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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昌華:古希臘的聯邦制政體及其中華意義

尤其在政治體制方面,中國與西方發展的歷史道路,到後期差異越來越大。西方十七八世紀就進入了共和民主時代,而中國人卻直到二十世紀初年還匍匐在專制統治者的腳下,真就像我們的傳統啟蒙讀物《三字經》中所講的,「性相近,習相遠」了。


然而推其原委,中西二者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中國有古語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實際上,理也同制,制度的制。就像梁啟超1899年在《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一文中所指出的:「穹古之史雖不可盡信,然推原人類之所由起,與邦國之所由成立,無東無西,其揆一也。」[1]


此前,筆者在《中國行政制度比較研究》、[2]《論我國春秋時代魯國的貴族共和國特質》等論著中,[3] 揭示過西周直至戰國時期,我國有貴族議事會存在,有貴族大會存在,有公民大會存在,與西方古希臘、古羅馬的制度極其相似。同時也指出了,當時的我國與秦漢以來的郡縣性君主專制舉國體制迥然不同,實行的樸素聯邦制,而不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帝國體制。

本人在進行以上研究時是用的中西歷史比較的方法,曾指出過古羅馬不論是共和時期還是帝制時期,其國家都是聯邦性質的。地方上高度自治,比如有同盟者的自治、有各地城市的議會自治等。但是,對古希臘的聯邦制國家體制問題沒有展開論述。


實際上,古代希臘也有聯邦制國家體制長期存在。並且我國學者對此問題長期以來也都有關注。比如,顧准先生在1974年寫就的《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中所記的提洛同盟,還有拉凱戴孟同盟等便是。[4] 其中,由於雅典城邦在提洛同盟中具有一定的集權傾向,該書中特別提到了它的另外稱謂「雅典帝國」。


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對該問題的探討進一步深入。1989年,日知等有文章《雅典帝國與周天下——兼論公卿執政時代》發表。[5] 1991年,啟良有《希臘城邦與周天下——與日知先生商榷》發表。[6] 1999年,徐松岩有《雅典帝國、周天下與早期國家》發表。[7] 2010年,更有筆者南開大學校友徐躍勤的專著《雅典海上帝國研究》出版,[8] 其中對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所具有的聯邦制國家特徵有全面的考察。


本人在此準備對該問題進行的進一步探討,則是源自於近年來部分學人對當年希臘聯邦制國家中央權力行使的曲解,以及對該制度意義的扼殺。另外,筆者想由此說明,自毛以來,人們對當年希臘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思想文化的否定還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裡面有言說者對各自當前政治環境的「氣象學」本能反映。

一、「雅典帝國」概述


大致與我國周代真正建立始於周武王九年八百諸侯參加的「孟津之誓」,古希臘提洛同盟(即所謂的「雅典帝國」)的建立,也是始於盟會,也是始於各邦聯合起來共同對敵。希波戰爭期間的公元前478年,以雅典為首的一些希臘城邦結成軍事同盟,旨在以集體的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臘城邦和防禦波斯的再次入侵。因盟址及其金庫曾設在提洛島,故稱提洛同盟。也稱「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


提洛同盟是由帕尼奧寧同盟演變而來。帕尼奧寧同盟是小亞細亞及其附近島嶼上的愛奧尼亞人所建立的宗教性鬆散同盟,活動中心是他們的共同宗教聖地帕尼奧寧。提洛同盟最初入盟的也主要是小亞細亞和愛琴海諸島的希臘城邦,入盟各邦可以保持他們原來的政體,同盟事務由在提洛島召開的同盟會議決定,按入盟城邦實力大小各出一定數量的艦船、兵員和盟捐(或稱盟貢)。同盟以後有所擴大,「根據當時遺留碑銘,同盟極盛時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體(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臘移民的農村或漁村)達300個,人口總額估計達1000萬至1500萬人。」[9]


從公元前五世紀六十年代起,雅典成了提洛同盟的盟主,雅典人曾利用它來控制加盟各邦,進行其勢力的擴張,因而史書中常稱提洛同盟為「雅典帝國」或「雅典霸國」。


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庫由提洛島遷至雅典。公元前449年希波戰爭結束後,盟捐成為雅典強令繳納並隨意用於本國需要的貢款。雅典向盟國派出軍事殖民者與官吏,鎮壓宣布退盟的城邦,強令盟邦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審理,規定盟邦採用雅典的貨幣,支持建立親雅典的民主政體。

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曾與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戰爭期間,雅典更要求盟國增派援軍和增加盟捐。斯巴達便利用各盟邦的不滿,支持他們反對雅典,脫離提洛同盟。公元前404年,斯巴達與戰敗的雅典簽訂的合約,迫使雅典解散了提洛同盟。


除提洛同盟之外,古代希臘還有其他的同盟政治體出現過。比如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等。它們也有諸多與提洛同盟相同的地方。


公元前378年,也是以聯邦和自治為原則,雅典又曾與開俄斯、拜占庭、密提林、美圖姆那、羅德斯、優卑亞的大部分城市、底比斯、色雷斯的城市、卡爾息狄斯同盟、科西拉、色薩利的菲勒和伊璧魯斯等七十餘成員,結成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10] 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建立之後曾對斯巴達的霸權構成威脅。前357至前355年,同盟內部發生戰爭,雅典戰敗。戰敗之後趨於瓦解。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公元前338年正式解散。


比提洛同盟的建立早半個多世紀,希臘另有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建立。該同盟即前面顧准書中所提及的拉凱戴孟同盟。


公元前六世紀中葉起,斯巴達陸續與埃利斯、西居昂、科林斯、邁加拉等城邦訂立雙邊軍事同盟條約。約公元前530年,伯羅奔尼撒的大多數城邦參加。在同盟內部,斯巴達享有召集全體成員國會議的特權,並在戰時任盟軍統帥。結盟各邦內政獨立,每邦在成員國會議上擁有一票投票權。全同盟的和戰大計在盟邦代表會議上由多數票決定。只有得到盟邦代表會議的同意,斯巴達才有權要求盟邦出兵。在沒有全同盟一致軍事行動時,各邦在和戰問題上自主。

在公元前五世紀上半葉的希波戰爭中,同盟各邦曾與雅典聯合抗擊波斯入侵。公元前五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該同盟與提洛同盟對抗。前面已提及,伯羅奔尼撒同盟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間,曾與雅典及其同盟者之間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的雅典一度被迫加入該同盟。公元前四世紀上半葉,隨著斯巴達國力的增強,它與盟邦的關係變得錯綜複雜,內部糾紛迭起,退盟甚至戰爭屢有發生。公元前394年,底比斯聯合雅典、科林斯等共同反對斯巴達。前371年,斯巴達在留克特拉戰役中被底比斯大敗,伯羅奔尼撒同盟最後於公元前366年解散。


很多情況之下,現實是思想的基礎,思想是現實的反映。我國春秋時期思想家孔子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語,[11] 它是我國周代諸侯國高度自主自治、實行樸素聯邦制國家政體的反映。大概,以上所述雅典帝國、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還有伯羅奔尼撒同盟等,與之相近似。


但是,伯羅奔尼撒同盟建立的原因及其制度,與提洛同盟有相同之處,也有所不同。它一開始是起自斯巴達的領土變相兼并,但其後又一直與提洛同盟不一樣,加盟各邦不必對盟主斯巴達有經濟貢獻。就像顧准所指出的,「斯巴達於徵服美塞尼亞之後,曾想繼續兼并它的鄰邦,公元前6世紀前半(葉),斯巴達進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亞,尤其覬覦特格阿(Tegea)這塊富饒的平原,戰爭持續了30年(約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沒有成功。當領導戰爭的兩個王死了,新王即位時,變兼并政策為『強迫結盟』政策。又經過一、二次戰役,特格阿同意與斯巴達結盟。公元前6世紀中葉,波斯進犯的危機已經隱約可見,斯巴達有意識地擴大他的同盟政策,開始是阿卡狄亞,其他城市陸續加盟,成立拉凱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稱是『拉凱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卡戴孟是斯巴達的別稱),以後,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北部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峽上諸邦也陸續加入。這是一個軍事同盟,伯羅奔尼撒半島全部,除阿爾哥斯和亞該亞(Achaea,半島北部瀕臨科林斯灣的一個狹長地區)而外,諸國全部參加在這個同盟之內。加盟諸國對盟主不負擔貢賦,僅在戰時結成聯軍,聯軍的統帥屬於斯巴達人。伯羅奔尼撒半島歷史上一直是希臘本土政治軍事力量的中心,這個地區通過同盟的道路結成集團,使得它在波斯進犯面前自然而然成為抵抗運動的最後的也是最堅固的堡壘。」[12]


二、「雅典帝國」性質分析

雅典帝國、即提洛同盟的性質,中外學術界長期以來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早在十九世紀,英國史學家格羅特就在其所著《希臘史》中指出,提洛同盟成立之初不論強國弱國,各邦都是平等的,但雅典與斯巴達簽訂三十年和約(前446-前445年)時,提洛同盟演變成了雅典帝國。格羅斯的此觀點對以後的西方希臘古代史研究影響深遠。儘管在年代上有不同,以後的古希臘歷史研究者都認為,提洛同盟成立後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演變成了雅典帝國。


英國著名史學家梅格斯1972年出版的《雅典帝國》一書,將雅典帝國的研究向前作了進一步推進。他以麥瑞特、麥克格里高、瓦德-吉里等搜集整理出版的《雅典貢金錶》為基礎,在《雅典帝國》書中詳細論述了提洛同盟變為雅典帝國的過程,雅典帝國的統治,分析了盟邦繳納盟捐的數量,帝國的司法制度。


我國學術界關於提洛同盟性質的觀點,主要是在本文一開始提及諸學者的論著中。日知先生在其前述文章《雅典帝國與周天下——兼論公卿執政時代》中指出:「作為帝國諸邦同盟的盟主之邦,雅典本身還是一個邦,或曰城邦,而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謂的帝國……雅典同盟是城邦的組織,雅典帝國也是城邦組織」。啟良觀點與日知有相似之處,在其文章《希臘城邦與周天下——與日知先生商榷》中講:「雅典帝國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軍事同盟……作為盟主的雅典,只有通過武力迫使其他加盟國站在一邊……在主權方面,各加盟國原則上是獨立的……各加盟國的政體、制度、法規都是自成體系的,與盟主雅典沒有絲毫原則上的臣屬和附庸關係。」


與日知、啟良等人以上觀點不同,徐松岩認為雅典帝國不僅是軍事同盟組織,更是一主權國家。


徐松岩在文章《雅典帝國、周天下與早期國家》中寫到:「雅典人是雅典帝國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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