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死亡前後經歷曝光 揭開蔣介石死亡之謎

蔣介石死前已對世事看清，但仍不忘反攻大陸的言行。死亡遺囑雖有不同版本，但可用一句話概括「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一段描述蔣介石末年在台灣的生活記錄，揭開蔣介石生死6年間的謎團。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個下午，八十九歲高齡的蔣介石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電動升降病床上。蔣介石這天的精神不錯，他呼喚值班的台北榮民醫院護士羅小姐。蔣說，過兩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幾首描寫清明節的古詩吧！羅小姐翻開蔣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詩三百首》，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詩人杜牧寫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蔣介石對這首熟悉的詩沒有特別的感覺，只讓羅小姐念了一遍，就轉念別的詩句了。羅小姐接下來念的是宋朝詩人黃庭堅寫的《清明》：「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當念到最後一句時，蔣介石臉上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兩次，他說，這首詩寫得好，你多念幾遍。羅小姐起先還不太懂詩里的意思，一邊念，一邊看書里的語譯，她才曉得這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說，人活著的時候，不論你是聖賢還是平庸之輩，生命結束的時候，留在人間的不過是長滿野草的小土堆。

纏綿病榻

蔣介石的病體，從體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繼而蘇醒持續卧床，纏綿病榻，已經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時光了。他身體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時發生的一場車禍。意外發生前，蔣介石的車隊甫自市區兜風歸來，正返回陽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說巧不巧，一位少將師長剛結束軍事會議，從陽明山開著軍用吉普車一路往山下市區方向疾馳。蔣介石車隊最前方的前導車，見到這部吉普車跨越中線疾馳而來趕緊煞車，雖未與吉普車碰撞，可是緊隨其後的蔣介石座車，司機竟一時失神，反應不及，該踩煞車時竟踩成了油門，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導車，故而發生禍事。

「總統」座車向來穩妥安全，故而蔣介石、宋美齡坐車從不系安全帶。據座車侍衛人員事後追述，撞車瞬間，由於突如其來的力道過激，坐在后座的蔣介石、宋美齡冷不防都從椅子上彈了起來，兩人身體先是往上衝擊，繼而往前衝撞。宋美齡疼得在車裡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雙腳受重創，幸未骨折。蔣介石雖然力持鎮定，但也撞得不輕，初步檢查只發現下體有紅腫現象，起先以為沒有大礙。兩三個月後，榮民總醫院心臟科大夫為蔣介石作健康檢查時，發現了蔣介石心臟大動脈發出不尋常的雜音，證實其心臟主動脈瓣膜，可能在車禍中受傷而未及時察覺。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0年年初，尚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到了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蔣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紅燈。「總統府」在這天要召開例行月會，體力不濟的蔣介石本想支撐前往，「秘書長」張群勸阻再三，才勉強決定請假，會議也因之停開一次。五月三十日，蔣甚至陷於低度昏迷狀態，被緊急送進榮民總醫院蔣專用之「第六病房」。這次病情尚稱輕微，兩個禮拜左右即漸趨穩定。

舊社會中國文人都拿毛筆寫字。蔣介石終生只用兩種筆，一種是批示重要公文、發布命令、寫正式書信及日記時使用毛筆；一種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寫便箋(即：下條子)時偶爾用紅藍鉛筆。看一個人健康好壞，從寫字的字跡最能見微知著。

一九七0年六月十五日，病況漸有起色的蔣介石，用毛筆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從字跡明顯看出，蔣握筆時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厲害，與往昔筆力之遒勁，不可同日而語。蔣介石在信上告訴蔣經國：「經兒：余體力已日漸康復，惟拿筆反不如病中之穩健，其它一切體操行動如常。湯太夫人余當親自弔祭，故你可在金門多住幾日休養至廿一日回台北為宜，千萬聽從勿違父示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這封字數不過八十餘字的家書，據說花了蔣介石近半個小時才寫好。四個月前，1970年的農曆春節(陽曆二月六日)，蔣介石還寫下一段春節感言，聲稱：「今年要在世界局勢重大變化混亂與我國最險惡艱難中，積極奮鬥，打破這一難關，光復大陸，拯救同胞，以湔雪恥辱，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蔣介石寫這段文字時，筆力仍然遒勁，可見當時他的精氣神尚稱充足。

但是對照兩個月前，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寫給即將結婚的次孫孝武的家書，則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這可能是蔣介石最後幾封寫給孫輩的毛筆信了。「武孫：你來信與長詩英文信皆已接到，甚為欣喜。祖母病後右手尚不能握筆寫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來，日有進步，勿念。你們在外國結婚，未能親臨主持為念，惟望你們能早成婚，回國相見為盼。特趁你母來美主持婚禮囑其帶此一函作賀，甚盼一切歡樂，為祝祖父母示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蔣介石身體真正出現較嚴重惡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進了新落成的陽明山「中興賓館」。某次，蔣介石在賓館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動了，直喘大氣，當時還沒準備輪椅，醫官只好拿來一張椅子，讓蔣介石扶著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鑒於蔣介石心臟毛病癒來愈惡化，由蔣經國及宋美齡的授權，派遣榮民總醫院醫師盧光舜，到美國延請華裔心臟科權威余南庚，到台灣主持蔣介石的醫療小組。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蔣介石就任第五任「總統」後兩個月，他在「中興賓館」呈現昏迷狀態。

這裡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插曲。早在蔣介石昏迷前一個月，榮民總醫院曾經為蔣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檢查，陳耀翰醫師驚覺蔣的心臟擴大現象較前更加明顯，如果再不善加調養，恐怕發生不測。陳耀翰當面向蔣介石陳述病情，建議蔣應該即刻停止一切活動，休假半年。蔣介石聞言大感驚惶，回官邸即與宋美齡商議，宋美齡惟恐蔣介石一旦請假，大權豈不旁落，立即召來陳耀翰，嚴斥他不該在蔣介石面前「危言聳聽」。從此，再無醫官敢開口要蔣介石休息，終至鑄成一個月後之昏迷意外。

蔣介石這次昏迷病情嚴重，醫師不敢輕易移動蔣介石，只得將他留在中興賓館就地治療，正式成立一支由十二位榮民總醫院醫師為主力的醫療小組。余南庚趕到台灣後，指揮醫療小組，於八月六日夜間九時四十分，趁蔣介石熟睡後，將蔣抬上一部進口全新救護車，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車通行，以時速二十公里慢速駕駛，將蔣介石送進台北榮民總醫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時，余南庚在榮民總醫院主持醫療會議，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齡，坐次位的是蔣經國。余南庚彙報，蔣介石心臟恢復正常，肺部有積水現象，體力衰弱。當時，蔣雖已恢復進食，但體重僅四十六公斤，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重病剛滿一周年，島內盛傳蔣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間。蔣經國為掃除外界各種謠諑，趁蔣孝勇(蔣介石之么孫)當天在士林官邸舉行婚禮之機，安排蔣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榮總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後，宋美齡、蔣經國挑選出蔣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張，交付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布，印證蔣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隨從人員發現，暫時脫離重病階段的蔣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動能力也尚稱靈活，惟獨右手因纏綿病榻，長年接受注射輸液，肌肉已嚴重萎縮，不僅無力握住把手，更因不聽使喚而頻頻垂落。為不讓人看出蔣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齡外甥女孔令偉命侍從以醫藥膠布，將蔣的右手固定粘綁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時露出破綻。

真假遺囑

蔣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縮之前，曾掙扎著寫下一幅毛筆字，書謂：「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應該是蔣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興賓館」昏迷蘇醒以後的作品。這幅字完成以後，交給了蔣經國，小蔣立即差人框裱起來，掛在自己堂屋內，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審視反省。

蔣經國在乃父去世之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經如此評說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十六字，付經國保存，此為經國敬謹奉藏先君遺墨最後之一件。先君崩逝，舉世同悲，經國五中哀慟，實所難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讀，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實以此為日不去心徹始徹終之志事，謹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佈於世，誠不知哀涕之何從也。」

由是觀之，蔣介石給蔣經國的這十六字箴言，應該就是父親送給兒子兼具公私意義的遺囑。

蔣介石於「中興賓館」陷入半昏迷狀態後某日，侍從醫官察覺蔣介石口中念念有詞，聲音十分微弱，而且蔣的寧波口音不好懂，侍從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貼近蔣介石嘴巴，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後告訴醫官，「總統」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是否蔣介石意識到自己陷於性命交關，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後遺言？不得而知。

據醫療小組的治療報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點過一刻，蔣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後，值班的醫官鄭不非發覺蔣介石脈搏變慢，當即施行心臟按摩及人工呼吸，並注射藥物急救。一二分鐘後，蔣心臟跳動和呼吸恢復正常。四、五分鐘之後，心臟又停止跳動，醫師再施行心臟按摩、人工呼吸及藥物急救，但心臟雖然時跳時停，呼吸始終未能恢復，並三度發生心室性顫動，經過電擊，蔣介石的脈搏、血壓均已無法量出。急救了三個多小時，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蔣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臟猶有微弱跳動。醫師最後以電極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臟，但仍屬無效。宋美齡最後命令放棄急救。醫師宣布死亡的時間為四月五日晚間十一時五十分。蔣經國觀察急救無效後，當場痛哭失聲，宋美齡則始終力持鎮定，兀自靜坐一旁流淚。

從蔣介石醫療報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當晚，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最後臨終之際，並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作任何書面遺囑。

秦孝儀奉宋美齡急召趕到士林官邸時，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時許，蔣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時了。秦孝儀當時奉宋美齡之命，連夜趕寫一份遺囑，純系檯面上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更不是蔣介石留給親人的「家事遺囑」。

秦孝儀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連夜撰寫這份「政治遺囑」。初稿寫就後，送交宋美齡過目，宋美齡特意交代秦孝儀，應再加上一句話，強調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蔣介石的「政治遺囑」開頭即言：「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這份蔣介石死後才「補寫」的遺囑，備受時人爭議的有幾個問題：遺囑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寫的，遺囑的末尾卻寫成「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尤其最後那句「秦孝儀承命受記」，被視為畫蛇添足之作，因為，秦孝儀抵達士林官邸已是蔣死後三小時以後的事了，何來「承命受記」？即使是承宋美齡之命，也不合遺囑系記載死亡當事人遺言之通則。

侍從人員為此緩頰，認為是參考汪精衛寫孫中山先生遺囑之手法。此說更是不通，畢竟蔣、孫遺囑兩者情況大不相同。汪兆銘為孫文寫遺囑，一是遺囑內容完全系孫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銘本系孫中山屬意的重要骨幹，何況汪氏是在遺囑供黨政要人簽名的區域內，註記「筆記者汪精衛」六字，而不是把名字註記在遺囑本文內。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經國下令編印的一部紀念文集中，蔣介石這份政治遺囑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及首長簽名字樣，全部不見了，但是「耶穌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內，遺囑日期依舊是寫「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於蔣介石的「家事遺囑」，應該早在其晚年時期，在蔣氏父子及蔣宋夫妻之間，日常生活點點滴滴過程里，已經作了完整的交代。綜觀而論，真正算得上是蔣介石親自授權的遺囑，還是蔣介石病中，以危顫顫的右手寫下的那十六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在蔣介石最後的日子裡，他似乎冥冥中對清明節感觸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讀那句詩：「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他應當早已體悟，此生功名塵土、榮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遺囑不遺囑，對蔣介石已不是那麼重要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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