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佛學大居士
季羨林
季羨林（1911.8.6~2009.7.11），山東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惟一的終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其精於吐火羅文，是世界上僅有的精於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已彙編成24卷的《季羨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
季羨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設的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產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也是翻譯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過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季羨林
1930年，19歲的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季羨林在阿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0多堂課，季羨林學習異常勤奮。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
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
1978年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其著作已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 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2009年07月11日八時五十分季羨林在北京301醫院因突發心臟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5次前往北京301醫院看望他。這五次探望的時間分別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羨林的骨灰在他的家鄉—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官莊村安葬。至此，季羨林先生實現了生前遺願—回到「母親身邊」。季羨林先生生前遺願將骨灰分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還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為季老生前跟好友約好要安葬在一起，「談一談生前不能談的問題」；而另外一部分，則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帶回老家山東臨清，與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
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
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
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
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餘頌，譯成漢語有9萬餘行，季羨林經過10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複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8、東方文化研究：從80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0餘，800餘冊，預計15年完成。
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0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
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餘萬字之多，鍾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重要學術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係史，發表了一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一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一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一詞的音譯略稱。這裡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一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一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係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
學術思想
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
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极參与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出版書目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論文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
《初探》理論1979年外國文學出版社
《天竺心影》
散文集1980年百花出版社
《季羨林選集》散文集1980年香港文學研究社
《朗潤集》
散文集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
《季羨林散文集》
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牛棚雜憶》
散文集1998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 （1982年）、《吐火羅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 《文化交流的軌跡：中 華蔗糖史》《東方文學史》《東方文化研究》《禪與東方文化》《東西文化議論集》《世界文化史知識》 等。
湯用彤
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中國著名哲學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學者。祖籍湖北省黃梅縣，生於甘肅省渭源縣。畢業於清華學堂。留學美國，入漢姆林大學、哈佛大學深造，獲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51年後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湯用彤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能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學術著作如《漢魏兩晉南北朝佛 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等目錄
湯用彤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會通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與陳寅恪、吳宓並稱「哈佛三傑」。
湯用彤畢業於清華學堂。留學美國，入漢姆林大學、哈佛大學深造，獲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9年5月至1951年9月，曾任北大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湯用彤通曉梵語、巴利語等多種外國語文，熟悉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西方哲學，畢生致力於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和印度哲學的研究。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學方法系統地闡述了佛教從印度傳入到唐朝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特點、佛學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的相互關係；詳細地考察了中國佛教各個學派、宗派的興起和衰落過程及其原委。他對中國佛教史料中關於佛教傳入漢族地區的時間、重大的佛教歷史事件、佛經的傳譯、重要的論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與學派的關係、佛教與政治的關係等等都作了謹嚴的考證和解釋。由於他對佛教有系統的研究，因而對印度哲學發展過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學史略》中採錄了中國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並作了考證和評價。其學術成就獲得中外有關學者的一致好評。
已出版的著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包括《魏晉玄學論稿》、《往日雜稿》、《康復札記》等）、《印度哲學史略》等。
生平介紹
湯用彤，字錫予，原籍湖北黃梅。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歷月21日）（陰曆）生於甘肅通渭。
其父湯霖，字雨三，晚年號頤園老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進士，是一位道德學問很有修養的知識分子。湯用彤三歲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驚異。由此他很早就在父親的教館中接受教育。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湯用彤便離開父親的教館，求學於北京順天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與梁漱溟共讀印度哲學與佛教典籍。1912年考人清華學校，與同學吳宓、柳詒徵志趣相投，結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7年畢業，考取官費留美。後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華教國文，併兼任《清華周刊》總編輯。
留學美國
1918年與吳宓一起，用庚子賠款留學美國。先在明尼蘇達州漢姆林大學哲學系，主要選修哲學、普通心理學、發生心理學。1919年人哈佛大學研究院，與陳寅洛同時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仍進修西方哲學。後經吳宓、梅光迪引見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國當時著名的新人文主義者，認為中西文化傳統在人文方面「互為表裡」，對孔子尤為稱讚，並希望中國學人能擷采中西文化之精華，以求救亡圖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轍。湯用彤後來的文化觀和治學態度，很多與白氏契合。哈佛期間，他與吳宓、陳寅恪被譽為「哈佛三傑」。
回國
1922年在哈佛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回國，先在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哲學系任教授。其時南開大學成立不久，校長張伯苓和大學部主任凌冰在海內外到處延攬人才，尤其注意學有成就的歸國新秀。於是，1926年湯用彤受聘轉任南開大學文科哲學系教授、系主任。
任職情況
在現存南開大學「文科課程綱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當時有關哲學的主要課程大都由他親自擔任。其中包括邏輯學（形式論理學）、西洋哲學史、現今哲學、印度哲學史、實用主義、社會學綱要。這些課程不單純是他在美國所學，還包括他自己許多研究心得。
他回國後，有關印度哲學方面曾發表《印度哲學之起源》，有關佛教方面曾發表《釋跡時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輪略釋》，有關西方哲學方面曾發表譯文《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和論文《叔本華之天才主義》等，多見於《學衡》雜誌。對於現代哲學，他最關注實用主義，但和胡適等人的態度不同。課程綱要關於「實用主義」的介紹說：「本學程初陳反理智主義，以測（察）源流；中言詹姆斯等心理倫理學，以探其基本；後析實用主義各派之學說，並推求其宣張中國之利害」。此前，杜威曾在各地講學，並應邀來南開大學講演《講授科學的方法》，一時名聲很大。湯用彤對實用主義則一直採取分析的態度。
辦學經驗
南開大學根據國際國內著名大學的辦學經驗，當時極為重視教師和學生的科學研究。學校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由校長和各科主任，經常邀請校外著名學者來校公開講演。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如胡適、李大釗、馬寅初、梁啟超、范文瀾、陶行知、賀麟等都曾先後來過南開。胡適的講演有《新思潮主義》、《中國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講演為《孔子的真面目》。湯用彤亦做過《氣候與社會之影響》的講演。由於他在學術上的造詣和成就，南開學生學術刊物《南開大學周刊》在20年代後期，特邀請他和范文瀾、蔣廷黻、黃鈺生等人擔任顧問。
1927年5月，湯用彤離開南開大學赴南京，任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離校前，南開師生為他舉行歡送會，—一惜別。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在北大除講授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魏晉玄學等課程外，主要致力中國佛教史講義的修改、補充。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時間，才完成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抗戰爆發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戰爆發，北大南遷。同年10月，湯用彤與錢穆、賀麟一行3人經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後轉程北上廣州、長沙。最後到達設在南嶽聖經書院的文學院。於南嶽將《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後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印行。同年，學校決定轉赴昆明，從此，湯用彤開始了西南聯大8個年頭的艱辛歲月。湯用彤先任聯大哲學系主任，後又任文學院院長。在抗戰期間，又同南開師生在一起，對南開大學哲學系的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西南聯大精英薈萃，人材濟濟，但教授們卻入不敷出，生活非常艱苦。此時湯用彤歲數並不大，頭髮卻已近全白。在貧困中含辛茹苦的他，忍受著失長子一雄、愛女一平的巨大創傷，以民族文化的繼承、弘揚為使命，教學、著述從未間斷。他對同學教誨不倦，面無憂容，從不戚戚於貧賤，也不汲汲於富貴，既有著超脫玄遠的境界，也時刻關心國事，對當時的貪官污吏，發國難財者深惡痛絕。在一次哲學系的大會上，他和金岳霖先生大罵以學問為進身階梯的文人。他為人誠懇和藹，「藹然仁者，即之也溫」。
「熔鑄古今，會通中西」
湯用彤既有家學淵源和國學根底，又對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做過深入的探討，其教學和研究均能「熔鑄古今，會通中西」。1922年他曾在《學衡》雜誌著文《評近人文化之研究》，有針對地批評了當時三種不良傾向：第一種是「誹薄國學者」，第二種是「輸人歐化者」，第三種是「主張保守舊文化者」。他積极參与《學衡》雜誌及其思潮，並與柳詒徵、王國維、梅光迪等組成《學衡》的固定學人作者，把《學衡》的座右銘「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貫穿於畢生的學術探索和實踐。他先後開設的課程有魏晉玄學、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以及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驗主義等，足見他會通中、西、印的特點。
1947年湯用彤休假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講中國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倫比亞大學講學之邀，決定回國。1949年1月北京解放，湯用彤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這一年，周恩來曾來北大了民堂與他及北大諸教授座談，總理的氣度與學識讓他深感敬佩。1951年後湯用彤任北大副校長，195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兼任歷史考古委員會委員。1956年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成立，又任學部委員，並任《哲學研究》、《歷史研究》雜誌編委。同時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湯用彤自1954年患腦溢血，長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諄諄教導於後學，在學術上耕耘不輟。其間，1961年撰寫《何謂「俗講」》一文，謂「僧講」與「俗講」在其聽講對象各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聽「僧講」，出家者不得聽「俗講」，「違者當受官責」。1962年《論中國佛教無「十宗」》一文，謂「十宗」之說是把某種學派之稱為「宗」和某種教派之稱為「宗」混同為一。由於考證精詳，糾正了國內外學人長期所執之謬誤，一時間膾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湯用彤上天安門城樓觀賞焰火，由周恩來總理導見毛澤東主席。「毛詢問公之身體狀況，囑公寫短文，並言其閱讀過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湯用彤病逝。1993年8月，海內外近百名學者在北京隆重紀念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學術座談會，並籌資設立湯用彤學術基金，獎勵研究佛教、魏晉玄學和湯用彤學術思想卓有建樹的青年學者。
學術成就
正如西方哲學的創始人泰勒斯所說，哲學的意義在於「不將自己交給一個簡單的信仰，而是不間斷地探索本原」，湯用彤先生一生都在為此孜孜以求。其學術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學、中國佛教和魏晉玄學等領域，而尤以中國佛教史的學術成就最為突出。
中國佛教
湯用彤在中國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其《跋》中自云：「十餘年來，教學南北，常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匯成卷鐵」。但他每次講課都要對原來的講義作出修改。從20年代初就開始撰寫，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補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對錢穆先生所說，總是心感不滿。直到蘆溝橋事變，由於擔心手稿遺失，才考慮將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書於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這部著作，開闢了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新紀元，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讚。胡適在校閱該書稿本第一冊時，稱讚此書極好，「錫予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賀麟評論現代中國哲學亦有云：「湯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方法。所以他採取蔡勒爾(ze11er）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豐富方法嚴謹，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抗戰
期間，此書與陳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獲前政府教育部學術研究評獎哲學類一等獎。1955年中華書局又重印上下冊。此外，還有遺著《隋唐佛教史稿》講義、《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稿本和《校點高僧傳》稿本，生前未曾刊印。1981年其子一介將前兩部整理，在《中國哲學》第四輯和第五輯發表。
印度哲學
湯用彤回國後在各大學一直講授印度哲學，1929年編成講義，1945年修改後以《印度哲學史略》為書名，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印行（1960年、1988年兩次再版）。這是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印度哲學史的一部極重要的著作，其內容恰為他研究中國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豐富的印度歷史知識。此外還有遺稿兩部：《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漢文印度佛教史料選編》。前一部由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印度古代哲學相當豐富，但資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紀後佛教傳人中國，以後譯經不斷，其數量之多和時間之長是少有的，特別是我國所譯佛經大部分都保存下來。這些史料多為歐美學者所未見，卻使湯用彤的印度哲學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晉玄學
湯用彤認為外來佛教在中國之流傳，先是依託漢代流行的道術，而為佛道；近而又附屬於魏晉玄學，而為「佛玄」；至南北朝後期佛教經論講習之風大盛，到隋唐出現了中國式的佛教。由於佛教同玄學的歷史聯繫，在西南聯大期間，他一度對玄學用力較多，並想「採取文德爾班（Windelband）寫西洋哲學史的方法，以問題為中心，寫一部《魏晉玄學》」。當時生活極不安定，自然難以完成，但發表了許多有創見的論文，勾畫出了魏晉玄學演變的比較可信的輪廓，對許多玄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這些論文後來匯成《魏晉玄學論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中華書局再版。由於佛、道二教長期爭執，湯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時還注意了道教史的有關問題。並在西南聯大期間指導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經）合校》，後來成為研究道教的必讀資料。
湯用彤-作品一覽
（一）專著
1、《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中華書局，1955年，1963年，1983年，1988年；台北彌勤出版社，1982年。
2、《魏晉玄學論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華書局，1962年，1983年；台北育民出版社，1980年，收入《玄學?文化?佛教》。
3、《印度哲學史略》，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年；中華書局，1960年，1988年。
4、《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
（二）文集
1、《往日雜稿》，中華書局，1962年。
2、《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
3、《理學?佛學?玄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三）纂著
1、《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
2、《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商務印書館，1994年。
（四）論文（本欄按年代羅列）
1914年
《理學譫言》，《清華周刊》第13—29期。
《孤嫠泣》，《清華周刊》第13、15、16期。
《理論之功用》，《清華周刊》第15期。
《新不朽論》，《清華周刊》第20期。
《植物之心理》，《清華周刊》第27—29期。
1915年
《快樂與痛苦》，《清華周刊》第30、31期。
1916年
《談助》，《清華周刊》第65、66、68、70期。
《說衣食》有四篇短評，《清華周刊》第75期。
1922年
《評近人之文化研究》，《學衡》第12期。
1923年
《叔本華之天才主義》，《文哲學報》第3期。
《釋迦進代之外道》，《內學》（支那內學院年刊）第1輯。
1924年
《佛教上座部九心輪略釋》，《學衡》第26期。
《印度哲學之起源》，《學衡》第30期。
1925年
《釋迦時代之外道》，《學衡》第39期。
1928年
《南傳念安般經譯解》，《內學》第4輯。
《與胡適論禪宗史書》，《胡適文存》第3集。
1930年
《讀慧皎札記》,《史學雜誌》第2卷第4期。
1931年
《唐賢首國師墨寶跋》，《史學雜誌》第2卷第5期。
《矢吹慶輝》，《史學雜誌》第2卷第5期。
《攝山之三論宗史略考》，《史學雜誌》第2卷第6期。
《唐太宗與佛教》，《學衡》第75期。
1932年
《竺道生與涅*學》，《國學季刊》3卷1號。
1933年
《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述略》，《哲學論叢》。
1934年
《評》，《大公報》3月17日。
《王維誠審查書》，《國學季刊》4卷2號。
1935年
《讀書所見，《國學季刊》5卷1號。
《釋法瑤》，《國學季刊》5卷4號。
1936年
《The Editions of t-he SSǔ-Shin-ˇErh-chang-ching》(Transla-tion by J. R. Wa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I number I
《漢魏佛教的兩大系統》（哲學年會報告摘要），《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
《關於》（哲學年會報告摘要），《哲學評論》第7卷第2期。
1937年
《中國佛教史零篇》，《燕京學報》第22期。
《大林書評》：《評》，《唐賢首國師墨寶跋》，《矢吹慶輝跋》,《微妙聲》第3期。
《大林書評》：《評日譯》，《評》，《微妙聲》第8期。
1939年
《讀》，昆明《益世報》讀書雙周刊第119期至121期。
1940年
《讀劉劭〈人物誌〉》，《圖書季刊》第2卷1期。
《魏晉玄學研究兩篇：,》《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1942年
《王弼大衍義略釋》，《清華學報》第13卷第2期。
1943年
《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學術季刊》第1卷第2期。
《王弼聖人有情義》，《學術季刊》第1卷第3期。
《王弼之、、新義》，《圖書季刊》新4卷1、2合刊。
《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哲學評論》第8卷第4期。
1944年
《隋唐佛教之特點》，《圖書月刊》第3卷第3、4期。
1946年
《謝靈運書後》，天津《大公報》10月23日《文史周刊》第2期。
1947年
《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Lun-Yü》(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s》voiwme 10 number 2.
1961年
《康復札記四則?「妖賊」李弘?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何謂「俗講」》、《佛與菩薩》，《新建設》6月號。
《針灸?印度古醫書》，《新建設》7月號。
《談一點佛書的『音義』，《光明日報》10月19日。
1962年
《論中國佛教無「十宗」》，《哲學研究》第3期。
《關於慧深》，《文匯報》10月14日。
《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光明日報》11月21日。
1963年
《給巨贊的信（關於東漢佛教的幾個問題的討論）》，《現代佛學》第2期。
《中國佛教宗派補論》，《北京大學人文科學學報》第5期。
1964年
《讀〈道藏〉札記》，《歷史研究》第3期。
1980年
《魏晉玄學與文學理論》，《中國哲學史研究》第1期。
《貴無之學（下）——道安與張湛》，《哲學研究》第7期。
《〈高僧傳初集〉按語選錄》，《文獻》第1輯。
《隋唐佛教史稿》（一），《中國哲學》第3輯。
《隋唐佛教史稿》（續一），《中國哲學》第4輯。
1981年
《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國哲學》第5輯。
《隋唐佛教史稿》（三），《中國哲學》第6輯。
1982年
《隋唐佛教史稿》（四），《中國哲學》第7輯。
（五）譯作
1、《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譯Edwin Waddace:Outlies of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學衡》第17、19期，1923年。
2、《希臘之宗教》(譯W. R. Inge: The Legacy of Greece (1)Reli-gion )，《學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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