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延安「整風」

本文摘自《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作者： [美]沙培德

1942年，毛澤東想要在未來的統治精英——共產黨幹部中灌輸一種新「形式」的領導作風。舊士人的傲慢與驕矜會消失，學究氣與懶於勞動會消失，最重要的是，作為舊士紳標誌的自私與拉幫結派也會消失。這是要給新統治階級一種新的目標感。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詳細闡述了他自己的成熟思想：

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 毛澤東：「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澤東選集》）,3:73。）

這裡正在發生什麼？毛澤東的個人評論出現於「整風」運動的語境中。迫切問題是藝術家與知識分子要讓自己的作品更為通俗易懂（弔詭的是，這可能要更多利用傳統技巧，更少西化）。除此之外，藝術家要表明「階級立場」（追隨毛澤東主義），並從根本上改造自己，以為群眾服務。在毛澤東的個人評論之前，是這樣的提醒:「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他以自己為例說明此類磨鍊，其目標是超越個人所出身的階級，並與群眾打成一片：毛澤東特別說，階級改造可以實現。一個人可以學得——縱然過程是痛苦的——無產階級意識。由此，毛澤東的對個人意志的重視解釋了這種准宗教皈依是如何能夠再造忠誠的個人的：他們是通過痛苦的自查、「自修」與革命磨鍊而被再造或重生的，因而是「宗教的」。

1942年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計劃實現幾個更普遍的目標。從最低點時的1934年到1942年，中國共產黨黨員數已增長至70萬人。學生與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或許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作為反日力量，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為稱職。如果要成為有用的幹部，這些人要被教以黨的紀律。他們的技能是有價值的，但其獨立心智以及以最高標準的共產主義理想衡定黨領袖行為的傾向則並非如此。從華北鄉村中湧現出來的大量農民活動分子同樣需要被組織化入黨的軌道之中。驟然獲得權力的農村青年需要被加以訓練，以免濫用權力（依傳統的做法偏袒自己的親屬），以及尤其是服從不斷變化的黨的命令（即使並不完全理解）。20世紀30年代末，許多在殘酷的反地主鬥爭中湧現出來的人發現，要執行相對溫和的統一戰線政策有些困難。有些人需要被教以基本讀寫。整風運動還要挖出國民黨與日偽間諜。最後，該運動確認了毛澤東作為整個黨的正確路線的個人地位。

後來，毛澤東經常試圖以一個運動達到數個目標，1942年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則建立了這一模式。該運動至少在兩個方面鞏固了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在運動開始時，他仍有可能被指責為雖是高效的戰術家，但卻是糟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得不捍衛自己的政策——「農村包圍城市」，以及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策略（而非簡單尋求與國民黨合作）。毛澤東想要扭轉來自黨內留蘇高層的批評。更一般地說，通過創造新版本的正統理論、政策與歷史，黨的領導者都同意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應是「毛澤東思想」。整風運動學習會所用的絕大多數文本都出自毛澤東之手，或至少出自毛澤東與他的親密夥伴（包括像周揚、陳伯達與艾思奇這樣的知識分子）之手。這些人絕大多數都不是黨的高級幹部，不過，他們與毛澤東有著密切的合作。實際上，儘管將毛澤東思想歸於毛澤東名下是件方便的事，但它從一開始就是集體的產物。

在毛澤東看來，黨基本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雖然有些需要解決的壞處與錯誤，但也僅此而已。黨面對的不是道德上的弱點，而是可以改正的態度與行為上的問題。毛澤東要求要有靈活性，要密切關注當前革命之所需：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啟蒙運動……應該老實地對他們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曾經反覆地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 Sturat RSchram（施拉姆）, Political Thought, p179; 出自毛澤東：「Rectify the Party Style of Work」（《整頓黨的作風》), 這一段的某些文字在《毛澤東選集》中被刪掉了，見該書3:3551。）

整風運動的重點在於要幹部們參與到學習小組中，以考察其對毛澤東主義文件的掌握，並進行自我批評。學習是非全日制與滾動式的，以免干擾常規行政。運動在延安根據地逐漸展開。出於實際考慮，該運動沒有在相對不太穩固的根據地中充分展開。不過，學習一旦開始，就會持續幾個星期、幾個月，在結束之前，要達到什麼效果始終並不清楚。在基層群眾看來，這場運動並不是關於毛澤東的，而是將互不相同的男男女女在共同的事業中結合起來。該運動有著自己的特定語言、符號、儀式、神聖文本、結合方式、故事以及神話，最終創造出一群深信自己能改變世界的真正的信仰者。 （這一部分受惠於David EApter與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因此，任務就在於掌握普通人且讓他們成為宏大計劃的一部分，他們必須嚴守紀律，但又仍能採取獨立且有創造性的行動。可以設想，絕大多數幹部、學生與農民都明顯有著激進行動主義者的性情，如果不是願意做出犧牲，也就不會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主要問題無疑在於紀律。這對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困難。毛澤東堅稱運動並不是要毀滅誰，而是會通過自我批評與悔過創造出新的自我。用他的話說就是，「治病」而不是「把人整死」。

但同時，該運動也包括搜捕潛伏於共產黨陣營內部的間諜與敵人。少數人受到拷打，並被逼自殺。某些迅速坦白說為敵人工作的人被當成典型——幾乎相當於英雄——供其他人效仿。絕大多數經過了這一火的洗禮的幹部都感到自己變得更堅強了。縱使絕大多數幹部都能被如此改造，但仍有一個群體受到特別的懷疑，那就是知識分子與藝術家。這些人易於有「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罪過。需要指出的是，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要麼留在城市中，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盡自己最大努力養家糊口，要麼逃往重慶或昆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自然傾向於共產黨（縱使理想與現實不一致）。他們發現條件粗劣，這倒可以適應，但要忍耐某種程度的客套則更加困難。他們起初歡迎毛澤東對整風的呼籲，把這當作對官僚主義的攻擊。著名女作家丁玲（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她的長短篇小說曾引起轟動）以及翻譯家王實味抱怨說，高級幹部伙食與住房都更好，女性受到不平等對待，且領導人拒絕接受批評。在1942年三八婦女節這天，丁玲發表文章，特別尖銳地批評了針對女性的雙重標準。除了要像男幹部一樣獻身於革命，女共產黨員還被認為應結婚並持家。如果她們繼續工作，就會被指責為忽視丈夫與孩子；但假如她們變成家庭婦女，又會被批評為政治落後，積極投身革命的丈夫就會與她們離婚。她說，「少發空議論，多談實際的問題」（例如提供託兒所與食堂）就好了。（丁玲：《三八節有感》（1942年3月8日）。見Gregor Benton(班國瑞)與Alan Hunters（韓德）編：Wild lily, Prairie Fire:Chinas Road to Democracy,Yanan to Tiananmen,1942198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80。）

在批評之下, 丁玲收回了她的主張。然而王實味拒絕公開認錯，他受到審判，並因有其他問題而被指控為「托派」。甚至丁玲也加入了對他的指控。在1942年初夏的兩個星期中,王實味被「鬥爭」，受到無情的批判，且遭到公開的羞辱，接著作為「內奸」被捕入獄。1947年，當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的壓力下撤離延安時，他最終被處決。對延安消極現象的批評，黨斥其為「絕對平等主義」。黨宣稱，適合於國民黨或日據城市的「象牙塔」的態度並不適於一個前所未有的革命社會。許多從日佔區或國民黨控制區奔赴延安的藝術家期望找到一個絕對平等的同志情誼的樂園，這是「幼稚的」。丁玲（後來在1957年作為「右派」被捕入獄）與王實味都是悲劇人物；不過，許多年以後，王實味成了某些知識分子心中的英雄。

儘管一直認為共產黨是中國的最大希望所在，但王實味抵抗住了要其否定自己對黨的批評的可怕壓力。他說自己批評黨的領導人是為了運動本身好。回想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他揭露出了毛澤東自己思想中的深層矛盾。毛澤東確實反對官僚主義，確實不信任等級制，也確實傾向於平等主義，但他無法原諒王實味對延安體制消極現象的揭露，且無疑不認為外來批評是處理黨自身問題的有效方法。王實味並非久經考驗的革命者，因此不具有批評他們的資歷。直到1990年，他才恢復了身後的名譽。

對絕大多數幹部來說，不斷的「自我批評」是一個持續過程的一部分，在該過程中，小組學習被認可的文本，將其運用於自己的生活，並以一種自我改造感作為結束。（ 參見David EApter與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特別是pp263293。）這並沒有將他們變成洗過腦的行屍走肉。相反，部分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他們被「再教育」，明白了中國受外國列強的欺凌，中國農民受地主的壓迫與剝削，以及革命力量在共產黨與毛澤東的教導下興起。通過連貫流暢的綜合，新訓導與舊的熟悉故事混合在了一起。小規模的學習小組建立起了同志情誼式的聯繫，這可以被擴展到所有自願接受再教育的個人那裡。反映毛澤東主義的幾篇通俗易懂文章成了運動的必學教材。

自我批評與學習小組將成為共產主義秩序的基本制度。它們成了讓個人適應黨中央不斷變動的信號的手段。不過，在20世紀40年代，它們大體上被視為接納儀式。訣竅不在於學會正統教義，而在於將其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並將自己看作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在獻身革命之中，有著一定的自我棄絕；同時，幹部們要明白，為了實現更大的革命目標，必須鐵石心腸。個人考慮並不重要。例如，比起革命，某人更關心自己的妻子或兒女，這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有罪的）思維特徵。同情階級敵人並不是值得讚賞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毛澤東系統化了「故事」——說明中國歷史，解釋中國共產黨無可阻擋的興起以及毛澤東自己的正確性。這些故事創造了一種賦予事件意義的「宣傳」，對每個試圖幫助被剝奪的中國人民奪回其所有物的人來說，該「宣傳」也給予了他們位置與角色。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將革命放在個人考量之前（特別是從長遠來看），但在短期內，被更為強大的敵人所包圍的共產黨人創造出了一場致力於以艱苦奮鬥、自我犧牲與信仰來渡過難關的運動。那些被成功「整風」的人感到自己學會了如何觸到最好的自我、克服低下的本能與為了更大的利益而行動。正像在政治上頗為活躍的17世紀清教徒，共產黨人使自己變成了自律的選民男女，將通過自己的行動創造新世界。（Michael Walzer,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只消極等待著被告知正確答案的人永遠不可能發動革命，找到了通向共同願景的個人道路的人卻可以。

【書籍信息】

書名： 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海外中國研究文庫）

作者： [美]沙培德

ISBN： 978-7-300-18887-4

定價： 78.00

出版日期： 2016-05-24

成品尺寸：160*230

裝幀：平裝

內容簡介：

1895年，清朝被日本擊敗，在中國內部引發爆炸性迴響，激進變革隨之次第展開。在更一般意義上，這也是之後半個世紀中國巨變與革命的開始。以一場場內外戰爭與革命為背景，中國各階級不斷試圖變革政體，改造社會與文化，其目標則是重塑國族，挽救危亡。

本書對這一轉折性巨變過程做了全景式敘述。以時間為經，主題為緯，以敘述史學為基幹，結合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文化研究的視野與方法，次第闡述這半個世紀轉型的方方面面，為我們展示出近代中國複雜而痛苦的誕生過程。本書充分吸收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注重通史與專題研究的平衡，可看作新世紀中國近代史撰述的綜合性成就。

作者簡介：

沙培德 (Peter Zarrow) 教授，1953 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現為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對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的起源與演變、晚清至民國的知識與政治轉型等問題有專精研究。已出版英文著作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 Columbia Un iversity Press,1990)，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L ondon: Rout le d g e, 2 0 05)，A f t e 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發表中、英文專題論文近四十篇，書評及書評論文近六十篇，在海內外中國近代史學界有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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