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个美国艺术大师眼里的中国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在展出美国艺术大师劳森伯格的回顾展——「劳森伯格在中国」，所以近期劳森伯格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虽然那个轰动中国艺术界的劳森伯格中国首展是在1985年，但其实劳森伯格与中国的缘分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当时，他的工作组跑遍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包括一名中国艺术家和官方指派的向导），参观博物馆、城市、乡村、考古发掘现场，并拍摄了大量图片。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这次展览的摄影作品《〈中国夏宫〉研究》，正是当时拍摄的。他使用哈苏相机，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日常生活图景，以敏锐的构图与独特的审美目光介入世俗生活，并融入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关注的城市环境与景观元素。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那时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森伯格一行受中国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之邀来到泾县的造纸厂工作，不但学会了制造宣纸，并用宣纸创作了数百件拼贴作品。《时代周刊》杂志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认为这批作品「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系列之一」。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然而，事情的一开始并不那么顺利。
在那之前，劳森伯格和他的赞助人杰米尼已经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交涉，以便获得允许进入泾县的宣纸制造厂。他发现整个中国都被各级政府严格控制着，即使他从中国文化部获得了造纸厂工作的许可证，地方官员还要让他们在当地等待两个星期。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在黄山逗留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们终于获准进入了这个造纸小镇。当劳森伯格在泾县下了汽车，惊讶地发现，这个镇子周围的山上被一层白雪一样的东西覆盖着。实际上，这层「雪」就是正在晾晒的纸浆。
安徽泾县的山景，此图来自网络
当劳森伯格一行进入这个小镇时，他们受到了怀疑和冷遇。这7位美国人并没有被允许进入工厂，而是被安排到与工厂隔绝的工人宿舍里。
劳森伯格的翻译是一位住在巴尔蒂摩的艺术家，名叫陈春炜，生于安徽省。通过陈的翻译，劳森伯格希望工人们生产出一种最薄、最透明的宣纸。工人们拿着劳森伯格的样品回到工厂，并带回一位造纸的高级技师。他用劈开的竹片做一个模板，用马鬃和丝线将它们捆好。然后将这个模板浸入盛有白色纸浆的大缸，当他们再从缸中提起这一模板时，水从竹筛的孔眼中渗漏出去，纸浆开始在模板上凝结。通过熟练的技巧，一位工人将纸浆膜从模板上揭下，放到阳光下晾晒。经过多次实验，工人们终于生产出让劳森伯格满意的纸，而且纸的薄度比劳森伯格事先料想的好得多。
宣纸制造工艺，此图来自网络
劳森伯格的下一步要求是要生产出一种坚硬到可以立起来的纸。他们共同设计出一种办法，劳森伯格用一宽大的板刷将米胶刷在每一张纸上，然后迅速地叠粘在一起，当30层纸被叠粘在一起的时候，终于形成了一种厚实、坚硬而透明的卡纸，如同雪白的羊皮纸，这恰是劳森伯格所需要的。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纸已经生产好，接下来劳森伯格的工作是进行创作。自从50年代起，劳森伯格就在雕塑、绘画和版画中广泛使用拼贴技术。他经常使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甚至日常生活用品，将这些东西并置在一起粘贴到画布、织物、金属、有机玻璃或纸上。他曾说：「假如一张绘画由真实世界的东西构成，那么它看起来更真实。」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来到中国后，劳森伯格非常迷恋那些无处不在的宣传画。于是，早在等候去造纸厂的期间，他和随从人员就剪下了许多中国宣传画中的形象，如孩子、自行车、蔬菜等，以便用于拼贴，他们剪下的废料堆积成了小山。
为了取悦于他们的中国合作者，他们轮流唱歌、取笑，以便工作变得轻松愉快，他们甚至还向中国工人播放从美国带来的录像带，例如《布鲁斯兄弟》、《黑种马》等等，以便介绍美国文化。
这些沉默寡言的中国工人逐渐被这群兴高采烈的美国艺术家感染，他们爱笑，和他们一起工作时不用装模作样，非常轻松，而且这些美国人非常尊重他们的手艺。
劳森伯格在买宣传画时候的照片
当时57岁的劳森伯格身材精瘦细长，步伐轻快，经常穿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和挽到胳膊上的工作衬衣，加上他那粗糙的脸和曲卷的头发，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农场的帮工，而非世界著名艺术家。虽然他的德克萨斯口音早已退化，但他说话的那种特有节奏仍然保留着，特别是他那德克萨斯式的热情奔放依然如故。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对劳森伯格的轻松，中国工人的回报是讲笑话或者一起喝一杯，而且，中国工人非常钦佩他能在非常热的条件下工作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开始花额外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工人们常常带来汤送给美国人喝，而且观看美国人工作到深夜。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劳森伯格决定做一些长方形的拼贴，31.5英尺乘26.5英尺大小。他向工人们解释需要将宣传画的碎纸屑融入纸板，这样拼贴就在造纸的过程中完成，拼贴也成为纸的一部分。劳森伯格将30张宣纸平叠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在上面撒上宣传画的纸片：一个杂技演员，一张孩子的脸，一只猪，一个正跳起的运动员。在将这些宣传画碎片撒在桌上的同时，他再用手指调整一下位置。在他身后，其他的美国人用浆糊把纸片粘在纸上，然后再盖上一层丝绸。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在一位中国书法家的帮助下，劳森伯格选择了7个中文词：真实、轻、红心、个人、好、变化、树干。他既喜欢这些词的意思，也喜欢它们的形式感，因此这些中文词也就成为了作品的名称。
劳森伯格将这些中文词写在一张张纸巾上作为范本，刻工按照他写的字样描到梨木块上，然后像刻石碑一样将字凹刻出来，劳森伯格再把纸浆填入凹下的字体中，这样他扩大了纸浆的使用范围，所做出的高浮雕状的纸浆字也同样被安置到拼贴作品中，透明的厚宣纸拼贴又加上了如浮雕样的汉字，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每件作品的底部系上一个用丝带做成的悬挂物。这492件独一无二的拼贴作品，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崇敬之情，并将这一文化遗产转化为当代艺术作品。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在造纸厂，通过与中国工人的密切合作，双方都十分愉快。然而，在合作的每一步，劳森伯格的奇思异想总和当地的官员发生冲突，因为这些官员的言行都深深地受制于中国封闭的传统意识。劳森伯格提出的每一个要求和建议在最初由当地官员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造纸厂的产品严格地受到政府需要的控制，而造纸厂则由当地的县级政府管辖。任何一个小职员都可以控制工厂的产品进出，在一些新材料进入工厂之前，或者一个新的方案实施之前，一群官员需要协商半天，然后共同签名以示被批准。工人们与劳森伯格一行合作的热情以及他们对这项合作的使命感成为对这种体制的挑战。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最后的一个分歧，是发生在是否可以把造纸厂的徽章印在作品上。中国官员曾命令各个造纸厂，不论他们拥有多么骄傲的历史，均不可在产品上使用自己的厂印，而只可以印上「中国制造」的统一标识。劳森伯格则请求官员的允许，在他的艺术作品上使用这个厂的徽章。热情的工人受到劳氏一行的感染，全力支持他的想法，坚持到最后一个阶段，中国官员作了让步。这是1949年以来，泾县的宣纸厂第一次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自己的徽章。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厂长崔宝来带着一个鸡血石大印来到中美合作的车间，准备在每一幅作品上盖印。崔厂长解释道，专为劳森伯格刻制的中文私印和工厂的大印必须协调好位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工厂的封印放在右下角。劳森伯格觉得他自己的印应放在其他的地方，以保持构图的平衡。然而，当厂长让他在一张纸巾上做练习时，劳森伯格发现他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印放在作品的边角部位。崔厂长把印给了劳森伯格，艺术家用印沾满印泥，然后把印盖在纸上，把纸翻过来之后，印迹已浸透到纸的背面，劳氏失望地摇摇头，崔厂长则告诉他正确的使用方法。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这块石头的个性将会存留在我的作品中。」劳森伯格笑着说道，「我喜欢纸上的阴文形象，阳文感觉太红了，像是妇女涂了太多的口红，那她将会自找麻烦。」崔厂长听过翻译的解释后大笑起来。最后，崔厂长也同意了劳森伯格的想法，将厂印盖在纸层中间，经过表层纸的过滤，印迹变得不那么刺眼。
劳森伯格《〈中国夏宫〉研究》，1982年
「那时我觉得我们像马可·波罗。」劳森伯格后来回忆在中国的这段经历时说道。尽管经常遭到监视和官方的不合作，但他最害怕的还是那种孤独感。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中国人不知道另外的人在做什么，想什么」，你想到各处旅行必须持特殊的许可证，没有人知道旁边的村子里发生了什么。更为糟糕的是，他所惊讶的事情中国人早习以为常了。他说「没有好奇心，也没有个性，这将没有能力去适应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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