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蔣介石說亡國之罪要由廣東人負責

1934年的一天，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棟寓所內，一位諜報員從暗室內取出一台發報機發報，電文稱：「『門』病不起，牙床潰爛，骨瘦如柴，昨吐血多，暈厥兩小時……據醫生表示不過時日間題，難度立春。」在當時上海紛紜詭異、形如蛛網的諜報系統中，這段「嘟嘟嘟」的電波傳向廣州。第二天，諜報員收到回電稱：「勿輕舉妄動，做應變準備。」

收到回電後，諜報員匆匆趕往上海河南中路上的民智書局，向潛伏在那裡的時任「廣州西南政權」駐滬聯絡員何世禎、陳群等人彙報。在函電中，密碼暗語中的「門」、「門神」等代號特指蔣介石，意指蔣介石就是最終被武松打倒的「蔣門神」。

「廣州西南政權」全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與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兩機關」，管轄許可權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五省，「兩機關」由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主持工作，常任委員為胡漢民、白崇禧、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等國民黨元老派與「兩廣」實力派人士。

這個暗藏在民智書局內的特務機構，就是「廣州西南政權」派駐上海的諜報站，由胡漢民的部下劉廬隱、李曉生負責，何世禎、陳群聯絡，主要任務是監視南京國民政府的動向向廣州彙報。從1931年到1936年間，胡漢民在華北、華中、華東建立了一個輻射全國，聯絡反蔣陣營的諜報網（這些函電，後由其女胡木蘭於上世紀60年代捐贈給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錄了胡漢民在「寧粵對立」期間與各方來往的函電2500多封）。

胡漢民，字展堂，廣東番禺縣人，國民黨元老，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是孫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孫稱其「跡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幹，不獨可勝都督之任，即位以總統，亦綽綽有餘。」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秘書長、廣州大元帥府「代理總務」、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長等職。

但是，由於代表國民黨內軍事力量的蔣介石的崛起，胡漢民的政治生命不斷地在與蔣介石的博弈中屈居下風，兩人矛盾在1931年的「約法之爭」中達到頂點。最終在「約法之爭」中失敗的胡漢民聯合其他反蔣聯盟，回到國民黨粵系基地廣東，以國民黨精神領袖的形式領導西南「兩廣」反蔣力量，從政治、政黨、理論、軍事層面全面反蔣。

1932年1月，他們在廣州設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與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兩機關」），在此後的四年，「西南兩機關」也就成為獨立於南京國民政府的國民黨「廣州西南政權」。在1928—1937年間的一系列地方與中央對抗的模式中，以1932—1936年的「廣州西南政權」與南京中央政府的對抗時間最長。

集政治、軍事、黨務結合的「頑固型」地方政權

對於「廣州西南政權」的存在，蔣介石如芒在背，他在日記中狠狠寫下：「余對大局貢獻以外交問題非先統一國內不可，如廣東能切實歸附中央，則對內對外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否則廣東人亡國民黨，國民黨亡中國，而亡國之罪應由廣東人負之」在1932—1936間，胡漢民和「廣州西南政權」對他的攪擾也確實讓他心煩。

蔣介石先後蕩平了這麼多地方勢力，但就是沒有辦法對付「兩廣西南政權」，因為「兩廣政權」有著一個反抗中央政權的特殊性，它是一個政治、軍事、黨務結合的地方政權。當時有人評價胡漢民的西南政權，西南政權高唱的「抗日、剿共、倒蔣」三大口號，事實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蔣，抗日亦倒蔣之一方法也。

從政權實力上講，胡漢民的「兩廣西南政權」所依靠的主力是廣東地方實力派領袖，人稱「南天王」的陳濟棠。胡漢民與蔣介石決裂，南下執掌西南政權，使得兩廣成為了當時國內的反蔣基地，以胡漢民為屏障和靠山的陳濟棠也得以埋頭經營廣東地方的經濟、軍事、政治等力量，成為了名震一時的「南天王」。當時有人戲稱：「在保護西南政權方面，胡漢民等於十萬雄兵。有胡漢民在，蔣介石絕不會對兩廣政權發兵。」至1936年，在陳濟棠執掌廣東的八年中，陳濟棠依靠胡漢民與西南政權的庇護，在軍事上訓練出一支擁有陸軍5個軍20萬人、空軍9個中隊190餘架飛機和海軍數十艘軍艇的強大武裝。

從黨權上講，胡漢民從1932年開始籌建秘密反蔣網路——「新國民黨」，口號是「抗日倒蔣」。據該黨北平負責人曹任遠回憶，胡漢民任主席、鄒魯任書記長，聯絡成員包括馮玉祥、傅作義、張學良、方振武、孫殿英、吉鴻昌、宋哲元、韓復榘、閻錫山等人。以「新國民黨」為組織架構，輻射全國反蔣力量，以圖軍事倒蔣。

曹任遠回憶，胡漢明曾命國民黨西南執行部代表劉少南與原馮玉祥部將領吉鴻昌、任應岐、孫殿英等聯絡，並授予任應岐新國民黨「河南黨部」負責人職務。在《馮玉祥日記》中，記錄了任應岐代表新國民黨聯合吉鴻昌、方振武、孫殿英等將領組織「抗日討賊軍」進行「抗日救國反蔣」的軍事計劃。胡漢民也致函孫殿英，希望孫部從寧夏進軍甘肅，建立反蔣根據地，並聯合山西、陝西、廣西與西南政權組建新的國民政府。

1933年5月，胡漢民致電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孫殿英等將領，主張由西南政權提供經費，資助馮玉祥等組建軍隊「抗日救國倒蔣」，建立抗日反蔣基地。9月，吉鴻昌和方振武組建「抗日討賊軍」聯絡東北軍預備發動「北平起義」，由張北經沽源、赤城東進至北京郊縣懷柔、牛欄山、小湯山等地，但很快遭到中央軍的包圍而潰敗。  

同年，進攻寧夏的孫殿英部也出師不利，孫部遭到青海軍閥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的夾擊。雙方在磴口、石咀、平羅、寧夏城外鏖戰至1934年春，孫殿英部全軍覆沒，僅剩孫本人與衛隊逃脫。

抗日討賊軍失敗後，方振武南逃香港，吉鴻昌隱居天津，但二人都鬥志彌堅。方振武草擬了一份在黃河、長江流域的軍事工作計劃上報胡漢民，吉鴻昌則積極聯絡各地抗日反蔣力量。1934年9月，胡漢民派西南執行部代表劉少南去天津活動，聯絡吉鴻昌等建立「北方軍事委員會」反蔣。11月9日，吉鴻昌、任應岐、劉少南在天津國民飯店二樓四十五號商議工作，遭到潛入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刺殺。劉少南當場被殺，任應岐、吉鴻昌被擊傷。事後，兇手循跡，而任應岐、吉鴻昌則被拘留。11月24日，在蔣介石的命令下，吉鴻昌與任應岐在北平陸軍監獄槍決。

蔣介石的逐一分化和軍事施壓

其實，蔣介石對「兩廣西南政權」的分裂狀態，始終想用武力解決。但是，又不能直接使用武力。由於「兩廣政權」精神領袖胡漢民在國民黨內和反蔣聯盟中的影響力，其「胡漢民一人，可抵十萬雄兵。」若直接武力消滅「兩廣政權」，蔣介石必然會付出巨大的軍事和政治代價。為此，蔣介石使用「逐一分化」的手段來分裂兩廣地方政權的高層，如陳濟棠。

1933年，國民黨反蔣將領蔣光鼐、陳銘樞赴粵面見胡漢民，並與陳濟棠、李宗仁等兩廣實力派領袖簽訂《三省聯防約章草案》，商議福建、廣東、廣西「三省獨立」，再聯合從福建出兵浙江反蔣。

蔣介石通過特務第一時間獲取情報，他電報陳濟棠責其「嚴密防範」蔣光鼎、陳銘樞，並電示財政部長孔祥熙發放「剿匪費」以接濟被廣東財政危機困擾的陳濟棠，以分化瓦解福建與兩廣的反蔣陣營。

蔣介石的利誘拉攏很快發生了作用。陳濟棠不但獲得了蔣介石對其地盤和權位的保障承諾，還獲得了一大筆意外之財。於是，對於與福建與兩廣簽署的反蔣協議，陳濟棠再三推諉，按兵不動。最終蔡延鍇、蔣光鼐、陳銘樞於1933年11月10日提前發動「福建事變」，宣布福建脫離南京國民政府政府，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但事變很快被蔣介石出兵鎮壓。

福建事變失敗後，對胡漢民的西南政權「反蔣大業」而言，內有陳濟棠的掣肘離心，外有蔣介石的分化施壓，西南政權舉步維艱，難以為繼。到了如前文所說的1934年，胡漢民欲聯合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吉鴻昌、孫殿英地方軍事集團的倒蔣計劃相續失敗。而胡漢民聯合各地反蔣人士組建的政治組織「新國民黨」也因基礎薄弱而難以為繼。

「廣州西南政權」鋌而走險對日求援始末

面對南京國民政府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胡漢民為挽救內憂外患的兩廣西南政權，屢屢向英美日等國尋求援助以倒蔣。在西南政權尋求英美各國支持而不得時，日本卻對西南政權表示了濃厚的興趣。

在1932—1936年胡漢民領導的西南政權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抗中，胡漢民確曾與日本政界、軍界的要人來往，從《胡漢民年譜》等資料中可見，日本政府曾派人多次向胡漢民提出以經濟、軍事援助西南政權的方式，作為支持西南政權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進行持久對抗的條件。

據時任國民政府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將軍回憶，從他得到的情報，日本曾向陳濟棠的「兩廣政權」軍隊提供了部分子彈、槍支、山炮、飛機等軍事物資，並有日本軍人在廣東機場視察當地的軍事設備情況。而為了解決廣東地方的財政危機，胡漢民的西南政權以合資的形式建立了主要以日方援助為主的金融機構——華僑銀行，以解決兩廣當局的部分財政來源。

其實，兩廣政權與日方的秘密交往，早在1931年，胡漢民剛到廣東不久，日本就想利用胡漢民與蔣介石的矛盾，拉攏扶植「兩廣西南政權」，以分裂中國，分化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1933年，日本通過曾資助過辛亥革命的日本浪人萱野長知致信胡漢民，直截了當的提出，如果胡漢民宣布西南政權獨立並就任總統，日本將給予外交承認與援助。而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甲級戰犯松井石根在1935年2月致信胡漢民，向胡漢民表達了日本願意資助西南政權的願望。

1931到1936年間，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曾多次來華與胡漢民會談。松井石根先後在1935年和1936年，以討論「中日親善」的名義兩次到廣州拜訪胡漢民。據胡漢民的秘書王養沖回憶，1936年2月20日，胡漢民在廣州宜園接待了前來拜訪的松井石根。松井挑撥了中國南方與北方，廣東與南京之間的關係，希望胡漢民利用各派之間的矛盾鬥爭，慫恿西南政權獨立，組建政府，分裂中國。

但松井石根的挑唆當場遭到胡漢民的嚴厲駁斥，胡漢民告知松井石根，「中日親善」的前提是日本停止侵略和分裂中國。據資料顯示，在胡漢民領導西南政權期間，訪問過兩廣地區的日本人超過百人，胡漢民在與之周旋的過程中，採取了拒絕日本分裂中國，規勸日本放棄侵華政策的主張。胡漢民對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的試探和誘惑，嚴辭拒絕，絕不賣民族利益與國家主權。

從目前解密的胡漢民來往函電等資料來看，胡漢民之所以在執掌西南政權時期，鋌而走險與日本接觸，是種迫不得已的冒險，意圖挽救不死不活的西南政權，盤活「反蔣」死棋，他既想借日本倒蔣，又想借抗日倒蔣，十分矛盾。但最終在民族大義前，胡漢民還是保持了國民黨元老的操守，未與日本軍閥合作。

「南天王們」的脆弱與覆滅

1935年後，獲悉西南政權內憂外患、財稅枯竭、搖搖欲墜、死死支撐的狀態。蔣介石認為已到了徹底解決胡漢民與西南政權的時機，他以退為進，邀請胡漢民回到南京國民政府，拉回了胡漢民也就是搞垮了西南政權。在黨內元老鄒魯等建議下，蔣介石決定與胡漢民妥協，「對胡禮遇，使其出洋，緩解緊張」，以政治退讓為策略，請胡漢民回到國民政府和黨內中樞，以此徹底解決兩廣政權問題。他提筆寫信問候胡漢民，希望胡漢民從國家利益角度，與自己展開誠意合作。

  此時，由於貴州、廣西的地方勢力先後被南京政府控制，胡漢民不得不接受了蔣介石安排的出路。1935年6月9日，胡漢民以出國治病為由，偕其女胡木蘭赴歐洲療養，靜觀國內形勢。1935年12月7日，胡漢民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胡漢民聽到這一消息時，「面有悅色」，隨即與秘書等草改組國民黨中樞計劃。在蔣介石的一再電催之下，胡漢民於12月27日自法國啟程回國。

1936年1月19日下午，胡漢民乘「維多利亞」號郵輪在香港九龍倉碼頭靠岸，粵港社會各界組織了兩艘掛滿花環與旗幟的花船前往迎接，場面是十分宏大。25日，胡漢民回到廣州，在歡迎會上，胡漢民發表演說稱準備「春暖北上」南京就職。5月12日，正當南京春暖花開時，在廣州修養後準備北上就職國民黨主席的胡漢民突然因腦溢血發作在廣州病逝。

就在胡漢民逝世後的第二天，蔣介石隨即動手，毫無掛慮地準備消滅屍骨未寒的胡漢民苦心經營的「廣州西南政權」，統一兩廣。僅兩個月時間，西南政權分崩離析。

胡漢民一死，蔣介石就派專人前往廣州轉達了他關於解決西南問題的五條意見，包括取消西南兩機關、改組廣東省政府、改組軍隊等。胡漢民的去世，使南京與「廣州西南政權」的形勢急轉直下。西南政權一直利用胡漢民等元老以向蔣介石示威與對抗，維持著半獨立狀態。而胡漢民之死顯然摧毀了西南政權的政治影響力，使得蔣介石的態度強硬，轉向用武力來解決西南問題。

蔣介石的進逼使得廣東實力派代表陳濟棠倉促出兵反蔣，1936年6月1日，西南兩機關舉行聯席會議，宣告西南政權「派兵北上」，「抗日討蔣」。通電發表後，兩广部隊統一改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由陳濟棠任司令，兵進湖南，史稱兩廣「六一事變」。

陳濟棠倉促發動的「六一事變」正中蔣介石的苦於出師無名，徹底消滅「廣州西南政權」下懷。蔣介石當即派中央軍進駐湖南衡陽，切斷兩廣軍隊進入湖北湖南的通道。同時，他通過金錢手對岸收買陳濟棠麾下的海、陸、空三軍嘩變，投誠南京國民政府。

1936年7月2日，廣東空軍駐廣州的7架飛機北飛南京投蔣。廣東空軍倒戈的第二天，廣東陸軍的嘩變事件接踵而至，粵軍第二軍副軍長李漢魂在汕頭綏靖公署，效仿三國時關羽的舉動，「封金掛印，奉還大命」，前往香港，宣布反對陳濟棠。緊隨李漢魂之後，廣東將領余漢謀直接由駐地飛往南京晉見蔣介石，通電全國擁護中央。而陸軍嘩變沒幾天，廣東海軍兩艘魚雷艇駛往香港，宣布擁護南京國民政府。7月18日，廣東空軍數十架飛機集體投奔南京。

事變爆發一個多月後，陳濟棠軍即告潰散。南京國民政府於1936年7月13日五屆二中全會上通過決議，宣傳撤銷西南執行部與西南政務委員會，免去陳濟棠本兼各職，陳濟棠本人則出逃香港。於是，在胡漢民死後不到兩月內，在蔣介石的打壓下，胡漢民苦心經營的「兩廣西南政權」灰飛煙滅，蔣介石確立了他在中國和國民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以及南京國民政府作為當時代表中國之中央政府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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