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問題是如何撕裂中國社會的？

轉基因金稻（即「黃金大米」）與普通大米。

來源：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

編者按：

近日，百餘名諾貝爾獎得主向知名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文要求他們立即停止反對生物工程改良作物、尤其是黃金大米的行動，並且呼籲各國政府反對綠色和平組織與此相關的一切舉動。昨日，《知識分子》採集多方觀點對此事進行了詳細而全面的剖析，引發讀者激烈討論。其實，每次有關「轉基因」的報道都會引發觀點兩級分化非常明顯的「論戰」，雙方似乎難以心平氣和地溝通。《知識分子》特獨家對話賈鶴鵬，探討「轉基因」問題是如何撕裂中國社會的。

賈鶴鵬曾任中科院《科學新聞》雜誌總編輯，英國科學與發展網路（SciDev.Net）中國區域負責人，《科學》、《自然》雜誌撰稿人，與合作學者發表了多篇有關「中國轉基因傳播和公眾認知」的論文。

對話李曉明（《知識分子》編輯部主任）

賈鶴鵬（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博士研究生、原《科學新聞》雜誌總編輯）

責編 程莉

1

「為了維護科學的尊嚴」

《知識分子》：觸發這次百餘位諾獎得主集體發聲反對綠色和平組織反轉的背景是什麼？

賈鶴鵬：100多名諾獎獲得者簽名支持轉基因的發起人之一的理查德·羅伯茨在2014年12月哈瓦那生物學大會上的演講，是簽名活動之肇始。發聲反對綠色和平組織反轉的諾獎得主人數仍在增多，這次事件的發生有宏觀的大背景，也不排除具體事件的影響。前者主要是近年來各國政府在以綠色和平等比較極端的環保組織的推動下，對農業生物技術的政策日益保守。公眾對轉基因的抵制也沒有因為各國科學家的科普工作、各國科學院的權威評估報告而有所好轉。在一定意義上，以綠色和平為代表的比較激進的環保組織反對的不僅僅是轉基因，而是以科學為標誌的現代社會，或者學術一點講即現代性。

具體的事件則是轉基因金稻（即「黃金大米」）這一被稱為科學界有史以來最大的慈善事業遲遲不能走向產業化，不能實現其造福弱勢人群的承諾。金稻的承諾越不能被兌現，人們對農業生物技術的預期支持也會越弱。因為迄今為止大部分產業化的農業生物技術，如抗蟲、抗除草劑是不能直接讓公眾享受收益的。

《知識分子》：黃金大米為何在這次公開檄文中被突出強調？

賈鶴鵬：黃金大米或金稻項目確實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得到了科學界、企業界、公益機構和各國政府空前一致合作與推動的農業生物技術。在蓋茨基金會崛起成為替企業出錢調動公私合營機制來促進科學目標（如開發艾滋病疫苗、瘧疾疫苗）之前，金稻項目幾乎是唯一的公司放棄專利、科學家無償研發、政府大力支持的技術造福發展中國家的典範。

黃金大米從有了相關技術到現在，已經拖了太長太長時間。其公益性由於無法兌現承諾而在減弱，反過來其作為轉基因技術而具有的爭議屬性在增加。2012年中國衡陽因不符合審批流程、有科研倫理瑕疵的「黃金大米營養實驗」被綠和曝光和揭批事件，標誌著黃金大米越來越被聯繫到爭議性的轉基因身上。黃金大米是轉基因不錯，但過去由於其公益性，人們往往並不把它作為一個靶子。

金稻項目如果半途而廢，絕不僅僅是影響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更主要的是影響到「科學可以通過現代化手段和廣泛的協作來造福人類」這一莊嚴的承諾。

《知識分子》：如何看待世界頂尖科學家的這一集體行動，並且通過建立網站和召開新聞發布會，高調地通過媒體發表對一個NGO的檄文？

賈鶴鵬：頂尖科學家通過集體行動來推動政策議程，應該說並不罕見。就在近幾天，31個最知名的美國科學機構，包括世界最大的科學家組織美國化學會，還聯名上書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維護氣候變化科學結論。2009年，18個美國科學機構有過一次類似的行動，那一次尤其顯眼，因為國會兩院全面被拒絕相信氣候變化科學結論的共和黨控制，而且奧巴馬政府剛剛簽署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議。

但是，像這次如此多的頂尖科學家聯名抨擊一個非政府組織或者以綠和為代表的一批環保組織，就很少見了。科學界做出如此高調的舉動，一方面說明綠和作為草根環保機構，其在轉基因議題上影響實在很大。另一方面，轉基因、進化論和氣候變化等爭議議題上所體現出的公眾對主流科學結論的質疑或忽略，已經越來越嚴重。如此多諾獎獲得者，包括與農業生物技術甚至一般意義上的生物技術完全不相干的那麼多諾獎獲獎科學家站出來，最大的動力是維護科學的尊嚴。

2

「科學家需要及時發出聲音」

《知識分子》：綠色和平組織是一個什麼機構？為何在轉基因問題上成為諾獎公開炮轟的對象？

賈鶴鵬：綠色和平是世界最有影響的環保組織之一。但與其他機構最大的不同是綠和的草根性。綠和不接受任何機構、基金會捐款，都是一家一戶的募捐。因而其行動註定需要製造影響。另一方面，綠和又與很多草根組織不同，它非常有組織能力，世界各地綠和並沒有形式上的隸屬關係，但彼此卻可以很好的合作。應該說，正如這次發言的諾獎科學家所指出的，綠和在很多事業上與科學家有合作和共識，比如反對捕鯨、應對氣候變化等，而且這些合作對於這些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但同時也要看到，綠和並不是因為要與科學家合作而支持氣候變化科學結論的。綠和在氣候變化上的立場其實與轉基因上是一致的，就是反對人類對自然的干涉。那些認為綠和邏輯不一致的說法，包括這次發言的諾獎科學家，是沒有充分理解綠和。也就是說，綠和的邏輯一致性不在於科學證據，而在於維護自然不被人干涉或最小化人類干涉。而科學家的一致性是科學證據的一致性。同時相信氣候變化與相信轉基因有益的科學家是因為同時相信科學界的主流科學結論。

《知識分子》：如何評價諾獎得主公開信中對反對轉基因的強烈指責：反轉即是反人類？

賈鶴鵬：如果仔細看看公開信，諾獎得主們字裡行間的措辭是很謹慎的。他們的重點放在綠和對黃金大米的阻礙，而明確的譴責，尤其是上升到犯罪或反人類這樣嚴重的指控時，都是在黃金大米這一語境中的。這固然是由於黃金大米具有的特殊地位，也是因為諾獎獲獎科學家們不願意讓自己看起來像「轉基因衛道士」。不論是維護黃金大米，還是呼籲綠和尊重科學，他們的主旨或者是推進黃金大米的具體項目，或者是維護科學權威。前面我們說過，這兩個方面無論哪一個，都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需要採取行動。

《知識分子》：此次事件的雙方都想通過媒體影響公眾。如何看待媒體在爭議類科學事件中的角色？通過媒體可以達到與公眾溝通的初始願景嗎？

賈鶴鵬：媒體在科學爭議中的作用非常多元和複雜，並非是簡單的有用或無用，首先它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媒體首先使這個事件具有了完全的公共性。不論媒體形態如何改變，是紙媒、網路、電視，還是社交媒體，媒體作為公共性傳播平台這一基本屬性不會變。

在承認此前提的基礎上，我們很難說媒體作為公器，是否一定能達到與公眾溝通的初始願景了。很多科學傳播研究表明，爭議的科學事件往往伴隨著媒體報道的大量增加，爭議變得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在美國各州開始廣泛進行轉基因標識公投前，美國公眾對轉基因的較高支持率實際與媒體對爭議問題的淡化和專業化處理有關（就是由科學記者而不是由時政記者來報道轉基因爭議）。即便轉基因標識的公投非常熱鬧，美國主流媒體對此報道也一直不多。所以單純希望媒體能增進溝通效果恐怕不一定。

但是，媒體又絕對不能「放棄」。我們幾乎可以說，所有公共科學爭議（用這個詞來區分科學界內部的爭議）都是因為媒體報道而變成公共爭議的。即便爭議增強，科學家也有義務參與進來，增加媒體上科學主流的聲音，雖然這並不能確保爭議的發展方向。

還有一點，研究也表明，在轉基因爭議中，科學家一方和反轉一方在媒體信息發布上是不對等的。經常是各種轉基因「安全事件」初起，媒體充斥了反轉一方的聲音，等到科學家一方找到恰當的證據可以回應了，媒體已經沒有興趣了。這也表明，科學家一方需要及時發出自己的聲音。

3

相信謠言的心理學機制

《知識分子》：你的研究中有沒有關注科學傳播的話語方式與實際溝通效果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普通公眾傾向於相信危言聳聽的謠言而非科學嚴謹的專業表述？對於爭議話題中動輒站隊而非依靠自己的理性去質證事實、探尋答案的人，有什麼好的辦法做針對性的傳播或者說說服嗎？

賈鶴鵬：我本人近兩年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爭議性辭彙的選用對人們科技態度的影響。比如同樣的內容，如果表述成「農業生物技術」，就比表述成「轉基因」更容易被公眾接受。但我更多的工作是總結和介紹整個領域的研究，這方面是中國科學傳播一個格外的弱項。我們做了這麼多年傳播，或者官方做了這麼多年科普，一直沒有嘗試在科學傳播或科普舉措與公眾科學態度（或反科學態度）之間建立相關性。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西方科學傳播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此處篇幅有限，難以系統介紹，大致可以認為，溝通效果決定於幾大方面的因素：信息內容；信息給定和表達方式；互相競爭的信息的相對強度；受眾的注意力；社會心理影響因素，如是否信任科學家，情感，價值觀等；還有一個是受眾個體性特點，如知識程度、性別等。

這樣看起來，科學傳播的話語方式與實際溝通的效果之間當然是有關係的，但不是唯一的線性關係。科學傳播的話語方式還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響。最有效果的科學傳播話語方式應該就是，它能調動起更多的影響因素，比如既增進知識、又言簡意賅，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發言者又是像諾獎獲得者這樣得到受眾信任的等等。但即便如此，科學傳播的效果仍然受到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響。比如受眾與科學傳播話題的利益相關性越弱，越難以提起興趣。

為什麼普通公眾傾向於相信危言聳聽的謠言而非科學嚴謹的專業表述？我覺得首先，公眾沒有義務去聽取嚴謹的科學表述，即便是100%正確的內容，公眾都可以選擇不聽。其次，影響受眾接受一個信息的一大因素是，會否對其給予注意力。我們人類在長期進化中，發展出健忘的「好習慣」——就是迅速忘卻或不去關注那些與自己生活沒有直接關係、對自己沒有直接威脅的信息。這是人類為了合理利用注意力資源求得生存的天性。

第二個進化出來的心理機制是負面傾向性，即人們更容易關注壞事、關注負面。因為這才能讓人們儘可能避免危險。很多研究表明，同樣內容，如果用負面語法結構表述，其得到的注意力就更多，但得到的認可或支持就越少。

所以，為什麼危言聳聽的謠言會吸引人？因為對於危言聳聽的事情，人們會分配注意力，而且覺得自己受威脅了，所以願意投入認知資源。當然，這裡面也與長期培養的理性思維有關係。一個高度理性的人看一眼「危言聳聽的謠言」的標題就知道是假的，所以就不會去關注。但不能指望大多數普通人具有這方面的素質。

動輒站隊與分配注意力資源有關，同時更受到另一路心理學理論的影響，motivated reasoning，通常被翻譯成動機性推理，就是人們只有被激發起來，才會對特定的事務分配注意力，進行推理。大量的研究表明，相比於知識，情感、價值等因素更能起到這種激發（motivation）作用。越是敏感性的話題，越是人們本來就容易站隊的話題，在現實中就更容易激發人們走向極端化。在諾獎獲得者公開信發表後，我所在的多個微信群已經對此爭得不可開交。這也是因為轉基因在中國實在成為一個太敏感、太標誌性的辭彙，讓人迅速調動起注意力資源。

至於說有什麼說服辦法，我覺得短期很難。就像我上面說的，一方面，科學傳播的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轉基因這個話題太容易起到激發作用，已經不是一個很容易讓人坐下來理性討論的議題了。但我想強調兩點，一個是人們不接受轉基因，並不表明就拒絕科學。另一點是，生物技術的發展在轉基因上遭遇了挫折並不意味著這一技術就繞不過這個坎了。技術是進步的，技術也是要適應社會土壤的。

4

轉基因問題如何撕裂社會？

《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當前在轉基因話題上基本無法有效溝通，這種撕裂社會的現象是怎麼發生的，背後是什麼機制在起作用？重建對話與溝通的社會信任是否還有可能？

賈鶴鵬：對，中國社會當前在轉基因話題上基本無法有效溝通，轉基因爭議現在已經成為了一種撕裂社會的現象。這是我的研究重點探討的問題。轉基因議題具備了導致社會劇烈爭議的幾乎所有條件，走到今天這一步不是偶然的，經歷了很長過渡，最終使得轉基因議題成為了多方訴求集中爆發的點。要理解這一點，需要分成兩個方面來分析。第一個方面是轉基因如何滿足各種持久的社會爭議的要素（這個不局限在中國）；第二點是它如何成為了中國社會最顯性的科技爭議。

首先，轉基因爭議的出現當然與其是一種對自然的顯著改造有關。但轉基因絕不是唯一對自然進行改造的技術。飛機、移動通訊等等技術都不是自然發展出來的。但偏巧，轉基因又涉及到食物和農業。前者足以牽動所有人的神經，後者則極為容易被理想化，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大量理想化農業生活的案例。但還有一點，就是轉基因技術又不是一個人們作為用戶不得不用的技術。我擔心坐飛機掉下來，但不得不坐。可作為消費者，人們可能並不關心農民應對雜草有多難（我自己種菜，知道這一點的困難）。另外，轉基因技術出現的時機正好趕上人們開始普遍反思現代科技的時候，正好趕上反戰一代成長為社會中堅，正趕上西方進入後工業時代後，環保被作為一種基本價值得到普及，被作為一種幾乎等同於吃飽穿暖的基本需求。而轉基因技術並不是直接解決吃飽穿暖需求的，而是「吃得更好，穿得更暖，還要成本更低」，而這些，在將環保作為基本價值的人眼裡，完全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

第二，轉基因為什麼成為中國社會最顯性的爭議呢？我覺得這與社會性因素和公眾的心理性因素都分不開。從社會性因素上講，國際轉基因爭端提供了機遇，但主導轉基因的農業部作為弱勢部委無法主導輿論，在中國，反轉人士反覆把轉基因與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聯繫到一起，導致其受到普遍質疑。從心理因素上講，決定公眾科技態度的最核心幾個因素（變數）——信任、風險感、價值認同等——都在成為積極影響公眾態度的肇因。注意力因素和篩選判斷信息的框架，都在影響著公眾對已經成為熱點爭議的轉基因議題的接納或拒斥。而且，轉基因爭端越是發展，越是和其他的社會議題糾纏到一起。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重建對話與溝通的社會信任是否還有可能？我覺得有可能，但很難。我剛才已經講過轉基因議題極端敏感化後導致極端態度的心理機制。如果我們把這些心理機制與當代中國社會的現狀相結合，就會發現它們對社會裂痕起到了擴大器的作用。大多數人本來對科技議題並不感興趣，也不關注其中的是是非非。但因為轉基因議題的高度敏感性，加上人們關注負面、關注值得注意對象的自我保護本能，就使得在公共語境中，人們容易對其關注並發表意見。而動機性推理的心理趨勢，則容易讓人們堅持自己先入為主認定的思路。所以對話並不容易。

但我仍然覺得有可能，對此謹慎樂觀。因為不管有多少人覺得轉基因不安全，中國轉基因大豆油的消費量基本上從來沒有下降。這實際上說明，人們的行為並不一定由顯性的態度支配。轉基因大豆油的競爭優勢擺在那裡，最終中國大多數人仍然會考慮經濟問題。

第二點在於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採取強力措施推動轉基因，這未嘗不是消除社會紛爭的手段。我在其他地方說過，最終轉基因是否產業化，是一個政治決定。但一旦形成了國家的政治決定，往什麼方向影響普通人對轉基因的看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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