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看商鞅變法，這點影響人類進程？

強制分居令

中國的史學研究直至當代，受封建史學的影響依然極深。西漢末開始，儒家思想指導著封建史學，它的歷史觀是用道德去衡量所有歷史人物和事件。亦即一種道德史觀，而不是科學史觀。

不過今天的中國人倒也不好菲薄古人，因為即便是現代流行一時的馬列主義史觀，用階級壓迫去解釋一切歷史現象，其實本質還是一種道德史觀。

正因為我們把東周列國新興地主階級的上升當作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律，長期以來對對商鞅變法以後秦代社會的特殊性懵然無知。

現在我們知道了，商鞅改革之後的秦國，直到它的統一和滅亡，走的是一條全面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發展道路。這對我們既往以來公式化的社會發展史觀不能不說是顛覆性的。

但是，這一驚人的結論帶給我們的，是更大的困惑。聯想到２０世紀那場浩浩蕩蕩的土地**，在兩千年前的歷史條件下，這樣一場超越時代的變革是怎麼可能取得成功的呢？為什麼文化先進的其他六國就無法做到？

其實謎底顯而易見，只是人們從來沒有去注意它罷了。在這方面，秦國社會本身的原始性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這與後來共產主義革命能在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率先成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商鞅變法包含有一條看似十分次要的條款，簡稱「分異令」，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據說，因為秦國文化落後，到秦孝公時還保持著父子兄弟、妯娌姐妹同居一室的陋俗，所以商鞅嚴令父子兄弟別室而居，是為了清正風俗。因此很多人談論變法時，認為它可有可無，甚至乾脆略過不提。

陋習自然是要改的。但大張旗鼓地在變法中提出來並載入史冊，就絕不是＂改良風化＂那麼簡單。這條法令正是變法成功的關鍵之舉，它還差一點改寫了歷史。

所謂「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並不僅僅說明一種＂男女無別＂的生活方式。至於他們是不是真的睡一張炕上，也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對商鞅的「分異令」，漢時賈誼曾這樣指責：「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 充分說明了這一條令所具有的經濟含意。

秦國地處西鄙，社會結構的演變較中原晚很多，存在相當重的氏族公社制殘餘。這種「同室而居」 正反映出從氏族公社向家庭公社過渡的狀況。即在農業生產活動中，以一個大家庭為單位，成年男子共同擔當勞動生產，共享財產。這種家庭公社正是後世宗法宗族社會形成的萌芽狀態。

中國的宗族宗法制度，直接脫胎於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親疏等級的社會網路。楊師群先生在《西周春秋時期平民血族組織初探》指出: 「大部分國人家族屬於貴族或國君的宗族」;「另一部分不屬於各級貴族宗族的平民家族,也有自已的宗族組織……平民組織統屬於國家，或可分封」。

這種制度在西周達到完善，「在某種意義上講，父權制大家族或父家長家庭公社，實際上是周代社會的統治基礎。」 。周代諸侯分封制度，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

後來，領主分封制消亡了，但是以祖先崇拜維繫起來的宗族宗法制度卻與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起發揚光大，可以說浸透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文明。如梁啟超所說：「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

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紀的秦國，這一社會形態被商鞅扼殺在了搖籃里。

《史記·商君列傳》

漢－賈誼－《治安策》

葛志毅 －《西周春秋政制抉徽》,載《中國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

整理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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