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何人提到「揪軍內一小撮」讓毛澤東極為不滿

核心提示：「軍內一小撮」即「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這是第一次出現。王力、關鋒這裡說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把「軍內一小撮」明確地獨立出來。這也可以算作他們的「創造性」吧。「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流毒全國，並招致毛澤東不滿。當毛澤東針對「揪軍內一小撮」的狂熱宣傳，提出「還我長城」，說「黨內、軍內一小撮」並提不策略。

毛澤東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尹家民，原題：讓毛澤東極為不滿的「揪軍內一小撮」是怎麼回事？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關鋒被「打倒」後，在近40年的時間裡關於他們的書籍和文章中，在談到錯誤和罪行時，幾乎無一不說他們鼓吹「揪軍內一小撮」。「揪軍內一小撮」，也確實是他們被「打倒」(確切地說是被「拋出」)的根據之一。然而，「揪軍內一小撮」究竟是怎麼回事？其來龍去脈怎樣？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討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

「七二〇」事件後，「揪軍內一小撮」的聲浪像狂飆一樣席捲中國大地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來是武漢地區軍隊和一部分群眾抵抗和反對「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鬥爭，它反映和體現了不滿「文化大革命」的體制性力量和群眾性力量。但在當時卻被定性為「叛逆行為」，是「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在「七二〇」事件後，「揪軍內一小撮」的聲浪像狂飆一樣席捲中國大地，繼全面奪權風潮造成各級政府和黨組織癱瘓後，又使軍隊及其秩序受到嚴重衝擊。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毆打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及隨行人員，於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機場受到周恩來等黨政領導人及數萬群眾的熱烈歡迎。當謝富治、王力從飛機上下來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們親切握手、擁抱，王力被中央負責同志簇擁著走出機場，場面十分熱烈和壯觀！王力儼然一位勝利歸來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一百多萬人參加的歡迎謝富治、王力等人勝利歸來並聲討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會，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統帥林彪也主動參加了這次大會，這更提高了這次大會的地位和聲勢！

關於「七二〇」事件本身我們不談，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發的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宣傳和鼓噪作些介紹和說明。

《人民日報》7月25日所載「新華社武漢24日電」稱：「決心把混進黨政軍里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倒斗臭。」

《人民日報》7月26日所載「新華社25日訊」，關於百萬軍民舉行集會的報道說：「堅決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堅決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決打倒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在《給武漢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中，親切、鄭重地說：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為，一敗塗地。

從此，「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稱黨內、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和提法，便在報刊上，在社會上，鋪天蓋地地傳播和流行起來。細檢7月27日到31日這幾天的《人民日報》(其他報紙姑且不說)，從社論到通訊，從報道到文章，「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現十幾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會議，決定先在內部撤銷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的職務。據楊成武回憶，「在這關鍵時刻，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提出『我們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即揪出所謂『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宣傳和鼓噪，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時候，達到了頂峰。

《人民日報》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社論《無產階級專政最堅強的支柱》中說：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的赫魯曉夫，「糾合混進黨內、軍內的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瘋狂地進行篡黨、篡政、篡軍的陰謀活動」。

《紅旗》雜誌第12期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中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紅旗》雜誌第12期還有一篇就「七二〇」事件寫的專論，題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其中說：「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矛頭指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壞事變成了好事。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策劃的陰謀被擊敗了。一小撮暗藏在黨內、軍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揪出來了。」

《解放軍報》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中說：「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批判彭德懷、羅瑞卿等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破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黨報、黨刊、軍報，亦即「文革」中紅極一時而又極具權威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這三個名字在1967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周年時第一次聯合使用，此後就成為寫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論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輿論權威)，一齊上陣，大肆宣傳和鼓噪「黨內、軍內一小撮」，這不是達到頂峰了嗎？

寫到這裡，有一點需要指出，這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慶祝建軍40周年的國防部招待會上的講話，卻只講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講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為什麼？這裡是否透露出和反映著某種情況和信息？要知道，楊成武當時隨同毛澤東在外地，他是奉毛澤東之命回京參加國防部招待會並講話的。這個不同，即在「揪軍內一小撮」問題上，楊成武的講話不同於「兩報一刊」的言論，很值得注意。十分明顯，這絕不是無緣無故的。

「揪軍內一小撮」的大肆宣傳和鼓噪造成了嚴重惡果，軍隊及其秩序受到很大衝擊，整個形勢簡直到了「失控」的程度。當時各軍區，包括大軍區和省軍區的告急文電，雪片似地飛向中央，飛向中央文革小組。報告各處在揪本地的陳再道，在衝擊軍事機關，在搶奪槍支彈藥等等。而各級政府和黨組織都癱瘓了，連告急文電也發不出來了。當時還說什麼「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說什麼「亂」，只是「亂了敵人」，而「鍛煉了群眾」，這完全不是事實。

由於「揪軍內一小撮」的宣傳和鼓噪，嚴重地衝擊了軍隊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國性的「兵荒馬亂」。毛澤東雖然口頭上說「形勢大好」，但對這種「兵荒馬亂」，不能不憂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諾談話時說：「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不能把軍隊搞亂」，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一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條。當毛澤東看到《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鼓吹「揪軍內一小撮」時，「義憤填膺」地提出「還我長城」！又針對著報刊上大量和反覆出現「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和言論，話裡有話地指出：不要並提黨內、軍內一小撮，還是提黨內一小撮。並提，很不策略。這就是說，毛澤東把搞亂軍隊的原因，直接歸結為黨內、軍內一小撮並提，歸結為宣傳「揪軍內一小撮」。

從《五一六通知》到《軍報宣傳方針》

「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流毒全國，並招致毛澤東不滿，究竟是誰先提出這一口號的？

1967年8月22日，因搶奪軍備和援越軍用物資問題，周恩來在接見廣州兩派時，嚴厲地批評他們「簡直沒有敵情觀念」。又指出：「不要再提『軍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後宣傳機關提錯了的。」事情果真是這樣嗎？還是讓我們看看事實。

實際上，應該說「揪軍內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說：

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誰都知道，這兩段話，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極其重要的，可以稱之為《五一六通知》的靈魂，其印刷也都是黑體字排印的。

「混進黨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走資派」，其人數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說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過的《十六條》中說的還是「一些」。「一小撮」是後來確定和流行的)，故稱之為「黨內一小撮」。

無疑，「混進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是「軍隊走資派」，其人數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稱之為「軍內一小撮」。

據此，我們說「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最早出現應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當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沒有「軍內一小撮」這樣的話。

196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覆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中說：「也要看到軍隊院校領導和教職員中，確實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傢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東風，把他們揪出來，徹底斗，徹底批。」

同已有的軍委、總政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相比，這個緊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關於軍事部門「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這裡雖然沒有出現「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概念，但有了軍內「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傢伙」的說法。可以說，這距獨立和單獨提出「軍內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遙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提出要加強部隊「文化大革命」運動，說部隊也有路線鬥爭，「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徹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關鋒為總政副主任，主管軍報。順便說一句，關鋒被任命為總政副主任，他實際上一天也沒到職，但他還是認認真真地管了軍報的。他會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宣傳組組長王力，召集軍報的兩位領導，搞了一份四人聯名的《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簡稱《軍報宣傳方針》)，於1月10日上送給「『全軍文革小組』並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條就說：

要大力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陰謀詭計，熱情地堅定地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一個新階段。

嚴格和真正意義上的「軍內一小撮」即「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這是第一次出現。王力、關鋒這裡說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把「軍內一小撮」明確地獨立出來。這也可以算作他們的「創造性」吧。

這份《軍報宣傳方針》，沒有送全軍「文化大革命」(簡稱全軍「文革」)小組，卻直接交給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又由她「囑」，立即報送林彪。軍報代理總編輯胡×代寫：「林總：江青同志囑，速送你批示！」林彪不僅在自己姓上畫了圈，還批示：「完全同意。」

這不容置疑地證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認可和同意(並且是「完全同意」)「揪軍內一小撮」的。這樣，《軍報宣傳方針》也就確確實實、不折不扣地成為《解放軍報》必須執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軍報》1967年1月12日的社論《熱烈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祝賀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說：「讓我們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熱情堅定地支持革命左派，發展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猛烈開火。」

《解放軍報》l967年1月14日發表的社論《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中說：要把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搞徹底，必須「衝破重重阻力」，而「這阻力主要來自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又說：「在我們軍隊里，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兩面三刀，欺上瞞下，玩弄資產階級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1967年3月以後，林彪多次對吳法憲等人說：「要把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來燒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又加編者按，發表空軍司令部紅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從政治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說：「我們空軍領導機關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始終把鬥爭矛頭指向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總代表的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總代表的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接著，由於「七二O」事件的爆發，再次把「揪軍內一小撮」的宣傳和鼓噪推向高潮。

「揪軍內一小撮」問題上，江青、康生、陳伯達極力推卸責任，王力、關鋒成為替罪羊

當毛澤東針對「揪軍內一小撮」的狂熱宣傳，提出「還我長城」，說「黨內、軍內一小撮」並提不策略的時候，據說江青、康生、陳伯達都慌了手腳，急忙為自己開脫，推卸責任。江青明明看過和同意《軍報宣傳方針》中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並囑「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現在不提了，並裝模作樣、「義正詞嚴」地批「揪軍內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講話，說：「早一些時候，有這麼一個錯誤的口號，叫做『揪軍內一小撮』。他們到處抓『軍內一小撮』，甚至把我們正規軍的武器都搶了。同志們想想，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嗎？(群眾：不能！)如果把野戰軍給打亂了，萬一有什麼情況，那能允許嗎？(群眾：不能！)所以不要上這個當，那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只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學。結果弄得到處抓，軍區不管好壞，差不多都受衝擊了……我曾給北京的小將談過這個問題。」——江青表白她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貫正確的，而沒有一絲一毫的自我批評。

1967年7月「新華社25日訊」，即關於北京百萬人集會的報道，其中「堅決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關鋒加上康生審定的，康生說他請示了主席，現在他改口稱，他沒說主席同意了。陳伯達在這個問題上，也極力為自己開脫。

查閱《人民日報》，可以看到，從1967年8月10日開始，關於「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見了，可謂戛然而止，這顯然是對毛澤東「還我長城」呼籲的貫徹和回應。最顯著的證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報》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國共產黨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這件事。按理說，利用這件事恰好大講特講「軍內一小撮」，並且軍報社論已經明確斷言彭德懷、羅瑞卿等是「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為公布這個決議而寫的社論中都不再提「軍內一小撮」，當然也不再說彭德懷是軍內最大的「走資派」，而只是說彭德懷有這樣或那樣的罪行。

還有一件事也值得說一說，為「補救」受到毛澤東批評的「八一」社論，在8月中旬，《紅旗》雜誌又寫了一篇關於軍隊的社論，題目是《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華社播發，登載在8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而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則是9月17日出版的第14期了。

當時，陳伯達不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而且是《紅旗》雜誌的總編輯，《紅旗》雜誌為紀念「八一」建軍節而發表這樣重要的社論，他不審閱，不簽字，那是不可能發表的，這不僅是慣例，而且是規定，即他作為總編輯的職責所在。這篇社論，毛澤東批評了，陳伯達說他沒看過，顯然是彌天大謊。

王力在「文革」後回憶說：「當時起很大作用的還有《紅旗》雜誌『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關鋒審改的。陳伯達看到後鼓掌叫好，說『好極了』。」

這件事，我也問過關鋒，關鋒說：「毛主席批評這篇社論後，陳伯達說他沒看過，並把有他簽字的稿子要回去了，這完全是想推卸責任，是小人的做法——對他這一點，我是很有意見和看不起的。」

《紅旗》雜誌第12期有兩篇社論，一篇是紀念「八一」的社論，一篇是專就「七二〇」事件寫的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據負責處理這篇社論的責任編輯說，這篇社論中有句話就是陳伯達改過的。這句話原為：「……實際上只不過銀樣蠟槍頭一根」，陳伯達將其中的「蠟」字改為「」字。此語出自《西廂記》第四本第二折，是紅娘譏諷張君瑞的，說：「你原來苗而不秀。呸！你是個銀樣槍頭。」所謂「銀樣槍頭」，即表面像銀質其實是焊錫做的槍頭，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銀樣蠟槍頭」，則不通，也無據。編輯們看到陳伯達這一改，深深讚賞和佩服總編輯知識淵博。陳伯達撒謊有術，但是騙不了人。只是當時他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直接關係「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毛澤東不想追究他的責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後回憶說：「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這一問題，雖然不應由我負責，但我覺得自己沒有反對，也執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評，表示也有我一份錯誤。但是，江青、康生、陳伯達把責任全推到我的身上來了，實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澤東經過兩個月的南巡迴到北京，據說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見毛澤東，探聽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澤東只給她念了兩句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沒說別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羅隱這兩句憑弔諸葛亮的詩，毛澤東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誦和抄寫過。應該說，這兩句詩，確實是毛澤東經過「七二〇」事件後的心態寫照，也是他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的心態寫照，值得我們認真體味。（《問史求信集》，閻長貴著，紅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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