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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為在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慘劇負責

蔣介石寄望國際調停產生誤判


南京是守是棄,面對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他更多的從外交角度寄希望於世界列強介入調停。

誰應該為在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慘劇負責


孫中山陵墓在南京也是蔣介石不敢輕易棄守南京的原因之一。


蔣介石為外交固守南京


對於南京保衛戰的態度,國府上層分為兩大派。蔣介石曾多次召開高級幕僚會議,並個別徵求過一些高級將領的意見,研究南京之守與不守問題。在高級官員中,主張不守的呼聲甚眾,李宗仁、徐永昌、白崇禧、陳誠、張群等都持這種主張。其主要理由:第一,部隊殘破,無力防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認為:「我軍新敗之餘,士氣頗受打擊,又無生力軍增援」。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劉斐雖主張應作象徵性防守,但也認為初敗之軍,已無力再戰。他說:「我軍在上海會戰中損失太大,又經過混亂的長途退卻,已無戰鬥力,非在遠後方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補充整訓,不能恢復戰鬥能力。」第二,地形不利,易攻難守。李宗仁分析:「在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包圍,而北面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專管作戰的劉斐也向蔣介石力陳南京不易防守的見解。他說:「南京在長江彎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和炮擊南京,從陸上也可由蕪湖截斷我後方交通線,然後以海陸空軍協同攻擊,則南京將處在立體包圍的形勢下,守是守不住的。」第三,免遭破壞,爭取主動。李宗仁認為:與其在無勝算可能的情況下硬撞,「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人藉口燒殺平民。」軍事委員會常委白崇禧也主張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理由為:「南京是總理指定之首都,總理陵寢之所在地,不忍為軍事破壞,應宣布為不設防之城市,以主力退出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帶,一部集結於浦口,監視南京,掩護徐州,保留實力,以便機動打擊敵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張群還持有一種新的見解,即:「如果我軍自動退出南京,日軍不是以武力攻佔的,萬一將來和談時,它就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對我進行要挾。」

但蔣介石自己是主守的,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殊難懷也。」他決定守衛首都南京,更多考量的是外交戰略。


隨著淞滬會戰的失敗,國民政府做了兩手準備。一是於11月20日正式公布遷移政府於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劃。南京是守是棄,面對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他更多的從外交角度寄希望於世界列強介入調停。他注意到,「敵以意德共同防共之盟對於蘇俄與英國有所牽制,故得對華任意侵略,為所欲為。」


11月17日,蔣介石記錄「本日為南京固守與放棄問題躊躇再四」。考慮再三,蔣還是決定堅守,「期以3個月乃至1年」。


24日,蔣介石正式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同時,為了加強南京的防守力量,從正向浙、皖、贛邊區轉移的第三戰區部隊中留下9個師,並從武漢調來第七戰區部隊中的2個師,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備部隊,總計兵力約15個師、10餘萬人。


從蔣介石11月下旬的調兵遣將不難看出他對南京保衛戰還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至少他希望能像淞滬抗戰那樣堅持數月,以待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轉變。但接下來的戰事發展卻使他的希望化為泡影。

蔣介石在12月6日的日記分析對比中日兩軍的作戰特點:「敵軍用奇襲與包抄戰術」,而我方卻「士氣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敵攻句容與醇(淳)化鎮,見我士氣與兵力,彼已熟視無睹矣」。


由此可知,蔣介石是知道雙方戰力與士氣的巨大差距的,但最終仍決定固守南京,絕非純出於軍事角度,除了因為南京是首都,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以及蔣介石對自己花十年之功一手締造的首都充滿了難以割捨的感情以外,更多的還是出於外交的需要。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列強的國際干預調停中日衝突的努力。


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時,布魯塞爾會議正在召開中,蔣介石指示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國之實力如此,若會議無堅決制裁之表示,決無效力」。此後在得到「九國公約會議已消極無結果」,「九國公約會議無形停頓」的消息後,蔣又安慰自己「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至11月24日,蔣得知「英美問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寫道,正所謂「慮而後能得」,「國際形勢轉佳而戰局日壞」,「吳興失陷戰局不受影響」,「欲挽此頹勢以冀轉敗為勝也」。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開始通過其他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早在淞滬會戰呈膠著狀態時,為了儘快結束戰事,也為了應付即將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日本一改過去反對第三國干預、堅持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的態度,於10月下旬表示「特別歡迎」與日本有友好條約關係的德國出面斡旋。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託,向蔣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被蔣介石「嚴詞拒絕」。但11月中旬後,隨著布魯塞爾會議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不利於中國,蔣介石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接德大使轉達敵國要求言和之報」後,「特約其來京面談。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12月2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已經準備接受德國調停。在陶德曼證實了「日本最初的條件雖然只是幾條基本原則,但是原則一直沒有變化」之後,他提出了中國的四項和談基本原則。蔣並補充說,日本政府必須對前期談判、特別是和平條件保密,否則他本人地位不保,被迫下野,中國政權就會落到親蘇派手裡。這天的日記中他記道,「聯俄本為威脅倭寇,如倭果有覺悟則幾(已)矣。」

一方面聯絡與日和談,另一方面,蔣介石對蘇聯援華也有所期待。當時蘇聯是唯一表示願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從11月下旬起,特別是布魯塞爾會議宣布無限期休會後,蔣介石特別關注蘇聯對華態度,11月24日日記中,蔣介石提醒自己蘇聯曾有「待我生死關頭必出兵攻倭之諾言」;26日、28日、29日連發三電給時在莫斯科擔任聯絡工作的外交部次長楊傑,令其儘速向蘇求援:儘管國民政府絕不與日媾和,「至不得已時當固守南京,決不放棄長期抗戰之主旨」,「但南京防禦工事殊嫌屬弱,恐難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內能否實現,盼立復。」


29日,蔣介石直接致電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請求蘇俄派兵。28日蔣介石接見楊杰特使張沖後,對蘇俄出兵援助充滿期待,他在日記中寫道,「俄機已到,尚可圖挽戰局」。在30日致龍雲函中也稱,「最近期間俄必出兵助我,國際形勢亦將大變,此乃確有把握也。望兄力促永衡(漢)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公私皆感。中仍在京策劃一切,軍心以固。」直到12月5日,「接史大林覆電,與楊張所報者完全相反」,蔣介石才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


然而,蔣介石在同日致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卻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12月11日晚,蔣介石已給唐生智連發兩電,「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卻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裡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蘇俄無望而又不能絕望」。


可見,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真實因為他判斷對日談和與蘇聯出兵雙管齊下,兩者有一條實現,都是局勢的巨大轉折。而這兩條的實現,都依賴於守住南京表現出中國還有相當的實力,南京也可以得以保住。因此蔣介石一直不放棄國際干預的希望。固守南京甚至已成贏得國際干預的唯一希望。

唐生智:附和迎合蔣介石卻又擔不起守城重任


事實證明唐生智只是志大才疏,根本擔不起這個責任。

誰應該為在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慘劇負責



南京保衛戰的失敗是必然的,唐生智根本挽回不了局面。


只有唐生智迎合蔣介石的固守意見


如上文所述,蔣介石出於外交的考慮試圖固守南京。而幾乎所有高級軍事將領都從軍事的角度反對。如果全部反對的話,蔣介石未必能堅持自己守城的計劃。


但是,蔣介石還是成功地擁有了一名高級將領支持者,他就是後來在南京保衛戰中出任司令的唐生智。


多年後,李宗仁如此回憶唐生智如何在眾人的反對聲中跳出來支持沒人贊同的蔣介石的:


「上海會戰失敗後,委員長乃約在京高級將領和德國顧問商討南京應否固守的問題。應召到會的,計有白崇禧、唐生智、何應欽、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員長首先便問我說:「敵人很快就要進攻南京了,德鄰兄,對南京守城有什麼意見?」


我回答說,我不主張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隊來坐困孤城,實難望久守。歷史沒有攻不破的堡壘,何況我軍新敗之餘,士氣頗受打擊,又無生力軍增援;而敵人則奪標在望,士氣正盛,南京必被攻破。與其如此,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而我們可將大軍撤往長江兩岸,一面可阻止敵人向津浦線北進,同時可拒止敵人的西上,讓他徒得南京,對戰爭大局無關宏旨。


委員長再問白崇禧,白說,他極同意我的主張--放棄南京。蔣先生說,在他看來,南京為國府和國父陵寢所在地,斷不能不戰而退,他個人是主張死守的。


接著,他便問總參謀長何應欽和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二人皆異口同聲說,他們沒有意見,一切以委員長的意旨為意旨。詢及德國首席顧問,他也竭力主張放棄南京,不作無謂的犧牲。


最後,委員長問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聲疾呼道:「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在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特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拼到底!」唐氏說時,聲色俱厲,大義凜然,大有張睢陽嚼齒流血之概。


委員長聞言大喜,說孟瀟兄既有這樣的義憤,我看我們應死守南京,就請孟瀟兄籌劃防務,擔任城防總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諾,誓以血肉之軀,與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這樣決定了。


當唐生智在會上發此豪語時,我就揣測他是靜極思動,想乘此機會掌握一部兵權,所謂與城共存亡的話,不過是空頭支票罷了。會後,我便向唐生智蹺起大拇指道:「孟瀟,你了不起啊!」


唐說:「德公,戰事演變至此,我們還不肯干一下,也太對不起國家了!」生智此時意態鷹揚,滿腹豪氣躍然臉上。我們遂互道珍重而別。」


在李宗仁的回憶中,大家都勸蔣放棄南京時,是唐生智主動跳出來唱高調要死守南京的。


但在唐生智本人的回憶中卻又不同,據唐生智回憶。1937年11月中旬,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提出了守南京的問題。蔣問大家說:「守不守?」蔣說:「南京一定要守。」接著,蔣問:「哪一個守呢?」當時,沒有一個人作聲,蔣說:「如果沒人守,我自己守。」這時,唐生智挺身出來,報名願守南京。唐說:「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在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僅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拼到底!」唐還主張以有力部隊堅守南京,方能「掩護前方部隊的休整和後方部隊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緩敵人的進攻」。蔣聽到唐的表態,點頭稱讚:「孟瀟(唐生智字孟瀟),很好!」當即任命唐生智為首都衛戍司令長官。


在唐的回憶中,變成了蔣介石先確定要守南京,沒人敢挑這個擔子,唐自告奮勇勇挑重擔。


問題是,唐生智「並非不知道南京是不可守的」。唐生智本人的回憶,他說「南京我明知不可守,這是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的」。因為當時局勢「很緊迫,沒有充足的時間布置,民眾的工作和軍隊工作都沒有基礎。」他還說,在上海戰役開始時,對蔣介石不惜調動大量部隊在上海拚,他是「不贊成的」,對蔣介石曾經說過「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這句話「很有反感」。而且在上海戰事開始後不久,當劉湘問他對上海、南京戰事的看法時,雖然他認為「守是要守的」,但依他的看法,只「可以派一個軍長或總司令率領幾個師來守衛南京」,以阻止敵人速向我軍進逼,從而「贏得時間,調整部隊,以後再撤出南京。可見,唐生智當時並沒有真正」堅主死守「南京的思想基礎,其內心想法實際上和劉斐一派基本一致。


唐生智自己說,他承擔這次任務是蔣介石」將他的軍「,在當時情況下」不得不「承擔的任務。他還說」我自從九一八事變回到南京之後,始終是主張抗日的。同時,擔任的工作也是籌劃抗日的工作。上海戰事開始時,我又兼任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我能違抗命令,不守南京嗎?「於是,守南京成了蔣介石逼著唐生智接受的任務。


而據當時首都電話局」軍話專線台「話務領班王正元回憶,當時兩位參加會議負責搞作戰計劃的軍官對他說:唐生智在」那次重要會議上精神狀態不太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會跳下來,一會又蹲上去。「就在這次會上,唐生智承擔了保衛南京的重任,並表示「堅決死守,誓與南京共存亡。」


這一來,唐生智如何接受了守城的任務成了一個眾說紛紜的迷了。


可是,據當時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警衛執行部工作、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參謀處第一科科長,主要」整理戰事會報的意見要領「的譚道平回憶,11月8日淞滬會戰尚未結束,唐生智就向蔣介石表示願守南京,然後11月13日南京軍事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南京防守問題,唐生智沒有參加會議(不知何故)。主將包括徐永昌、白崇禧、劉斐等人均不主張守衛南京城。11月16日和11月18日唐生智參加了會議,與會者中持固守主張者唯蔣與唐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只能責成唐生智負責南京的城防事宜,舍此無人。


可見,唐生智的回憶有自我回護之嫌,如果不是只有他主動附和並一早就向蔣積極要求守南京,蔣介石未必能堅持固守南京,而蔣逼迫誰出任南京守將也逼不到他唐生智頭上。


對於守衛南京,唐生智的自我期許很高,他斬釘載鐵地向蔣介石表示:在大難當頭,他將」做到『臨危不亂,臨難不苟』,沒有你的命令,我決不撤退「。他是個自信心很強的人,曾表示守衛南京」六個月是沒有問題的「。


唐生智將南京保衛戰的撤退搞得一團糟


然而,事實證明唐生智只是志大才疏,根本擔不起這個責任。


一直遠離實戰指揮的唐生智對於日軍沒有多少認識,對於淞滬會戰戰敗後的中國軍隊的現狀也沒有認識,現實是如李、白、徐、劉等描述的那樣,南京根本沒法守。事實上,12月1日,日軍發布攻佔南京的作戰命令,10天後的12月10日,日軍攻至南京近郊,3天後,南京陷落。唐生智的」守六個月「翻作畫餅。在此期間,唐一籌莫展。


問題在於,守守不住,連撤退,唐生智都安排不好。


12月11日上午及同日晚間,唐生智先後兩次接到蔣介石關於棄守南京並渡江向津浦路撤退的電令(真電),內稱:「如情勢不能持久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下午5時,戰事極其緊急,唐生智召開師以上將領軍事會議,下達「衛戍作命待字第一號」分頭突圍的撤退命令,交與各部長官執行。


考慮到人多船少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大部突圍,一部渡江」的原則,規定只有衛戍司令部各機關及直屬部隊、第36師由下關渡江,並以佘念慈、邵百昌、肖山令為一、二、三次渡江司令,其餘各部隊由正面突圍(包括第2軍團渡江至六合)。這是正確的。但到正式宣布撤退令時,唐生智又畫蛇添足,補充了口授命令要者:「87D、78D、74A、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向滁州集結」。


這一補充,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其一,當時衛戍司令部手中一共只掌握了幾艘小火輪和為數不多的民船,一夜之間,運送原定約兩個師部隊過江,已屬不易;一下子將送量陡增五個師,形成「大部渡江,一部突圍」的局面,則是運輸力量根本無法承受的。其二,撤退令既下,南京城已危在旦夕,混亂方狀,衛戍司令部與各部隊之間聯絡阻滯,即「有輪渡時」如何通知?事實上,補充令一下,許多原定突圍部隊,均蜂擁至江邊,其數量近九個師。挹江門前,「人馬愈停愈多,堵塞無隙地,不獨車輛不能進退,人與人之間已無法轉動。」而渡江時,由於人多船少,秩序毫無,「人人爭渡,任意鳴槍。因載重過多,船至江中,沉沒者有之;因爭奪船隻,互相開槍斃傷者有之;將船擊毀者亦有之」。不少求船而不得的官兵,拆取商戶門板,作成木筏以泅,冒險渡江,其被淹沒江中者,數以千百計,狀極悲慘。「遙聞隔江嚎慟之慘,惟有相向唏噓,默然淚下也。」在一片緊張而慌亂之中,衛戍司令部機關的官兵5百餘人,「現已渡江會集者僅約百人」。又第88師官兵6千餘人,幾全部壯烈犧牲,而「渡江之官兵總計不過四五百人耳」。負責維持秩序及掩護機關和直屬部隊渡江之第78軍,也只有4千餘人渡過江,其餘約千名滯留江邊。數萬未及渡江的官兵,後來均慘遭日軍殺害。還有一些無法逃離南京的士兵紛紛扔掉武器換上便衣躲進了南京安全區委員會成立的難民區內。日軍入城後則以掃蕩敗殘兵為口舌濫殺無辜。由於撤退轉移指揮不當,所損失的部隊,遠遠超過在守城戰鬥中的傷亡數字。


而一直高呼口號與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自己,卻早早準備了後路。


據駐守徐州五戰區的李宗仁回憶:


「到12月上旬,敵軍前鋒已逼近南京城郊,發生零星的戰鬥。


此時,駐在蚌埠、職司保衛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忽有長途電話給我,說:「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車站替他預備一列車,這是什麼意思呢?恐怕南京淪陷就在旦夕了!」


我說:「孟瀟大概預備逃走了吧?」


……


當南京城郊尚在激戰時,李品仙又來電話說,唐孟公已乘車經蚌埠北上,將過徐州轉隴海路去武漢。我聞訊乃親到徐州車站迎接。見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驚,唐氏神情沮喪,面色蒼白,狼狽之狀,和在南京開會時判若兩人。我們在徐州列車上傾談二十分鐘,握手欷歔。


孟瀟說:「德公,這次南京淪陷之速,出乎意外,實在對不起人。」言罷嘆息不已。


我說:「孟公不必介意,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我們抗戰是長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無關宏旨。」


我們談了片刻,唐生智便垂頭喪氣,轉隴海路駛向武漢而去。」


事實上,唐生智於12日晚7時渡江,當夜住六合,次(13日)晨策車抵滁縣。在滁州,唐嘆道:「我打了一輩子仗,從來沒有打過這樣糟的仗」,又說:「我對不起國人,也對不起自己」。


唐生智的主動請纓常被認為是攬權爭名的投機之舉。


這是唐自1931年進入蔣介石政府以來最後一次也是唯一的統兵作戰經歷。如前所述,南京保衛戰前後中日和談一直在暗中進行,儘管唐生智在其自述中一再否認參與汪精衛與陶德曼等人的議和活動,但他也承認知道議和的事。


據宋希廉的回憶,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蕭自誠曾告訴他:12月2日蔣介石就日方所提條件向白崇禧、唐生智、顧祝同、徐永昌等人徵詢意見,他們均表示可以接受。可見唐生智並不反對和談。蕭自誠且有「日軍在這期間大約不會進攻南京」的話反映出最高決策層的某種心態,可能對唐發生了一定影響。所以劉斐言唐生智是「幻想日本侵略者不會真正進攻南京……那麼他死守南京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生智在戰鬥進行當中也有通過在南京的外國人與日軍溝通進行議和的休戰議和活動,為他行為的動機留下了一點參照。


唐生智對於守南京時有自信的,但有自信並不意味著成功。兵臨城下走馬上任的唐生智不論對敵還是對己都缺乏足夠的了解。


五十一師師長王耀武說:唐生智的長官部是臨時湊合而成的,所指揮的部隊是臨時調撥的,這些部隊他過去沒有指揮過,他不了解這個部隊的情況,也不了解敵人的情況。他也不曾有過與日軍作戰的經驗,對日方的軍力、作戰特點都欠缺了解。他的全部設想在南京戰役打響前均停留在與蔣百里紙上談兵的階段。不知己也不知彼,這仗如何打的贏?


所以白崇禧在回憶錄里不無同情地說:南京失守後,曾有人紛紛責難唐氏,平心而論,已殘缺疲敗之師是不能與優勢敵人相抗的。唐之錯誤在於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謹慎考慮,詳細計劃,貿然承擔守城重任,雖勇氣可嘉,終不免受全國輿論之指責,則殊為不值矣。


蔣介石和唐生智的錯誤造成慘重後果


對於南京保衛戰的失利,唐生智事後也自認其咎,「竊職等奉令衛戍南京,既不能為持久之守備,又不克為從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喪我士卒」。

誰應該為在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慘劇負責



南京大屠殺罹難者中本有很多可以不死於南京。


南京大屠殺的慘禍與之前的錯誤有重要關係


蔣介石下決心堅守根本不可守的南京是基於對日講和與蘇聯出兵兩個虛無縹緲的外交希望。而唐生智自信滿滿的「死守」南京源自不知己也不知彼。但他們的錯誤選擇給中國軍民造成了慘痛的損失。


國民政府在淞滬戰爭爆發之初曾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於穩定民心的需要,又考慮到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國際觀瞻所系」,遲遲沒有做出周密的計劃。隨著戰火臨近南京,國民政府倉促西遷,來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財產,致使大批市民滯留南京,留下嚴重的居民安全隱患。也為後來南京大屠殺的慘狀埋下伏筆。


37年7月29日,統帥部從軍事角度出發,討論有關沿江各重鎮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別會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計劃。會議強調「南京市百萬餘人口,戰時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將婦孺遷移他處」,這樣做「雖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終久必歸實現,故可著手辦理」;對於機關職員眷屬,「尤宜先秘密移動」,以免妨害公務。該項計劃中透出國民政府準備疏散南京普通民眾的端倪及其傾向性。但此後軍政部考慮到此事關係重大,認為「應由軍委會召集各院部會開秘密會商討」,俟方案擬定妥善,並交蔣介石核示後,再逐漸實施。從後來實際施行情況看,出於穩固民心、防止恐慌、穩定社會秩序的考慮,疏散計劃並未優先考慮市民,而只是優先疏散了機關職員眷屬。


11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遷都重慶。在西遷過程中,首先考慮的是政府大量檔案文件和相關物資及公務人員的輸送,為保證國民政府各部門的安全遷移,國民政府所統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600輛汽車和220餘只民船都用在了軍事和國民政府西遷上,「國府西遷後,各項交通器材隨之俱行。」11月26日馬超俊市長曾專電交通部,希望「西遷各船抵達後,即續回遷送難民。」但以當時的交通狀況,至南京淪陷前,這些船隻根本無望返回。因此,儘管江邊「人山人海」、車站「人多如鯽」,但真正有能力離開南京的普通市民為數很少。


而自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表現出堅決抗戰的高調姿態及此後的舉措和宣傳,卻都給民眾留下了堅守南京、堅持抗戰的印象。


在上海失守的當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告京市民眾》,文中稱對於南京地方,政府「已設立了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統帥文武機關及全市民眾作守土自衛的打算。這個給我們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慰與興奮」,「抗戰已到了這個關頭,國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後盾」,「是我們民眾報國的最好機會」。「現在,全首都的市民應該把自己感覺到的責任和如何盡責的辦法,做出一個榜樣來,給全國人民看看。」此後《大公報》、《申報》等也相繼報道了蔣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堅守南京抗戰到底的言論。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復了往日的繁榮,蔣介石10月10日的日記中曾有如下的記載,「下午與妻同乘車視察市中,戶戶掛旗慶祝,為之一慰。」


唐生智出任南京衛戍司令後,他對中外記者表示:「本人奉命保衛南京,至少有兩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屬部隊誓與南京共存亡,不惜犧牲於南京保衛戰中;第二,此種犧牲定將使敵人付出莫大之代價。」


蔣介石在鐵道部召集守衛南京的高級將領講話,要求各將領服從唐生智指揮,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唐也表示:「本人誓與南京共存亡,希望各伍將領患難與共,同心協力,完成固守南京的光榮任務」。


直到12月7日,蔣介石才離開南京。作為最高領導人,他可以說是一直堅持到了最後關頭。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蔣遲遲不離京,對民眾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使他們認為留在首都將是安全的。


在堅守的表象之下,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對於如何安置和保護在寧市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等並沒有一個詳細的計劃,嚴重失職。


自淞滬抗戰爆發以後,「各地難民紛紛來京,每日千數百人不等」。有調查顯示,南京人口在1937年6月時超過100萬,8、9月份曾急劇減少,到11月初又回升到50萬以上。在日軍攻佔南京前夕,滯留於南京的總人數約高達53.5——63.5萬。


防守南京原本已無精銳部隊,只能以唐生智為總指揮,更是用人不當。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的最高決策者,明知南京難以堅守,依然幻想據此圖挽戰局,等待國際形勢的改變,唐生智指揮不力,撤退混亂致使十萬敗軍和數十萬百姓滯留城內。


日軍佔領南京後,除在城內外掃蕩敗殘兵外,並於12月14日開始在安全區內有系統地搜尋中國士兵。「為了削弱我們的人力與兵源,不惜違反人道和國際法,來進行集體屠殺。」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上述政戰略選擇的失誤,以及唐生智的指揮錯誤,不僅契合了日軍殲滅戰的戰略企圖,也間接擴大了日軍南京暴行中遇難者的規模。


對於南京保衛戰的失利,唐生智事後也自認其咎,「竊職等奉令衛戍南京,既不能為持久之守備,又不克為從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喪我士卒」。


而直到到南京保衛戰必敗和國際干預落空後,蔣介石痛定思痛,方真正皈依於長期抗戰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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