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躁鬱症的父親被我送進了休養所，我卻倍感欣慰

「明天您父親就可以出院了，一切已經準備就緒 。」 社工對我說。 她的語調活潑雀躍，似乎這是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

可事實是，我的心裡一沉，有種道不出的酸楚。

這是我父親5個月以來的第三次入院治療。十多年前病情的突然惡化，讓他至今一直沒能痊癒。早在他20多歲的時候，父親就已經被診斷出患有躁鬱症，好在最初病情穩定，維持了幾年的美好光景。2008年，父親的躁鬱表徵突然惡化，他深陷病痛折磨之中無法自拔 —— 那一年，父親44歲，我18歲。

父親當時的狀況不允許他外出工作，而且日常必須有人陪護。我父母的婚姻最終沒能逃離瑣碎生活的考驗，在三年後宣告結束。此後，父親搬去和我的奶奶住在一起。他開始整日躺在窗前的陽光里昏睡，囚禁於精神的煉獄裡，日日夜夜。

家裡人對父親每年至少一次的入院治療已經習以為常，可今冬的情形令人非常不安。今年一月，父親因躁鬱症發作被我送進醫院，在急診室度過了艱難的12個小時之後，醫生宣布要將他轉至另外一所專治精神科疾病的醫院。

看到被綁在擔架上的他時，我心裡一緊，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為他祈禱。然而，剛剛到達那裡，工作人員就立刻確診他的癥狀和躁鬱症沒有太大關聯，這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他的體征伴有中風的跡象。我並不知道，當時的父親正再次被迅速轉院，轉入另一家主治精神內科的醫院。當日深夜，我接到主治大夫詢問父親癥狀的電話後，才得知不久前發生的這一切。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和家人花了很多時間想要弄清楚造成父親健康危機的主要原因。主治他的神經科醫生有效地通過理療和藥物解決了父親中風的癥狀，可他的心理需求受到了忽視。在被送進臨時療養院的短短兩周里，他的心理健康狀況急轉直下，走投無路的我們把父親接回了家。此時的他其實正飽受神經系統受損的折磨，並且衍生出自殺傾向。

幾周過後，父親因自殺未遂重度昏迷而再次被送進急救室。經過我的不懈努力，一所精神病醫院最終同意收治父親，我確信只有這樣的心理診療才是父親所真正需要的。

果不其然，三周的療程為他贏得了健康奇蹟。這也是先前電話里，社工歡欣鼓舞地通知我安排父親出院的原因。

「他不能再回到我這兒來了。」 奶奶在電話里這樣告訴我，她的聲音帶著哭腔，令人心碎。

奶奶是對的。她年事已高，有她自己的健康問題需要擔憂。讓奶奶繼續照料父親，無論怎麼看，對他們倆來說都是不現實的。

然而，聽到這些話的當時，我的心裡在烈日下還是一陣冷冷地抽搐。我坐在新罕布希爾州家中的院子里，修剪著五月新植的嫩葉，儘可能地把注意力聚焦在眼前的草坪上以試圖保持冷靜。

我現在帶著寶寶住在省外，沒有能力照料父親有兩個最直接的原因：第一，父親一旦搬來和我同住，他將無法跨省享受國家提供的免費醫療保險。第二，我個人精力有限，同時照料一個嬰兒和一位病痛纏身需要情感陪護的父親將會令生活異常艱辛。

更加讓我擔憂的是，我的三個兄弟姐妹都剛20多歲，年華正好的他們有的生活在國外，有的才步入大學校門，還有的正在風風火火地搞創業。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有條件和精力妥善照料生病的父親。

在那一刻，父親的生死已不再是我的頭號擔憂，一個更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就這樣冷不防地出現了：如果他活下來，哪裡是去處？

半個世紀以前，我父親也許會以病患的身份被長期收容在精神病醫院。那時的精神醫療機構擁有哥特式華美建築和無際的綠植草坪，表面上正規經營，實際上卻暗藏貓膩。被收容的病患常常遭受極端管制甚至被用來做未經允許的人體試驗。醫院內部資金問題不斷，診療空間擁擠不堪。

到了上世紀60年代，政府採取一切措施想要擺脫醫院系統國有體制，使精神病患者的理療非機構化。這一政策主要由兩個事件驅動：首先是1955年鹽酸氯普馬嗪（Thorazine ） 的問世 —— 第一個成功的抗精神病藥物，該藥物可以確保病患精神穩定，有機會享受高牆外的自由生活。

第二個事件是發生在1965年的聯邦律法更改，新設立的醫療補助將不被用於精神病醫院患者的醫療。政策制定者的出發點是想讓病患與社會更好的聯結，但並未就此而提出合理有效的解決方法，然而此時，大批的精神病科系醫院卻已經開始積極相應，陸續關門。數據統計截止到1990年，大概有70%左右的精神診療機構停止運營。

上世紀90年代，美國大多數州已經實現了超過95%的非機構化：如果說1955年有100位病患可以享受機構精神診療，按照比例推算，現在的人數將縮減至不足5人。今天，每十萬個美國公民，只有14個人才可以申請到精神科診療床位。這個比率與制度發展尚不完善的19世紀50年代不分伯仲。

雖然乍一看，這似乎是一個勝利，可是機構缺失為如何照料精神病患掘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需要治療的精神病患被塞進了監獄系統和療養院，對於處理精神疾病等醫療問題，這是一種非常不穩妥的方案。目前，監獄系統中的嚴重病患總數是普通醫院的三倍，40%以上的精神疾病患者，將在人生的某一時刻被刑事司法系統所控制。

同監獄相比，療養院似乎是一個更好的選擇，然而久居療養院的病患多數被多重抑鬱和焦慮所困擾，儘管療養院打出的照料牌頗為動人。201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與普通人相比，入住療養院的重度精神疾病患者偏低齡（療養院里接收的躁鬱症患者和分裂症患者，半數以上的年齡都在64歲以下），並且入住時間更長。

中風之後的父親入住療養院時剛滿52歲，當時的他身體狀況還算穩定，但是心理方面還是異常脆弱。雖然沒有人願意說破，可醫生們還是很謹慎地守在父親身邊，以防不測。兩周的療養像一場劫難，他的精神狀況每況愈下。兒孫來探望的時候，父親甚至都不願下床。我心裡清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那裡繼續多一秒，父親離遺忘和麻木的絕望就更近一步。

作者的祖母和父親

幾個月後，是父親在心理病房治療的最後期限，社工緻電家人提早安排父親的出院事宜。這並不出人意料，父親在特殊病房的幾周里病況一直在改善，只是我還沒能及時查詢到可以接納父親的下一個容身之所。

父親不是新期病患，所以不具備享受過渡期住所項目的權利。而等待低保房屋補貼的人實在太多，外加可以提供的條件也不符合父親的監護需求。此外，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再次入住療養院只會讓他的狀況越來越差。

「他將無家可歸。」 我對社工這樣傾訴著。我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心裡有止不住的苦楚。現在的父親已經成為全美無家可歸者中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那三分之一——

沒錯，我是希望藉此獲取同情，讓父親有可能獲得更好的治療和服務。

「我們不樂於看到搬出的病人前往收容所，但是這樣的情形沒少發生。」 她回答說。2006年，有研究表明，在我父親所生活的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六個月內有近27%的病患出院後即刻無家可歸。更不要提那些精神理療不發達的省份，數據只能是更可怕。

但是，好心的社工透漏了這樣的一個重要信息：馬薩諸塞州有兩處所謂的休養所，其中一所是專為患有慢性精神疾病但是狀況穩定的病患所提供。

「能排上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試試。」 她突然燃起了我的一絲希望。

六個月內有近27%的病患出院後即刻無家可歸

我父親現在已經在休養所生活將近一年了。這是他十年間沒有任何理療住院記錄最長的一段時間。 這並非巧合。

「這裡感覺就像家一樣。」 他最近心情頗為愉快地告訴我。

我覺得對於休養所最好的描述可以概括成，專為精神病患而提供的成人宿舍。在馬薩諸塞州，大部分居民可以通過國家醫療保險以及殘疾人補助來支付醫療費用。休養所一共兩層，配備設有電視機的公共娛樂大廳和公共浴室。在浴室里，工作人員可以為病患提供剃鬚服務等其他符合生活實際需求的協助。在小餐室，每日供應三餐，工作人員會遵醫囑，定時分發病患所需的輔助性藥物。

他們還會配合協調病患與醫生的診療時間。休養所里的病患可以隨意出入，給予他們所需要的獨立意識和空間。

休養所也並非完美至極。父親也會常常打電話對我抱怨說那裡的晚餐總是一成不變的三明治，或者孩子氣十足地舉報其他病患總是握著遙控器不撒手害他沒電視看。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對於我父親和整個家庭來說，都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轉變。

「我挺好的。」 最近詢問起父親怎麼樣，他就這樣回我。事實上，在經歷了多年的抑鬱期之後，他現在居然時常打電話給我，連假期都不間斷。這真是令人開心。他開始散步，寫作，甚至新交了女朋友，對方也是休養院的病患。

我不再擔心他是否會按時接受診療；夜裡躺在床上，也不會再擔憂父親身邊是不是有人在旁監護。我的祖母沒有也無法做到對他的時刻監護，更別提令人頭痛的藥物管理。然而，在這個休養院的小組家庭里，為了實現即時監護，建立設置了整套的服務網。如果我擔心父親的健康狀況，隨時可以打電話給工作人員進行詢問。

他開始散步，寫作，甚至新交了女朋友，對方也是休養院的病患。

穩定且容易獲得的居住保障有助於改善精神病患的健康狀況。這已然不是一個秘密。早在1990年， 紐約市就率先發起了《紐約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所協議》（the New York Agreement to House the Homeless Mentally Ill），專註改善精神病患無家可歸的狀況，並對其提供永久性居所支持和社區生活的選擇權。

研究發現，參與接受項目支持的病患幾乎很少有入院記錄，即使需要住院也多為短期病人。同時，很少有病患的病情惡化導致最終被監禁隔離。賓夕法尼亞大學（UPenn）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與不提供住房的項目相比，該協議需額外從公眾資金中為每人籌集出每年995美金的費用。但是從長遠發展來看，該計劃為市政節省了更多在急救和監禁措施方面的成本。

其他的一些類似項目也顯示了其益處，只是相關項目少之又少。事實上，非盈利組織全國心理疾病聯盟（NAMI）強調，安全又經濟的住所缺失是阻礙精神病患順利恢復的壁壘。該組織呼籲範圍更廣的居所供給，無論是像我父親一樣的監護型社區，有工作人員24小時待崗；還是類似於病患獨居，有社工按時上門拜訪的半獨立看護型服務性居所。

該呼籲得到了相應。811章程，是聯邦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門（Federal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簡稱 HUD），旨在為殘疾人提供支持性住房的決策性文件。精神病患是其中的輔助對象之一。該章程在2012年得到深化推廣，但是仍舊不能滿足現有社會需求。

2011年，聯邦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門與美國衛生和人力資源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合作推出一項為期三年的計劃，名為 「以滿足社區居住為先導的房屋能力建設計劃」（the Housing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for Community Living）。針對輔助的主要人群是有入院風險且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然而，該計劃對於精神病患的實際效用仍有待研究。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的職業要求我能夠迅速把控複雜的局面，探究最深層的普世之方。但是在我所經歷的家庭危機里，我卻無力獨自為家人找到合適的居所方案。撇開特例不談，我的親身經歷證明了全國上下並沒有一個組織完善的安全網，來保證非機構化遺留下來的社區居所缺口。

目前來講，也就是說還有很多的精神病患有可能最終人獄，被收容在護理所，甚至流落街頭，無家可歸。而只有少部分家庭可以享受到像我父親這樣的二次理療機會。

「入住診療機構」 不是件好事。所有人都在傾盡所能地讓自己患病的所愛之人遠離這種可能。然而，每次當車子一靠近父親的磚樓宿舍，聽到孩子大叫 「爺爺的家」 時；或者看到父親面容慈祥走出來，孩子雀躍著迎向他時，我的心裡總是異常柔軟又堅定。我知道，我正在經歷一個奇蹟。一種如果父親沒能入住診療機構將不可能實現的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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