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條：一個搖滾中年的自述

1995年的一個晚上，我突然發現自己一下明白什麼是搖滾了。第二天我把之前寫的所有爛歌，全撕碎全扔掉。那天晚上什麼也沒發生，就是睡了一覺起來，突然發現自己是傻逼。

馬條：一個搖滾中年的自述

口述 馬條

採訪、整理 李純

我到北京22年了。來北京之前，我是一個石油工人，干過修井，干過測井工。在新疆克拉瑪依的油田單位，你只要有工作，什麼都不愁。比如說你結婚了，他會根據你年齡的大小，給你分配一套房子，年輕小就小一點，年紀大就大一點，只要拿結婚證就給你鑰匙。

1991年，我剛好20歲。有一天晚上，沒吃飯，喝白酒。從晚上八九點開始，喝到半夜三四點，喝醉了就睡著了，睡了幾個小時，就疼得不行了。到了早晨天快亮的時候，實在疼得受不了去醫院。醫院一診斷，胃有一個針眼大小的孔，還沒有完全但馬上就要穿透。救護車就拉走了，拉到更大的醫院然後直接管子一插。那次住了20天左右，出院的時候，簽字就行了，不需要付一分錢。這不算事，我們那兒喝胃穿孔的人一大把。新疆那邊，民風就那樣。

後來我覺得這麼下去不是個事，我這一輩子就完了，拿工資，干一個技術含量很低的一個工作。比如說測井工，3天就學會了，但我要干一輩子。

那時候我就喜歡音樂，我們有一個樂隊叫穿山甲，加我5個人，我是這個樂隊的主唱。我喜歡唱歌，但不會彈吉他。我覺得彈吉他太酷太帥了，得騙多少小姑娘，所以想學吉他。

1994年，我帶了5000塊錢來北京。好多朋友勸我，別去了。我說，我去吧。當時想，學會了我就回去單位。

到了北京，我就去王府井買了把吉他。買吉他的時候看到一個長頭髮的哥們，我跟他聊，我說，哥們你是玩搖滾的吧？他說，是啊。我說，那太好了，我是新疆人，我剛到北京。你們家那附近能租到房子嗎？他說，有，我們家那附近有房子。我說，我在你們家附近租個房子，咱們一塊玩音樂吧。我就背著吉他到他家附近，他幫我找了一間30多平的小平房，兩間屋子帶院子，一年的房租是2000塊錢，我直接付了他一年的。我買一電爐子，小碗，小盆，每天煮點面，買一包花生。那哥們沒事幹，我們倆就喝酒，聊天，開始生活了。

我想我得學吉他，我報了一個班，借他的自行車，從姚家園騎到北二環的北太平庄，跟一個老師學吉他。學了一堂課，我發現他不好好教，學生太多，他給你比劃比劃就完了。我覺得不划算，自己在街上隨便買了本教材練。結果一練我發現這東西很簡單，就是數學題，不到半年我就彈得很好了。我當時特別生氣，一堂課80塊錢。

我每天練8個小時的吉他，太快樂了。雖然每天吃麵條，但是你可不知道，當新的東西你去掌握去駕馭了以後，那種刺激是特別特別興奮的。那時，我覺得自己太充實了，然後開始嘗試寫歌，用幾個和弦，寫點歌詞，覺得可美了。現在聽那些歌，特別爛，全是破流行歌，裡邊很多別人的痕迹。比如聽齊秦聽得比較多，包括唱腔都有點像齊秦的。

我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安定門外。有一個叫韓尚樓的石鍋燒烤，吃完飯以後，可以到一個鋼琴走廊裡面喝點酒，聽聽音樂。客人可以隨便點歌，點首歌，我們就給他伴奏，他唱。

最早我彈吉他，後來那個鋼琴手彈累了，說我教教你吧，我累的時候，你可以幫我一下。我說，好。我就會彈了。後來我總讓他休息，總是我來彈伴奏。鋼琴上有一隻高腳杯是放小費的，一晚上，差一點掙五六百，好的時候一兩千，一個月能掙一萬多呢。在那裡我幹了一年多。

我掙了錢，晚上就到酒吧里把它喝掉。我的朋友在魏公村開了一家叫「栗正」的酒吧。晚上一兩點，我下班，打一車就到那喝酒去了。玩高興了，衝上去唱歌，然後下來接著喝酒。

我喜歡那個感覺，基本上天天醉，多飛，活到自己一個世界裡面。我倒沒想過今天我不要去喝醉了，我也從來沒去規劃。我是一個比較隨性的狀態，當下最重要，只要是快樂的就行，我不去想以後怎麼樣。你把當下的每一時每一刻過好了，那你這一生其實都是很快樂的。

1994年，黃燎原辦了一場新民謠新歌試聽會，是中國首屆「不插電」流行音樂會，在北京展覽館。我寫了一些歌，參加了演出。李延亮是某一個樂隊的吉他手，我就認識李延亮了。我覺得他吉他彈得太棒了，他也覺得我的音樂不錯，而且我們都住在鮑家街43號。他幫我錄小樣，帶我去老狼家讓老狼聽，老狼一聽，牛逼。那時老狼住在軍博，和我隔一條馬路，我和老狼認識了。那時校園民謠特別火，老狼挺紅的，他介紹我去幾家唱片公司，包括紅星生產社，大地唱片，但是很不幸，他們都沒看上我。

95、96年那會，舌頭來北京。有一個朋友告訴我，這個新疆樂隊特別棒，可以認識一下。然後跟他們認識，都是老鄉，聊得特別好，沒事在一塊爛喝。吳吞那會還是這個樣子，走到哪兒不愛說話，悶著的那種，你一說就點點頭，也不知道是真對還是假對。

當時，北京有很多地下酒吧。一到周末，我到裡邊看演出，哇，太刺激了，都是頂級的樂隊，那會兒的狀態太好了。我看的最多的是舌頭，現場太棒了。到現在我也認為，沒有幾支樂隊能夠超越舌頭，他們的表演形式、節奏、設計、思想，超越這個時代太多了。比如說我超越個十年，那他們至少超越了一百年。

1995年的一個晚上，我睡覺起來，突然發現自己一下明白什麼是搖滾了，搖滾是一種信仰。第二天我把之前寫的所有爛歌，全撕碎全扔掉。覺得自己以前就是一個傻逼，一個土鱉，俗得他媽不行了。那天晚上什麼也沒發生，就是睡了一覺起來，突然發現自己是傻逼。

在這之前，我關心的是外邊的人喜歡什麼，忽視了自己的感覺。從那以後，早上起來，我問自己的靈魂兩遍，你到底要什麼。慢慢地，改掉了很多裝逼的東西，變得真正的所謂的真誠吧。我開始寫每一個作品都一定是我內心真實想表達的東西。

***

1998年，李延亮介紹我認識麥田的幾個人，宋柯什麼的。我給他們聽小樣，他們覺得還不錯挺有意思的，給我很多鼓勵。我把自己的歌整理整理，花了一年時間，錄了六首歌，因為我自己花錢錄的，沒錢了，我想算了六首就六首吧，拿給唱片公司聽一聽。我就寄了麥田一份卡帶。

過了幾天，宋柯給我打電話，說我聽你的東西了，你來公司吧。那時麥田在亞運村，我就去了。去了以後，老宋說，你的歌我聽了，我覺得非常非常好。我這有一份合約，你看看，你要覺得合適，咱們就簽吧。我說，我不懂這個。他說，那你把合約拿走，找個律師看一看，有什麼你覺得需要改的，我們可以改可以商量。我說，好。哪有什麼律師，我拿合同去找我一哥們。我那哥們根本沒看合同，說，你傻逼，趕快簽，多好。那時麥田有朴樹，葉蓓，音樂總監是高曉松。當時給我的條件特別好，你只要簽了，給10萬塊錢。那會兒，10萬可是個錢。

當時老宋跟我講，他有一個項目叫紅藍白，法國有個電影《藍白紅》三部曲，都是愛情電影特別浪漫的，老宋看完這個電影，想搞一個組合，紅藍白是朴樹，葉培和尹吾。他覺得尹吾不太適合，我剛好是適合這個。就是我一張唱片，朴樹一張唱片，葉蓓一張唱片，分別是紅藍白，是一個系列的。

簽約以後，宋柯陪我把後面的5首歌全部錄完，錄完以後就準備出片了。但是這時候突然出了一件事，耽擱了一年多。直到2001年6月，我再去找宋柯。當時我穿了一拖鞋，大褲衩，去朝陽門的華納總部。那會兒宋柯把公司給賣掉了，叫華納麥田。我推門進去，老宋說，這樣吧，你這個事，現在不好弄，我現在都在打工，你的唱片先等一等。然後給了我一筆錢叫我買身衣服去。好吧，那算了吧，我就走了。

到了2002年，唱片也不發，錢也花光了，女朋友也跟我分手了。她看我不行，沒戲了。當時我們一塊在通縣那邊買了套房子，首付一塊付的，月供1500，連房貸都還不起。我想，算了，房子我也不要了，給女朋友吧。

2003年春天，我去了廣州。我一個哥們在那邊，也是搞音樂的。我在廣州前前後後待了兩年半，接散活，干一些戶外秀。

在那兒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大學生，挺好的，特別乾淨，跟我顛沛流離到處跑。我自己有原創音樂，便宜點的幾千，一萬的演出，也去接也去做，帶著樂隊坐著火車這種。去過新疆、雲南、大連，好多地方。後來我回北京，我跟她講，你來北京嘛，她不來，她離不開廣州。沒辦法，分手了。

但是在廣州我也沒丟掉我的原創音樂，我告訴那幫人，我有好多歌，咱們排練排練，這些歌很有價值，但是沒幾個人聽我的。我在廣州也挺頹的，跟一幫人在一塊喝酒，但是大多數時候我跟他們格格不入。在廣州的那幫音樂人只想著怎麼去掙錢，沒有理想，我不一樣，我只不過暫時換個地方，換個心情，換個環境，骨子裡是熱愛藝術熱愛音樂的。他們看我覺得這人是一個瘋子，想法非常不切實際，但我也無所謂，他們覺得我有病，我覺得他們有病。我經常跟他們在一塊喝著喝著，摔門而去，我說你們就是一幫傻逼，走了。這沒什麼，他們就是傻逼，我只不過說了句實話而已。

2005年，我在廣州錄了一張唱片。錄好了以後，我想廣州我待不住了，廣州的音樂氛圍不好。它是以流行歌，粵語歌為主。整體的文化氛圍一點都不先鋒，很保守，我不喜歡。我告訴哥們，我回北京，你跟我一塊回北京吧。他說，我不去那個地方，到了那個地方，人會餓死的。我說，那好吧。我買了張火車票，自己就回來了。

***

回北京反正還是挺親切的，但感覺滿目瘡痍。這個城市是個工地，天天都在蓋，到處塵土飛揚的，跟剛打完仗一樣。可能你離開很久了，你回來再看就跟廢墟一樣。這個城市蓋了三十多年了，從我94年來就開始拆，到現在還在拆，還在蓋。

狼哥知道我回來了。回來以後我找老狼，我給老狼聽了一下那張唱片，老狼聽了以後說，你還成了。我說，怎麼了？他說，你看這歌多好。裡邊有《花》，有《封鎖線》這些歌。他說，太牛逼了。我說，真的嗎？

老狼是我的伯樂，他特別懂音樂。這個傢伙其實是真正意義上的文藝中年，他不愛喝酒，不愛參加那些局，愛看書，聽音樂，這是他最大的愛好。

有一天晚上老狼給我打電話，他說，馬條，今天晚上萬曉利發唱片，咱們一塊去。我就認識盧中強了。老狼介紹我，說這是馬條，你要把他簽了，你就齊了。老盧當時簽了蘇陽和萬曉利，老盧說，行，那你明天到公司來吧，我聽聽你的歌。

第二天到公司，我給他一個CD，他聽了半首沒聽完，啪關了，咱們簽約吧。我說什麼？他說，咱們簽吧。我說，我得把太合麥田的約先解掉，我的約還在宋柯那呢。因為後來老宋給我打電話，說我們現在叫太合麥田了，不叫華納麥田了，你回來吧，給你發唱片。回來了以後，還是不發唱片，按兵不動。那會是2004、2005年，李宇春最火了，他說李宇春賺錢，又做李宇春。

我跟老宋說了。老宋說，那好，不好意思，這麼多年，把你也耽誤了，趕快跟別人合作吧。2007年，我和盧中強簽約。簽了十三月以後，演出就多了，演出多了以後，樂迷慢慢就多了。有人開始聽我的歌，比如《封鎖線》。做民謠，盧中強是第一個，他是一個拓荒者。「民謠在路上」演出，我們是一幫音樂民工，挑著樂器，坐著火車，除了西藏，新疆，剩下的地方都去過了。一周演兩次，一年五十多場這麼演，很辛苦但是很快樂。有一次在西安一個音樂廳，老狼壓軸，唱《戀戀風塵》，萬曉利衝上去跟他一塊跳舞，倆人抱在一塊。我在台下看，當時也有點熱淚盈眶的感覺。

盧中強是一個有理想的文藝型老闆，有情懷，也愛喝酒。我，萬曉利，蘇陽，那個時候在一塊狀態差不多，現在都有一些變化了。萬曉利現在就是一個快成仙的狀態。蘇陽是摸爬滾打這麼多年，總算是對自己人生有些規劃，變得更理性一些，而我可能因為家庭這些，我是這三個裡邊可能最世俗的一個。

2012年，就是跟一個姑娘待著還可以吧，順其自然，結婚了。她是中央美院的老師，教設計。2013年，小孩出生。做父親對我改變太大了，以前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現在不行，覺得一定要給孩子創造特別好的氛圍，一定要給他留些什麼。性格也軟得一塌糊塗，見到小貓小狗都憐愛得不行，見不得任何虐待動物或者對小孩、老人不尊敬。音樂上也是，變軟了。

2014年，我參加中國好歌曲。導演找過我好幾次，我猶猶豫豫的。我怕去了以後，以前喜歡我的那些人覺得我怎麼樣怎麼樣的。說白了，這個圈子挺抵觸上電視這種。在他們看來，只要你上了，就是投降妥協了。所以我特別猶豫。

後來我兒子出生了。我腦袋一下就變了，我要給他留下一些什麼，哪怕是種紀念，我想幹嘛顧慮那麼多呢？孩子我都敢生，有什麼不敢做的。

我們這種人是拎著皮箱想跑的。有兩次衝動，都到那了，拎著箱子準備走。我有一個朋友叫王凡瑞，他也參加這個節目，他勸我不要走，我就留下了。參加節目之前，我說，導演，如果這些導師都沒有轉身，千萬不要播，不要有任何宣傳。導演說，如果你沒被轉身，我一定不會播。

去了以後，沒想到挺幸運的，反響挺好的。在那裡，我認識了好多新生代的音樂人，非常棒。參加完這個節目，反倒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我覺得好的秀是能夠鍛煉自己的，再找我我一定去的。為什麼不去呢？給你一個機會，讓你鍛煉鍛煉自己，你幹嘛要拒絕呢？

1994年，我到北京，想好好做自己的音樂，有一天站在舞台上盡情地把它釋放出來。一年後，我就徹底斷了回家的念頭，我想，來北京來得太對了。雖然很苦，我學到了新的東西，對我的刺激很大，我的整個思想、靈魂都在燃燒。

我想我60歲的時候，一定會火遍天下的，不著急。60歲，我老老的，穿個花襯衣，見了小姑娘，飛個媚眼，多牛逼。一張口是那種很低沉的，特別范。這是我喜歡的一個目標，所以在走的過程中，無論多麼艱難和辛苦，對我來說都是快樂的。

所有圖片都由採訪對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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