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報警的強姦受害者，都保護了更多人

摘要絕大多數強姦發生在熟人之間，職場、朋友圈甚至家庭內部。對於一名典型的職場強姦犯來說，他通常不會僅僅只犯一次，而且會越來越肆無忌憚，直到事件被引爆。

作者：唐映紅（騰訊·大家專欄作者，高校心理學教師）

上個月，我所在的學校因為一起性侵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據說有一名退休教授，而且還是詩人，多年來性侵多名女生。最後一名遭遇性侵的女生選擇了報案，並在社交網路上發貼希望其他受害人能站出來舉證。陸陸續續站出來表示遭遇過性侵的女生有數十名之多，從令人不悅的身體接觸到強行發生性行為。

六月初，另一起發生在公益圈的性侵事件也成為一時間輿論熱議的焦點。綽號「懶叔」，長期活躍於青年教育公益圈的曹小強被一篇微信文章曝光其性侵志願者，在文章文章發出後，陸續有十多名女性志願者站出來，披露自2013年開始曾陸續遭到過「懶叔」的性侵。

看起來，似乎每起曝光的性侵事件背後，都有著一連串的受害人。甚至在犯罪研究中，許多連環強姦案也是在最後一名遭遇強姦的受害人選擇了報警，才順藤摸瓜牽扯出更多的受害人。

換言之，在某一起性侵或強姦事件曝光後，更多性侵或強姦的受害人才會打破緘默，浮出水面。不僅中國如此，即使在美國也常常會出現類似的現象。美國有研究者針對強姦犯罪報案率做過仔細、系統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強姦犯罪是所有自然犯罪里報案率最低的犯罪之一。據估計，即使在美國這樣有著完善性侵立法的社會裡，也大約有84%的強姦受害人沒有選擇報警。[1]

對於強姦事件的受害人，她們在遭遇侵害後常常面臨的痛苦選擇就在於，把受到性侵害說出來，可能比遭遇到的性侵害本身所帶來帶來的心理傷害更大。這裡面交織了太多複雜多維的微妙因素，足以阻礙和束縛受害人坦率地將受到的傷害表達出來。其中至少包含著如下一些主要的因素：

首先，與人們慣常的設想不同，絕大多數強姦事件是發生在熟人之間，職場、朋友圈甚至家庭內部。相比於陌生人強姦事件，熟人強姦會給受害人帶來更多的困擾和顧慮，因為報案意味著人際社交網路的受損。由於熟人之間的強姦，侵害人與受害人之間有著較為熟識的互動關係，因此一旦發生強姦事件，不像陌生人強姦那樣清晰地可以標定為強姦，甚至受害人都會困惑於這到底算不算「強姦」？即使「算」，說出來往往會給受害人帶來實際的人際社交的壓力。

例如，像最近發生的南方日報記者涉嫌強姦女實習生事件。在新媒體女性對受害人的採訪中，受害人的表述：

「……說老實話，我甚至沒有意識到那是強姦……我以為強姦都是在街上，黑漆漆的，跑出一個陌生人把你抓了，要有暴力，打暈你，拿刀逼你。強姦不是這樣的嗎？我這樣情況的，算強姦嗎？可是我要說，我真是不願意的，我不願意。是他強來的。」

這不是一個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種受害人認知誤區。只要是違背受害人自己意願被強行發生性行為，那就是強姦。在我國的《刑法》里，對強姦有著很明確的界定：「強姦罪指違背婦女的意志，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受害人明確表述 「不願意」，仍然被強行發生性行為，無論侵害人是誰，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法定強姦罪。

可是，由於中國年輕女性能夠接受到的性教育太少，整個社會、媒體對熟人強姦、熟人性騷擾的報道和討論太少，以致於使相當多數年輕女大學生像南方日報記者涉嫌強姦事件的受害人那樣，對熟人強姦既缺乏認識，更談不上防範。

我在教《性心理學》這門課時，曾經在課堂上問過上課的學生關於「約會強姦」的概念，有超過一半的女學生根本就沒有聽說過這個概念。甚至有一些曾經遭遇過約會強姦的女生，直到了解了「約會強姦」這個概念，才恍然自己原來遭遇過「強姦」。

其次，與人們對「強姦」的慣常理解不同，強姦犯主要並不是因為難以控制的性慾驅使下的衝動犯罪，強姦的目的不主要是性滿足，而是為了獲取權力和實施暴力。發生在職場的不同性侵以及強姦事件中，侵害者與受害人之間都往往有著相似的權力結構。侵害人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掌握了權力的資深員工，如是受害人的上司；而受害人則大多集中在剛入職場一兩年之內的年輕單身女性。

在南方日報記者涉嫌強姦女實習生事件中，侵害人掌握了受害人所依賴的資源，形成典型的權力落差。在這種權力架構裡面，受害人很容易因為受到脅迫而被迫違心地與侵害者發生性關係。

正是因為熟人強姦中，侵害者與受害人之間通常都涉及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而受害人無論是懾於，或者依賴於權力者所擁有的資源，因此將被強姦的事實說出來，無疑就意味著自身同時會受到實際的損害。可以設想，在一個機構裡面，某上司強姦了女下屬，而女下屬告發侵害人的同時也將冒著失去公職，甚至身敗名裂的風險。特別是，由於強姦發生在僅有侵害者與受害人二人的私密空間，女下屬報告說被強姦，而其上司則完全可能反誣其為性賄賂未達目的的報復。

再者，正是由於熟人強姦事件通常具有一方面受害人與侵害人本身就有著社交互動關係；另一方面侵害人與受害人的權力架構又使侵害人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受害人掌握的權力的特徵。因此，熟人強姦事件的模糊性也會給受害人帶來難以辯清的處境。大多數時候，職場發生的熟人強姦事件，受害人在遭遇到強姦之前曾經「自願」到侵害人的房間，或者有人目睹他們之間的「調情」，等等不利於受害人的情節。在針對強姦事件的輿論中，傾向於侵害者一方的圍觀者會很自然而然地質疑受害人的動機，遑論侵害者為了自保而很容易污名化受害人。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強姦受害人因其弱勢、缺乏經驗、缺乏社會資源常常根本就無力舉證，無法自辯。更何況，職場強姦犯在選擇潛在受害人時，最喜歡侵害的目標就是那些弱勢、缺乏經驗、缺乏社會資源的年輕單身女性。

上述三個因素，熟人、權力者、模糊性，主要地使遭遇強姦的受害人選擇保持緘默。而受害人的緘默，又反過來強化了侵害者實施強姦的態度和行為模式。那些掌握了權力的侵害者，正是因為大多數受害人迫於種種因素而保持緘默，所以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習慣強姦的性腳本。他們會在生活中尋找那些符合他們性腳本的線索，然後適時實施習以為常的強姦行為；如果遇到了阻力，他們就修改性腳本。

所以，對於一名典型的職場強姦犯來說，他通常不會僅僅只犯一次。只要第一次僥倖得逞，他就會依葫蘆畫瓢實施第二次，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形成和強化他們性侵犯的強姦腳本，而他在接下來持續的強姦行為中也會越來越駕輕就熟，越來越肆無忌憚，直到事件被引爆。

從這個意義上，我要為那些遭遇了強姦，特別是熟人強姦後選擇報案的受害人點個贊。她們不僅是在聲張和維護自己的權利，更是在保護更多潛在的受害人。像南方日報記者涉嫌強姦女實習生的事件中，無論事情調查的結果怎樣，至少那位成姓記者不會再肆無忌憚地侵害其他女實習生。

在青年教育公益圈裡被曝自至少從2013年就性侵女性志願者的「懶叔」，在接受應有的懲罰後，不僅他不會，其他一些尚未暴露的性侵者起碼也不會再囂張地實施自己的侵犯行為。

而那位名聲掃地的詩人，退休教授，估計也不再有機會「關心」懵懂無措的女大學生了。

我希望更多的女性在遭遇性侵犯時，能勇敢地選擇報案，或者聲張出來，而不是保持緘默。我更希望社會輿論，特別是掌握了話語權的媒體人、評論人能對受害人更寬容，更多支持，對她們的支持和鼓勵，同時也是在維護自己妻女的權利和安全。

[1]數據源自Notice to readers:Sexual assault awarness month,2005.

(本文原標題：《為遭遇強姦選擇報案的女生點個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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