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並無自由意識？你自己是不是個幻影進來就知道

域外新聲丨斯蒂芬·卡維：世上並無自由意志

本文摘自上邊的公眾號，請大家多多關注他們！

人無時不刻的在思考

導致人生成敗的因素

到底是命運先天的安排

還是後天的自我努力與培養？

這個世界上

到底存不存在自由意志（或者可以說主觀能動性）？

越來越多的大腦科學研究結果表明

人的一切，包括各種願望、行為及表現

其實是先天基因和各種客觀因素聚焦一起形成的結果

這個結論徹底動搖了構成文明社會基礎的自由意志信仰

也成為這篇文章探討的一個起點

世上並無自由意識，

但相信有會讓我們生活得更好！

原文作者：斯蒂芬·卡維（STEPHEN CAVE）

原文標題：Ther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Will

譯者：ringohan

以下為節選，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添加。

幾百年來，哲學家和神學家幾乎一致認為，我們所知的文明依賴於自由意志信仰的廣泛傳播，失去這種信仰會帶來災難。例如，我們的道德規範認為，我們可以在正確與錯誤之間自由選擇。基督教傳統把這種東西稱為「道德自由」，即鑒別並從事善事，不僅僅受貪婪與慾望驅使的能力。啟蒙運動的偉大哲學家康德重申了自由與善良之間的這種聯繫。他認為，如果不能自由地進行選擇，那麼說應該選擇正確道路便失去了意義。

今天，自由意識假設貫穿於從福利到刑法等美國政治的各個方面，滲透於大眾文化之中，支撐著美國夢想，即信仰無論生活開始時如何，人通過艱苦努力就能取得成功。正如奧巴馬總統在《無畏的希望》所言，美國「價值根植於對生活的基本樂觀態度以及對自由意志的信仰之中。」

那麼，如果這種信仰受到削弱，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1選擇的自由是先天擁有還是後天培育？

科學認定，人類的所有行為都可以用機械的因果定律進行解釋，這一領域的科學研究結果越來越突出明顯。這種觀念轉變是人們150年前開啟的知識革命的繼續。當時，查爾斯·達爾文首次出版《物種起源》。進化論提出不久，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爵士便開始延伸這樣的含義：如果我們已經進化，那麼知識這種心智能力一定是遺傳的。不過，我們用這種能力——在這種能力上人們彼此的差異很大——進行決策。因此，我們選擇自己命運的能力並不是自由的，而是取決於我們的生物遺傳。

高爾登發起了一場是先天擁有還有後天培育的辯論，這場激烈辯論貫穿於整個20世紀。我們的行動是不是我們遺傳因素展開後的效果？或者環境印記在我們身上的結果？人們在證明每個因素的重要性上都積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證據。不管科學家支持一種因素還是另一種因素，或者兩種因素相結合，但他們越來越多地認定，我們的行動肯定是由「某種東西」決定的。

最近幾十年來，有關大腦內部活動的研究為解決先天與後天之爭提供了大量依據，進一步打擊了自由意志觀念。利用大腦掃描儀，我們窺探到活人頭骨的內部狀況，解示出神經元的複雜網路，科學家達成這樣的廣泛共識，即這些網路是由基因和環境兩個因素形成的。但科學家同樣一致認為，神經元觸發不是決定了我們的部分或大部分的思維，而是決定了我們的全部思維、希望、記憶以及夢想。

我們知道，大腦的化學變化可以改變行為，否則，酒精和抗精神病藥物都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這一規律同樣適用大腦結構：普通成年人在患腦瘤後變成殺人犯和戀童癖的案例證明，我們非常依賴於腦灰色體的物理性質。

許多科學家認為，美國心理學家本傑明·里貝特（Benjamin Libet）上世紀80年代就證明，人並不存在自由意志。人們已經知道，一個人在動作，例如移動手指之前，其大腦內部的電活動便迅速增加。里貝特顯示，有意識地決定運動前，便出現這種電活動劇增的現象。我們通常把決定採取行動這種有意識的經歷與自由意志聯繫在一起，但這種經歷似乎是附加的，是大腦已經啟動行動之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事後重構。

這一研究結果在社會上的後果經過一系列實驗表明：

如果人們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個體，就不再認為應該對自己的不良行為承擔責任。因此，他們的行為就沒有了責任感，而是放縱於更為邪惡的本能。

這樣的研究清單還在繼續：業已顯示，認為自由意志是幻覺就會讓人們的創造力下降，使人們更加遵從大流，更不願意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看來，從各個方面講，擁抱決定論就是縱容我們的黑暗面。

2自由意志其實是種幻覺，但社會卻必須捍衛這種幻覺

幾乎沒有學者認為，人們應該相信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提倡讓謊言成為不朽，損害他們的正直與誠信，違背了哲學家長期以來所珍視的原則，即柏拉圖所希望的真和善同在。以色列海法大學哲學教授索爾·史密蘭斯基（Saul Smilansky）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與這種兩難困境奮爭，他得出的痛苦結論是，在自由意志方面 「讓人們接受真相代價太高。」

史密蘭斯基確信，傳統意義上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此外，如果絕大部分人認識到這一點，將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他告訴我說，「假設我正在考慮是否履行自己的職責，例如乘降落傘進入敵國領土，或者一些更為平常的事情，如冒著被解僱的危險去揭露不法行為。如果大家都接受不存在自由意志的說法，我就會知道人們會說『不管他怎麼做，他沒有選擇——我們不能責怪他。』」這樣我就知道，做出自私的選擇並不會受到譴責，「接受決定論情景的人越多，情況就越糟糕。」

史密蘭斯基認為，決定論不但削弱了指責，也破壞了讚揚。假設我冒著生命危險，進入敵國領土從事一項大膽的行動。過後，人們會說我當時別無選擇，按照史密蘭斯基的術語，我的功績只是「事先給定的某種東西的展開」，因此幾乎不值得讚揚。所以，削弱讚揚去掉了從事善事的激勵。他說，我們的英雄看上去將不會那麼令人激動，我們的成就不那麼值得注意，很快，我們就會陷入頹廢與沮喪。

史密蘭斯基提倡一種他稱所的幻覺主義，即相信自由意志其實是種幻覺，但社會卻必須捍衛這種幻覺。決定論以及所有支持這種思想的事實，必須被限制在象牙塔之內。他告訴我，只有在那些牆壁背後那些新加入者「正視黑暗的真理。」 史密蘭斯基說，他認識到，這種思想存在某種極端，甚至可怕的東西——但如果非得在真與善之間做出選擇，那麼為了社會，應該讓真走開。

史密蘭斯基的論點乍聽起來很奇怪，尤其考慮到世上並無自由意志這樣的內容：如果我們真的不再能夠決定任何東西，誰還在乎什麼樣的信息釋放出來。但是，新的信息自然是與任何其它東西一樣的感官輸入；它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即使我們沒有能力意識到這種變化。依照因果語言，相信自由意志也許不會激勵我們去做最好的自己，但的確可以刺激我們那樣去做。

3沒有自由意志的概念，我們會更好嗎？

然而，並非所有公開反對自由意志的學者都無視社會及心理後果。有些人只是不贊同這些後果可能包括文明的崩潰。其中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就是神經學家兼作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哈里斯201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自由意志》的書，旨在推翻意識選擇的幻想。與史密蘭斯基一樣，他認為根本不存在自由意志。但哈里斯認為，沒有整個這個概念，我們會過得更好。

「我們需要自己的信仰跟蹤真的東西，」哈里斯對我說。幻覺，不管願望多麼好，都會讓我們停步不前。例如，現在我們用囚禁這種低級的手段規勸人們不要做壞事。但他認為，如果我們轉而接受「人的行為來自神經生物學」的觀點，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底是什麼東西讓人不顧囚禁危險而做壞事——以及如何制止壞事。哈里斯說，「我們需要了解，作為社會我們可以拉動什麼樣的槓桿，鼓勵人們成為自己能力所能達到的最好版本。」

哈里斯說，我們應該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即使最兇惡的罪犯——例如兇殘的精神變態者——也是不幸的。「他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基因，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無法製造自己的大腦，然而他們的所有意圖和行動均源於自己的大腦。」深究起來，他們的罪行並不是他們的過錯。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夠冷靜思考為了讓他們自新，為保護社會，為減少未來的犯罪行為，該如何管理這些罪犯的問題。哈里斯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有可能治療類似精神變態這樣的疾病，但條件是我們需要承認，大腦而不是虛無縹緲的自由意志，而是這種變態的根源。

接受這種觀點還會讓我們擺脫仇恨。讓人們為自己的行動負責似乎是文明生活的基石之一，但我們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指責別人讓我們充滿憤怒，渴望復仇，因而模糊了我們的判斷。

「比較一下人們對卡特麗娜颶風和對911恐怖襲擊的反應，」哈里斯說。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劫持這些飛機的人就是邪惡的化身，他們自願地選擇作惡。但如果放棄自由意志的觀念，就也應該視他們的行為與其它自然現象一樣——哈里斯認為，這樣做就可以讓我們在應對過程中表現更為理智。

知道沒有自由意志，人們就會錯誤地成為宿命論者。他們會認為努力無濟於事。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人們並不走向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給出不同的激勵（例如有關自由意志的不同觀點），他們的行為就會出現不同，因此就會有不同的人生。哈里斯認為，如果人們更好地了解這些細微的差別，自由意志信仰喪失造成的後果根本就不會像沃赫思和鮑梅斯特爾實驗所顯示的那麼消極。

4一種更合理的解決辦法？

人們能不能走得更遠一點。有沒有一種方法既保存自由意志信仰的鼓舞力量，又不失隨決定論而來的富有同情心的理解？

哲學家和神學家習慣於談論自由意志，好像它不是打開就是關閉；好像我們的意識可以像幽靈一樣漂浮，完全游離因果鏈之外；或者我們好像從山頂上滾下的石塊一樣度過一生。然而，認識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或許還存在另一種途徑。

有些學者認為，應該根據我們針對一種特定情況籌劃多種潛在反應這種非常真實而又複雜的能力來，思考選擇自由的問題。其中一位就是揚斯敦州立大學哲學教授布魯斯·沃勒（Bruce Waller）。在名為《恢復性自由意志》的新書里，他寫道，我們應該專註於在某種給定場合下我們能為自己做出廣泛的選擇方案，在沒有外部約束情況下從中做出選擇的能力。

在沃勒看來，重要的並不是放電神經元組成的因果鏈是這些過程的基礎。他認為，自由意志和決定論並不像人們經常認為的對立雙方，它們只是在不同的水平上描述我們的行動。

沃勒認為他的描述符合對我們進化構成的科學理解：覓食類動物——不但人類，還有老鼠、熊和烏鴉——需要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下為自己做出多種選擇的能力。擁有巨大腦容量的人類比其它動物更善於思考與權衡選擇。我們的選擇範圍更廣，這樣我們就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獲得了更大的自由。

沃勒對自由意志的定義符合許多普通人的看法。一項2010年的研究發現，絕大多數人認為自由意志就是遵循自己的願望，沒有脅迫（例如有人用槍頂著你的頭）。只要我們繼續相信這種實際的自由意志，應該足以保留沃赫思和鮑梅斯特爾研究的那種理想與道德標準。

不過，沃勒對自由意志的描述，仍會導致一種對正義和責任非常不同的觀點，超出了多數人現在所持有的觀點。任何人都不是自己造成的，任何人都無法選擇自己的基因或者自己出生的環境。因此，任何人對自己的真正人品或所做的事情都不負最終責任。沃勒告訴我，他支持奧巴馬2012年在題為《並不是你們所建（You didn』t build that）》演講中所表達的情感。在這篇演講中，奧巴馬呼籲人們關注幫助人們實現成功的外部因素。同時，講話引起那些相信自己是自己命運唯一設計師的人們的激烈反應，他並不感到意外。但沃勒認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結果是由先天和後天上差異決定的，「因此，我們可以採取實際措施來彌補不幸，幫助所有人實現潛能。」

隨著我們慢慢揭示出我們自己思維的本質，理解思維如何運作將需要幾十年的努力。在許多領域，這項工作可能引起更多的同情心：向處於不利境地的人們提供更多（以及更精確）的幫助。而當懲罰威脅成為必要威懾力量時，在許多情況下，它可以通過加強而不是削弱自治能力的努力予以平衡，對任何希望過體面生活的人來說，這種自治能力是必不可少的。這種導致成功的意志——觀察自己的積極選擇，做出好的決定並堅持之——是可以培養的。此外，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最需要這種培養。

對某些人來說，這種做法聽上去是一種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毫無必要的努力。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不過，它也是保留自由意志信仰體系最好部分，剔除其最差部分的一種努力。奧巴馬總統——既捍衛 「自由意志信仰」，又認為我們並不是自己命運的唯一建築師——懂得其間經過的細線。然而，在科學的時代里，這也許是我們拯救美國夢想——還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我們有關文明的許多思想——所需要的。

斯蒂芬·卡維：德國柏林人，哲學家、作家。著有《不朽——追求永生以及這種追求對文明的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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