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大審判：陳公博多面人生的最終結局

文史 07-05

戰後大審判：陳公博多面人生的最終結局

在抗日戰爭期間，一些民族敗類為了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喪失國格和人格，認敵為友，充當了日本法西斯侵華的工具和幫凶，成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這些民族敗類最終的下場與日本法西斯一樣，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成為人人討而誅之的對象。他們最終也逃脫不了正義的審判。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公開向日本妥協，並於1940年3月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並擔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而作為汪精衛政府的二號人物陳公博，其人生經歷之複雜，令人感慨。

戰後大審判：陳公博多面人生的最終結局

其人生平

陳公博是1892年10月19日生人，祖籍原是廣東乳源，其家長期居住於南海，他的父親曾任過清末廣西提督，後解職回到廣州。年輕時在北京大學深造，1920年畢業後回廣州和譚平同創辦《群報》，任總編輯，當時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於是在1921年春參與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參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同年2月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1925年回國任廣東大學教授，代理校長，在此期間加入了國民黨。

在躋身國民黨行列之後，陳公博以「左派」自詡，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長、國民黨中央常委、工人部長等職。北伐戰爭推進至長江一線之後，國民政府分裂成武漢和南京兩個政府，陳公博選擇支持汪精衛，並且1927年與汪精衛發動「七一五」政變。[1]

1928年陳公博到上海，出版各種書刊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各種主張，成為國民黨內改組派的宣導者。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謀求和解，蔣介石及汪精衛再度合作，汪任行政院長，陳亦任國民政府民眾訓練部、實業部長等職。

1937年抗戰爆發。之後，汪精衛與日本暗中交涉談判，於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其與日本合作的「國民政府」。陳公博一開始對汪精衛的投日行為有所保留，最後卻選擇追隨汪精衛的腳步。[2]

在汪精衛所成立的「國民政府」中，陳公博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歷任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政治訓練部部長、上海市長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鄉委員會委員長，是汪精衛集團當之無愧的「二號人物」。

在1944年汪精衛病死於日本名古屋之後，任偽國民政府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一時風頭無二，只是當時日本衰象已顯，這種風光顯然難以長久。 [3]

戰後大審判：陳公博多面人生的最終結局

潛逃日本，假傳自殺

1945年8月25日，天剛蒙蒙亮，一架MC型運輸機在晨曦中從南京明故宮機場起飛。飛機起飛後一直向東飛去。機上坐著陳公博及妻子李勵庄、秘書莫國康，還有偽安徽省省長林柏生、偽實業部部長陳君慧、偽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等共七人。陳公博坐在機艙內臨時放置的木凳上，雙眉緊皺，心事重重。

抗日戰爭以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而告終，身為偽國民政府代主席的陳公博知道難逃法網，決定秘密出逃日本，這一計劃，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准。

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陳公博潛逃日本的消息經過國內媒體的報道頓時天下嘩然，各大媒體紛紛發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交出陳公博，而中國政府也藉此機會向日本政府施壓。

沒想到日本政府竟然玩起了「假死」的花招。8月29日晚，日本同盟社突然發了一條消息：陳公博8月28日在京都自殺受傷，送醫院搶救不治身亡。這條消息經過路透社轉播，很快刊登在國內外各報刊上。有這樣的巧合嗎？國內的民眾自然不會相信這樣的託詞，國內外媒體紛紛將質疑的矛頭指向這則消息。[4]

果不其然，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字無條件投降。9月3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稱，陳公博與妻子秘書一行7人受日本外交部以及軍事當局的保護。在日本投降6天之後，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受蔣介石之令，向日本侵華軍總司令部發出備忘錄，要求岡村寧次轉告日本政府逮捕陳公博，將其立即押還南京。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連自己本國的戰犯都無法保護，更別提保護陳公博了。日本政府出於無奈，一直拖到10月3日才將陳公博等漢奸從日本押回中國。

對於回國後的下場，陳公博心裡充滿了惶恐，他曾苦笑著對妻子李勵庄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次你要跟著我吃苦了。」李勵庄聽說此話，大哭起來：「日本政府說話不算話，當初不是講好了要嚴守秘密，保證我們的生命安全，現在怎麼又要把我們交出去呢！」

就這樣，陳公博在日本度過了戰戰兢兢的1個月零8天後，被送回南京，隨即被逮捕，關進了寧海路23號軍統局臨時看守所，開始了他的囚徒生活。[5]

寄希望於蔣介石

1946年1月間，陳公博、梅思平、林柏生、李聖五等均囚於南京寧海路52號一幢古式洋房的二層樓房間內，陳璧君、莫國康(陳公博的女秘書)、陳舜貞(褚民誼之妻)以及陳公博的老婆李勵庄則囚於樓下的房間內。門口站有崗警，門內陳設如一般人家的住宅，條件尚好。1946年3月初，陳公博與陳璧君、褚民誼等3人被押送至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交司法部門正式審判。

在此期間，陳公博一直沒有放棄努力的希望。每日都奮筆疾書，曾寫下兩萬餘言的《致蔣先生書》。在這封信中，陳公博訴說了自己往日與蔣氏許多心照不宣的默契，暗示彼此都歷經了仕途艱難，切莫忘懷早年曾為「革命」共事之友誼。其言辭懇切，情感誠摯。

《致蔣先生書》在南京期間，陳公博就已寫好，轉押到蘇州後他又用了2。余天細細斟酌，反覆修改。然後托看守所的人員將信寄出去後，他想蔣介石也許會對他從寬發落。因為他打聽到，前幾日蔣介石接見了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出來的漢奸周佛海，事情應該還有迴旋的餘地。[6]

可是他卻打錯了算盤。他自以為可以通過追溯以前的交情，向蔣介石打親情牌，也許蔣介石就會網開一面。可他當時是國內人人喊打的「二號漢奸」，旁人都在與他撇清關係以表清白。正是這樣，蔣介石在聽著毛人鳳念陳公博的信，開始還頻頻點頭，後來聽到他以往與陳共事，兩人所玩弄的種種「機關」時，漸漸變了臉色。

自己寄出的信石沉大海，憑著多年沉浮宦海的經驗，陳公博知道他已走到盡頭了，明白了自己的結局，陳公博似乎倒鎮靜起來了。獄中每日放風三十分鐘，每當這個時候，陳公博總是慢吞吞地在院子里踱著方步，碰上眼熟的還打個招呼。有時還旁若無人地吟詩作對。與垂頭喪氣的那些人相比，他還算神態自如。

獄中的點點滴滴

從南京到蘇州，陳公博每日閑暇之餘，以寫日記度日。這些日記現今保存於安徽省圖書館，從這些日記里，記錄著陳公博在獄中的點滴心路歷程，道盡其人生的一些感慨。

陳公博有一個兒子叫陳干，不滿二十歲，在南京讀書。他得知父親已解離後，就從南京乘車趕赴蘇州到司前街看守所探監。陳公博三月十七日的日記就寫到了這件事。

下午二時半，乾兒又從南京趕到了蘇州。這樣的雨天，他還要東奔西走，心裡似乎有些不忍，所以當他臨走的時候，我又再三的叮囑他以後沒有緊要的事，也不必多來看我。

我對他這樣說：「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奔走也是多餘的，你來看我，也徒然增加我內心的痛楚。在我自己，但求無愧於心，對於任何方面，都不再有什麼牽掛，也不再有什麼放不下手的地方，但願你好好求學，將來替社會辦些實際的事業。」

臨行前，陳公博對他的孩子前叮嚀萬囑咐，以後不要參與政治：

「為了辦政治，你的祖父，賣盡家產，結果弄得鋃鐺入獄，我也是為了辦政治，到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圖圈，難道這樣的痛苦還受的不夠？乾兒，我告訴你，以後你什麼事都好辦，只是千萬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記！」[7]

日記中，陳公博也談到了自己早年從事政治活動的原因，出於宣揚其「革命歷史」以圖絕境求生之冀望，對數十年的政治生涯特別是早期的政治活動作了反思，有不少自我炫耀、哀嘆命運、攻擊他人的言論，但是身陷囹囫的他已然沒有話語權，在看到外界媒體對他的報道之後，陳公博不禁感慨道：

「現在的新聞記者，往往對一個有權有勢坐在台上的人，不管他所做工作的好壞，一味大吹大擂的揄揚鴻業，藻飾目功，等到他一旦失敗了，馬上搖身一變，面孔一抹，聲色俱厲的聲罪致討。我想一個人不打虎而專打狗，已經懦弱得可憐了，甚至連狗都不敢打，而專打落水狗，堂堂男子漢，為什麼如此不中用？」 [8]

戰後大審判：陳公博多面人生的最終結局

審判開始

1946年3月2日開過偵查庭後，3月8日，蘇州高等法院首席檢查官韓燾對陳公博提出起訴，起訴書原文很長，敘述了陳公博和汪精衛等組織汪偽政府的一系列罪行，主要羅列了十大罪狀：

（一）締結密約，辱國喪權；（二）搜索物資，供給敵人；（三）發行偽幣，擾亂金融；（四）認賊作父，宣言參戰；（五）抽集狀丁，為敵服役；（六）公賣鴉片，毒化人民；（七）改編教材，實施奴化；（八）託詞清鄉，殘害志士抓；（九）官吏貪污，政以賄成江；（十）收編偽軍，禍國殃民。[9]

1946年4月6日下午2時，法庭開庭，公開審判陳公博。這天，陳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夾衫，灰色西裝褲，頭戴黑呢船形帽，腳踩一雙黑皮鞋。他手持兩本卷宗，見記者前來拍照，連忙強打精神，故作鎮定。

法庭指定辯護律師為高溶，庭上共坐著五人，其中三位穿著法衣的審判官和一位檢察官，一位書記官，正中的一位是審判長孫鴻霖，戴著金絲邊眼鏡。左首是那位庭長石美瑜，身穿戎裝，神采奕奕。另一位是檢察官韓燕。書記官蔡一亭，推事陳嘉瑞，均依次入座。

審判長孫鴻霖宣布：「公開審理陳公博漢奸一案，現在開始！」接著訊問陳公博的年齡、籍貫，陳公博回答道：「現年55歲，廣東南海人，光緒33年加入國民黨。」

由首席檢查官宣讀起訴書，根據1945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公布的《懲治漢奸條例》，陳公博的行為已經觸犯條例的第二條、第一、三、四等款，故請從嚴處理。可是《懲治漢奸條例》所列舉的十二項漢奸行為，都是死刑或無期徒刑，從嚴處理，也就是判處死刑。[10]

陳公博聽完起訴書後，很不服氣，法官問陳公博對起訴書有何異議，陳公博就問法官能不能當庭宣讀他在看守所寫好的《我的八年的回憶》。審判長同意了他的要求，於是陳公博打開卷宗，朗讀起來。

這份自白書里，陳公博花了很長的篇幅解釋汪精衛的「和平理念」，認為他的行為是在和平抗日，聲稱「和平抗日比武裝抗日更為艱難」，在政治上爭取行政的自由和統一，在軍事上爭取軍事的獨立並儘力掙脫日本的束縛。在經濟上爭取物資的保存和國家人民元氣的保存……

最後，陳公博對起訴書提出了抗辯理由，即「淪陷區人民創痛巨深，經汪陳政府予以『搶救』，國家元氣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後，本人維護南京治安以待國軍接收」等等[11]。1個小時55分鐘，陳公博才把這份自白書讀完。

法庭調查的是是非非

到了5時30分，審判長宣布休庭10分針，接下來進行法庭調查。在調查提問時，法庭上交鋒的第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有關《日中基本條約》的簽訂。

對此，陳公博表示他從來沒有參與《日中基本條約》的討論，也一直反對此條約的簽訂，而條約中所講「建設東亞新秩序」，在他認為均為「陳舊不堪之秩序」，這也是他和汪精衛的分歧之一。

在《自白書》中，陳公博也提到：

「我自己也決定應該做的幾件事：……第一是反對中日基本條約。在基本條約簽定以前和在簽定以後，我都一直反對。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簽定了，在正式討論的時候，汪先生叫我參加討論，我堅辭不肯，因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參加討論，那麽簽定以後，我再不好反對，我要保留反對的地位，所以不肯參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謂中日基本條約廢止。」[12]

至於為什麼他始終跟隨汪精衛並成為偽政府中的要員，而不是像陶希聖等汪精衛舊部一樣背叛汪精衛返回重慶，陳公博說他這是為了維護民國的利益，這個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在法律上講是犯法的，從政治上講，則希望南京政府成為一種緩衝，以便籍此與日本直接談判，並提出最好和平條件。[13]

但是在法庭上，檢方出具了控訴罪名的證據，包括證據第三號《陳公博言論集》、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委任狀等物，並放出留聲機「歡迎日本皇軍」的錄音詞片子，陳公博見此無語而對。

接著，指定的辯護律師高溶為陳公博辯護，他認為民眾對「和平運動」的責難，只是片面之詞，社會上也有不少人認可「和平理論」的緩衝作用，若無和平政府，則人民不堪設想。被告人陳公博十五六歲就開始從事革命工作，始終為國家付出自己的努力，從他的人生經歷來看，他是愛國的。

律師辯護完畢後，庭審於晚上8時結束，審判長孫鴻霖宣布：「本案定於本月12日下午4時開庭判決。」[14]

早已預料到的結局

1946年4月12日下午4時，江蘇省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審判長孫鴻霖宣讀判決書：「陳公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沒收。」

雖然早在寄給蔣介石的信沒有迴音的時候，陳公博就知道自己已經凶多吉少了，但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瞬間，心中還是有種難言的苦澀，誰能坦然地面對死亡呢？

孫鴻霖宣讀完畢後，對陳公博宣稱，本院依法當將此案呈報最高法院，被告如有申辯，可於判決書送到10日內，以書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陳公博知道這已經是最後的結果，即使上訴也難有改變，於是表示服從判決結果，不會上訴，就像他自白書所說，他這麼做是為了表示他政治上是清白的。

但是陳公博的妻子李勵庄不願意放棄這點渺茫的希望。四月二十日，李勵庄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請復判狀》，企圖救陳一命。同時她還向報界發表講話，聲稱陳公博曾經通過軍統徐天深所設的電台，向重慶當局彙報過日軍情況。而重慶方面經奉「委座」嘉勉的錄諭傳達電報，現在依然保存的完好無損，是否可以公開，以此證明陳公博的清白。

李勵庄的申請狀，最後被最高法院駁回。5月1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呈送司法行政部核發執行命之令。6月2日，執行死刑的命令送達江蘇高等法院。

臨刑前，回到獄中的陳公博情緒稍顯平靜，他在日記里寫道：

剛到蘇州的頭幾天，心頭十分煩躁，及後開始審判，心思倒好像定了許多，如今罪己判定，似乎格外的定心了。原因是我老早準備就此犧牲以謝國人，一個人準備了死，還有什麼覺得可怕！

1946年6月3日上午6時30分，法院院長通知典獄長迅速安排臨時法庭，布置刑場、警備等。陳公博去刑場前，提筆給家屬寫了遺書。又給蔣介石寫信，信寫到一半時，陳突然決定不寫了。於是，歷史上就留下了一封陳公博未完成的致蔣信。

大約在8點半鐘，陳公博被帶到監獄設置的臨時法庭上。法官循例問了問陳公博的姓名、年齡、籍貫等，接著宣讀死刑執行書：

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判決35年度京特復第1229號……依懲治漢奸條例第2條第1項第1款……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步入刑場的陳公博與行刑者握手稱謝，行刑時法警開槍，子彈自後腦入、從右顴骨出，陳公博當即斃命，經核驗員王椿榮核驗後，用木板抬到太平間並通知其僕人劉亞忱，一代叱吒民國政界的梟雄就此畫上了人生的句號。

戰後大審判：陳公博多面人生的最終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