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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歷史我們是理性的嗎?

面對歷史我們是理性的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歷史是什麼。只有確認了這一點,回答這個問題才有意義。甲骨文中的「史」字,是一個會意字,像一把手拿著一個器物,文字學家解釋說,是手持裝簡牘的容器,義為職掌文書。我個人對此頗有異議,商代記錄文字的介質主要是牛骨和龜甲,用以記錄卜辭,有無簡牘尚在兩可之間,所以甲骨文的「史」字不可能是手持裝簡牘的容器,從字形上看倒像是一把手持著某種法器(幡之類),因為早期的史官,不止是職掌文書工作,同時職掌祭祀、星曆、卜筮、記事等職。也就是說,史官不但記錄發生的一切,同時還擔任祭司,負責與鬼神溝通,對人們所不了解的事進行合理性解釋。史官最初的身份是與巫祝合一,某種意義上這可算是一種隱喻。


高曉松在《魚羊野史》中引胡適先生的話(實際非原話)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調侃說或為整過容的大媽。問題這就來了,誰打扮小姑娘?大媽為誰整容?中國古代的修史者,以官方修史為主流,說得通俗一點,修史是為了以資「治政」,比如司馬光主持修撰的《資治通鑒》,就是為了「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顯然,這一點又與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提出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不謀而合,歷史的記錄者在「記錄」歷史的同時,實際上也在「選擇」歷史並「解釋」歷史,通過選擇和解釋,以達到為某一個群體服務的目的。則這個時候,究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還是整容的大媽,就一目了然了。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回答上面的問題。


盧基阿努斯認為,歷史家的首要任務是如實敘述。也就是要真實客觀,但事實上絕對的真實客觀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和敘述者的立場有關,另一方面也和敘述者的眼光有關。一個歷史事件,就算是敘述者秉筆直書,但因為眼光問題而不夠全面,也仍然是不真實的。更何況大部分史書存在選擇性敘述的問題,既然存在選擇性敘述的問題,那就給後世的歷史學家留下一個命題,即對敘述客觀性的判斷。這樣一來,歷史學就有了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其一是「敘述」,其二是對前一個命題的判斷。當代人談論過往的歷史,主要任務不在於敘述,而在於判斷。判斷的意義何在呢?就是普及常識。

高曉松的《魚羊野史》是以「曉松說歷史上的今天」為題的歷史,既然是「說」,那麼就不是記錄,而是判斷,這就意味著在歷史敘事上有方向性選擇,在具體事件上有自己的評判和信念,否則就會落入人云亦云的俗套。例如在《美國實行電影分級制(1968年11月1日)》這個篇目中,他就談到了自己的判斷,這雖然談的是別人乃至別國的歷史,但卻有自己設身處地的感受,同時也有常識性的普及。我們現在在談及電影分級時,慣常理解是那個級別的電影適合那個年齡段的人來看,卻並不了解這種制度產生的淵源,探討其淵源實際上就是探討制度性建設。


不論是舊式的史家也好,還是受到現代理性主義熏陶的歷史學家也好,在歷史敘述上都存在一個動機,那就是通過對以往生活的理性反思,以改進和完善現下的生活(政治架構和基礎建設)。《魚羊野史》名為「野史」,固然存在撇清「高大上」動機的可能,但有一點十分清楚,即其在講述自己認知的歷史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傳播理性。以歷史上的今天為例,那一天中國發生了什麼,西方發生了什麼,古代的那一天發生了什麼,現代的那一天發生了什麼,這不止對接上了時間,也對接上了空間,使我們對人類史有了一個新的把握,一種新的判斷方法。當我們掌握了這個判斷方法,我們也就擁有了理性主義的思維。

面對歷史我們是理性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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