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名譽館長：很多私人博物館不過是在購物

英國脫歐，泰特現代美術館擴建項目完成，泰特館長離職。這三件同時發生的事情並無必然聯繫。即將離任的館長克里斯·德爾康在上海的一場講座上，以這些事件為背景，談起了他眼中的博物館的未來。他表示：雖然我們國家已經離開歐盟，但泰特現代美術館代表了真正的國際主義文化。

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名譽館長克里斯·德爾康。

我的官方名稱是泰特現代美術館名譽館長，這意味著，我是即將離任的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我會在2016年9月1日卸任館長身份，然後去德國最著名的——也是最艱難的——柏林人民劇院（Volksbuhne Theater）擔任總監。所以我現在的身份是比較微妙的。

在我計劃離開的階段，也一直在負責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擴建項目。就在6月17日，泰特現代美術館迎來了擴建後的盛大開幕。作為即將卸任的館長，我現在有相對更多的言論自由度。

擴建後的泰特現代美術館。

私人博物館

是否關注傳承性、可持續性

我們對未來充滿各種各樣的遐想。英國脫歐的公投，結果是48%表示要留下，52%要退出，雖然我們國家已經離開歐盟，但作為一個國家的文化機構，依然是中立的狀態。這裡有一個問題：我們的文化機構，在國際主義的大背景下，應該做出怎樣的貢獻？我覺得，泰特現代美術館代表了真正的國際主義文化。

同樣的事情，也在歐洲其他城市發生著。我的新工作是在德國的柏林人民劇院。這份工作，同樣關涉本地身份和國際主義兩者之間的張力。將倫敦和柏林兩相比較，柏林更處在一個轉換和發展的過程中，這樣的張力可能更具有建設性。不像倫敦，我覺得這次公投並沒有展現出民主性。自此以後，也許我們不該再稱之為大不列顛，而應該稱其為小不列顛。

柏林是一個真正開放自由的城市，相反，我覺得倫敦被金融行業所裹挾。非常不幸的一點，說到倫敦，其實現在就意味著金融。

幾年前，泰特現代美術館要進行擴建的時候，有很多漫畫，描述未來倫敦的私人博物館或者公立博物館會變成什麼樣子。在漫畫中，我們看到，有各種各樣的香檳館、VIP包廂、豪華車庫，很多都是為億萬富翁專門設立的空間。很遺憾的是，我發現這個描述正在逐漸變成現實。

私人博物館在更多情況下改變了藝術市場的規則和走向。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作《印第安納瓊斯和私人博物館的廢墟》。

我當時給德國一家報紙寫了這篇文章，設想私人博物館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現在我們看到私人博物館有很多錢，可以買下非常好的藝術作品，這點可能是公立博物館做不到的。但公立博物館更注重歷史傳承，留住歷史記憶，私人博物館往往做不到這一點。公立博物館代表的是可持續性，代表長期發展，私人博物館至今還沒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他們只是在市場上大量採購藝術品，將其集中呈現於一個博物館，卻又在5到15年後關門大吉。這對於整個藝術市場、藝術界都是一種損失。

我建議好萊塢拍一部「印第安納·瓊斯」的續集，讓「印第安納·瓊斯」在40年後來到上海，當代藝術在那個時候變成了遺迹。但是這位英雄可能會遭遇保險公司的威脅，因而他沒能獲得成功。很遺憾，好萊塢不喜歡我的這個劇本。

當然，我們需要在公共博物館和私人博物館之間做出一個平衡。沒有私人博物館，中東的面貌會大不相同，他們不會收集那麼多藝術作品，也不會塑造起這般文化形象。沒有私人博物館，亞洲、拉美也不會有這麼多當代藝術成長的空間，這可能是我們私人博物館帶來的貢獻。

但我仍然要質問，這些私人博物館是否制定了政策，使其本身有傳承性、可持續性和長期發展性。當代藝術如果只能在當代存在，那是很糟糕的，我們必須要為長遠思考，否則，不過就是在購物而已。

泰特現代美術館標誌性的大煙囪（右）和新建的磚牆金字塔（左）。

博物館的未來，

在那些微小之處

公立博物館的未來會是怎樣呢？泰特現代美術館也許是大型博物館擴建最後的案例。未來，博物館擴建的資金應該會非常緊張，加上英國脫歐，對於公立博物館的擴張也是一個壞消息。所以，我又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叫作未來的小型博物館或者微型博物館，你能想到有多小，它就可以是多小。

我舉一個例子，印度一個非常著名的攝影師戴雅妮塔·辛格（Dayanita Singh），她週遊世界的時候，隨身攜帶著自己微型的攝影博物館。

在上一次威尼斯雙年展，我看到中國建築師王澍。我的好朋友拉什·穆勒也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辦展出，他出版過關於王澍的建築作品集，關於中國的建築作品集。

我發現，一些普通的建築師和建築事務所，很多年輕的建築師，他們正在中國大地上做出很多不凡的實踐。在中國大都市，例如上海，有很多很棒的公立和私人博物館。但是在中國的小城和鄉間，更多有趣的博物館正在出現，這對於博物館學來說可能是更有意義的事情。

拜印第安納·瓊斯所賜，我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現很多有趣的微型博物館，在印度、在阿曼、在巴勒斯坦、在約旦，我們在一些古城工作，也在巴勒斯坦和約旦的社區展開合作。

這也是泰特現代美術館正在做的工作，希望和這些小型博物館、不同國家的博物館展開合作。不像蓬皮杜、古根海姆或者盧浮宮，我們並不會在英國以外建設我們的博物館分支。我們更希望和其他區域比較小的藝術機構進行交流與合作。包括我們剛才所說的印度、阿曼、約旦，還有中東地區，我們都在積極探尋這樣的合作項目。包括上海雙年展、廣州雙年展等，這些雙年展非常有趣，我非常希望能與這些雙年展展開廣泛的交流合作。

相應的，一些藝術家也會主動去創建各種各樣的博物館，例如剛才提到的印度攝影師戴雅妮塔·辛格。西非貝南一位藝術家米查?伽巴（Meschac Gaba），他發現很少有博物館會展示非洲當代藝術，所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虛擬的博物館，包括7個側廳。泰特買下了這件作品，並提供足夠的空間對其進行展示。

泰特現代美術館擴建工程的亮點，扶搖直上的寬闊樓梯。

很多藝術家會去重新想像一個博物館應該是什麼樣子的，這個現象並不新鮮。從前的藝術家也是這麼乾的。19世紀，因為提交作品被官方沙龍拒絕了，庫爾貝在官方沙龍的旁邊開辦了自己的小型博物館。

這樣的趨勢非常有趣。在日本直島，他們邀請一些藝術家設計自己的博物館。在德國科隆，一位藝術家在幾周前開辦了自己的博物館。米開朗琪羅?皮斯特萊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在義大利比耶拉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館和美術學校（1994年）。作為博物館我們需要去聆聽藝術家的心聲。

貝尼生（Benesse）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家出版機構。他們將藝術作品帶到直島，並且與當地的漁民合作，將一些廢棄的房屋改造成文化場所。這個島嶼不僅成為國際文化藝術交流的一個終端站，吸引藝術愛好者前往參觀，同時，也成為當地文化復興的一個楷模，能夠惠及本地居民。這是一個典型案例，有錢人可以建造一個非常好的博物館，不僅為了彰顯自己的榮耀，同時也注重歷史文化的傳承，具有高瞻遠矚。

泰特現代美術館擴建工程的亮點，觀景層。

是藝術的，也是政治的

現在藝術在種種表現形式上越來越多接近政治，就像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正在做的展覽（「陳劭雄：萬事俱備」）。現今的政治也越來越像藝術，政治家也常常模仿藝術家。我知道現在國際上很多政治家都喜歡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但是我非常懷疑他們是不是好演員。

殭屍遊行的參與者是非常好的演員，因為我們分不清楚這個是藝術行為，還是政治宣言，或是什麼樣的運動。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殭屍主題的廣泛回歸，在全球各地，充斥於電視、電影、藝術，也存在於各式遊行之中。我的女兒也非常喜歡看殭屍主題的電影。3年前，她非常迷戀一位吸血鬼演員。雖然有些人會笑，但是我想我大概知道我女兒想要什麼。

殭屍代表了什麼？它會死，死後還會復生。我們現在的消費文化和政治文化，有時候把你弄得死去活來，讓你生不如死。這些人為什麼想要扮演殭屍？因為殭屍某種程度上預示著人在軀體死後重新回來，回歸這個社會和這個世界，奪回此前所失去的身份。這就是為什麼它們常常出現於各種政治遊行當中。在西班牙畢爾巴鄂等地，窮困的、生活狀態很差的年輕人，他們每周都在街頭扮演殭屍，他們希望重新回來，奪回他們所失去的身份。

我們這個時代年輕人的社會運動不僅體現在殭屍遊行，還有一些新的元素，例如運用社交媒體和網路傳播工具。在西班牙，有一個普拉多媒體實驗室（Medialab-Prado），這個名稱是針對普拉多美術館的一個戲仿。普拉多美術館展現的是國家富有階層的收藏，例如戈雅等大師傑作，普拉多媒體實驗室希望展現普通市民階層的豐富性，因此他們創建了新的交流平台。這也是泰特現代美術館在做的事情，我們創立了泰特交換（Tate Exchange）。泰特交換的意義何在，它歡迎民間機構、小型機構加入進來，也許因為資金的原因，這些機構在大都市倫敦無法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倫敦是一個非常危險和不確定的城市，可能它表面上看起來光鮮亮麗，但背後有很多貧困問題。在這樣一個城市中，如何運營公立美術館，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泰特現代美術館擴建建築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在寬闊樓梯。

特別是在我們的文化世界、藝術世界，我們每天都生活在不確定的狀態中。我覺得熱情其實是一種對自己的過度挖掘。所以，我給大家的忠告就是不要過於熱情。我把自己定義成悲觀主義的戰略家。

我有一個主意，我們在泰特交換的空間內應該設置一個VIP包廂，專門提供給實習生的VIP包廂。這當然不是我們的首創，其他一些機構也曾有過這樣的設想，但是我們的設想有所不同。一般認為，我們需要喚醒實習生的活力和激情，讓他們得到成長。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同樣教會他們如何無視最後期限，如何遲到，如何睡過頭，如何帶薪上廁所。這也是應對自我攫取的技巧。

我們看到在電影、文學甚至藝術作品中，睡覺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睡覺是人類僅存的反抗形式。睡覺非常重要。泰國一個電影導演拍攝過很多關於睡覺的電影。睡覺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動作，它讓你處於在與不在之間。你們將會在未來看到越來越多的關於睡覺的藝術作品。你知道是為什麼？因為當你在一場講座、一場電影當中睡覺，代表你信任這場講座、這場電影。

當然我們不能一直沉睡，有些時候，依然得保持清醒，對社會正在發生的種種狀況保持警覺。Assemble（組合）是去年獲得特納獎的一個建築團體。他們由非正式藝術家和非正式建築家組成，成員之中僅有少部分人真正擁有相應文憑。他們與不同的人群合作，去改變社區的空間，改變建築的面貌。收藏家和銷售商特別反對他們獲得特納獎，因為他們覺得這幫人所做的東西不是藝術，它們無法被收藏。

博物館是眾人的歡愉聖殿

16年前，藝術新聞（ARTNews）有一個專題報道，關注「博物館興建潮」（2001年10月），當時藝術博物館的擴張速度非常快。如果說，時至今日，我們的博物館依然在不斷發展，有時候，我們發現它也會變得越來越小。它的發展，是為了創造更多空間，提供給新的藝術展覽形式。這也是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一年前，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做了關於建築師尤納·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的展覽。我覺得他是建築方面非常好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思想，刷新了人們對於建築、展覽的認知。但是私人博物館不會做這類展覽。我曾經和一位著名的私人收藏家交流，問他你覺得能為一些電影作品舉辦一場展覽嗎？他回答說，這不是藝術，這是電影。我也提起了尤納·弗里德曼，他說這不是藝術，這是建築。我沒說什麼就走了，因為我在英國，我必須要有禮貌。

泰特現代美術館渦輪大廳空間改造前的原貌。

現在的藝術博物館已經成為非常好的媒介，能夠不斷地去吸收其他學科的理念，同時對於相應學科做出反饋。不一定其產出都是好的，但是這些交流和溝通是非常重要的。未來的當代藝術博物館應該注重這種雙向的交流和溝通。

「天才藝術家」和「天才策展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同樣有「天才觀眾」。不久前，《經濟學人》的關於博物館的系列報道「歡愉聖殿」（Temple of Delights）（2013年12月）引用了維多利亞·紐豪斯（Victoria Newhouse）的話，她說：博物館不再是一個內斂的集裝箱，而是一個豐富的伴侶。博物館應該是一個令人愉悅的聖殿。

談到令人愉悅的聖殿，我們不能不提及一張照片，就是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2003年在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渦輪大廳所做的裝置作品《天氣計劃》（Weather Project）。這個裝置作品吸引了大量人流，數千人湧入美術館，在這個空間中做自己的事情。這個場景讓館長、策展人、藝術家、保安都感到特別驚訝。他們在裡面閑逛、野餐、睡覺、戀愛，甚至做著自己的藝術，他們自顧自地做著這些事情。感謝藝術作品，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渦輪大廳成為了一個奇異又開放的空間，依然有一些不能理解的東西，奇怪的事物，不同的臆想，荒誕的感受……大的小的，昂貴的廉價的，並置於同一個空間之中，這些另類之處，這種包容性，正是博物館存在的意義所在。

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渦輪大廳還舉辦過多次這類廣受歡迎的展覽。我們相信，所謂的美術館的擴張並不一定是不斷興建新的建築，也可以將一些新的藝術和展覽形式納入我們的空間。這也是我們為泰特現代美術館描繪的藍圖。

當我們考慮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擴建計劃時，我們不希望在原本建築的旁邊正式地興建很多建築。它的更多空間是往地下發展，我們充分利用了原本的空油罐、開關房的空間，將更多藝術形式納入其中，也為更多人提供與藝術相遇的機會。這是我們的計劃，這個空間是公共性的完美詮釋，也是在城市之中構建了一個城市。

泰特現代美術館渦輪大廳內展示的作品。

泰特現代美術館擴建項目開張的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人們穿著藍色雨衣站在雨中參加開館典禮，這個場景顯得特別尋常。反映了博物館作為一個公共的場所，它和鄰里之間的緊密關係。

泰特現代美術館是一個磚塔，我們隔壁是一棟玻璃高樓。從博物館裡可以看到玻璃幕牆之後的住家，我們的鄰居大多數不住在裡面，這些建築都是空的。這些房屋是中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很多外國投資者買下的。我稱他們為金融難民。

我在博物館裡，常常打量這些房屋。在我們周邊的這些建築，整體入住率只有30%左右。儘管裡面常常沒有人居住，但是室內設計師為這些房屋選購了昂貴的傢具，書架上擺放著藝術和時尚類的書籍，非常高非常大，我稱之為咖啡桌書籍。經我觀察，其中有一本非常沉重的書籍，是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攝影師赫爾穆特·牛頓（Helmut Newton）拍攝的裸體女人，這本書有17公斤重，它講的是性、藝術和建築之間的關係。

博物館是人們聚首的地方，也是一個觀看的機器，或者說，是人們可以肆意觀看的地方。你可以審視藝術品，也可以穿越藝術品審視他人。回溯藝術的歷史，印象派、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它們強調的也是不斷去觀看，用新的眼光去觀看。

實際上，人們走入博物館是期待著相遇，知道一些事情的人們期待著遇到知道另一些事情的他人。多年以前，泰特現代美術館做過一個觀眾調查。我們詢問人們，他們來博物館的目的是什麼。結果是，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觀眾希望得到美學的體驗和靈感啟迪。更多人希望在這裡獲取知識，遇見他人。

我們生活在一個策劃的國度。有那麼多事情，選擇、評論、講述故事——一言以蔽之，策劃——變得越來越重要。博物館也許會變成一個成功的大眾傳播工具，即便在這個數字化時代。

弔詭的是，藝術作品越在網路上出現，人們就越是想去博物館。他們希望知道這件奇怪的物件在其他物件之中會體現出怎樣的意涵，一位策展人為什麼、如何將之安置在一起。我經常會這麼說，「我們提出谷歌無法回答的問題」。試試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在十年前不喜歡這件藝術作品，卻在此刻突然喜歡它了？」

當有這麼多數字化的工具幫助我們做出決定，我們需要重新學習如何為自己做決定。博物館也許是最合適的地點，你不介意會看到舊的緊挨著新的，便宜的緊挨著昂貴的，愚蠢的緊挨著機智的，熟悉的緊挨著陌生的。未來的博物館不再是展示新和更新的舞台，它會是各種不同東西的組合的完美地點。

（本文系作者於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演講實錄，Gordon Cao現場口譯，朱潔樹整理。）

錄入編輯：姜岑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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