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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認識古代動物與人同行的歷史

20世紀80年代末,我去日本留學,學習動物考古學。這門學科在當時的國際考古學界相當流行,但是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廣泛應用。1993年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這20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建設、開拓中國的動物考古學研究這門新興學科。


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先民大約在距今12000年前開始逐步掌握栽培農作物和製作陶器的技術,中國考古學界把這些新技術的出現視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開始,我的研究主要是探討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古代人類與動物相關的各種內容。具體地說,就是通過鑒定、分析距今12000多年來的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遺存,認識古代存在的動物種類和當時的自然環境,研究古代人類跟動物的各種關係以及古代人類的行為。


我們這個地球從形成到現在已經有46億年了,人類從出現至今只有600萬年,如果把46億年濃縮成1天,即24個小時,那麼600萬年在這24個小時里大致就是最後的2分鐘,我所探討的距今12000年以來這個時間跨度,在上述的2分鐘里連半秒鐘都不到,可謂是瞬間的一閃。但是,作為具體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內容而言,卻是極其豐富的。可以概括為四個部分:其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關注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其二,「六畜興旺」,探討家養動物的起源及出現;其三,「民以食為天,食以肉為上」,分析古代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具體方式;其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研究動物在古代的祭祀與戰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這裡所謂的「器」,包括理論和方法兩個方面。


理論


動物考古學是考古學與動物學相結合的一門學科,屬於考古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理論是一個學科的靈魂,歷史唯物主義、傳播論、演化論等考古學的基礎理論都是動物考古學的理論基礎。此外,動物考古學的基本理論還包括均變說、埋藏學和文化生態學。

均變說是19世紀30年代由英國地質學家萊伊爾提出的。其核心在於地球的變化是古今一致的,現在是了解過去的鑰匙,即「將今論古」。根據這一原理,我們假定各種動物適應的生態環境從古至今是大體一致的,依據遺址中出土的各種野生動物,借鑒現在這些野生動物生息的生態環境就可以推測當時遺址周圍的自然環境。此外,自全新世以來,動物的解剖學特徵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其生長過程中的生理特徵大致上也是古今一致的。因此,依據各種現生動物的形狀、牙齒和骨骼的特徵,可以對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種屬和部位的鑒定,依據現生多種動物牙齒的生長規律和磨損特徵,可以推測遺址中出土的相應動物的死亡年齡。還有,通過DNA分析、穩定同位素分析,對現生動物的遺傳基因和食譜有了科學的認識,再用這些科學的認識去研究遺址中出土的同類動物。


埋藏學是1940年由前蘇聯古生物學家葉菲列莫夫提出的。埋藏學是專門研究生物自死亡到被發現的整個過程中,因為各種自然和人為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的一門科學。依據這一理論,我們認為,從動物遺存被丟棄或埋葬到被發掘出土這段相當漫長的時間裡,因肢解、烹煮、動物啃咬、踐踏、風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它自身包含的信息也會受到擾動、歪曲和湮沒。因此在依據動物遺存研究古代社會時,必須考慮到各種埋藏因素的影響,增強對遺迹和遺物形成過程中各種外來因素的分辨和詮釋能力。


文化生態學是1955年由美國學者斯圖爾德提出的。文化生態學重視自然環境的作用,強調整合研究,主張從各個地區的人類、自然、社會和文化的各種變數的交互作用中研究各種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探討不同文化發展的特殊形態和模式。動物資源是自然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化生態學對於幫助我們客觀地認識人類與動物的相互關係具有重要的作用。


概括起來說,均變論主要強調「將今論古」,以當今被證明是科學的認識去分析、解釋過去的歷史。埋藏學主要研究動物遺存在埋藏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原因,探討人為的發掘可能造成的認識上的局限。文化生態學主要探討人類、自然、社會和文化的相互作用,認識人類的具體行為產生的特定原因。


方法

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必須建立科學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我們首先要全面地採集動物遺存,除了採集肉眼可以看到的動物遺存之外,還要對特殊遺迹的土進行水洗篩選,獲取那些肉眼不易發現的動物遺存,這樣,我們才能具備比較全面地闡述與當時人的行為相關的動物遺存資料。其二,把採集的動物遺存清洗乾淨,拼接粘對,註明發掘出土的位置。其三,進行鑒定分析,確定動物的種類、骨骼的部位及左右,對牙齒和骨骼的關鍵點進行測量,獲取相關的尺寸數據,觀察骨骼表面殘留的各種痕迹。其四,全部的基本信息都要輸入資料庫,然後進行統計、分析,選取典型標本進行DNA、碳氮穩定同位素及鍶同位素研究。最後,結合考古學的發掘背景進行全面探討,即把考古發現的各種現象和動物遺存的初步研究結果結合到一起,對當時的人和動物的關係做一個綜合性的分析研究。這就是動物考古學研究的一般方法。



如何認識古代動物與人同行的歷史


野豬和家豬的頭骨比較(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除了一般的研究方法以外,這裡還要強調一個鑒定家養動物的方法。人和動物相處的歷史已有600萬年了,古代的人最初面對生存在這個地球上的其他動物時,主要是依靠狩獵、捕撈的方式去獲取它們作為肉食資源。在長期的相處過程中,人學會了飼養動物,即把野生動物變成家養動物,這個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與動物的共存關係,對人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個影響包括人類獲得了穩定的肉食來源,促進了農牧業的發展,為人口的大量繁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類可以有計劃地利用動物的骨骼、皮毛作為原料,進行手工業生產,推動社會實現進一步的分工;增強了人類的作戰能力、交通能力,全面提升了社會發展的水平;在人類與家養動物的長期相處過程中,增強了人類自身對友情和責任的認識,加強了人的思想建設……這一系列變化都建立在人能夠飼養動物、控制動物的基礎之上。因此,如何從動物遺存中科學地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就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鑒於動物在被人飼養和利用的過程中,其形體、心理、基因譜系都會發生變化,會產生特殊的病理現象,其年齡大小、雌雄性別比例、數量多少、飼料種類和數量皆在人的掌控之中,各種利用動物的方式皆由人來決定,這一切都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在發掘出土的動物牙齒和骨骼之上,由此,我們確立了形體特徵觀察、幾何形態測量、病理現象觀察、年齡結構統計、性別特徵觀察、數量比例統計、隨葬或埋葬現象觀察、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等判斷家養動物的系列依據,以保證對動物遺存是否屬於家養動物進行科學的判斷。

六畜興旺


中國古代有「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之說,「六畜」這個詞最早出自《左傳·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的「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另外,在《周禮》里,有「其畜宜六擾」的記載,漢代鄭玄註:「六擾,馬、牛、羊、豚、犬、雞。」可見馬、牛、羊、豬、狗和雞是中國古代的六種主要家養動物。研究這六種家養動物起源或出現的時間、地點、作用等是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開始時期,沒有發現家養動物。屬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遺址、湖南省道縣玉蟾岩遺址的年代均在距今12000年以前。研究人員在這些遺址中分別發現了栽培稻的植硅體、陶器、石器和骨器等。據此,可以把中國古代栽培作物及製作陶器起源的時間追溯到距今約12000年以前。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遺址里發現的動物種屬都屬於野生動物,現在還沒有任何依據可以證明當時已經存在家養動物。依據我們的研究,中國的家養動物最早出現於距今約10000年左右,較栽培作物及製作陶器起源的時間晚了將近2000年左右,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個特點。這裡按照時間順序,分別介紹狗、豬、羊、牛、馬、雞等主要家養動物出現的狀況。


按照目前為止所知的材料,中國最早出現的家養動物是狗。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縣南庄頭遺址出土了一塊狗的左下頜骨,它的下頜緣有明顯的弧度,與狼的下頜緣呈筆直的狀況不同;齒列長度為79.40毫米,這個尺寸比狼要小;其牙齒的排列也比較緊密,與狼的牙齒排列比較稀鬆區別明顯;其下頜骨上的各個測量點的尺寸都比狼要小。依據這些判斷,可以肯定南庄頭遺址出土的這塊下頜骨屬於狗。在距今大約9000年前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中,有11條狗被分別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里,這是當時人對狗的一種有意識的處理,顯示出當時的人和狗有一種特殊的關係。賈湖遺址的狗的下頜骨齒列及各個測量點均小於南庄頭遺址的狗。可見在人的飼養過程中,狗的齒列長度隨著年代的推移逐步變短。由於南庄頭遺址出土的狗的齒列與狼的相比已經明顯縮短了,所以我認為中國家養狗的歷史不會停留在距今10000多年前的南庄頭遺址這個時間段里,還可能向前追溯。


對照現在狗的用途,再結合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狗的狀況,推測當時人類飼養狗的目的,可能主要是為了狩獵、看守家園、作為隨葬動物或寵物。


這裡要強調的是狗的家畜化可以導致人類狩獵的策略、戰術或技術發生一些變化。這種飼養行為並未給人類提供多少穩定的肉食來源,也沒有對人類的生活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但是,狗作為人類最早馴化的家畜,幫助人類積累了把野生動物馴化為家養動物的經驗,奠定了人類後來馴化多種家養動物的基礎。從這點看,狗的出現,在人類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中意義重大。



家豬是由野豬馴化而來的。目前所知的中國最早的家豬出自距今大約9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通過對賈湖遺址出土的豬骨進行研究,依據豬下頜骨上存在齒槽尺寸變小引起的齒列扭曲現象;牙齒的幾何形態測量結果與家豬相近;豬群的年齡集中在特定的年齡段,不同於野豬種群的年齡結構模式;豬的個體數在全部哺乳動物中佔據較高的比例,遠遠大於自然狀態下野豬種群在全部哺乳動物中的比例;在墓葬中隨葬豬下頜,開啟後來數千年在眾多遺址中發現隨葬豬下頜的先河;DNA的研究結果證明其屬於家豬的譜系;碳氮穩定同位素的分析結果證明這些豬的食譜與人工餵養有關等一系列判斷結果,證明距今大約9000年左右的賈湖遺址已經存在家豬。


家豬的出現意義重大。數千年來,還沒有一種家養動物像家豬一樣,既是中國人最主要的肉食資源,同時,在精神領域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歷史時期,家豬的飼養技術還擴散到整個東亞地區,在促進這個地區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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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偃師市商城遺址出土的豬骨架



綿羊


綿羊可能由已經滅絕的赤羊馴化而成。迄今為止可以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綿羊出現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前的甘肅和青海一帶。在距今5600年至5000年前的甘肅省天水市師趙村遺址的5號墓和青海省民和縣核桃庄馬家窯文化墓葬中突然發現隨葬的綿羊骨骼;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多個遺址中,都發現綿羊的骨骼,其數量隨著年代的更新逐漸增多;在有的遺址中還發現有灼痕的綿羊肩胛骨,顯示其與占卜有關;全部綿羊骨骼的測量數據跟商周時期可以肯定是家養綿羊的測量數據十分接近;DNA的研究結果證實具有這些基因特徵的綿羊最早起源於西亞地區;食譜研究發現綿羊的食物中包含有人工餵養的小米秸稈等飼料;依據綿羊的突然出現及DNA的證據,當時很可能是通過文化交流,從中國境外將已經被馴化的綿羊傳入中國。


家養綿羊及後來出現的山羊都可以給人類提供肉食及奶製品,羊在古代的祭祀活動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羊毛還可以為人類的衣著提供原材料,提高人類抵禦風寒的能力,獲取羊毛和編織毛織品還帶動了手工業中專門領域的發展。


黃牛


現代的家養黃牛均起源於距今10000年左右的西亞地區的野牛,其被馴化後逐漸向東西兩個方向擴散。中國古代的黃牛是距今5000年左右從中亞地區傳入的。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發現的黃牛位於5000多年前的甘肅地區;多個遺址中出土的黃牛數量從早到晚大致都有一個逐漸增多的過程;對黃牛骨骼的測量結果證實其與商周時期的可以明確肯定是家養黃牛的數據十分接近;距今4500年以來,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多個遺址中都發現了埋葬黃牛的現象,比如在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河南省柘城縣山台寺遺址中,發現有9頭黃牛集中在一起埋葬,擺放得比較規整;DNA的測量結果證明其與起源於西亞地區的黃牛屬於同樣的譜系;食譜研究證實其食用的是人工餵養的小米的秸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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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柘城縣山台寺遺址出土的黃牛骨架



家牛的出現,除了使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來源多樣化,在精神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之外,其最大的用途是用牛犁地。牛耕極大地提高了古代農業勞動的生產率,這個新的生產力的出現有力地促進了古代農業經濟的發展,可稱之為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家馬是由中亞地區的野馬馴化而成,時間大約在距今5500年左右。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家馬發現在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的甘肅地區,多處遺址突然發現馬骨;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家馬突然出現於屬於商代晚期的距今約3300年的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那裡發現多座車馬坑,一般都是1車2馬,在殷墟遺址的西北岡還發掘和鑽探了100多個馬坑,每個坑中馬的數量少則1匹,多則37匹,這些馬很可能和祭祀有關。由於黃河中下游地區在距今約3300年以前幾乎沒有發現馬骨,而在距今約3300年以後發現多處遺址都存在車馬坑和被埋葬的馬,我認為甘青地區可能是馬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通道之一。由於甘青地區家馬出現的時間與世界上最早的家馬相比要相差數千年,中國的家馬或飼養家馬的技術是由中國境外傳入的可能性相當大。除了形態學的觀察和測量、數量比例統計、考古學文化現象觀察、DNA分析和碳氮穩定同位素的分析結果均提供了家馬的證據之外,特別有學術價值的證據是甲骨文提到「王畜馬於茲牢」,即王在「茲牢」這個地方養馬。相比之下,甲骨文中沒有一條記載講到「王畜狗」、「王畜豬」、「王畜羊」、「王畜牛」、「王畜雞」,只有「王畜馬於茲牢」這條記載,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強調馬這種動物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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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出土的馬骨架



家馬的出現,在提供肉食資源及精神領域中具有特定的作用,但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的運輸能力,尤其是作為戰馬,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用途,促進了人類的遷徙、民族的融合、語言和文化的傳播以及整個社會的進步。



家雞起源於棲息於西南亞地區的原雞。現在可以證明中國最早的家雞發現於距今約3300年的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現在只有兩條證據,一是骨骼形態的觀察結果,二是甲骨文中已經把「雞」和「雉」這兩個字分開了。



如何認識古代動物與人同行的歷史



鑒於考古遺址中發現的雞骨始終不多,養雞僅僅是為了食肉的解釋似乎不夠全面。雞能生蛋,獲取雞蛋也許是養雞的另一個原因。在《詩經》中記載養雞與打鳴相關,這可能也是當時養雞的原因之一。


概括起來說,按照迄今為止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結果,中國六種主要家養動物開始出現的時間、地點和種類如下:距今約10000年左右,在河北省的南部出現狗;距今約90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南部出現豬;約為距今5600—5000年,在甘青地區出現綿羊;距今約5000年左右,在黃河上游地區出現黃牛;距今4000—3600年左右,在甘肅省的東部出現馬;距今約3300年左右,在河南省的東部出現雞。這些家養動物分別起源或出現於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但基本上都位於中國的北方地區。


儘管隨著今後考古發掘的進展及研究方法的進一步科學化,上述關於六種主要家養動物起源及出現的觀點可能還會得到修改和完善。但是有一點認識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出現過程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中國古代居民在與一些野生動物長期相處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需要逐步控制它們,將其馴化成家畜,這可以狗和豬為代表。另一種是古代居民通過文化交流,直接從其他地區把已經成為家畜的動物引進來,這可以綿羊、黃牛和馬為代表。這個模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形成過程。


民以食為天 食以肉為上


在探討古代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時,可以發現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個地區的古代遺址中出土的動物種類和數量是不一樣的。如黃河中上游地區從距今大約8000年左右開始,隨著時間的延續,遺址中出土的野生動物的比例越來越小,家養動物的比例越來越大,直至佔據絕對多數。而黃河和淮河下游地區在距今7000年以前的遺址中,家養動物的比例還很小,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逐漸加大,野生動物的比例不斷減少,但是黃河和淮河下游地區的遺址中出土的家養動物的比例至多也僅佔到50%多一點,與黃河中上游地區佔據絕大多數的狀況不同。長江流域十分特殊,在整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出土的家養動物的比例基本上一直明顯低於野生動物,另外,魚骨的數量相當多。當時各個地區、不同時間段的古代人群食用的肉食種類和數量具有自己的特色,且逐步發生變化。從整體上看,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人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主要通過飼養家豬的方式獲取肉食資源的特徵和長江流域的人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主要通過漁獵活動獲取肉食資源的特徵形成鮮明的對照。


依據《周禮·職方氏》的記載:「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其谷宜稻;正南曰荊州……,其畜宜鳥獸,其谷宜稻;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擾,其谷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畜易雞狗,其谷易稻麥;河東曰兗州……其畜宜六擾,其谷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馬,其谷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擾,其谷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畜宜五擾,其谷宜五種。」荊州、揚州同屬長江流域,「其畜宜鳥獸,其谷宜稻」,即意味著當時沒有家養動物,農作物只有水稻一種。其他位於北方地區的七個州的家養動物都分別有兩種到六種。《周禮》成書的年代已經比較晚了,但是它對先秦時期各個地區的生業狀況的記載,跟我們在各個地區屬於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比例基本是吻合的。


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狩獵和捕撈的方式,一種是飼養的方式。當定居生活基本形成以後,狩獵和捕撈活動往往就在居住地周圍進行。這樣,居住地周圍有什麼動物,當時的人就可能狩獵或捕撈什麼動物。雖然其狩獵或捕撈的行為屬於人的一種有意識的生存活動,但其狩獵或捕撈的對象及那種完全通過狩獵或捕撈活動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是當時人完全依賴於居住地周圍自然環境存在的野生動物的表現。因此,我們將這種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命名為「依賴型」,即當時人們的肉食完全依賴於捕獲居住地周圍自然環境中存在的野生動物。除主要通過在居住地附近的狩獵或捕撈行為獲取野生動物之外,還在居住地內飼養一定種類和數量的家畜,這是另一種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某種家養動物的出現是當時人們對某種野生動物進行馴化的結果。飼養家畜意味著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用一種特定的方式左右動物的生長,是對自己生存活動能力的一種開發,在這一點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故按照飼養家畜已經出現,而狩獵或捕撈野生動物仍然佔主要地位的狀況,我們將這種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命名為「初級開發型」,即當時人們的肉食主要依賴於捕獲居住地周圍自然環境中存在的野生動物,此外還飼養一定數量的家畜。而反過來,當家養動物的比例佔據多數,狩獵、捕撈動物的比例轉變為少數時,證明當時人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即主要是通過有意識地飼養家畜來保證肉食資源的供應,但也不排除還有一定種類和數量的狩獵活動。相比狩獵活動,飼養活動更多地體現出計劃性、管理性,其在整個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中佔據主要比重,是人的生存活動能力進一步提高的表現。我們按照獲取肉食資源方式以飼養家畜為主的狀況,將這種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命名為「開發型」,即當時人們的肉食主要來自飼養家畜,但在一定程度上還依賴於捕獲居住地周圍自然環境中存在的野生動物。從長時間段的歷史看,上述這三種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顯示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人類獲取肉食資源的大致發展過程。


我們可以認為,新石器時代的居民總是儘可能地通過狩獵或捕撈的方式獲取野生動物,即把肉食來源放在儘可能地依賴於居住地周圍自然環境所存在的動物資源上。而通過飼養動物獲取肉食資源這類開發自己另一種生存活動能力的行為,似乎是在利用狩獵或捕撈動物的方式不能保證肉食來源的前提下形成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居民由完全依賴於自然環境提供的動物資源,到開始逐步開發某些野生的動物資源,把它們作為家養動物,再到主要依靠這類開發的動物資源獲取肉食,這一系列生存活動行為的變化總是在人口數量的增加、隨之而來的肉食量需求的增長,及居住地周圍自然環境所能提供動物資源的多少這種制約下被動地形成和發展的。這個過程可以歸納為「被動發展論」。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對各類家養動物的飼養和管理相比漁獵方式要複雜得多,在《周禮·職方氏》里闡述了天下九州分別獲取的農作物和動物,其中唯有豫州是「其畜宜六擾,其谷宜五種」,其他各州都沒有達到這個水平。豫州即中原地區,這個地區飼養六種家養動物及種植五穀方式的形成和發展與這個地區社會複雜化的進程及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是密切相關的,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真理。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我們發現在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里,最早用於隨葬的動物是狗。早在距今9000年的遺址里就發現了用於此類活動的狗骨。但是,用狗祭祀和隨葬的現象主要集中在黃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區。我們發現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個地區的考古遺址里,從早期到末期的祭祀或隨葬活動中使用最多的動物是豬,使用豬的地域範圍比使用狗的要廣泛得多。在很多地區都發現有埋葬或隨葬完整的豬、豬頭及豬下頜的現象。另外,在距今4000年前屬於龍山文化的遺址里開始出現用黃牛和綿羊進行祭祀的現象。


到了商周時期,利用動物進行祭祀的現象越來越普遍。比如,在屬於商代早期的河南省偃師市商城遺址的祭祀溝里,發現有總數超過300頭以上的豬,它們是被分別埋葬的,擺成各種各樣的姿勢。在一個都城級別的遺址中發現數量如此之多的豬,實屬罕見。在偃師商城遺址里,我們發現了很多牙齒磨蝕很嚴重的豬,證明其飼養的時間很長。這些豬的死亡年齡大都集中在4歲以上。新石器時代養豬是為了吃肉,養到1-2歲就把它殺掉了。但是,偃師商城的豬卻飼養到4歲以上,可見由於豬的用途不同,其飼養的時間也有明顯的差異。有學者在研究古代的「太牢」和「少牢」時指出,「牢」是專門飼養用於祭祀的動物之處,「太牢」是指飼養的時間長的動物,「少牢」是指飼養的時間短的動物,這對於我們認識偃師商城那些年齡大的豬是一個有益的啟示。



如何認識古代動物與人同行的歷史


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出土的車馬坑



商代早期祭祀時使用的動物主要還是以豬為主,保留了新石器時代的傳統習慣。自商代中期開始,祭祀時使用黃牛的數量增多了,商代晚期的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里發現的用於祭祀的動物種類更加豐富,除了豬和黃牛之外,還有狗、綿羊、馬和象等。從數量上看,黃牛和綿羊佔據很大比例,可見隨著時間的延續,黃牛和綿羊逐漸成為祭祀用的主要動物。後來,馬又成為祭祀用的最主要的動物,比如在西北崗的王陵里就發現了大量的馬坑。在古代的祭祀活動中,這些家養動物往往成為等級的象徵,什麼級別用什麼動物,或者說什麼祭祀儀式用什麼動物,都有一定的講究。商代晚期出現車馬坑,同時還把大量的人殺死以後殉葬,這是王一級才可以使用的祭祀規格,家養動物在等級制度的形成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歷史上,馬匹與戰爭密切相關。我們對距今3300年以前的河南省安陽市殷墟遺址、距今3000年以前的陝西省扶風縣周公廟遺址、距今2000多年以前的河南省洛陽市車馬坑裡出土的大量馬骨進行測量,發現它們各個部位的骨骼的測量數據相差不大,可以說那個時期的戰馬都跟現在的蒙古馬類似,是一種體形適中的馬,這可能也為後來漢武帝通西域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取西域的良馬打下了伏筆。


在陝西省臨潼縣秦始皇兵馬俑遺址里有陶土製作的武士俑和馬俑,陶馬俑包括大量拉車的馬,還有一部分是帶馬鞍的戰馬,也叫鞍馬。這些馬都製作得十分逼真。拉車的馬全部都是製成被閹割過的,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其只有陽具,沒有陰囊。而鞍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同樣只有陽具,沒有陰囊;另一類除陽具外,還有陰囊。日本學者佐原真對世界上馬的閹割做過研究。他發現,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士兵一般騎公馬。13世紀中葉十字軍第6次東征時,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士兵騎的是母馬,而十字軍的士兵騎的都是公馬。這些公馬遇到母馬都跑去和母馬調情,致使十字軍陣營大亂;十字軍的將軍騎的公馬則因看到母馬興奮,而把將軍掀翻到馬下,那次東征以十字軍的失敗而告終。由此可見,對公馬的閹割與否,是有效駕馭馬匹的方法之一。中國古代駕車的馬都是公馬,御手僅能通過韁繩駕馭拉車的公馬,閹割的公馬看見母馬不會有反應,因此,便於御手通過韁繩控制馬匹。但是必須強調,閹割的公馬性情會比較溫順,似乎不適合騎在馬上的武士在戰場上與對手英勇廝殺。這些似乎可以成為推測秦始皇兵馬俑的部分鞍馬是未被閹割的,而拉車的馬全部是閹割的理由,但是科學的論斷尚有待於今後的深入研究。


人類在開發家養動物,獲取穩定的肉食來源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家養動物用於精神寄託、建立禮制和強化軍事力量之中,家養動物與人類文明史的發展進程密不可分。(文/袁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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