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你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台灣，請聽我說》（吳錦勛撰述，華夏出版社，2015年1月）
1949年的大移民潮，讓三歲的蔣勛，隨著父母兄姊經由馬祖，逃難來台。
蔣勛的母親原是清朝滿族正白旗的貴族，老家在辛亥革命時幾乎慘遭滅族，只留下蔣勛的外祖父一人。人是活下來，但帶著族群鬥爭的悲慘記憶，傳承下來，讓蔣勛母親很早就體會到作為一種「差異族群」的危險，也令她比福建農民出身的蔣勛父親更有彈性，也更有智慧。
來台後，蔣勛父親在糧食局謀得小公務員一職，母親捨棄外省人聚集的廈門街宿舍，反而很有遠見地挑選台灣人聚集的台北大龍峒安家落戶。大龍峒是台北最古老的社區之一，母親希望蔣勛能儘早融入當地，刻意為他創造一種曖昧又包容的成長空間。
如今，蔣勛已是紅遍兩岸的美學大師。他感恩地說：「這是台灣給我的機會。」台灣多元複雜的文化，滋養了一個觀點開放而包容的蔣勛。他眼中的台灣處處充滿美的驚喜，這座小小的島嶼同時具有了地理上的游離、政治上的曖昧、文化上的活潑三種特性，形塑了台灣文化的特色。蔣勛回看十六世紀的台灣，老早就站上了世界的舞台，「台灣從不是封閉的、自憐的」。
台灣的豐富足以讓她直接面向全世界；台灣的「錯亂」也孕育了今日悠遊世界各種美麗國度、從心所欲的蔣勛。
蔣勛。（《遠見》雜誌提供）
蔣勛：台灣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何在？
我的母親是陝西古老滿族的正白旗貴族，曾祖父是西安知府，她生在一個好家庭，從小看戲班唱戲、讀演義小說，很有文化教養。而我父親是福建農民家庭出身，他們的結合很特別，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又各自屬於不同階級。我媽媽家是老貴族，有很多房子租給人，我父親去做我母親家族的房客，兩人後來就相識結婚了。
我出生在西安，1949年，也就是我三歲時，和父母兄姊輾轉經由馬祖白犬島來台。我的父親是糧食局的公務員。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姐妹，我排第四，但我們共同的記憶是，我們很少得到爸爸的鼓勵，他永遠跟我講做人處世的道理，永遠問我功課做完沒。他總是要求孩子要做得更好。
我的父親與母親
嚴父慈母是有趣的，在父親面前，我像賈寶玉看到賈父似的會發抖。我母親比較柔軟，我一直到了五十幾歲，還躺在母親懷裡，讓她幫我掏耳朵，在她面前我完全可以撒嬌自在，好像賈寶玉在賈母面前，極其驕縱，賈母可以用手從頭摸到背的那般溺寵他。
我小時候跟母親一起去市場買魚、買蔥、買姜啊，回來剁豬肉、揉麵糰、擀麵皮、包餃子，然後一起吃。食物原本是一種滋養分享，我和媽媽所有的味覺、嗅覺、觸覺都在一起分享。
但這些美好時刻，感覺我父親常常是缺席的。他常晚歸回來，然後吃我們吃剩的菜，只是盡責任在餵飽自己。他是農民家庭出身，從來不懂享樂，連電影都不太看。我小學時他帶我去吃面，為了省錢，他自己叫了一碗陽春麵，卻叫豬肝面給我吃，我當時覺得好羞恥。
我始終搞不懂，父親為什麼要扮演那種刻苦勤勞的角色。他晚上睡在三十公分寬的條凳上，一夜姿勢不變，絕不會掉下來。我早上起床後，他已經在掃地，不管什麼時候，寫的字永遠一絲不苟。
可是我母親不會這樣，她會去偷偷看電影、買化妝品，有一種作為女人的、小小的快樂，我也分享了她的那個部分。而我父親永遠不懂我母親為什麼要去聽戲、看電影。
我對父親一直只有尊敬，甚至敬畏。一個人如果你看不到他犯錯或脆弱的時候，那是永遠不容易親近的。所以當他八十七歲去世時，我有一種好複雜、好難講的心情，有儒家式遺憾的彌補，也有西方父子衝突的復仇，既愛戀又憎恨，既依戀又報復。
清洗父親的遺體，其實也等於我清洗了我自己。這其實是一種儀式，他走之後，我畫了一系列男體油畫，探索肉身，探索自己，也探索父親，慢慢跟他有種精神上的和解。
融入當地，落地生根
真正的堅強其實可能包含脆弱在裡面，我母親也許才是真正堅強的人。
我母親這樣出身的落難貴族，對於人在亂世里怎麼生存，有一種本能的敏感。因為他們家族在辛亥革命就「出局」了。「出局」的意思是，在革命時，家裡男丁幾乎都被殺光了，只留了我外祖父一個人，算是留種吧。因為他們不是漢人，在和漢人鬥爭的過程里，她完全知道族群的悲慘是怎樣。
後來我們家逃難，她在戰爭裡帶著孩子在死屍堆里躲過日軍追殺。來台灣後，父親一心想參與「反攻大陸」，兩年沒有工作，後來在糧食局當個公務員，有兩個宿舍可以選，我母親在廈門街和大龍峒之間的兩個宿舍，選了大龍峒，它是今天的大同區，緊靠保安宮，是台灣最古老的社區之一。
為什麼她要選大龍峒，不選廈門街？或許因為在西安他們家有被滅族的記憶，她對作為「差異的族群」有很深的焦慮吧，所以來台後，她覺得一定要融入當地，一定要落地生根，否則你永遠都是外來者。她非常聰明，想法有彈性，而且具有母性本能，她覺得跟阿姨、嬸嬸們等外省人一起住在廈門街，不是好的選擇。
我母親來到台灣以後，後來向台灣人學做油麵、年糕，學本省習俗……我三四歲時，記得跟她搭了二路公車到了孔廟、保安宮一帶，四周都是講同安話（閩南語）的台灣人，她選擇了這裡做台灣定居的地方，希望她的孩子在當地的族群里長大，她要我融入，為我創造一種曖昧又包容的成長空間。
我們家附近的孔廟、圓山都充滿我童年的回憶。還記得我曾逃學去看那裡常常演出的酬神布袋戲、歌仔戲，現在想想，很不可思議，我們住的地方只有我們這戶是外省人家，他們卻都對我們很好，常拿年糕、油飯給我們。這些民間的、本土的文化，成為我最早的養分。
作為外省第二代，思考方式很容易太單一，他們不會知道閩南族群在國民黨統治時受到的壓抑。當然，這個是國民黨要負責的，因為國民黨過去在接收過程中非常粗暴，沒有看出台灣的獨特性，就只從日本手上接收，但方式太粗暴了。對待文化的態度也很粗暴，包括對待每一個族群的母語也非常粗暴，我們小時候都被罰過，我小時候都講閩南語，講到某個階段就被罰錢，把少數民族稱為「番仔」也沒有感覺。我一直覺得怪，我跟同班同學講一樣的話，為什麼我會被罰錢。
蔣勛的小學畢業照。（蔣勛提供）
複雜性是台灣最強的優勢
我很感謝我父母沒有住在眷村，把我帶到老台灣閩南人的社區長大，我想，如果我家當時選擇在外省人聚集的廈門街啊，我不可能有後來更豐富的東西。
我常跑大陸，還看不出大陸有哪一個點像台灣一樣，有這麼活潑的生命力。我覺得這是台灣給我的機會。大陸的學者在美學理論下的功夫之深，很令人佩服。而台灣基本上是錯亂的，她最強的優勢是全世界都很難有的活潑。
就像我，身上有來自我母親陝西老滿族的正白旗貴族血液，以及我從小跟她聽崑曲的經驗，和父親來自福建移民的生活；加上從小我在閩南同安人圍繞的環境長大，讀書時又受美式搖滾嬉皮文化的影響；身邊有些朋友因為父母都是日本的留學生而殘留著日本文化；後來我出國留學，到了歐洲，又看到最具革命顛覆和最傳統的美。
特別是我年輕時多麼有幸進入台北故宮，遇到了莊嚴、李霖燦、那志良及王壯為等大師，他們很奢侈地傾囊相授。這些老師身上都有很好的人的品質，李霖燦老師看到好作品，會嘆息說：「這個美我講不出來！」然後跟你一起歡喜讚歎；王壯為老師每次看書法：「啊，太美了，我們非喝酒不可了。」美，不是理論，美是要分享的，這些老師教我，人覺得最美的，還是那種想要分享的心情。
這是台灣最大的優勢，因為它的複雜性張成了一面網，使我走到世界各地，都會尊重那個文化。我每年好幾次去日本，沒有任何不安，我覺得裡面有好美的武士道精神，在櫻花的季節被櫻花的美感動。
我二十幾歲第一次去日本時，被我母親罵到臭頭。對比我父母那一輩，他們在戰亂中經過那種苦，我那時才意識到，台灣戰後長大的我們是那麼活潑和自由，沒有包袱，可是父母親那輩卻有太多痛苦的記憶，就好像我的法蘭西朋友對德國是沒有辦法原諒的。
台灣的複雜多樣，使我體會到孔子講的「無入而不自得」，可是我不必等到七十歲，也不必周遊列國十九年，我進到任何體系里都能夠如魚得水。理念上不保守了，如此你才能活潑。
台灣地理的游離性、政治的曖昧性、文化的活潑性……
台灣這個島嶼，小到粗糙一點的世界地圖都沒有標示，可是我們都知道她是「存在」的。但是，台灣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我之前寫過《島嶼獨白》，很多事情，我都用島嶼性來思考台灣。所以我講台灣都不用台灣，我都用「島嶼」。
台灣就是一座島嶼，她在大陸的邊緣，又在整個島族列嶼的中段，一邊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洋，一邊是世界上最大的亞洲陸地。我不同意說有個獨立的台灣民族，但台灣和大陸還是不一樣，地理位置的游離，造就她政治的曖昧性，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的影響，這是連中國大陸都無法否定的。
任何一個對台灣僵固的看法，都有可能是錯的。只有游離的，才有活潑。像在王安石變法時代，蘇東坡被當成舊黨，被打壓得很厲害，但舊黨起來後，他又被認為是新黨，處處為新黨講話。
我一直喜歡歷史裡的這種角色，有游離性，說明他不教條。我希望台灣永遠有活力、有彈性。
從世界的平台看台灣
台灣其實可以更開放。台灣政治上的曖昧正好是它的豐富性。這是歷史的加法，你既有這麼豐富的過去，為什麼不要它？你全部可以加起來，這其實是你的優勢，因為沒有一個地方這麼複雜、有這種優勢。
台灣要把這個曖昧性擴大為豐富性，這其實對台灣是非常有利的。
我還是覺得台灣作為一個島嶼，海洋不是封閉它的，而是要把它開拓到世界去，這個是一念之間的改變。如果你要閉鎖，海洋就是閉鎖；你要開放，海洋就是開放，可以航向世界每一個角落。所以我覺得台灣可以很活潑、很有生命力，會帶動整個東亞或中國大陸，因為她有非常年輕的東西。
沒有存活，一切都沒有了
看電影《一八九五》，苗栗的客家族群最後都戰死了，它可以是悲壯歷史的片段，但絕對不可能是歷史的全貌。這不應該是台灣的全部，我也覺得不應該鼓勵滅族的悲壯精神，拼搏很重要，但最後存活也很重要。
清朝「戊戌政變」，譚嗣同會對梁啟超說：「你一定要走，沒有逃走的人，革命就沒有人繼續；沒有留下來的人，就沒有人犧牲。」每個人有每個人扮演的角色，這是一個大包容，它裡面承認：「你逃亡有逃亡的意義，我砍頭有砍頭的意義。」台灣歷史也該有人用這個角度去寫。
我們可以歌頌個人的悲壯，但從族群生存的角度看卻是非常複雜的。台灣處境再差，這個島嶼必須存在，她有最基本的人民要存活的意義在裡面。
我相信台灣有一天仍要面對這抉擇，因為台灣就是島嶼。現在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歷史，都是他們自己要的樣子，要人民為他們服務，那是錯的。人民最大的意義，一定是「存活」。
現在只要打開電視，你看到的許多新聞、許多現狀都可能讓你悲觀；但是，對於台灣，我們沒有不樂觀的理由和可能。因為樂觀是一種信仰，這樣一個島嶼經歷過這麼多的變遷，她雖然一路變，但始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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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蔣勛：台灣要把曖昧性擴大為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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