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貴和鎖萍 正午·端午
正午的話：
6月24日，「上學路上」公益機構將發布「2016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非虛構文學是其中的一個板塊。本年度白皮書聚焦於留守兒童的父母，幾位寫作者志願加入，各自選擇留守兒童的家長進行了深入採訪，他們的作品，為公眾認知留守兒童困局提供了新鮮而重要的維度。
這裡刊發的，是其中的一部作品。
—— 關軍
金貴和鎖萍
文衛詩婕
一
1986年出生的鎖萍留著齊劉海，每天出門都會擦上粉底，打睫毛膏，抹口紅。睫毛膏的質量不好，總是結塊，睫毛看起來硬邦邦的；口紅也容易掉色，粉底遮不住臉上的雀斑，但好在她皮膚白皙，看起來透著年輕的光采。化妝是她到北京後「學會」的時興之舉，也是她稱之為「體面」的一部分。更多時候，這個陌生的城市帶給她被排斥的感覺，她謹小慎微地守護著自己的尊嚴，比如作為一個保姆，在僱主家，她從不打開冰箱隨意吃喝。
她說自己毫不眼饞城裡的一切，「城裡再繁華，不是自己的」。只有在家鄉，她才有身份的認同感。她不是一個保姆，不是一個可供差遣的對象，偶爾可以享受媽媽為自己燉的湯，睡舒服的床，衣服可以掛在衣櫃里，而不是疊放在箱子里，餓了和渴了的時候可以隨時進食進水，而不用擔心自己的舉措是否不合時宜。
更重要的是，在家鄉，她可以隨時見到兩個可愛的孩子。作為一個年輕的母親，鎖萍還沒怎麼享受初為人母的喜悅，便離開了孩子。
2008年汶川地震波及甘肅，受災面積為甘肅全省的四分之一，達40多個縣區，尤其隴南地區為重，使原本貧困的甘肅省雪上加霜。鎖萍與金貴的老家岷縣還未從汶川地震的影響中走出，2013年7月22日，當地又發生了6.6級地震。鎖萍家的房屋在地震中受損嚴重，牆皮都開裂了。重修房屋需要花費十萬元，根據岷縣政府災後重修房屋補助的相關規定，重修房屋必須達到一定裝修標準才能接受補助。政府可以出資4萬幫助他們維修房屋，剩下的六萬自費。
鎖萍的家中，婆婆和母親照看著兩畝地的農田，農作物的收成勉強可以自足，全家唯一的收入來源依靠金貴在城裡馬不停蹄地打工。六萬元對於甘肅農村的任何一個農民家庭來說，都不是筆小數目。根據甘肅省人民政府給出的相關資料顯示，2012年岷縣農民年均收入3384元。
最終，夫妻倆從親戚朋友那裡東拼西湊，修了房子。為了償還債務，2014年春節過後，鎖萍來到北京打工。
那年三月，鎖萍跟隨金貴乘坐18個小時的火車抵達北京西站，又在地鐵上折騰了一個半小時，終於到達了金貴所在的施工隊——位於北京三元橋的一個小區內。
鎖萍第一次看到了金貴在城裡過的是怎樣的生活。臨時搭建的集體宿舍內，逼仄的空間堆滿行李和包裹，空氣中混雜著男人的體味和腳氣，以及食物殘留的味道。燈光昏暗，出於安全起見，這裡不允許使用大功率的電器——事實上屋內算得上電器的只有燈泡而已。夏天的時候，一間六人住的屋子可以插一座電扇。
北京的初春仍然很冷，鎖萍和金貴擠在兩層加厚的棉被下，依舊能感受到棉被外冰涼的空氣。
金貴笑著把外套從箱子里翻出來給鎖萍蓋上，「冷是吧，過會兒就好了」。
工地上的伙食雷打不動：早飯是白粥，午飯是饅頭加一個熱菜，通常是土豆燒雞、土豆豬肉之類，晚飯是挂面，最常見的是將中午的剩菜和挂面「混著下了」。
負責工人們伙食的廚娘是個四川女人，在這裡可以掙到每個月2200元的工資，同是從農村出來的打工者，她能體會工人們的不易，因此她總試著變著花樣地給工人們換口味，儘管原料基本上都是土豆。工人們也不挑剔口味，一天的體力活下來，到了飯點只感覺到餓。
在保姆市場被僱主挑中後，等待上崗的日子裡，鎖萍眼見丈夫從早上五點半起，便要睜眼忙到天黑。三度左右的氣溫下，金貴的腦門上都能沁出汗來。
也許是從那時開始，鎖萍真正意識到，進城打工，就是意味著受苦。她再也沒有在金貴面前抱怨，與孩子分離讓她多麼傷心，來到城市打工有多麼不情願。
她暗暗地給自己鼓勁，在心裡掐算著日子：相比在保姆市場見到的一些女人——孑然一身，無家可歸，她的苦日子是有盼頭的，賺夠了錢，債總有還清的一天。
二
離開家的時候，女兒已經懂事，抱著鎖萍的大腿哭鬧，哀求「媽媽不要走」。可她還是走了，且因為現實原因，一年只能回一次家。
這幾乎成為鎖萍不能觸碰的痛，一提到女兒，她的眼淚就止不住。她拒絕給人帶孩子，儘管育兒嫂的薪資相比普通保姆更高，但她忍受不了，「一看到別人的孩子就想起自己的孩子」。
在北京，金貴每個月的工資是4000元，鎖萍每個月的工資是3200元，除去每個月1000元寄回老家，夫妻倆加起來的生活開銷是800元左右，鎖萍除了買衣服之外幾乎沒有別的開銷，她給自己規定，一個季度只能添一件外套，一個月允許買一件單衣，價格不能超過100元。金貴需要抽煙喝酒，開銷大一些，但每個月也不會超過500元。
照理來說，他們每個月能存下五千多元，一年就能存六萬多。但實際上他們一年只能存下四萬左右，因為還有一些意外款項：
在農村，紅白兩事的隨禮錢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某種程度上，農村的人際關係就建立在各種儀式間的你來我往，一戶人家辦喜事，則幾乎全村人都要表示賀喜；隨禮不僅事關一家一戶的體面，更事關日後行之有效的人脈網。「現在我們那的紅白事隨禮，都漲到了三百到五百元。」鎖萍說，在她的家鄉，年輕人們都外出打工了，消費能力提高的同時，帶動了老家的物價，包括隨禮標準。
除此之外，孩子們一旦生病，就醫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通常的感冒發燒之類的「小病」，不住院就達不到新農合醫療保險制度的報銷標準。
在中國，像他們這樣常年離鄉背井在城裡打工的農民工，約有2.42億。
1990年，金貴小學畢業。由於父親早逝，為減輕家庭負擔，他早早外出謀生。第一年，他去了甘肅省天水市的工地上幹活，一天4塊錢。第二年，他去了武威市，一天10塊錢。1996年，他來到北京，在馬甸橋的一處建築工地上運水泥，一天15塊錢。二十年過去了，現在的他每天的薪水大約150塊錢。看似十倍的漲幅，卻抵不過物價飛起的速度，「金貴」們始終徘徊在消費水平的下游，甚至底層。
在外打工的人們總是特別留戀過年時在家鄉的生活。正月里的農村總是透著熱鬧和喜慶，老人和孩子們歡迎年輕人們回村，年輕人們在外打拚了一年，帶著一年來攢下的錢榮歸故里。他們在這時候總是很捨得花錢，這是一年中難得的犒勞自己和家人的時刻。
2016年春節，鎖萍和金貴在家待了兩個月。大女兒五歲半，小兒子三歲半，正是最可愛的年紀。鎖萍整日陪著他們，蘋果一樣的臉蛋，小小的手和腳，怎麼也看不夠。孩子好像以神秘莫測的速度在長大，「就像木樁下的蘑菇」，一個不留神，再瞅一眼，就竄個兒了。
金貴和鎖萍幾乎每晚都帶著孩子參加各個同學、朋友組的局：他們去KTV，點水果啤酒，和孩子一起唱《小蘋果》；他們帶孩子逛商場，可以隨意地問商品的價格而沒有任何心理負擔；他們在飯桌上吃肉和新鮮蔬菜，給孩子買他們想吃的水果。
這時候鎖萍覺得，自己的孩子和城裡的孩子沒有兩樣。
每晚，這一家四口擠在一張床上。孩子們養成了一個習慣，只有用手臂環住金貴和鎖萍的胳膊，他們才能睡著，生怕一覺醒來，爸爸媽媽不見了。
「如果可以選擇，我希望一直呆在家鄉。」鎖萍說自己每次回家，就「再也不想出來了」。他們的家是個簡易的平房，有100多平米，寬敞又乾淨。而鎖萍在北京一些僱主的家裡，只能與老人共住一個房間，睡在沙發上。
這次回家，金貴驚喜地發現，女兒識字了。無意間，女兒誤把金貴寫得潦草的「李」字看成了「全」字。這讓他喜出望外，那天，他花了一整個下午教女兒寫字。說起這些時，金貴顯得很興奮，他在本子上向我演示，潦草的「李」字與「金」字是如何得相像。
金貴嘆了口氣，「女兒真的是很可愛，」他看了看我，又低頭，頓了頓說，「還是要想辦法回老家的。」
那是他的長遠打算了。
至少在目前，金貴夫婦倆坦然接受了這樣的局面，這似乎是「合理」又「合適」的。他們需要賺錢，只有進城才能賺錢。何況，只有在城裡打工，錢才能存的下來，因為「你根本沒有時間和機會去花錢」。
三
在北京，金貴所在的工地換了好幾處施工點，鎖萍的僱主也換了好幾任，2015年5月開始，他們的工作地點剛好緊挨著，步行不過十分鐘的距離，這大大減小了他們的見面成本。金貴還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他和鎖萍爭取了一處「單身宿舍」——這樣，在極少的夜晚里，他和鎖萍能夠有獨處的空間，和性生活。
所謂的「單身宿舍」，只是一頂獨立的軍用帳篷，實際上是工地上的庫房，平日里堆滿了各類建築工具，有些金貴也叫不上名來，但他知道它們的用途。好在金貴「啥都懂一些」，這才爭取來了看守庫房的「美差」。
庫房的捲簾門上貼著一張A4紙，上面寫著「庫房重地＋手機充電室」。這裡不僅是庫房，還是工人們統一給手機充電的地方。進門左手邊是一張鋼絲床，屋子裡唯一的電子設備是金貴託人在網上買來的「先科」牌視頻機，花了兩百多元。
金貴和許多工人一樣，不懂得網上購物，對於綁定銀行卡、開通網銀的安全性，他持有一百二十分的懷疑。他在門口的電線杆上用五根鋁線套了五個圈，各接上一個易拉罐，自製了一個有線接收器。於是，視頻機就能夠收到五個電視台了。
如果說這個庫房有什麼鮮艷的顏色，就數床頭那隻粉紅色的毛絨玩具兔了。那是小區里的居民丟棄的，金貴把它撿回來放在床頭，因為「老婆是屬兔的」。
床邊掉了漆的鐵桌上，放著烏雅蘭圖的唱片，一包蘭州香煙，一個塞滿煙頭的煙灰缸，和一瓶價值7塊2的牛欄山二鍋頭——那是金貴的精神享受，也是他忠實的消費選擇。
金貴時常感到莫名的焦躁，收了工後，他一人面對庫房，感覺每天的日子都是一樣的。有時，心臟突然會跳得很快，坐立難安。這時，他總喜歡把自己灌醉，隨著暈眩感而來的，是疲憊感與睡意，他的情緒得以平復，倒下頭，就睡著了。
我去庫房做客的那天，恰好碰上包工頭進庫房閑聊，他當著鎖萍的面對金貴說，「今天當著你老婆的面我正式通知你，下次你要是再喝多，直接滾蛋。」
金貴有些尷尬，笑著應承了幾句。鎖萍搖搖頭，「我可管不了他」，她看了金貴一眼，又幫他說話，「我也理解他，他也沒別的愛好。」
金貴的「苦悶」總是發生在鎖萍失約時。住家保姆沒有自己的時間，除了一個月兩天的休息日。自從一年前，一個獨居的老太太相中鎖萍並僱傭她照顧自己後，鎖萍和金貴的相聚時間大大減少了。由於僱主是個空巢老人，老太太十分依賴鎖萍，又極度缺乏安全感，鎖萍外出買菜都被掐算著時間，更不被允許隨意外出以及過夜。
金貴常想念妻子，希望她能在夜晚從僱主家偷偷溜出來陪伴自己。可鎖萍總讓他失望，夜深人靜時，他常醉醺醺地給妻子打電話，表達自己的苦悶。聽著丈夫酒醉後的埋怨，鎖萍心裡煩悶極了，好幾次她氣得掛斷了電話。
「晚上出不來，他總對我發脾氣。」鎖萍卷著手中皺巴巴的紙巾，一片一片地剝下，再用手彈開，「可我也委屈，和誰說呢。」
通常，矛盾後的第二天，鎖萍會從買菜的時間中擠出縫隙，在菜市買十塊錢三個的雞腿，帶去丈夫的庫房「哄一哄」他。每一次，金貴都會護送鎖萍回僱主家，歸程中他們橫穿過龍潭湖公園，這是他們常約會的地方：每個鎖萍的休息日，金貴會在下班後帶她來到這，看看假山、樓閣，不同的花草，即使是冬天，他們也樂意來這裡逛逛，就算寒風蕭瑟，若有湖水映著月色，兩人都覺得分外浪漫。
當夜幕降臨，人流散去，金貴和鎖萍感覺自己褪去了那件隱身衣——那是所有進城打工的人都自帶的屬性，他們隱身於兩點一線的工作和住處，自覺屏蔽所有的繁華，有時倒未必是他們消費不起，而是周遭的環境會讓他們感到無所適從。
「就是會覺得不自在吧，」金貴尷尬地笑笑，「確實，我身上總是沾滿水泥和灰塵。」商場、電影院、餐廳、甚至便利店，他幾乎從不踏足，因為「自己並不屬於那些地方」。
只有在夜色中，空曠的公園可以是他的，可以是她的，可以是任何一個人的。
四
鎖萍作為一個「留守一代」，堅決不想兒女成為「留守二代」。
自打她記事起，父親就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由於父親從事的是「大工」工種，收入在那時還算豐厚，鎖萍的家在當地屬小康之家。鎖萍因此能夠擁有比別家孩子更多的吃食，過年時還能有一件新衣服。兒時的她總自豪地對別人說，「我爸爸在城裡打工。」
對於一個年幼的孩子來說，父親這個角色遠沒有母親重要。幼時的鎖萍只要有母親的陪伴，倒也不覺得缺失什麼。只是，鎖萍常看到母親偷偷哭泣，那時候她沒法完全理解，現在，她懂得了，「那是妻子在思念丈夫。」
常年的分離使得父女感情疏離，鎖萍很少和父親說話。她時常感覺歸家的父親是一個遠房親戚，爸爸與叔叔伯伯們，彷彿沒有區別。不知是否受潛在的心理影響，成年以後的鎖萍選擇了比自己大12歲的金貴嫁作丈夫，因為金貴「照顧周到」，又「體貼細心」，「像父親一樣」。
幾十年過去，情況好像有些不一樣了。父母在城裡打工似乎不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成為了農村孩子普遍的家庭狀況。
金貴和鎖萍商量好，等到大女兒上學時，鎖萍一定回去照料孩子們。
「其實現在就該在他們身邊，這個年齡是他們最需要爸爸媽媽的時候」，說這話時，鎖萍忍不住哭了，用圍巾蒙住了臉，再拿下時，臉上掛滿了淚水。可是——「沒有辦法，我們還是得抓緊掙錢，越往後，孩子們的花費越大。」
鎖萍沒有考慮過，兩地分居對於夫妻感情的影響，在她看來，「大家都這樣」，別人可以，她和金貴就可以。像其他小城女人一樣，她對婚姻和家庭沒有什麼深入的思考，懵懂地接受著為人父母的責任，一切為了孩子。
鎖萍也沒有考慮過孩子的教育問題。她與金貴也並不打算花費多大的精力財力為孩子爭取更好的教育。初中畢業的她認為，「能不能念（書）得看孩子自己」，如果孩子能上大學，不惜一切代價也要供，如果孩子「不是念書的材料」，也只能聽之任之。
對於母子分離對孩子的心理成長會否有負面影響，鎖萍也沒有考慮過，她也「不太懂」。我問她是否聽說過留守兒童自殺的新聞，她點頭，又立即說，「我家孩子不會的。」她認為，那種「極端情況」只會發生在極其貧寒的家庭中，「孩子覺得活下去都很困難，才會想到去死。」
金貴和鎖萍堅定地相信，只要努力掙錢，就能儘快回老家和家人團聚。2016年，他們已接近還完所有的債務。儘管這是以全家人的分離作為代價，但他們已漸漸習慣，生活看起來正向好的方向發展。
裝修家裡的新房時，鎖萍想要把房子裝修得和城裡人一樣：獨立的卧室、客廳、飯廳。可金貴愣是把卧室、客廳和飯廳都打通了，一點隔斷都沒有，只拉了幾塊帘子。
金貴這麼做有他的考慮。早年他在縣城開過家居店，最終賠錢了事，可裝配傢具的手藝還在。他琢磨著，等在城裡賺夠了錢，就在家開個傢具店，省了店面費，盈利就容易多了。
那樣他的夢想就實現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有錢賺，日子和美。
題圖：視覺中國。
衛詩婕，新聞系學生，目前就讀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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