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良機——從甲申到甲午
演講人：馬勇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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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1884-1894年的中國歷史進程，是一個很有現代感的題目，我思考很多年了，今天有機會與大家一起交流，非常高興。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這句話最重要的解讀是歷史學家腦子裡想的問題一定是現實的投影。無論他做多麼有學術的東西，也一定有現實的生命感受在裡面。老一代歷史學家羅爾綱先生寫太平天國一直寫到了生命終點。97歲的最後一個月他還在寫作，太平天國現在來看是一個很純粹的學術化的東西，從學術史的大背景來看它背後仍然隱藏著羅爾綱那個時代思考的重大問題。為什麼他要研究太平天國而不研究清政府的統治及曾國藩、李鴻章，也有羅老自身背景的歷史因素在裡面。
我想討論的問題是「錯失的機遇」——1884年到1894年，這是中國近代歷史轉型中最關鍵的十年。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轉型沒有完成，現代化沒有建構起來。近代中國的主題也就只有這麼一個問題，即1938年著名史學家蔣廷黻先生提出的中國能不能現代化。中國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也沒有走出這個問題。「中國能不能現代化」，這個結論當然是肯定的了，就是中國一定能現代化。在這樣一種肯定當中我們要把它分解一下，中國的現代化究竟蘊藏了什麼意思。我們目前對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它由幾個要素構成，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中國能不能從傳統的國家轉型為現代。過去的傳統我們講到農業文明所主導的一系列東西，不是說文明的農業不能創造文明的精華、創造文明中更優秀的東西，但是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能否接納一個工業化的文明、一個商業化的文明，這是中國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問題。再進一步講，就是能不能讓世界進入中國，能不能讓中國走向世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近代中國確實錯失過幾次機遇。
更重要的，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在「錯失良機之前」。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那麼希望進入中國、最早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並沒有持反對的立場。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很長的時段當中，實際上是全球貿易的主導者。我們過去歷史學的研究和講法，說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不重視商業文明的國家，這個結論，我們今天回頭去看的話，這種對中國歷史事實的描述是不準確的。
反過來講，我們今天中國的文明是重農抑商的文明，依據是從漢武帝開始中國就一直在重視農業、抑制商業。那我們來假設一下，政府一直在抑制商業，但我們中國的商業仍然在這樣一種被抑制的狀態當中走出一個四民社會，士農工商，儘管市民社會當中「商」排在最末位。但它仍然在四民社會當中掙扎出一席之地，這就表明，中國古典的商業力量可能比我們一直估計的要高得多，回望中國的商業史，在中外貿易交流中可以看出，從唐朝走出來的絲綢之路，在漢唐時期我們不僅是一個國際貿易的主導者，而且我們是絕對貿易的倡導者，我們是用武力的方式強行通關。宋朝更是貿易的主導者。表明在中國的漫長社會儘管是農業文明，但仍然是同全球有一種互動，有相對密切地和諧。
這種和諧，我們可以看到兩宋之後再看蒙元帝國，如果把它看作中國人的政權，那可能出現民族主義的問題。但是如果從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蒙元帝國、清帝國的趨勢，都應該拿到中國未來的歷史架構當中去審視。蒙元帝國在跨歐亞大陸的大政治體中，那時中國中原地區的貿易與全球貿易的密切度更是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想像。這種狀態到了十五世紀，歐州發生變化，西方發生變化，全球在這個變化中有大的發現，比如地理的發現、航海技術的發展都使這些問題更突出。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問題更突顯。
再看明朝，明朝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中國沿海地區的萌芽其實就是來自於西方的影響，一個全球貿易對中國的影響。在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全球史學家研究比較充分的白銀貿易、白銀資本。白銀資產在明朝的中晚期已經可以改變中國的政治架構了。現在看來，張居正的改革很充分，包括黃仁宇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的風》，可以看到白銀資本、全球貿易、資本主義萌芽的進展方式在明朝中晚期有大幅度改變。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向近代國家轉型也就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了，並沒有像我們今天認為的如此艱難，轉型就是明朝的中晚期走向全球的同步狀態，並沒有想像的這麼難。包括後來發生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就是十七世紀中期中國國內政治的改變。我們知道十七世紀中期滿洲人周邊崛起，之後中國內部的這種政治動蕩是滿人入主中原重建一個新的帝國，這個時候確實使中國的歷史發生了一點逆轉。研究清代早期的學者看的很明白，中國漢人士大夫是所謂亡國之痛的狀態下和滿洲人之間有心理上的糾結。但我個人研究，清朝的糾結最嚴重的時候也就是二十多年，順治末年康熙初年，漢人普遍的抵抗就基本結束了。直鄭成功最後一次反攻大陸失敗，有組織的抵抗基本不再，漢人在事實上接受了滿人的統治。
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跡象，過去我們講在這個過程當中，中西之間因為滿洲人入主中原，從而使交流中斷，中國走向一個閉關的狀態。但就我個人研究，這個觀點不能成立，因為十八世紀是中國的發展時期，所謂百年盛世就是指十八世紀這一百年。那麼可以看出來，這有很強的國際因素，那中國十八世紀的富強不是一個史學家去想像的、架構的，因為它實實在在是全球的白銀流到中國來。這表明什麼？它表明中國和外國世界的貿易往來並沒有因為滿洲人入主中原而中斷，表明中國的物品出口仍然是很順暢的事實並沒有改變，而比原來存在的混亂狀態相比，可能還要規範還要好，中外之間的交流並沒有遇到很大的障礙。站在文明的層面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十八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建築群就是圓明園，它在國際的研究中被公認為有傳教士提供的工藝。那這種狀態怎麼後來中國又走向一個衰弱呢？既然講十八世紀的繁榮中國和世界有這麼好的交流，為什麼到了十九世紀突然衰弱下去？導致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還都沒有消化完這種衰弱的遺產呢？
在我過去的研究中，注意到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的兩次中西之間的大交流，它們分別發生在1793年和1816年。應該說西方是想通過這種和平使團來訪來解決貿易問題，中國富餘是因為中國的進口少出口多。乾隆晚年的四民社會基本上是工人和農民，士農工商，工人和農民這兩個群體的消費能力不是很好。這種情況導致乾隆晚年到嘉慶年間一直處在中國內部市場發育不良，其結果就是中國進入十九世紀後便處在貿易失衡的狀態。這個失衡，恰是西方國家要求中國開放市場，中國又不願意和平地開發市場，這才導致罪惡的鴉片貿易。鴉片實際上就是平衡中西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其功能就是這樣簡單。馬克思認為這就是種罪惡，這種罪惡是因為中國的不開化。我們公平的從一個歷史學的眼光來看，這種不開放才導致了十九世紀早期中國一下陷入困境。1840年的鴉片戰爭，它的規模、區域和用兵量遠遠低於我們今天的想像。其實研究這段歷史的話，它不是那麼嚴重，但是它的結果卻讓中國有了很大的改變：從原來的一口通商改變為五口通商。這點使中國迅速地接上了在明代、宋元以來中國和世界的交流，而且非常規範化。五口通商後，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國的社會面貌也在改變。我們去讀中國近代史料中留下來的筆記，能感覺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氣息就開始出現了。在我們文人的記錄當中，就呈現出了通商口岸的描述，一種西方近代管理方式的市政，一種使中國文人有一種嚮往一種期待的文明，這就是1840年以來的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喚醒了中國對西方的興趣，另一方面統治者在這也揭示著中國和西方的溝通。我們看到在1840至1858年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五口通商讓東南沿海地區、長江以北的部分地區產生一種期待。經過1858年西方國家來進行的修約談判，到了1860年又訴諸於局部戰爭，等到北京簽訂條約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實質上已經走向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放開。根據這個時期新簽訂的《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中國在原來五口通商基礎上新增加了北方三口，長江流域基本上是全面放開。
1860年代中國的發展超出我們想像的速度。我們當代人都認為我們用了十年的時間，在深圳一個村裡面建了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但我們不要忘記1860年到1870年，也僅僅十年時間我們天津大港就建立起來了。我們從近代留下來的圖片可以看出，1860年前後的中國工業發展、城市發展都在加速的往前走。這幾個條約又規範了中國發展的方向。1860年到1870年再到1880年，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很強勁的時間段。這就要回到我們的題目上去，究竟在這個時候中國應該怎麼辦？中國通過這麼漫長的調整，特別是1860年開始的中國新政加速發展，到了1880年中國究竟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中國經過這個時期的發展，洋務運動到了1884年實行了二十多年了。日本從1868年開始到1884年也實行了十幾年的新政，明治維新日本在幹什麼，我們中國在幹什麼。我們一看就知道中國的問題發生在哪兒了，簡單地講我們中國在這個時候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沒有一個國家再造的整體規劃。當時的中國缺乏日本在維新轉型時整體性的思考，也沒有進行一場很好的啟蒙運動。中國沒有這個機會，恰恰又在1860年到1880年代的發展使它自身產生了傲慢的帝國意識。這可能是造成「錯失的十年」和「關鍵的十年」的原因所在。
不發展可能是有問題，發展了以後也是問題，這才導致了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問題。第一個主題就是1884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那1884年到這時，中國政治、經濟、軍事都有很大的改觀，光緒初年中國確實贏得了一個歷史學家也是中國正統史學家比較欣賞的時代——「同光中興」，即同治皇帝的十幾年，加上光緒帝的前十年。在這短暫的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國經濟確實有了很大的改變。中國經過了這二十多年的恢復，重回了清帝國最好的時期。達到頂峰是1894年，那時中國真的是達到了重建康乾盛世的感覺。
1884年，中國當時面對的大問題是究竟怎麼處理和周邊關係的問題。我們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磕磕絆絆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對周邊究竟擔負了一種什麼樣的責任：作為老大，你究竟怎麼處理周邊？我們一百多年來經過這一次大變動之後，我們現代中國才完成這種建構，我們才真正的建立起正常的國家關係。那在1884年發生的這件大事，在我們今天看來，很奇葩。我們一直在講自古以來越南是中國的，越南從中國增長的規律來講早可能成為中國文明版圖的一部分，過去我研究中國古典文明增長史的時候分析過這個問題，中國確實有一種柔性的增長力量，使它文化的邊疆越發展越大。因為中國的文明從最早開始就不是以去佔領更多的領土為訴求，但結果卻是中國的版圖越擴越大，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中國如此迅猛擴大呢？我的看法，就是那時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是中國文明的柔性力量。
什麼是中國文明的主流價值，是同化，孔子講的是「以夏化夷」，中心地帶的主流文明通過柔性影響，慢慢地將周邊的文明化進來了。我們當然也不能否認有戰爭和殘忍的屠殺，一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時候，它就是一個主流文明對周邊文明的一種吸納。中心地帶的主流文明向周邊輻射，周邊非主流文明的因子也不斷地向中心主流文明補充許多新因素。我們可以看到，越南再往北的文明在秦漢時期都被吸納進來了，再往南走越南就可以進入中國文明的版圖。十九世紀，我們都可以看到所謂「下南洋」，就是漢人、大陸人到今天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去，實際是中國文明在向外擴展。這種狀態因為西方勢力東來而改變，這種改變就是西方勢力進來之後，我們一直將其看作「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但實際上我們今天從一種超越的眼光來看，我們還應該看到什麼?看到它更多是一種資本的力量，是一種金融的力量.今天講帝國主義的時候,我們就忽略了馬克思，特別是列寧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資本主義經過工業革命，迅速出現了人類不曾夢想的問題，不是物品短缺，而是產能過剩，進而資本過剩。過去幾十年我們中國人很難理解資本主義這個難題，經過幾十年發展，我們今天感受最深的，是經濟短缺難受，沒有資本難受，但是物品過多，產能過剩，資本過剩也難受。資本過剩，找不到出口，找不到市場，資本就成了一個問題。從這裡回望十九世紀早期的中國，中國應該怎麼做，如果說當時的中國有一種很好的產業——自主產業的發生，當時如果把這個市場打開，中國的工業體系、市場體系能在十九世紀早期建構起來的話，那中國對周邊、對越南、對這幾天變化的緬甸，緬甸也是中國的屬國，泰國也是中國的屬國，還有「自古以來」的菲律賓也是中國的屬國，這些屬國都面臨中國同樣的發展問題，如果這些屬國一直維持著與中國的宗藩關係，而且是良好的宗藩關係，那麼在中國產能過剩的時候，當然可以向屬國轉移，這種轉移應該是一種很友好的帶動。我們可以看出在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早期，西方資本東來和現在全球資本重回亞太，和美國的所謂「亞太再平衡」等，究其本質而言，就是遵從了資本的固有規律，這也是馬克思的發現，即資本只是逐利，資本的本能就是就是哪兒價格低，哪裡能產生利潤，資本就會過去。這就是資本的本性。我們這代人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時最大的感受就是這一點——資本的力量。在十九世紀早期中國在面臨西方施加給自己壓力的時候，清政府沒有設身處地地去想像這些屬國，沒有意識去帶動這些屬國一起轉身、沒有從「我改革、我發展」轉換到「和我的這些小兄弟一起發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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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政府對周邊「小兄弟」並沒有做到。對周邊屬國，為什麼不能一方面治住它，同時一方面要求它像當時的中國一樣進行轉軌，這最少是對世界負責任也是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十九世紀早期，中國和越南之間就是在這個問題之間糾結不止。而在十八世紀晚期的時候，法國就已經到現在越南南部的幾個省殖民。那是一個大殖民時代，即便後來越南獨立，我們仍可以在南部越南看到法蘭西文明的深刻影響。美國對越南南部的文明影響也較深。越南北部則受中國文明較重。現在中國文明的影響力越來越小，但仍然可以看出南北之間的差別。越南在十九世紀初期法國的資本已經進入，那麼越南和中國之間是一個宗藩關係，中國沒有意識到去幫助越南和法國構建近代國家關係，就像中國與西方各國那樣的關係。中國和其他國家建立近代國家關係是1860年。1860年，中國就先後和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建立了真正的近代外交。1884年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國並沒去引導越南和外國構建一個近代的國家關係。在這種狀態下法國要求和越南建立關係，中國恰恰在處理周邊問題的時候，只要遇到要中國承擔責任的，中國就說這事我不管這事你們直接談。十九世紀早期越南和法國之間處在一個比較複雜的情感糾結中，一方面法國對外國資本表示歡迎；但另一方面法國畢竟和中國有這種宗藩傳統，那這種宗藩傳統我們不否認有相當一部分是親華的力量。後邊我們講到朝鮮也是這個問題。越南也是這樣，這種狀態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一直發展磨合著，南部的越南逐步的法國化了，法國的資本在那裡發展的非常好。從1884年開始，法國的力量就想往越南北部來，往北部來，就和雲南、廣西、廣東三個省山水相連了。我們二十多年前打的那場戰爭，從大歷史視角觀察，還有值得檢討的空間，從這件事回望一百多年前的中法戰爭，我們也可以獲得許多啟示。我們再作一個假設，假設清政府沒有經濟的增長，處在一個鴉片戰爭前後的一種經濟衰弱的狀態下，中國面對法國在越南步步緊逼會作什麼樣的反應呢，就聽之任之了，那你越南人要和法國人好的話就好吧，別傷害我就行。但是到了1884年的中國，因為有了二十幾年經濟的增長，中國就不能容忍法國和越南簽訂約定，可以看到1883年、1884年法國和越南之間達成了幾次同盟條約，這個同盟條約是法國的資本在越南享有特別的權益，就像中國的《馬關條約》之後，享有通商的優先權。
法國人在南部越南的殖民統治是歷史事實，法國仍想繼續北侵，甚至越過中越邊界進入中國，也有這個野心，因為不管怎麼講十九世紀還是殖民時代，不論是英國還是法國，只有美國沒有這種殖民意識，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在十九世紀都是殖民國家，而日本到了十九世紀晚期才有殖民意識，實際上南部的越南就淪為了法國的殖民地。這不能否認，那現在又往北部開拓，因為中國對越南就有一個很複雜的處理。殖民政府在這個時候需要去檢討怎麼去把握，這個過程當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在這個時期的主流意識。1884年，在前期主政的恭親王等，曾經謹慎地引導著帝國緩慢轉型，穩健發展，但是當清朝經濟增長了，社會發展了，帝國內部漸漸滋生了一股比較強硬的外交主張，以為清政府不必在對外交往中一味隱忍，而是應該用力量說話。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越南一度非常活躍的黑旗軍並不是光明正大的清政府正規軍了。越南人抗美的時候，我們中國的軍隊在越南也曾提供過非常重要的幫助，比如葉劍英就是越南的軍事顧問，但是這些援助在當時並沒有公開宣布，這裡就衍生出一個問題，這就是中國人自認為與周邊這些番邦處於一種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國有權對這些周邊屬國提供幫助。然而從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說，這顯然表明中國政府沒有弄明白「後殖民時代」國家關係的真諦。
1884年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越南問題已經凸顯了，恭親王領導的帝國政府主導勢力主張用軍事力量去解決，但是如果我們復盤觀察，假如確定武力解決，那麼，一個最基本的判斷：我勝利了怎麼辦，我敗了怎麼辦，我們可以看到清政府在這個時候恰恰沒有對未來前景給出一個預測。沒有這個預測，走一步算一步，完全憑自己的主觀決策去打一戰，讓黑旗軍去攪局、去打，等到中法之間正式因為越南問題開戰，又讓雲南巡撫、廣西巡撫指揮去打，但是可以看到這種軍隊並不能迅速進入戰爭狀態，缺少訓練，缺乏配合，一觸即潰，中國軍隊似乎只有經過戰爭一段時間的考驗，才能找到感覺。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清軍在雲南、廣西短暫失利並不意味著中國不行，十年後的甲午戰爭依然如此。兩次戰爭都因為時間太短，中國軍隊根本來不及反應，來不及從和平狀態調整至戰爭狀態，要是打八年的話肯定不一樣，這麼短的時間中國根本就反應不過來，所以沒辦法取勝。速戰肯定是沒辦法勝，那只有打持久戰，因為我們的腹地深，誘敵深入就好辦了，這時候可以看到中法戰爭在1884年的時候就沒辦法打了，整個春天就是這種很沉悶的狀態下。法國只有一萬六千人，一萬六千人就可以把中國的邊防軍，還有那些「非政府武裝」打得一踏胡塗。這種狀態等到四月份，你們可以看到前方的消息就意識到一定會在中國的內部發生變化。我們看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從來是關聯的，內部的變化一定和外部有關，外部變化也和內部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不要孤立地去看外交、軍事之間衝突，所有的衝突一定和內部有關。一直到四月初，就有一個叫盛昱的御史去朝廷上了一個奏摺，就直接舉報了執政大臣恭親王，整個恭親王的執政團隊。盛昱的這個奏摺就認為這個團隊在誤導國家，在把大清國往死里推，這個奏摺報給了當時主持朝政的大清國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那是大清國的大當家的。慈禧太后處理這個事情就很簡單，就是你這個執政的不行，我是董事長我可以換你。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要回到一個主題就是討論1884年的政治變動，傳統的研究無不認為這是慈禧太后第二次政變，就是把恭親王換下來，換了淳親王，我們過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一直認為是慈禧太后藉此來發動政變，排除了一直與自己鬧彆扭的恭親王。我認為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從清帝國內部構造說，恭親王老六和淳親王老七之間，這種換人一定有這種家庭內部的理由。恭親王執政二十年了，執政二十年免去他職務的意思講得很明白，就是長期執政已經很疲沓了，沒有創新精神，也不負責任，而且開始出現問題。那這種狀態就換掉恭親王，換上淳親王。這裡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通過換執政團隊，調整了清廷的政策。
這裡我們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調整的是什麼政策，調整就是越南問題完全緩解下來。這段史料記載，是在換人之前清政府要求出兵的理由，在1883年5月清廷就讓李鴻章準備出兵，清廷的理由是越南自古以來就是我們大清的屬國，我們不得不出兵，最重要的還是中國本土的安全，如果中國不出兵，那法國從邊境長驅直入，中國就很危險了。在恭親王執政時，清廷出兵的理由就在這兒，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之後李鴻章的理由是什麼。李鴻章不能出兵的理由講的很明白，中國這個時候沒有任何必要去出兵，越南和法國簽訂的條約是越南自已要去做的事情，中國是沒有必要去干預，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越南根本就沒有請示過。越南認為這跟你們沒有關係是我自己的主張，就是我可以和你中國是宗藩關係，我也可以和法國是宗藩關係，法國和越南談判一直就是保護和被保護的關係，中國和越南之間也是保護和被保護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鴻章的理由就有點現代國家關係的味道了，並不再是蠻橫的中央王朝、天朝上國，而是設身處地考慮到了藩國的利益。
下面要講的主題是宗藩解體。我們講到琉球，也是一個和中國有保護和被保護的關係，那麼你不能保護他，他要投靠一個新的宗主，沒有問題的，你作為一個老宗主，你只能說面子掛不住，我們沒這個能力，也只是尷尬而已。當時清朝面臨幾個宗藩國家離開，尷尬就尷尬，反正也不會整天去提這個事，有新故事舊故事很快就過去了，所以清廷在這個時候的選擇也就是這個樣子。越南的問題就在李鴻章的這種狀態下，很輕鬆地在1884年平息掉了。現在看，中法戰爭焦點很簡單，就是越南面對西方勢力東來，自身如何處理，如何與新老靠山相處的問題。越南內部有一種勢力要和法國打交道，要尋求法國的保護，他要脫離中國的陣營，這是越南自己的選擇，中國沒有辦法去替代他，因此在後期整個朝政改組以後，李鴻章在主導清廷外交的時候把事件很快解決了。而且李鴻章之後也是很自豪地說我一分錢也沒有花就把這個事情搞定了。那在處理甲午戰爭的時候，他說仍然可以不花一分錢把日本擺平。實事求是說，李鴻章在這一點上確實很高，中國和法國之間發生衝突，但是他通過一而再、再而三的談判他能讓法國放棄戰爭賠款。近代戰爭很少在結束之後不清算，不賠款的。只要是打敗了，你就要負責戰爭的這種損失，我們看近代中國的幾次戰爭都是這樣的，到了抗日戰爭我們說不要，那不要是你的權利，但是任何戰爭到最後都有個善後，任何戰爭打完後都會有清算委員會，伊拉克戰爭我們知道最後也有人買單。可以看到近代戰爭李鴻章認為他的善後不是很值得借鑒的，但是實際上還是給後來的甲午戰爭這種類似的處理埋下了隱患。就是過份相信外交的功能，這對李鴻章來講也是要記住的教訓。
中法戰爭發生在1884年，是過去我們的研究高估了政變的因素，一味看到權力的衝突。我們應該回到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治史的脈絡當中，一個外交和內政之間的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中討論。在這個戰爭背後對中國的影響還是非常巨大的。1884年就在動蕩當中過去了，轉到了1885年中國的發展走向了另外一條路，這條路我們簡單的講就是強軍戰略，就是一定要發展自己，中國在中法戰爭中讓步的第一步還是因為中國的軍隊在前線不行，因此等到1895年清政府選擇的強軍路徑；另外一個原因，我想到的就是「固本強基」。中國的「本」本來是一個相對而言的，固本是什麼呢，就是中國以倫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我們要制度自信，以中國倫常為原本，都沒有概括出一個固本，清政府延誤三十年的最大教訓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制度和道路，他根本沒有想到我們應該隨著馬克思講的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調整上層建築，當然馬克思思想那時還沒有傳過來，甲午戰爭讓清廷三十年積累付諸東流，就因為沒弄明白：在一種舊的制度下反而有一種後發優勢。今天中國三十年的增長非常快，三十年前經過濟南，那時候就覺得濟南很小，現在三十年的發展確實非常快。我們不知道後發的優勢，認為是我們的制度優勢，因為要充分地模仿西方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就是模仿西方的高樓，全國的居民樓差不多都一個模式，設計圖紙都省了，這個都是後發優勢導致的，不是原創的。清政府在1884年的調整中他只意識到了前面的教訓，但在方法上明顯的感覺到在1884年之後仍然沒有能接受前面的教訓，沒能在這個時候在制度上有根本改造。我講的是統治者層面，並不是中國人就沒有人意識到。在1875年到1880年，留給我們的記錄是告訴我們中國人一點都不傻。馬建忠在1870年代發給李鴻章上中堂大人書的時候，就意識到西方的富強不是簡單的「堅船利炮」問題，而有制度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才是西方強大而不敗的根本。我們再讀鄭觀應在1880年代的作品，那一代人真的思考了值得我們今天還要去關注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究竟應該怎麼去調整。鄭觀應是一篇一篇地寫，《道器論》討論中國改革的本與末；《學校論》討論中國的科舉以及怎樣開展新教育；《西學論》專論中國如何接納西方新知識，《議院論》討論中國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必要性、限制條件，《公法》、《通使》、《傳教》、《交涉》、《條約》、《商戰》、《商務》，關涉中國怎樣與外部世界打交道。鄭觀應如此一個一個一篇一篇逐條討論改革的細節，那裡所蘊含的思想，至今依然具有價值。
可惜的是，清政府並沒有接納馬建忠、鄭觀應以及王韜、胡禮垣、何啟等早期啟蒙思想家的思考。在1884年到1894年這十年中，我們講關鍵的十年錯過了，錯過沒有思想界與政治互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活動，這是十九世紀晚期中國最大的教訓。這個教訓到了1895年的時候官方意識到了，但是後悔莫及。其實，從大歷史看，也沒有什麼好後悔，走過就走過了吧，一代人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很短暫的，過去就過去了。只要覺得幸福的話，這二千年來也都過來了。因為沒有接納知識界的討論，因此在1884年到1894年給中國留下了更大的問題，隨著越南脫離中國，整個宗藩體系迅即解體。清朝經濟最繁榮的時候應該是乾隆的中晚期，當時清朝的藩國有四十幾個，更早的時候明朝中晚期鄭和下西洋，鄭和所到之處，其實就是中國的藩國或准藩國，因而鄭和進行的是朝貢體制內的活動，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的外交，更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殖民。
鄭和時代、乾隆時代，大約還是傳統中國的天下主義、王道主義，中原王朝在某種意義上就在引領者東方，這種朝貢體制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在歷史的意義還可以討論。一方面，中原王朝對周邊藩國實行的外交理念，除了朝貢貿易，還有文明的力量，是一種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外交」，是中國文明周長不斷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原王朝王道主義立場讓周邊藩國心悅誠服，對內行仁政，對外行王道，率有道伐無道。那時的中原王朝像周天子那樣，並不是要諸藩國給他進貢的，是只要遇到不公正給周天子說一下，周天子說行，兄弟幫你，就找幾個藩國出征「伐無道」。十九世紀晚期，當中國面對西方勢力東來，沒有找到解決自身問題出路的時候，中原王朝對王道主義的堅守出了問題，無力，更無意願幫助周邊諸藩國一起轉身，一起面對西方勢力東來的難題，於是上千年的宗藩體制迅即解體，清王朝的外交理念迅即從王道主義轉向了孤立主義。這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這於中國轉型走向自己的道路有很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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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對西方工業化發展的時候,就像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面對改革開放面對自身發展問題的時候，我們確實是管不了別人，我們今天研究宗藩解體和我們去研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外交調整有很大的相似性。這就是歷史，歷史其實就是人類總在重複著往昔的舊故事，並非如我們現在的歷史學論文那樣，總要求什麼創新點。中國脫離毛澤東時代的閉關鎖國，重新走向改革開放時，我們逐步放棄了對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朝鮮、越南所有這些社會主義盟友，以及非洲大陸的黑人朋友、第三世界的小朋友的無償援助，逐漸將先前不正常的國家關係改造成正常的國家關係。中國為此付出了一些代價，比如這些國家在失去中國的無償援助後，漸漸脫離了中國為中心的陣營，但中國由此也擺脫了無盡的煩惱。在我的印象中，毛澤東時代援助「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我們那代人省吃儉用，自己還在近乎刀耕火種的時候，讓他們實現農業機械化。這當然屬於非常態，屬於中國那時的戰略利益。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國家戰略、發展戰略轉身向西，擁抱世界，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同盟漸漸成為往事。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情形，與一百多年前的宗藩解體其實是一個道理。因為在這之前的宗藩體制，一方面是中國文明增長的一個規律，同時也是宗藩不平等的貿易。這個不平等的貿易，中國作為宗主國不在乎，什麼給非洲的援助網上批評那幾百億說給就給了那無所謂了，對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那是九牛一毛了，那這種狀態下，要是經濟細算帳呢，我們的經濟要發展就沒辦法繼續下去。如果中國在1860年開始轉型學習西方，到了1870年代，琉球王國成為宗藩解體第一個脫離中原王朝的多米諾骨牌。
現在中日兩國都有學者討論琉球復國的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政治性太強，我們暫且不說，我們應該討論琉球王國究竟是怎樣進入宗藩體系，又是怎樣脫離這個體系的。琉球群島是太平洋上的一顆明珠，具有很長的歷史，大約在明朝初年洪武年間，琉球王國就與中原王朝構建了宗藩關係，承認中原王朝為其宗主。但是到了明朝晚期，由於近鄰等關係，琉球王國又認日本為宗主，並沒有廢除與中原王朝的宗藩關係。這種情形，用蔣廷黻的話說，就是一婦事二夫。幸運的是，此後兩百多年，兩位宗主從沒有在琉球見過面，這兩百年就是這一個琉球玩兩個宗主。這個小國玩大國應該是政治上的一種比較高的境界，不是以小欺大而是小國轉動大國。琉球在兩百多年中，先是與中國是宗藩關係，後與日本也是宗藩關係，在這種狀態下也可以相安無事，那小國有大國保護，在當下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現在的中新關係應該說還是不錯的，但是美新關係更好，就是價值觀相近。這種狀態下，小國和大國之間可以尋求這種等距離的關係，那我們看到琉球的問題出在哪兒呢？
琉球脫離中國和日本的政治改革都關。我們中國自十九世紀中期邁向現代國家開始，其實一直沒有對國家進行政治改造。但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就進行了政治改造，就是在這麼一種邦國分散的情況下重建了中央集權，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廢藩置縣。中國從元朝的行省制度一直走下來，走到現在還是沒有進行一次徹底的國家再造，結構重組，即便經歷辛亥革命這樣的大事變，依然如此。這是中日之間的差別。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廢藩置縣、國家再造，對於日本後來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毫無疑問，日本的這項改革直接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回到當年的場景中去看，琉球王國作為日本一個藩國，與日本有著相當的聯繫，在琉球內部，自然也有親華派和親日派，畢竟琉球王國並不只是日本的藩國，也是清帝國宗藩體制下的一個藩國。
當日本廢藩置縣政治改革決定發布後，作為日本的一個藩國，當然應該加入日本政治改造一體化進程，但是由於琉球王國屬於一婦事二夫的特殊性，琉球也有不加入的自由與可能，關鍵要看琉球另一個宗主清帝國的態度。琉球一些親華人士來到北京，他們希望清政府能夠適度干預日本廢藩置縣對琉球的侵害，他們不願意加入日本政治改革一體化進程。清政府此時確實不想繼續維持宗藩體系了，因而對琉球王國的要求並不熱心，並不願意深度介入。
稍後，琉球問題又與台灣問題聯繫在一起了，使問題更加複雜化。1871年底，琉球船民漂流至台灣，不幸被土著殺害。第二年，日本封琉球國王為藩王，將琉球強行隸屬於日本，如此，琉球人也就是日本的琉球人了。這個問題並不很複雜，但中日之間的交涉結果，卻出乎意料。
1873年春，日本使臣來華交涉琉球船民在台灣被殺事情，總理衙門大臣的答覆是，琉球、台灣俱屬我大清屬地，屬地之民相殺，裁決在我。至於如何撫恤被殺的琉球船民，我大清自有措置，不煩貴國操心。如此解釋當然有利於清王朝核心利益的維護，強調了琉球王國、台灣屬於中國的歷史事實。然而，總理衙門大臣節外生枝多說了一句話：殺人者乃化外之民。從總理衙門大臣內心思路去理解，他們或許不願在賠償問題上多事，但這句話卻為後來的中日衝突埋下了伏筆，也使琉球問題、台灣問題複雜化，有了新的因素。
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琉球王國漸漸脫離了中國。1879年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廢除琉球國，將之改為沖繩縣，完成了「廢藩置縣」的法律程序。從中國的立場看，這固然是日本長時期處心積慮的結果，也有中國交涉不力，保護不力的因素，當然最主要的是中國此時自身發展任務太重，實在無法兼顧周邊藩國。
琉球脫離中國是宗藩解體的開始，1884年中法一戰，越南也脫離了中國。此後，南部邊陲諸藩國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同樣的路，大清帝國在自身強勁發展的同時，外交上的孤立主義佔了絕對優勢，1880年代的中國周邊，除了朝鮮碩果僅存，其他的藩國，漸漸在西方諸國影響了走上了新路，或成為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地。
如果悲情主義解讀宗藩解體，當然覺得很悲傷，一個龐大的宗藩體制竟然如此消失。但是如果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形，應該承認，宗藩解體對於中國來說，本身就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一個重要環節。因為我們知道，宗藩貿易並不是真正的貿易，作為宗主，中國以經濟上的損失換取了政治上的好處，宗藩體制實際上屬於中國的國防外線，但是進入近代，當西方勢力東來之後，突然發現中國人原來相信的國防外線毫無用處，英國幾千水師可以在東南半壁橫衝直撞；英法聯軍一萬人可以長驅直入，直搗京師。凡此，都是宗藩解體的內在原因，中國在向現代國家轉型時，一定要重塑新型的國家關係，自然也會甩開包袱，輕裝上陣。由此回望宗藩解體，或許能夠找到更合理的解釋。
宗藩解體並不讓清帝國覺得如何悲傷，但是一個重要的教訓，自1884年起深刻影響了清廷的決策，那就是不論是宗藩解體，還是重建現代國家，僅僅富國，僅僅發展經濟，並不能解決問題。洋務新政本來就是走的強軍路線，「堅船利炮」畢竟是洋務新政的根本訴求，所以在經歷了中法戰爭一系列刺激後，我們看到清廷更堅定地走上了強軍路線。1880年代中期的疆防與海防之爭，表明那時的中國在思考著全盤的軍事發展。
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是真實的，來自海上的威脅更直接更嚴重。經過討論，並考慮到國家所能承擔的力量，清廷在中法戰爭後不久決定建設一個強大的海軍。這就是北洋海軍的由來，至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海軍發展進入加速階段。三年後，1888年底，北洋海軍正式成軍，此時共有大小戰艦近五十艘，總噸位達五萬噸，官兵四千餘人，被譽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九，或第八。這是中國人的驕傲，也是大清帝國復興的徵兆，因而由此也引起了中國政治的變化。
北洋海軍成軍為同光中興的巔峰，為此奮鬥了近三十年的慈禧太后也由此萌生了退意。過去的研究基本上不認同這一點，以為慈禧太后是一個權利熏心的人，她總是變著法地壟斷權力，控制權力。這些說法當然也有道理，但總覺得缺少正當史料的支撐，以己度人，稍嫌陰謀論、權謀論。
我們知道，光緒皇帝不是慈禧太后的親生子，這是後來許多陰謀論的前置條件。但是他們母子之間真實的關係，並非外人，特別是戊戌政變後政治反對派所渲染的那樣惡劣，當然也不是像清朝官方宣傳的那樣好。他們就是正常的一對母子關係而已。
光緒帝是皇權的合法繼承人，慈禧太后是在替這個過繼的兒子暫時看管，隨著光緒皇帝成長，特別是中國經濟的成長，中國在度過了中法戰爭之後的調整之後，又重回一個穩健的發展之路。
1886年，生於1835年的慈禧太后已經五十一周歲了，她自1861年咸豐皇帝去世後開始聽政，至今已有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從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寡婦熬到了年過半百，一個嘗過權力滋味的人至此繼續貪戀權力，可能性肯定是有的，但不願繼續操勞的心也是有的，特別是看到大清國的復興，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成長，慈禧太后還是流露出退位的想法。
光緒皇帝絕對的是個優秀的孩子，接受了最良好的教育。我們去分析光緒皇帝不僅是清朝歷史上可能還是中國歷代皇帝當中唯一一個能讀英語的吧，有清宮史料來證明，他最後一年讀的書就是憲政，這是我們上海才女葉曉青早些年的研究。葉教授幾年前去世了，她根據清宮檔案研究光緒皇帝最後所讀的書，最後一年讀了幾十種書，其中大量的都是關於現代東西洋憲政的書。光緒皇帝確實是在童年時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原因在於在他之前的同治帝由於各種原因，遇人不淑，學壞了。同治帝是慈禧太后親生兒子，咸豐皇帝去世的時候同治帝也就是四五歲的小孩子，慈禧太后26歲，26歲守寡帶著一個國家領導人，那你說慈禧太后的想法是什麼呢，誰都沒法管，同治帝到了十幾歲的時候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媽已經管不了他了，因為很小的時候就把也當皇帝來訓練，很小就不帶他睡了，就交給太監去管。我們現在認為太監都是做了手術的，其實不是這樣的，很多太監並不是做了凈身手術的，我們講明代像魏忠賢這種太監這一波人其實很多都是假太監，那就是這種人並不是凈身的，因此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同治帝身邊的太監並不都是好人，有太監就帶他去逛窯子，那我們看清宮材料可以看到，可以感覺到包括翁同龢日記在內，同治帝並不是單純的天花，因為當時的中國還不能完整的預防天花，實際上翁同龢的日記裡面寫還懷疑可能是性病，或者是天花誘導了性病，或是性病觸發了天花，肯定都有關。因為在清代的史料當中有大量的資料在講當時一個翰林院不太正經的翰林侍讀王慶祺與同治帝關係曖昧，或斷背，或同好，他們經常同床共枕，也經常半夜三更翻越宮牆，跑到南城狂窯子。據李鴻藻年譜記錄，同治帝因宵小乘機誘惑引導，於是整天嬉戲游宴，不幹正事，耽溺男寵，日減羸瘠，終致病情惡化而死。據野史，同治帝死後，有對聯記述這件事：「弘德殿廣德樓德行何居慣唱曲兒抄曲本；獻春方進春冊春光能幾可憐天子出天花。」這些傳言雖無法一一落實， 但大致可以看出同治帝的生活確實不那麼乾淨，那麼正經。
同治帝貴為天子，三宮六院無法滿足其慾望時，逛逛民間妓院，也屬於其祖上康熙爺、乾隆爺一類的風流韻事，並非不可以。但是，此時的同治帝畢竟還是個孩子，他的那些大臣也有同好，因而同治帝在南城遊玩時，竭力避免與眾愛卿撞見。眾愛卿倚老賣老到慈禧太后那兒告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被這些大臣拿出把柄，以後很多事就不好辦了。基於這樣的疑慮，同治帝不敢在南城高檔妓院遊玩，只好到那些低檔的路邊店去了。這大概是他沾染那些臟病的一個原因。
可憐的同治帝1875年初病逝，年僅十九歲。慈禧太后生於1835年，此時只有四十歲。他只有同治帝這樣一根獨苗，為了大清王朝江山社稷，慈禧太后只能再過繼一個她的親外甥，是她娘家的親外甥婆家的親侄子，因為那時候也沒有現代的人工輔助技術，如果她再下嫁結婚就不能繼續掌控清廷政治了，畢竟此時的清朝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不再是清初那樣的混亂局面了，太后下嫁繼續主政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何況慈禧太后根本沒有這樣的意思呢？同治帝去世後，清廷迅速決定將慈禧太后妹妹的孩子抱進宮撫養，這個孩子就是光緒帝。
光緒帝不僅是慈禧太后妹妹的兒子，而且從皇統方面說，他又是咸豐皇帝的親侄子。咸豐帝老四，恭親王老劉，光緒帝的老子醇親王老七。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慈禧太后無法再育，這就是與皇統最近是血統了。
過去我們在許多研究當中都可以注意到清代大量史料記載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非常嚴歷，最典型的就是光緒皇帝聽到慈禧太后大聲說話就渾身發抖，那不就是管得太嚴了嗎，為什麼管得嚴啊，因為上一個沒有管嚴學壞了，很簡單的一個邏輯關係。那在這種狀態下，慈禧太后給小皇帝請了全國最好的老師，光緒皇帝的幾個老師如翁同龢等都是大清國第一流的學問家，卻具有高尚的品格。翁同龢陪伴了光緒帝的童年、青少年時代，直至光緒帝1898年二十八歲離開，二十多年幾乎全程照料。
據與翁同龢有過直接接觸的一些人如英國人赫德所說，翁同龢的學問、人品，都是大清國第一流的，這樣對光緒皇帝的影響應該就是非常正面的。光緒帝在這樣的老師影響下，走正路，因而讓慈禧太后很滿意很放心，所以才出現慈禧太后退位交班的想法。後人覺得不可思議，但這確實是歷史事實。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宮中召見光緒帝的親生父親醇親王，以及領班軍機大臣、禮親王等皇親國戚。陪同的還有十五歲的光緒帝。慈禧太后在會上說：前因皇帝沖齡踐祚，允廷臣之請，垂簾聽政。現在皇帝大了，學得也不錯，批閱奏章，論斷古今，亦能剖斷是非，權衡允當。垂簾之舉，本屬一時權宜之計，皇帝自應即行親政。慈禧太后令欽天監於明年正月內選擇吉期，為皇帝舉行親政典禮。
如果光緒帝如慈禧太后安排，於1887年順利接班，全面接管清帝國日常事務，那後面的紛擾包括甲午戰爭可能都不會出現。恰恰在這之間，因為他們母子之間的關係可能太好了，光緒皇帝又太乖巧了，就在交接的過程中出了問題，光緒皇帝得知這個消息以後第一個反應是這怎麼可以呢，這麼大的國家交給我怎麼也得扶上馬送一程吧。光緒帝懇求慈禧太后不能退，至少不能一下子全退。包括醇親王、禮親王，以及帝師翁同龢在內諸多大臣也一致要求慈禧太后一定要把大清國負責起來，要求要扶上馬送一程。這就是翁同龢在日記里所說他建議的：「請訓政不如請緩歸政為得體。」
那時，頤和園已經整修完成了，慈禧太后就去那兒養老去了，光緒皇帝完全親政後，皇權從慈禧太后手裡完整轉移至光緒帝手裡，就不會出現兩個政治中心的問題。中國政治素來強調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但凡權力中心多元化，中國政治一定出問題，不是皇權中心出問題，而是跟隨者出問題。在這個新舊過渡期，在老皇帝與新皇帝之間，總有一些政治人物要做選擇，是與老皇帝共退，還是與新皇帝共進。這就是一個問題。皇權中心二元化，一定讓許多人想入非非。
舉一個極端例子。1888年10月，在北京參加順天鄉試的康有為名落孫山，但他並沒有因為這個結果垂頭喪氣，而是以「廣東南海布衣」的身份給即將親政的小皇帝上了一份萬言書，建議新皇帝「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這份上書在都察院受阻，並沒有送達新皇帝案頭。由於康有為後來成為中國政治變革的領袖，他對此次上書受阻耿耿於懷，念念不忘。但他在後來的回憶中，反覆強調這份上書鑒於馬江敗後，國事日蹙，於是極言時危，呼籲及時變法，後來甚至被其弟子說成是康有為維新變法思想支配下的上清帝第一書。如果回到歷史現場，這個解讀顯然是有問題的。1888年是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最好的時候，康有為上清帝第一書中沒有改革和維新的意思啊，和維新毫無關聯，而且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一書中所講的道理和兩千年賈誼講的沒有本質差別，和一千年前王安石上皇帝書更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新主上位兄弟我要奏一本。你要是看到了給我批個字，你要批了字我可能就有機會了，你要是沒有批呢有棗沒棗的我就打三杆子了，也成本不高嘛，這時候就可以了解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諸書中反覆強康有為是清朝幾百年來的布衣上書、平民上書。康有為在《我史》回憶說：「自黎純齋後，無以諸生上書者，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請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士大攻之。」1888年他還沒有功名了，去北京考試又沒有考上，那就有棗沒棗打二杆子反正我的這趟路費也花了，那回廣東之前要給皇帝寫本東西，也沒有人送上去，後來康有為就抱怨說我寫的這個東西也沒有人看，後來成名了他又找出來了。但是當年他就不可能有這個改革思想，因為這個時候是沒有必要的，但是有一點他證明在1888年慈禧太后淡出，光緒帝親政，權力中心即將二元化大背景下，確實有一批政治邊緣人投靠小皇帝。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類似的情形還有文廷式。文廷式也是晚清政治史上被遺忘的人物，但讀他的文集，很容易發現他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很重要的一個人物，因為各種原因，與光緒帝的瑾妃、珍妃胞兄志銳、志鈞關係親密，又與張謇等列名翁同龢最欣賞的門人，因而在文廷式自認為屬於光緒小皇帝的人事圈子，自以為是站在皇帝立場上反對慈禧太后。
康有為、文廷式的故事還有很多可解讀的空間，這裡我想講的就是在權力轉移過程中，慈禧太后沒有很好接納歷史教訓，這就像後來有些野史所描述的那樣，假如慈禧太后繼續垂簾聽政，估計甲午戰爭也不會這樣發生這樣打；假如慈禧太后1888年痛下決心，毅然決然將權力全部移交，不給邊緣人、政治小人留下可乘之隙，不讓皇權二元，不讓帝黨出現，也就沒有後黨。皇權二元使政治人物有了選邊的可能，帝黨與後黨可能與光緒帝、慈禧太后毫無關聯，但這個困擾確實來源於1888年權力交接的不徹底。
由於權力交接不徹底，自1888-1994年間，追隨新主的帝黨漸漸成型。新皇帝畢竟也需要有自己的工作班子、執政團隊。但是，對於那些跟隨慈禧太后幹了差不多一輩子的老臣來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除了翁同龢這樣與新皇帝有著悠久關係的少數人外，更多的老臣只是聽天由命，與慈禧太后共進退，於是後黨也這樣漸漸成為一個事實。
有帝黨才有後黨，有新人才凸顯舊人。所謂的後黨，我們分析後黨的形成其實很被動，你說李鴻章都快70歲的人了，你說他不能在新主子上來之後，就背叛老皇后跟著新主子去玩吧，太沒有自尊了吧。而且當時的政治家和我們今天的換屆不一樣，我們是一屆領導數朝臣，有的人大代表幾乎經歷了到目前為止的六十年全部政治生活，大躍進舉過手，文化革命舉過手，打倒劉少奇舉過手，恢復劉少奇的黨籍也舉過手。這種情形在古典中國政治中不可思議。古典政治講究忠誠，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皇帝退位了，或去世了，追隨老皇帝的大臣們很自覺地告老還鄉，為新主子重組政府騰位子。像這種李鴻章這種老臣從1860年慈禧太后上位，就一直跟著她三四十年了，因此他在這種可能出現政治交接的時候，老人們就很沉著，太后退了也就告老還鄉了嘛，那時候的告老還鄉比我們現在要好的多。
由此，我們在這裡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帝黨和後黨的形成很複雜，假如那時不出現大的動蕩，堅持幾年，等到慈禧太后全部退出政治生活，等到光緒帝全部接管了權力，皇權的二元分置情形或許可以結束。然而遺憾的是，沒有等到權力交接完成，突然爆發了外部危機，遂使問題更趨複雜化。
1894年春，原本在中國主導下迅猛發展的朝鮮發生了東學黨起義。如果朝鮮政府迅速鎮壓了這些起義，恢復秩序，中國順利度過這一年，最高權力就將從慈禧太后手裡轉移至光緒皇帝手裡。我們看到，那一年大年初一，清廷最重要的政治日程安排就是為慈禧太后操持將於年底舉行的六十大壽。我們相信，清廷如此看重這個儀式，除了感謝慈禧太后幾十年的操勞，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將幾年前沒有完成的權力交接完成。光緒帝生於1871年，這一年將二十五歲，確實到了應該完全執政的時候了，六十歲的慈禧太后也確實不願過問這些具體瑣碎的事務了。
為了保證最高權力的和平交接，也極大束縛了清政府處理朝鮮危機的手腳。我們看到，當危機發生時，清政府，特別是李鴻章都格外謹慎處理與朝鮮，與日本，與列強的關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衝突，不要打仗，不要讓外部事務干擾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慶典，讓太后高高興興退位，讓小皇帝從容接班。
1894年甲午戰爭打成這個樣子，一個最大的困擾就是內部制約，就是當內部因素是可期待、可預期的時候，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他受到牽制的一面。可以看到在這個很複雜的過程中出了問題，包括甲午戰爭出現後，清政府的太艱難，慈禧太后的生日在農曆的十月十號，陽曆就到了十一月份了，她要是在年初幾就先過生日再打仗，就是從年初開始打，宣戰不宣戰，結果等到慈禧太后生日過的那一天，日本人已經打到金州了，這個時候匆忙的結束生日，清廷才真正把精力調整過來面對外交問題，回到主題上來講，就是這個十年中國真的錯過了。他錯過了一個政治上的改造、一個現代架構的發生。
我們今天來講可能有今天的思考，那放到當時的時代不是沒有可比性。19世紀晚期不是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向現代轉型，是整個世界第一波現代化浪潮，是許多國家都在轉型，為什麼中國出現問題？這很值得我們重新思索，但礙於時間原因，不好詳細展開，在這個很短的時間當中提供一點想法，不對的地方各位批評，謝謝大家。（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3月17日在山大的演講整理。）
7月17日下午，學者秦暉、譚伯牛將做客東方歷史沙龍，對談「太平天國與中國歷代農民戰爭」，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今日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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