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淵：鐵路與我家三代人的不解之緣
列車轟鳴
文|朱淵
（媒體人）
我生長在鐵路邊上，小時候，站在鐵路邊上，可以看到來自遠方的列車，緩緩出現在視線的盡頭，由遠而近，從一個閃動的小物體到眼前的龐然大物，再從身邊呼嘯而過，然後又消失在視線的盡頭。
成年之後，回想兒時的感受，覺得有點像人生的隱喻。消失在視線盡頭的鐵軌，抑或列車，像是人不能預知的未來——還來不及把握住，就從我們身邊疾馳而過了。鐵路進入中國不久，就與我們這個家族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緣分之於祖父、父親及我三代人，就像是不同軌道上跑的車，駛向了不同的方向。
一
如果說離永定河上的盧溝橋只有五里之遙的小鎮成為中國鐵路早期發展的重鎮是出於偶然，生於斯長於斯的祖父進入鐵路這個行當也完全是一種巧合。
1906年火車的到來，使長辛店這個小鎮完全變了樣。它不僅取代馬車，還引來了不少洋人和洋玩意兒。一個偶然的機會，祖父被當時長辛店機務段的比利時主管招聘到家裡作幫廚。20歲的祖父勤快好學，和比利時廚娘學會了法語，雖然一個法文字母不識，口語卻非常流利。一次一個中國僱員找這位比利時總管辦事，現場沒有翻譯，祖父臨時擔當了一回翻譯。從此祖父被刮目相看，常常為這位比利時人做非正式的翻譯。
1895年12月，清政府決定興建盧漢鐵路,後改名為京漢鐵路。1897年4月開工，到1906年4月建成。
在比利時主管離開中國之前，他將祖父介紹到京漢列車上去當行李員。當時能夠乘坐得起火車的多為達官貴人，身為列車行李員的他，身份雖平庸，但卻也率先享受到了現代文明。不難想像那個拖著大辮子，穿著滿清人列車員服裝的年輕人，第一次坐在馳騁的列車上會是多麼的激動。
在同這位比利時人的交往中，祖父了解到鐵路背後的西方文明，這段短暫的經歷對他的一生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後來常對父親講，那位比利時人把自己很小的孩子放在游泳池裡學習游泳，從小鍛煉孩子的體魄，恐怕也是西方列強強大的原因之一吧。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祖父，成了最前衛和開明的人士。他是鎮上第一個受洗的基督教徒，我們家也成為鎮上較早的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
在李鴻章的支持下，1885年中國第一家鐵路公司——開平礦務局鐵路公司成立。圖為李鴻章等人站在火車頭上。
祖父的大哥會一些拳腳，於是成了義和團中的大師兄，14歲的祖父就跟著他的大哥參加了義和團。與「大師兄先上體，先搶麥子後搶米」這樣義和團內的口號作比較，祖父做出了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選擇，從一個反洋人的義和團成員轉變成一個基督徒，這該是一個人思想上多麼大的轉變啊！
作為一個基督徒，祖父同他列車上的同行有著不一樣的追求。別的同事到了漢口之後，會去逛窯子，甚至去嫖外國妓女，祖父不屑於去干他認為齷齪的事。近20年的跑車生涯，他用破了三本康熙字典，從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成了能夠閱讀《曾文正公家書》，能夠背誦《論語》，能夠涉獵經史子集，具備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一個渴望用文化知識改變自己的人。
列車在不停地賓士，在那有節奏的聲響下，除了讀書，祖父還做著小額的私營貿易：將漢口的一些生活用品帶到北京，轉手賣給北京的商人，賺取中間的差價。開始帶一些小物品，後來攜帶很值錢的貴重物品，他開始賺大錢了。先是蓋起了自家的房子，後來又蓋了近百間房子，租給沒有房子的當地人居住。他的奮鬥使這個家庭從無產到有產，從衣食沒有著落到鎮上屈指可數的大戶人家。他的財富來自於火車這個西方文明的產物。
近20年的跑車生涯，祖父用破了三本康熙字典，從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成了具備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一個渴望用文化知識改變自己的人。
祖父是個有思想的人，不滿足於列車上的平庸生活，馳騁的列車也使祖父開闊了眼界，有了經濟基礎。祖父意識到生命的意義並不完全在於工作，他不想將自己的一生消耗在這列車的轟鳴聲中，於是已經不惑之年的祖父毅然決然地離開鐵路，為了認識未知的世界而認真讀書，彌補幼年沒有錢無法讀書給自己帶來的遺憾。
但哥哥是一家之主，這麼大的決定要徵求哥哥的同意。哥哥認為家裡雖然蓋起了許多房子，但弟弟這份工作的報酬對這個家依然很重要。
「老三，再干幾年吧，你這麼年輕，還不該坐在家裡享清福吧？」哥哥的話裡帶有埋怨的口吻，但他對這個給全家帶來財富的弟弟是尊重的，從來不用命令的口吻對他說話。
祖父的決定不可動搖，他已經為自己謀劃好了未來的生活。這個過去靠大車店現在又靠鐵路為其生計的小鎮，需要有一所學校，他要用自己的錢辦一所學校，讓這裡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機會；他要到洋人辦的學校里去學習神學，因為他相信西方的這個信仰可以拯救人的靈魂。
「大哥，您還需要多少錢？」他要探探哥哥的底。
「3000現大洋。」大哥很為自己還能夠有手段控制這個相當能幹且有志向的弟弟而感到得意。
祖父點了點頭走了。
第二天，祖父拿著一張3000元現洋的銀票站在了他的面前。「大哥，這是你要的3000元現洋。我已經辭了工作。」
「好，有骨氣，大哥就喜歡你這脾氣，跟大哥一樣，打定了主意就是九頭牛也拉不回來。」無奈之下，大哥只好對祖父誇獎一番.
父親每每向我講起當時的情形，特別學著祖父的語氣和神態，很是為祖父當年的決定感到驕傲。能夠放著錢不去掙，甘心自己花錢到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潞河中學去讀神學，如果沒有理想是萬萬做不到的。
鐵路使祖父成了一個文化人，成就了一個紳士的夢想。祖父後來真的籌錢在長辛店開辦了鎮上第一所小學校,自己還當了幾年校長。當祖父已經80歲高齡，在那個特殊年代，脖子上掛著「黑心資本家」的牌子被批鬥的時候，歷史好像跟他開了一個玩笑。如果他不離開鐵路，一直干到退休，他會有一個閃光的身份「二七老工人」，因為京漢鐵路工人1923年大罷工的時候，他是名副其實參加了「二七大罷工」的鐵路工人。
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60周年紀念郵票。
二
如果說祖父當時的選擇對於他的一生至關重要，父親後來選擇鐵路則實在是一種無奈。
讀過莎士比亞戲劇的祖父在父親幼年時將父親送入中華北京戲劇專科學校學戲，希望父親在戲劇方面有所作為。但戲劇演員在那時是被人看不起的。戲校八年畢業之後，父親進了祖父曾經讀書的潞河中學。潞河於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本人關閉，父親又轉入中國大學附屬中學。在家境最艱難的時期，買了一張高中文憑，考入了日本人在北京辦的鐵道學院。這種無奈的現實選擇可能是命運使然，也是緣分使然。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不讓祖父與鐵路建立的那份緣在父親這裡中斷。
如今的北京潞河中學（圖片來自潞河中學官方網站）
父親在抗戰時期考入鐵道學院，目的非常現實，只是想儘快找到一份工作，掙錢幫助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畢業後，父親在北京車站工作。但單靠從車站賺的錢不夠養家，工作之餘，他幫別人把當時日本人禁運的鹽從車站外面扛入車站內送上列車。他不知道這些人販運這些物資是為了什麼，但只要做完了工作，就能得到豐厚的報酬。
若干年後，父親回憶起這段往事說：「當時乾的是掉腦袋的事，一旦被日本人查出來，是要被送進憲兵隊的。」
父親後來分析，他幫助販運的東西可能被運到了解放區，支援了那裡的抗日軍民。憑著他胸前別著的北京車站的鐵路徽章，父親楞是做了兩年為別人扛包出入站口的雜活。同祖父一樣，父親也是在轟鳴列車的幫助下，支撐著這個家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
抗日戰爭勝利後父親離開鐵路，並不抱有祖父的理想。他想飛黃騰達，因為自己的堂兄在軍隊里打拚了多年，又到德國高級警校留學歸來，已經混到了少將軍銜。
於是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冬天，父親考入了國民黨黃埔中央警官學校，期盼自己有一個更輝煌的前程。但他絕對沒想到，他與鐵路結的緣不會就此而結束，無論他走到那裡，鐵路將是他最終的歸宿。
國民黨黃埔中央警官學校（資料圖）
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正在國民黨北京市公安局當見習所長的父親，脫下了國民黨的警服，穿上了解放軍的服裝，成了新中國第一批公安戰士，在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內六分局第八派出所擔任所長，管轄地是現在的中南海和北海一帶。
父親的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的出身，註定了他的公安生涯是短暫的。三個月之後，他被派遣到臨時培養幹部的華北大學學習，隨後南下到了湖南，在那裡擔任了婁底區的民政助理。因為當時的區領導不允許父親談戀愛，一封介紹信遣派回北京，返回原來的華北大學，但這時臨時培訓幹部的華北大學已經解散。父親成為一個失業人員。這時鐵路向父親發出了召喚。
在山西鐵路工作的堂哥來信，要待業在家的父親到山西參加鐵路招工考試。父親坐在去往山西太原的火車上，聽著列車的轟鳴聲，不知道鐵路這個自己曾經為追求更好未來而放棄的職業，是否會成為自己人生事業上的一個最終的落腳之處。一個帆布挎包，裡面裝著祖母為他烙的幾張烙餅，祖父給的五塊錢，是父親的全部家當。這是1951年年初。父親以第一名的成績被太原鐵路局錄用。在個人事業飄浮不定的時刻，鐵路又一次擁抱了父親。這就是緣分，這就是命運，儘管在以後的日子裡，他並沒有在這個是他歸宿的行當里得到公正的待遇。
在不到一年時間裡，他從一個小站的站務員升為乘務車長，他前面的路似乎是光明的。在列車的轟鳴聲中，他心中又一次燃起了在事業上飛黃騰達的希望。如果沒有什麼意外，他的鐵路事業或許會很輝煌。但意外還是來了。政治運動如火如荼，他這個蔣介石曾經的學生，怎麼能夠倖免呢？
他被派遣到了雁北一個叫沙峪的小站擔任站務員。這是一個山坳中的車站，夜裡在站台上可以聽到狼的嚎叫聲。除了列車和鐵軌摩擦的聲音，具有現代文明的氣息外，這裡的一切都是原始的。父親曾回憶說，附近山村裡連18歲的姑娘都裹著小腳，人們除了種地就是上山砍柴。每到閑時，老人、年輕人都坐在村口曬著太陽抽煙袋，孩子們在一旁玩耍，婦女們則在山溝里的小河邊上洗衣服。
代表著現代文明的鋼鐵巨人的到來，使小山村從原始狀態的沉睡中醒了過來。鐵路工人成了村民們手中可以換錢的物品的主要買主，村民們還可以向車站的工人提供一些人工服務，換取他們需要的物品。
1970 年，浙江杭州，鐵路工人在軌道上進行政治學習。
就是在那個小小的車站，父親體會到了鐵路文明和當地山區村落里的巨大差異。他給房東老太太送去一瓶食用油，卻被拒絕了，因為村裡的人從來沒有吃油的習慣。每個月來一次的鐵路供應車，給站上的職工們帶來油鹽醬醋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當地人看了感到驚訝，這此東西他們從來沒見過。鐵路工人和當地村民的差別不亞於歐洲人到了美洲或澳洲與當地土著人的區別。作為一個曾經在教會學校上過學從大城市來的學生，父親心中雖然有被貶謫到這裡的酸楚，但同這些村民相比，又有了一種優越感。
「鎮反」「肅反」「反右」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雖然總是讓他受到洗禮，但從來沒有使父親喪失過對於生活的希望。耳邊列車的轟鳴聲就是這希望所在。
使父親幾乎喪失了生活希望的是「文革」初期的一場打擊。他被遣送到了農村，被強制離開了鐵路。當他頂著烈日在地里收割莊稼，冒著酷暑在場院打場，夜晚在漆黑的田間小路上痛苦地徘徊時，他聽不到帶給他希望的列車轟鳴聲，也看不到像引導生命之船航行的燈塔一樣的綠色、紅色或黃色的信號燈。那是他生命中最艱難的日子。他的生活中沒有了列車的轟鳴聲，生命是否還能繼續？父親在日記里和後來與我的閑談中，曾多次談到過當時的絕望。
「鎮反」「肅反」「反右」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雖然總是讓他受到洗禮，但從來沒有使父親喪失過對於生活的希望。耳邊列車的轟鳴聲就是這希望所在。
恢復工作的那一天，父親走在站台上，望著下面的鐵軌，目送遠去的列車，禁不住流下了淚水。父親對於鐵路的感情是複雜的。不管有多少心酸和無奈，鐵路最終成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大半生交給了這個行業，父親對於鐵路滿懷深厚的感情。雖然由於個人歷史的原因無法在事業上有大發展，但自己在所從事的鐵路貨物運輸業務方面是出類拔萃的。他多次在整個鐵路分局系統的業務考試中奪取狀元，多次出面為分局處理最棘手的業務問題，是大家公認的有實無名的業務專家。
退休後，父親每每談起這些，總是感到自豪。是的，他有資格感到自豪，他應該感到自豪。鐵路養育了他和他的全家，他也表現出一個科班出身鐵路人應該表現的職業精神和業務能力。
三
1976年底，我結束了在太原郊區農場插隊的生活，成為一名鐵路工人。對於我這個沒有升學、參軍等機會的有問題家庭的孩子，當一名工人不僅政治上無尚光榮，而且比在農場當一個一年掙不到100元錢農民，經濟上不知道要優越了多少。
1977年春節期間，我們這些被太原鐵路局招錄的新工人被臨時抽調去當列車員。那時，列車員在鐵路工人中是佼佼者，可以利用職業的便利，往返攜帶異地匱乏的物資，尤其是食品。最使我難忘的，是在往返太原與濟南之間的列車上的三個月。當時太原人的糧食供應仍然有百分之六十的高粱面和玉米面，列車員則每天的午餐是米飯和炒菜，早餐和晚餐是麵條，還可以在濟南買到大米，帶回太原。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這是個很優越的行當，但是要像祖父一樣靠鐵路發財是不可能的。
好日子不長，三個多月之後，我重回太原西站，被分配去扳道，沒去做最危險的調車工作算是萬幸。扳道就是《紅燈記》中李玉和所做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接到指示電話之後，將指定的道岔扳到列車應該進入的軌道。就在這個五平方米的小扳道房，我度過了近三年枯燥乏味的鐵路生涯。列車的轟鳴聲是每天12小時單調和枯燥中惟一的奏鳴曲。
《紅燈記》中李玉和劇照。
夜深人靜，列車的轟鳴聲消逝在遠方，我回到小屋，想起了父親在小站沙峪的生活。我所在車站雖然屬省會城市，但地處郊區，屬於支線上的一個車站，主要編組從各個企業專用線彙集來的貨物車輛。而我所在的扳道房離車站要走上十幾分鐘。孤獨和單調的工作使我對自己的前途產生了懷疑。我有時問自己，難道我的一生從此就消耗在這樣一個小屋裡？
就在我工作之後的第二年，車站又接受了一批新人。令人感到詫異的是這一批新來的小夥子或年輕姑娘無一例外地分配到了貨運部門做內勤工作。不久真相大白，原來這一批新人都是太原鐵路局各部門領導的子弟。換句話說，他們是有來頭的，車站領導不敢怠慢。我看到的現實更堅定了我離開鐵路的決心。
每當夜幕降臨時，我手捧著一本中學英語書在昏暗的燈光下背誦英文單詞。除了小屋裡昏暗的燈光，周圍一片黑暗，只有遠處的三色信號燈，像幽靈一樣在閃爍。我像一個地下工作者，時刻防範著檢察員來查崗。
我夜以繼日地努力為參加考試準備功課，有一次竟然忘了扳道岔，是調車組的同志為我扳了道岔。最險的一次是我邊擦道岔邊想自己背的歷史題，竟然沒有注意到遠處來了火車。還是我師傅，一位北京插隊老青年，大聲地叫喊，才使我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當列車轟鳴著從我身旁風馳電掣般地駛過，站在路基旁的我，腦子裡一片空白。我至今想起我那位師傅，心理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我的工作是接到指示電話之後，將指定的道岔扳到列車應該進入的軌道。近三年枯燥乏味的鐵路生涯中，列車的轟鳴聲是每天12小時單調和枯燥中惟一的奏鳴曲。
雖然我們家與鐵路有著那麼深的淵源，但扳道的經歷，使得我這個世家子弟對鐵路幾乎沒有留下美好的記憶。1979年9月，我考上大學告別了鐵路，走上了另一條沒有列車轟鳴的道路。
在離開鐵路以後的歲月里，我曾經做過這樣的夢：我又回到了鐵路，回到了那昏暗的小扳道房，看到了我師傅，還有那位連話都說不清的帶班主任，他們似乎都在嘲笑我，「你不是又回來了嗎！」 我從夢中驚醒，仔細地想了想，才意識到只不過是做了一場夢。
幾十年來我從事英語媒體職業，我的女兒從北大畢業後留學英國，現在她是個金融白領。三代人與鐵路的緣分在我的人生中斷。一百多年來，鐵路之於我，之於我的家庭，甚至之於中國與世界，已然天翻地覆。列車的速度越來越快，轟鳴的聲音也不同了。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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