》亦将相关传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般老百姓认识几个清代人物？但一提到福康安，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人物的认识事实上是通过这些小说，甚至了解环绕在这些人物周遭的清代历史，也仍然是通过这些小说。
通过近支宗室婚配判断福康安与乾隆的关系
东方早报：正如你所说，民国以来许多畅销小说家或剧作家都曾经围绕此事加以发挥，也影响到相当多的社会大众对相关史实的兴趣和认识，而清史学界对这个议题却大多保持沉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大众与学者在这个议题上一热一冷的强烈对比？如何看待建立在虚假想象基础上的历史叙述的广泛传播？
黄一农：学术界对此几乎都没有声音，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觉得他们有机会做出研究来证明福康安是不是私生子，谁都对此没有把握。没有人愿意试着去写论文，因为写不出来，以前也的确不太有机会完成这样的研究。研究清史的人，不晓得从什么角度怎样来切入，也不觉得找得到够分量的论证，所以都不愿意投入。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建立在虚假想象基础上的历史叙述的广泛传播？我并不反对这些媒体创造出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但我觉得我们要厘清那是一种创作，而不是历史。但悲哀的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那就是历史。历史小说叙述出来的福康安和乾隆皇帝的关系，影响了现在绝大部分人对相关史实的认识。你要去问，「你认不认识福康安？你认不认识乾隆？你对他了解多少？」大家的答案均出自于这些小说和戏剧。所以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要尽可能还原出一个真实，让有兴趣的人可以从真实的世界里有另外一种体会。
东方早报：你的最新研究成果《史实与传说的分际：福康安与乾隆帝关系揭秘》一文似乎侦破了这个百年谜案，认定福康安并非乾隆帝的私生子。请问你主要的证据是什么？
黄一农：我做研究通常不会只根据一项证据，因为你很难说「我用DNA鉴定」或「我找到了乾隆的骨骸」，甚至找到一则史料说「乾隆皇帝亲口说福康安不是他的亲生子」来下定论。我是多管齐下，有各种不同的面相，建立非常强的论证系统。
我首先查找福康安子女的婚姻状况，通过福康安子女是否曾经与近支宗室婚配，来判断福康安是否为乾隆帝的骨血。当时同姓不通婚而同族绝对不能通婚，清代自崇德元年起即明令禁止同族婚嫁，而乾隆朝《大清律例》中更规定：「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当时人已普遍认为同族结姻者「与禽兽何异」。经爬梳《爱新觉罗宗谱》及《小玉牒》，我发现福康安至少有一子二女与宗室婚配，而且都是宗室主要支系：独子德麟娶康熙帝孙弘曧之女； 一女嫁努尔哈赤之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之裔孙乌尔恭阿；一女嫁追赠和硕怡亲王的多罗贝勒绵誉（其系谱为玄烨→允祥→弘晈→永福→绵誉）。假若福康安真是乾隆帝的私生
假若福康安真是乾隆帝的私生子，则他这一子二女都是同族通婚，尤其独子德麟乃娶堂姑辈为妻（夫妻均为康熙帝的后裔），女婿绵誉与其女是同高祖（即康熙帝）的堂兄弟姊妹。当然，福康安可能不见得知道自己是不是私生子，但乾隆皇帝应该比较清楚，而福康安这一子二女都是在乾隆去世前即与宗室定亲并完婚。假若福康安真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怎么会让福康安的子女——自己的孙子、孙女辈跟自己另外一些孙子、孙女辈结婚，而且不止一个，是三个！
再比如说福康安的一生很特别，自幼养于宫中，两位兄弟皆为额驸而他独不尚主，所受恩宠「空前旷后、冠绝百僚」，以外戚竟封贝子，卒后更破格追封为郡王，且乾隆帝在悼念傅恒的挽诗中有「汝子吾儿定教培」一句等等，我现在把别人提出的这些福康安像乾隆私生子的逻辑论证一一找到了非常合理的解释。
比如说福康安自幼养于宫中，如果说皇帝只养他一个人在宫中，那他真的很奇怪。而清朝皇帝将直系以外的小孩抚养宫中的情形虽不多见，但也不是只有一位，福康安之弟福长安也自幼养于宫中，我找出乾隆朝被自幼养在宫中的人就有四五位，他们大部分都是满族人，也有几位是蒙古人，相对于皇室养女多被用作政治婚姻的筹码，康、乾两朝被抚育宫中的养子均出自与皇室关系密切之姻亲，福康安与福长安即属孝贤皇后的娘家人，类似情形虽然罕见，但仍有前例可循。这些自幼养在宫中的人，难道都是乾隆的私生子？
乾隆对孝贤的感情远超死生契阔
东方早报：先前学界与广大清史爱好者对乾隆帝与孝贤皇后的感情世界出现两种极端不同的认知，有认为皇帝对孝贤始终鹣鲽情深，但也有以皇帝的薄幸失德直接或间接导致孝贤之死的说法。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你研究发现的历史真相？
黄一农：我的研究发现乾隆帝对孝贤皇后的感情远远超越死生契阔，早逝的孝贤始终是他心中唯一想要偕老一生的女人。
孝贤被乾隆帝评价为「历观古之贤后，盖实无以加兹」，在她逝世之初，乾隆即有「偕老欢莫追，叹逝愁奚益」的诗句，慨叹两人未能携手白头；到了嘉庆元年(1796)，86岁的乾隆帝最后一次到孝贤皇后的灵前酹酒时，他还在赋诗中注曰：「于戊辰三月十一日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
在处理孝贤的丧事时，乾隆屡屡超越先前典制的规定，而且有50余名外省的满洲文武官员，因未具折奏请欲赴京叩谒皇后梓宫，而遭降级、调用或销去军功记录，还有一批官员在丧期内违制剃发，也受到重惩。皇长子永璜也因未能深表哀痛，遭乾隆帝严斥，盛怒之下乾隆还公开宣布永璜和同样表现失当的皇三子永璋，均「断不可承续大统」。假若孝贤真如野史所传是枉死的，作为正常人，乾隆肯定不会还理直气壮地责备大阿哥「稍具人心之子，当如何哀痛」。
由于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十三年七月，乾隆帝在皇太后的坚持下将乌拉那拉氏自娴贵妃晋封为皇贵妃，暂摄六宫事，并在孝贤皇后丧满27个月后的十五年八月派傅恒为正使，册立乌拉那拉氏为皇后。这也可作为孝贤并非因乾隆帝而枉死的旁证，否则，这一派遣将令孝贤之弟傅恒情何以堪！
由于孝贤皇后是在济南发病而薨，所以乾隆帝怕触景生情，在孝贤卒后曾九过济南而不入。乾隆四十九年，他八度经过时仍不忍入城，在所赋诗的小注中记称：「戊辰春，初次东巡驻跸济南，孝贤皇后于此违疾，遂至不起。嗣后自辛未逮今甲辰，凡八度经过皆弗入城。合之生本无生之说，尚觉未忘芥蔕耳。」即使到他80岁第九次经过济南城时，还称「历下逝仙恨岂忘，八旬偕老意难平」，并自注曰：「孝贤皇后于济南得病，遂不起，故每及之。」
乾隆帝追怀孝贤的篇章很多，在御制诗文集中即有约80处直接提及已故的孝贤皇后，都是「忍诵关雎什，朱琴已断弦……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一女悲何恃，双男痛早亡。不堪重忆旧，掷笔黯神伤」、「因参生死俱归幻，毕竟恩情总是空。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当初盼梦熊」等倍极哀痛之文辞。据《清实录》及《御制诗集》，从十三年四月起，乾隆帝至孝贤皇后的灵前亲自酹酒共约百次。酹酒就是以酒浇地表示祭奠，乾隆帝持续48年到孝贤灵前酹酒，最后一次去他已86岁高龄。皇后葬在裕陵，去那要几天才能来回，非常辛苦，而乾隆不仅去，每次去还为孝贤吟咏一首又一首情深义重的诗作，时而述说内心衷情，时而分享宫中大事。
综上所述，我认为身为帝王的乾隆帝虽不可能做到「不二色」，但他对孝贤的感情是真挚的，他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如某些野史所称，因一时之「内疚」而作态，而且也很难想象万众之上且后妃满宫的皇帝，会愿意持续近半个世纪不断至其灵前面对让他「心怀罪恶感」的孝贤。
福康安所受的恩宠即主要是因为皇帝最挚爱的孝贤皇后的裙带关系，傅恒、福隆安与福长安也同样因乾隆帝此一私情而备受照顾。傅恒家族富察氏是乾隆朝最有势力的家族，以权大事重的军机大臣为例，军机处之编制通常为六七人，乾隆朝最多时有十一人，而傅恒及其三子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在乾隆朝曾接连或同时任军机大臣超过半个世纪，最多的时候是三人同任，且傅恒连续22年均为首席。先前众多与福康安相涉之传说的出现，均因误认他所受恩宠远超过清代任何一位非宗室之人。其实除了生封贝子与卒赠郡王，其父傅恒所受恩宠与之相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福隆安和福长安在仕途上的表现也不比福康安逊色。只是福康安是傅恒父子当中唯一有带兵之能的，一天到晚被送出去打仗，长期在边疆打拼。乾隆当然希望福康安能以彪炳战功封王，而乾隆同时在宫中养育的另外四五个蒙古贵族的小孩，所立军功都远逊于福康安，但因是与皇室结姻的蒙古贵族，最后都封王了，只是福康安的运气与表现始终未能到位，最后乾隆只得赶在禅位之前封其为贝子。
由以上分析可知，乾隆帝对福康安的照顾，主要因他是孝贤皇后的子侄且劳苦功高，若因他是自己的私生子，则傅恒、福隆安、福长安父子恐不会亦得到相近之恩遇。而「汝子吾儿定教培」这句应只是乾隆对傅恒承诺会尽力照顾身兼自己半子的福隆安以及养子的福康安、福长安。类似的诗句，也曾见于同样抚养宫中的蒙古贵族丹巴多尔济身上。
皇太后在傅恒受宠背后扮演重要角色
东方早报：你在文章中说傅恒于乾隆三十四年奉命征缅甸，乾隆帝曾千里赐扇，御题诗中有「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的诗句。乾隆与傅恒之间的情谊究竟是君臣相知，还是仅仅因为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深情而导致特别顾惜傅恒？
黄一农：君臣相知是后来的，刚开始还是因为孝贤的关系。时人程穆衡在《金川纪略》一书中就指称，孝贤皇后死前曾将傅恒托交皇帝照顾。而乾隆帝也曾在十四年明白指出，傅恒及其兄弟的特殊待遇均因孝贤皇后之故。孝贤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跟皇太后的婆媳关系特别好。我就《清实录》中有关傅恒的生平整理了一个表格，发现傅恒在孝贤死后的短短数月内就位极人臣，而皇帝在加傅恒太子太保、命其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升大学士、封忠勇公等重大决定时，当天均先到皇太后宫问安。而且在孝贤梓宫将从观德殿（在北京景山）移奉六七公里外之静安庄的前一日，皇太后曾至观德殿临奠，皇上稍后亦到皇太后宫问安，并至观德殿奠酒，随即晋升傅恒为大学士。孝贤周年忌时，乾隆帝也到静安庄奠酒，这天还宣布由傅恒兼管理藩院事务，而两天前皇帝即曾陪同班师回京的傅恒问皇太后安。可见，皇太后在傅恒所受之各种荣宠背后常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缘由应就是孝贤「十余年来，侍奉皇太后，承欢致孝，备极恭顺」所建立的融洽婆媳关系。
东方早报：既然傅恒一家如此受到礼遇，为什么到了嘉庆一朝却似乎树（乾隆）倒猢狲散一样，整个家族都风云流散，甚至沦落至极为悲惨的结局？
黄一农：也可能是因为皇帝对于傅恒家实在是太照顾了。其实皇帝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非常严苛，而嘉庆帝显然对其父眷顾傅恒一家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于是在亲政后的很短时间里借各种理由将傅恒的子嗣从云端打落谷底。傅恒父子当中唯一卒于乾隆帝之后的福长安，就在嘉庆帝亲政后五日，以党和珅之罪名被从户部尚书任内革职，并判斩监候，后虽免死，但派往裕陵当差，后又被发往盛京为披甲，其亲生儿子锡麟也随往。福康安和福隆安的子嗣也都遭各种整肃，被革职除爵。
东方早报：你这篇最新研究成果呈现的乾隆帝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与孝贤皇后之间有一段「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但乾隆帝留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却是风流成性薄情寡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形象之间的断裂？
黄一农：乾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现在的确是风流成性。这些都是后来的小说所形成的，甚至在正式严肃的历史著作里也有这样的描述，比如萧一山在1923年初版的《清代通史》中，大量摘引小说《清代野叟秘记》中的乾隆韵事，将乾隆帝形容成「平康买笑」、「喜恋声色」的「薄幸」之人。这很荒谬，他怎么可以引用小说中杜撰的事情，而将它当做史料呢。而面对野史的风靡一时，先前学界却因不易获得拥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而未能掌握应有的发言权，令正史与野史、史实与传说之间的界线不仅模糊且常漂移不定。于是在野史、小说与影视媒体的合力下，遂令口水淹没了史实，传说取代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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