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各國領導人如何獲得資訊，間諜還是媒體？

治理國家需要資訊。全面、準確的資訊能幫助國家領導人做出正確的判斷，片面甚至扭曲的資訊可以讓他們鑄成大錯。粗略來分，各國領導人大抵從三個方面獲得資訊：一是來自左膀右臂、身邊人與智囊提供的信息與建議；二是來自間諜機構報回的情報；三是來自以報紙、電視和互聯網為主的媒體平台上的消息與民意。

拿美國總統來說，上台後成立自己的內閣班子，外界對他內政外交政策的判斷，一開始就來自他用什麼樣的人。在美國等靠選票產生總統、總理的國家，領導人上台前，往往保持相對來說比較「中立」甚至有點模糊的政治立場，更沒有當選前就著書立說，把自己那點家底全暴露給外界的。而在東方一些一黨執政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上台前也往往是最「平庸」的那位，說好聽點就是「韜光養晦」。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上台後如何施政，外界往往得從他們身邊人與左右手的政治觀點入手。當然，有些弱勢的領導人上台後出現了副總統主政或者「秘書治國」的現象，正好說明了這一問題。

除了比較正規的智庫與研究機構外，對絕大多數國家最高領導人來說，秘密情報機關提供的「情報」都必不可少。長期以來，美國總統每天上班後最先看的就是來自近20個情報機關提供的「情報簡報」。相比身邊人帶來的消息與建議，情報部門顯得更加專業，也相對「中立」，尤其是通過技術竊取的情報。冷戰時期，間諜機構一度成為美蘇最高領導人最依賴的信息渠道。而在一些不相信左右手，也沒有開放媒體的國家，「情報治國」的情況很自然就發生了，有些甚至用特務與竊聽器治國。

進入現代以來，尤其是信息化時代，出現了一個新現象：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決策者越來越依靠大眾媒體與互聯網平台提供的信息，做出政策決定，甚至決定國家發展方向。美國總統走在前面，中國也緊隨其後。奧巴馬就常常受到媒體的牽制，白宮多次被媒體報道與分析改變工作日程，有時不得不調整政策。媒體上比較專業的報道與分析，不但可以彌補官僚機構與情報部門的不足與錯漏，還可以讓決策者更加直接獲取吵得最響的那部分人的「民意」。一些領導人過於看重公眾平台上的民意與民調，以致造成了依靠民調治國的現象。

不同時代，領導人依賴的信息渠道是很不相同的。例如中國古代，幾乎沒有媒體，對外情報機構也不發達，對內也就是為了維護統治、打壓異己而不是收集信息的特務組織而已，所以那時的皇帝治國主要靠自己的身邊人和枕邊人，睡對了女人，就可能成為那個時代的好皇帝，而身邊多了一個佞臣，那個皇帝基本上就可以遺臭萬年了。

冷戰時期的情報工作雖然部分已經解密，但在中國並沒有得到重視，少有公開的研究。我十多年前在美國做過一個研究，其中一個內容是研究蘇聯如何被自己的情報機構克格勃（KGB）一步一步帶向滅亡。當時，KGB給蘇聯領導人提供了大量原始的「美國威脅」與「海外敵對勢力」滲透蘇聯的情報，幾乎不帶任何遴選與分析，這本來沒有錯，但在蘇聯領導人不相信國外媒體又把自己的媒體管死的情況下，這些情報成為他們做出決策最重要的依據。

結果呢？克格勃的情報讓蘇聯領導人整天緊張兮兮，不得不拚命擴軍備戰以對付「美國的進攻」，對內瘋狂鎮壓民眾的正常要求以肅清「海外敵對勢力」滲透，結果我們都知道，蘇聯最後是倒在了「內部敵人」手上。對蘇聯倒台功不可沒的克格勃（KGB）們搖身一變，發財的發財，當官的當官，統治這個國家的依然是原克格勃的普京。

不同政治制度與不同體制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對三種資訊渠道的倚重也有所不同。研究美國、澳洲等一些相對開放國家領導人的決策如何受三種信息渠道的影響，是很有意思的。例如，16個情報部門一直是向美國總統提供戰略情報的最重要渠道，可這些年下來，隨著各國政府資訊的公開，研究智庫的專業化與深入，最重要的是媒體與互聯網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美國總統在作出戰略決策時，依靠更多的反而是智庫與媒體。可憐的美國情報機構，逐漸淪落到靠偷雞摸狗竊取戰術情報，以及對付那些還處於原始狀態的恐怖分子。

雖然同美國的制度與機制不同，但中國領導人也大體是從這三個渠道獲取資訊的。然而，渠道都是一樣的，但通過這些渠道獲得的信息是否全面和準確，就不完全一樣了。十八大上，習總提出要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智庫，我認為很重要。按說，中國官方支持的智庫並不少，為啥還要建立「新型的」？我的理解是，就是要建立能夠真正如實反映問題，不避諱不忌憚地給領導人提出建議的智庫。目前中國的體制下，下級根本不敢對上級說真話，一些「智庫」除了解釋領導人意圖之外，連個屁都不敢放，久而久之，高層領導人不閉目塞聽那才怪呢。

我常常看到一些地方的領導人醜態畢露，就很好奇，他們身邊不總是朋友、跟班、智囊雲集，怎麼就沒有人真心提醒他們一下？後來人家告訴我，誰像你那麼傻，真提意見？死得快！不如溜須拍馬，利用領導的喜好而積攢自己的人氣與財富。領導死了或者被逮捕了，換一個就行了……是啊，大家還記得當初勸進袁世凱當皇帝的那些人吧？本來對中國從帝制到共和做出了一定貢獻的袁世凱，就因為被身邊人和一幫「智囊」的忽悠，而成了萬世笑話、遺臭萬年。我們不應該忘記啊！

當然，國外也不乏這種例子。我常常開玩笑說，要是我為薩達姆工作，他不但不會被活活弔死，且被永遠貼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且會讓他活得好好的，甚至現在還在治理伊拉克。我會讓他如何對付美國，如何逐漸依靠現代政治理念治理國家，也鞏固自己的權力。可惜，他身邊都是像那位宣傳部長一樣的佞臣，現在回頭看，佞臣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薩達姆死得更快一些。

智囊與左右手重要，情報機構何嘗不重要？很多國家的情報機構不是為了給領導人提供準確與全面的諮詢，而是投其所好，只給領導人提供他們想要的信息。領導人看到一個地方混亂了，頗不高興，情報部門不是去找出真正的原因與解決之道，而是立即提供「有人想推翻你」以及「海外敵對勢力滲透」、陰謀破壞等等「重要情報」。

這些「重要情報」多方便啊，一句話，不但可以讓領導人緊張，增加自己這些強力部門的權力，而且，還把他們平時不好好收集情報以及一些地方的治理不力一下子推到少數陰謀分子與海外敵對勢力身上，豈不皆大歡喜？這樣的情報機構，遲早要在埋葬領導人，以及把他們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左右手與智囊要直言不諱、實事求是地提供意見與建議，情報機構要準確、全面提供隱蔽信息，媒體則應該依法充分開放，允許不同聲音與不同意見發出來。在這三種渠道相對暢通的情況下，領導人大概就能獲得足夠他們做出正確判斷、制定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政策決策了。這樣的領導人，想不偉大都難啊。

但現實中這樣的領導人幾乎鳳毛麟角。問題不僅僅在領導人身上，還有他們的手下，以及體制。多年前我曾經為最高決策層提供「資訊」，當然是通過一些機構層層上報的。後來我發現，最後呈現在決策者面前的「資訊」恰恰去掉了最重要的那部分，而留下了那些輔助、包裝最重要部分的邊角料，我是很彷徨和迷惑的。當然，據說是被左右手與最高智囊機構刪除、修改了，因為擔心會觸怒國家領導人。這個體制從來都是唯上而不求真。

互聯網出現後，我想來想去，覺得寫免費的博客，比那些有時一字的「稿費」高過一百元人民幣的政策建議更值得去做。多年後，一位熟悉我的某領導人親口對我說，你的博客比以前通過體制內上報的「重要信息」更真實、對國家發展更有裨益。他還說，也有更多領導人看呢。

其實，我還是一樣寫，只不過不再被「上級領導機關」刪除，被早就奴化的官僚機構「規範化」而已。這也顯示了領導人獲取信息渠道的些微變化，他們可能也知道，國家供養的幾十萬智囊、助手與情報員大多時間在忽悠他們以獲得經費與工資。所以，我真希望領導人身邊的人、部下與各種納稅人養活的官方智囊，一定要有所擔當，不唯上；而情報機構，能夠更真實，更全面提供各種秘密情報，不要誤導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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