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魯迅的「返鄉」

從《野草》到《朝花夕拾》，這些在輾轉無定之際寫就的回憶文章，藏著魯迅一生中少有的神遊返鄉之筆。這些文字折射著魯迅的人生遭際，也關聯著這位勇猛的文化鬥士豐富而敏感的內心世界。

1926年，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動蕩不安的一年。這一年，北洋政府的傀儡總理段祺瑞被迫下野，直奉聯合「攝政」，同時，南方的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勢如破竹。

這一年，寓居北京的魯迅毅然南下，踏上顛沛流離的避亂之途。

在離京之前，以「好戰」聞名的魯迅其實碰了不少釘子。先是和胡適及陳源的罵戰，再有同教育總長章士釗的官司，接著便是「三·一八」事發，為學生呼號的魯迅，免不了被政府找麻煩。孤身奮戰，精疲力竭，他有意在《語絲》周刊上傾瀉一些「頹唐」文字，到臨走的時候算起來，也小有20多篇了。這些筆觸待到翌年由他親自編訂成書，就有了魯迅唯一的散文詩集——《野草》。

在創作《野草》之前，魯迅剛完成了雜文集《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的整理，回望一年來的心情，他寫道，不過為「釋憤抒情」，心中塊壘鬱結，自然要不平則鳴。只是在《野草》中，少有直抒胸臆的牢騷，卻屢屢是看不真切的曲筆。

《野草》以晦澀聞名，其序言「題辭」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對學生們更是近乎「天書」。其實，就習作文章而言，《野草》確實不太合宜，魯迅自己也不希望青年人讀它，原因竟是「太黑暗」，以至近於個人的囈語：

「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題辭」這兩句，實在有些「生無所戀」的味道。任是從《復仇（其二）》里被辱罵釘殺的人子耶穌，還是《頹敗線的顫動》里沉默盡絕的老女人，或是《求乞者》里拒絕布施與被布施的「我」，都可感受到那股濃得化不開的怨懟。對於啟蒙者魯迅而言，這不單要歸功於「正人君子」的誹謗與流言，也有對「奴隸」們的怒其不爭，但終究，卻是無可言說的孤獨所致。以至於，這位尼采哲學的信徒，寧願將壓抑的生命意志化作「地火」，預備與腐朽同歸於盡了。

1926年的魯迅，自然有「黑暗」的理由。回到三年前，那時新文化運動的大潮退去，萬馬齊喑，又加上兄弟分崩的創痛，魯迅的姿態徑直從「吶喊」落入了「彷徨」。大概一整年的時間，他幾乎未著一字。精神上的困頓，此後又敷演為許多「自戕」式的文字，因此有了《墓碣文》里「自嚙其身」的長蛇與「抉心自食」的死屍。真真是鬼氣森然。

慶幸的是，魯迅究竟沒有成為「中國的愛倫坡」。在與「刀山火海」「沸油劍樹」的纏鬥中，是童年與鄉土的記憶，救他脫離這「阿鼻地獄」。

中國歷來的文人騷客，似乎總有能力度黑暗為光明，化壓抑為超脫。譬如陶潛的倦鳥知還之喻，東坡的明月清風之辨。魯迅的「於無所希望中得救」，背後不得不說也有文化傳統的支撐。他對所謂「國故」雖不屑，甚至號召青年「少讀或不讀中國書」，然而窘境之中，卻仍不覺沉入童年的鄉土，或不時在文字里「夢回水鄉」：「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

在風格近乎獰厲的《野草》中，這篇《好的故事》顯得如此不同。儘管也「託夢言志」，然而並不渲染煉獄般的心境，唯談及舊日天光和「虹霓色的碎影」。類似的還有《雪》與《風箏》——一則寫江南的雪，一則憶手足之情。

相比於「猛士」形象，如此「時時反顧」的魯迅，反倒是不尋常。人們沒想到，《野草》只是魯迅「返鄉」的開始。就在南遷途中，魯迅在「醫院和木匠房」里草就了3篇散札，又於廈大的圖書館樓上作了5則隨感，悉屬回憶漫筆。《野草》問世之後，他便把這些文字也拾掇起來，編輯成冊，並命名為《朝花夕拾》。

如果說《野草》只是一鱗半爪地「望鄉」，那《朝花夕拾》便是一場毫不掩飾的「返鄉」之旅。沒有了宏大話語的牽扯，少了十面埋伏的論戰，他得以悠遊於「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之間，盤桓在「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一腳的牛」的《山海經》中，也因屢屢憶及壽鏡吾、阿長、藤野先生、范愛農等故人師友，真情流露。

相比於「一個也不寬恕」的「犟夫子」形象，《朝花夕拾》里的魯迅，竟顯得異常柔軟、慈悲。

其實，1927年5月1日，當魯迅在廣州白雲樓上為此書作序時，仍是慣常的嬉笑怒罵。他一面自嘲說，「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一面直刺種種美好的記憶不過是「思鄉的蠱惑」。然而字裡行間，他對這「蠱惑」是受用的，即便這將要「哄騙他一生」——大概也唯有鄉土的「閑靜」，可以包裹、慰藉他的孤獨。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

在《阿長與山海經》的末尾，無神論者魯迅少有地發出這樣的祈願。回到鄉土的襟抱，這位啟蒙鬥士不憚向鬼神請命，既是為阿長，又何嘗不是為無所歸依的自己呢？

不僅如此，痛恨「陽間」的公理為「正人君子」所把持的魯迅，乾脆自我放逐於「下等人」的「陰間」。地母雖黑暗，卻不乏仁厚，鄉民的陰間儘管恐怖森嚴，卻至少有公理可言。於是在《無常》里，我們看見「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常；在此後的《女吊》中，也看見「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的女吊。

倘若把這臆造出的「鬼的世界」作為鄉土的一部分，魯迅對陰間的「偏愛」，同他對童年鄉土的懷念，不過「同出而異名」。站在啟蒙者的立場，這些「封建糟粕」自然逃不過魯迅的法眼，他也的確曾在《故鄉》《祥林嫂》等小說中，鞭撻農業文明的種種麻木之相。然而，革命家終究不能「拔著頭髮離開地球」，感性的思鄉與理性的批判，始終如影隨形。

縱觀歷史，「離家出走」的浪漫敘事最是激動人心，卻也短暫易逝。就像文學史上反覆交替的變革與復古一樣。20世紀初，這場由留洋知識分子發起的「文化革命」，曾以其「全盤否定」的姿態而掀起滔天巨浪，然而自斷根脈的結果卻是漂泊無依。難怪魯迅要抱怨當初聚於《新青年》的同仁，最後「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以至走向風流雲散的結局。

從《野草》到《朝花夕拾》，這些在輾轉無定之際寫就的回憶文章，竟成為魯迅一生中少有的神遊返鄉之筆。而待到1927年抵達上海，這位文壇巨擘將捲入更加紛亂的時局，在激烈的鏖戰中度過十年餘生，也再難有暇回望他可愛的鄉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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