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為何讓人越來越右
在過去一個月中，壞消息在西方國家層出不窮。先是奧蘭多槍擊案，接著是英國退歐，還未消停，美國又面臨黑人Philando Castile 和 Alton Sterling被警察槍殺事件。一周之後，我們聽到了法國恐怖襲擊和土耳其政變的新聞。
大家對災難感到麻木，世界在分崩離析，人們在如此短的時間裡要承受如此多的暴行。
雖然最近這些事件產生的深遠政治影響可能要花幾個月甚至數年才能顯現，但是研究災難餘波的政治學者們說這些本能的情緒將最終決定我們的反應，而並非理性的判斷。
威廉姆斯學院專門研究政治心理學的George Marcus發現在恐怖事件發生時和事後，我們出自本能會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到底發生了多少暴行？」，這會導致憤怒感增加和依賴現有的信念。第二個問題，「這次事件到底有多麼不尋常和不確定？」，這會決定我們的焦慮感。
「根據(事件)不尋常程度，我們的焦慮感會增加，」Marcus說。我們的焦慮感越多，我們就越不依賴現有的信念，就越願意做出妥協，並且期望新的領袖來解決問題。
Marcus多年來就人們針對政治事件的情緒反應調查了數萬人，發現自從2015年《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以來，憤怒/焦慮的反應已經影響了法國的政治舉措。
焦慮可以促使原本處在左翼的人們離開之前的信仰，並且朝向一個更加權利主義的右翼觀點傾斜。但是Marcus預言憤怒將是決定支持右翼的更加強鏈的情緒：「憤怒越大，支持極右翼的人就越多，給(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投票的人就越多。」
憤怒的人們經常會做出以下反應，「圍成一團，共同行動，要求他人共同行動，以及以一種只有這種手段才能解決問題的態度做事，」Marcus說。他的發現跟石溪大學政治學者Leonie Huddy和Stanley Feldman的研究如出一轍，他們研究了911事件後美國公眾的反應。他們發現憤怒會導致復仇的慾望，同時焦慮會讓人更加規避風險。「在911恐怖襲擊後，這意味著憤怒的美國人對開戰更加感興趣，而焦慮的人則沒有那麼好戰，」Huddy說。
如果恐怖襲擊變得更加常見，可以預測，那麼憤怒也會成為越來越具支配性的反應，而不是由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隨著人們越來越多經歷這些事情，他們會變得習慣，」Marcus說。「他們就容易變得更加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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