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的聖殿 12.5萬塊經版讓近代中國佛教新生光芒

金陵刻經處的大門

金陵刻經處的經板

刻經處院內的楊仁山墓塔

金陵刻經處以其宏富的經版藏品和精湛的刻印工藝冠絕於世。它既是藏書樓，又是出版機構，它同時肩負了收藏占老經卷並印刷、傳播它們的雙向使命，是傳播中國佛教信仰文化的塊重要高地。

說到南京的金陵剡經處，了解的人或許不多，但是歷史讓卻有人這樣說過它——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佛教的重興之維新派領袖梁啟超說：「金陵刻經處是中國近代思想的「伏筆」那麼，金陵刻經除究竟上一個怎樣的產所？

在江蘇南京市中心的淮海路上，有一處仿若私人宅院的古式建築——金陵刻經處格外地醒目。院落里飄散出來的濃濃的墨香，時常讓路過這裡的人好奇不已。這時候，只要你輕輕推開兩扇虛掩的紅漆大門，進入到院落里來，一種似鑿木開眼的嚓嚓之聲，便此起彼伏地傳來，十分動聽。如果你曾經在寺院聽到過這種聲音，或許不用花多少功夫，你就能猜出這是一種印刷佛經時發出的聲音。但是在南京繁華的街頭聽到這種聲音，引發的只是疑問：這裡是寺院嗎?人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印刷經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先到金陵刻經處一個神秘的地方——經版樓一一間裝滿經版的房子去看個究竟。

在高樓林立的南京市中心，端莊、穩重的金陵刻經處儼然江南某大戶人家的私人宅院。它夾雜在新近拔地而起的現代大廈群之中，顯得格外的引人注目，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這裡居然是令無數佛教信徒們景仰和嚮往的地方。

所藏的都是絕無僅有的佛經版本

經版樓是一個十分樸素而神聖的地方。冬日的燦爛陽光從湛藍的天空中傾撒下來，透過經板樓一扇扇木格別緻的窗欞，一聲不響地射在成排成排肅穆擺設的經版架上。在光影的作用下，經版架上排列著的那一塊塊看似黑糊糊、並不起眼的舊木板也泛著靈光。這些黑黝深沉的木板承載的是自唐代以來就已經散佚的佛教典籍——都是絕無僅有的佛經版本。其中的絕大多數版本是刻經處成立之後，先後從日本和朝鮮等國尋回來的，包括《中論疏》、《百論疏》、《唯識述記》、《因明論疏》、《華嚴三昧章》等約300種國內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直到今天，全國甚至國外的各大寺院的經書，也大多出自這個經版樓里的版本。

據我們的統計和研究，目前這裡一共收藏了12.5萬塊經版，其中最古老的經版，出自清康熙年間，距今已經三百餘年了，其餘的經版也多半是晚清時期雕刻的。

除了這十幾萬塊的經版，經板樓里還珍藏著18塊國家級文物佛像版。這18塊佛像版是金陵刻經處草創之初，延請當時著名的畫家參照《造像量度經》等有關方面的資料一一繪製，並由著名的刻工直接用刀，而不是依畫稿和字稿來雕刻而成的。每幅畫的筆法精妙，每塊佛像版的刻工細緻，都是佛像版中的精品。尤其是由群像構成的《靈山法會》，人物形象多達97人，畫面幾無虛隙，但卻層次分明，章法嚴整，人物神情各不相同，藝術價值甚高，堪稱刻經處的「鎮處之寶」。從現刊印的印刷品中我們可以想見，當年金陵刻經處刻工的技藝曾經達到了怎樣的巔峰。

雖然這座藏品宏富的經版樓平時不對外開放，但凡有幸光臨這裡的人，都會無一例外地被架子上那一排排的經版排山倒海般的氣勢給鎮住。他們親密無間地擠靠在一起，所有的文字都隱在其中，蠢蠢欲動。即便是粗略估計，也至少有幾億個字聚集在一起，雖然沒有聲息，但他們的力量也是駭人的，完全可以用卷帙浩繁來形容。

不過，這些文化瑰寶差點在十年「文革」浩劫中被銷毀。

「文革」時期，金陵刻經處與全國佛教寺院一樣，也受到衝擊，刻經業務完全停頓，院內住進了三十幾戶人家，成了一個大雜院。紅衛兵宣傳隊也進駐刻經處，吃住、排練都在其中。院內變得一片狼藉，到處都是印經用宣紙，紅衛兵隨手拿來當如廁手紙，而經版木架，則被用來燒水燒飯。他們對經版進行登記造冊後，準備象徵性地保留幾塊，其餘被一律銷毀。幸運的是，當這些情況上報到了中國佛教協會後，佛協感到事態嚴重，便將情況一直上報到了國務院。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心裡明白這座刻經處在中國佛教文化史中的地位和分量，便親自去電，要求南京方面對其進行重點保護。如此這裡所藏經版才被重新搬到了一個房間里保存起來，並且在門上貼了封條。而這一封就是五六年，直到「文革」結束，12萬多塊經版因此才免遭劫難，但那時的經版沒有一冊是完整成冊的，除了發霉爛掉的，就是雜亂如麻散落一地。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完成「文革」一批佛教經書的印刷工作，一群從來沒有讀過經書，也不懂古體字和梵文的年輕人從別處被徵調過來，用對號入座的土辦法給每塊木板編號貼條，才完成了十二萬多塊經板以及1570本佛教典籍的整理分類工作，讓這些經版找到了自己的「左鄰右里」。惟其如此，才成就了金陵刻經處今天作為世界上保存佛經版最多的基地的地位。

為了刻經處，創始人幾近傾家蕩產

徜徉在金陵刻經處竹林掩映、曲徑幽深的庭院中，陣陣夾雜著植物馨香的微風吹拂得人心神舒爽。但是當你陶醉於小院的幽雅時，很難不與佇立在院內的一座墓塔相遇。它就是金陵刻經處的創辦者楊仁山居士的長眠之所。

一切都要從刻經處所在的這座院落說起。據史料記述，這座秀麗幽靜的宅院是時任清政府江寧建造工程負責人楊仁山於1865年所置下的家產。但沒過多久，楊仁山先生就向全家人宣布了要改為金陵刻經處的決定，他讓全家人都搬出了自己的家。

楊仁山先生為何要把自己的家產變成了金陵刻經處呢?讓我們先來看看楊仁山的履歷吧。1837年，楊仁山出生在安徽省石埭縣的一個官宦之家，從小便能詩善文，興趣廣泛，天文、地理無不研讀，不僅精通傳統儒家文緞，還對於西學有著很大的興趣。27歲的時候，楊仁山生了一場大病，他在病中反覆誦讀了佛典《大乘起信論》，開始對佛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他遍求佛典，飽覽經史。然而，由於當時時局混亂，很多佛教典籍毀於戰火，加上晚清中國佛教衰敝之極，學佛信眾幾乎一經難求。令楊仁山感到鬱悶的是，他第一次來到南京的時候，請好友為其搜求佛典，居然僅購得經書數種而已，甚至連最常見的佛經如《無量壽經》等也難以找到。

1866年，楊仁山攜全家移居南京，參與經過十年戰火後的城市恢復工作，主持江寧工程局。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幾位佛學研究好友，共同討論弘法事業，認為在此末法時代，只有讓佛教經典廣為流傳，才能光大佛法，普濟眾生。於是，他們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開始草訂章程，募刻佛藏。他們刻印的第一部經書，是魏默深輯的「凈土四經」——即《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及《妙法蓮華經?普賢行願品》的合刊本。

刻經處初創時期，設寫手一人，刻手七人，主僧一人，香火兩人。所有刻經經費來源由幾位創辦人共同分擔。當時每一個人一個月要出1400文作為刻經的經費，楊仁山不僅自己出1400文，還要募集3個善款——也就是3個1400文。據楊仁山的遺著透露，初創時期的金陵刻經處條件相當地艱苦，甚至沒有自己的固定場所，開始以南京市內北極閣房舍為址，後被人覬覦起紛爭，不得不遷往常府街楊仁山寓所，進而又隨著楊仁山寓所遷往花牌樓。1897年，楊仁山築室於延齡巷。新居院落佔地六畝多，有房屋60多間，金陵刻經處也隨之遷往，從此才固定了下來。後來，為了能讓刻經、印經和講經正常運轉，楊先生曾利用他做國外使節的機會，從國外學做地球儀在中國售賣，並和譚嗣同成立了中國測量儀學會。「我知道的是他帶進了很多儀器，金陵刻經處剛創辦起來的時候經費很缺乏，他把這批儀器賣給了湖南的時務學堂來充實金陵刻經處的經費。」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先生說。

一本「金陵版」經書是如何誕生的？

「金陵版」的稱謂，源於佛教界對金陵刻經處精湛的刻印工藝的一種尊奉。刻字是整個印刷過程中十分重要的技術環節。出於弘揚佛法的考慮，在刻經處成立之初，楊仁山特別規定了「三不刻」例，即：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由子這裡刊印流通的經書有不少是我國古代失傳的佛典，加之刻版採用用了傳統的木刻雕版印刷的方式來印製經典，經版從書寫到刻制，都要經過上樣、刻字、刷墨、擦印、分頁、折頁、齊欄、分類、穿紙捻、線襞等二十多道工序。萁中的刻字工藝是金陵刻經處獨有的技藝，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和技藝內涵，各方信士皆譽其為為「最精普之佛典版本」，與別處寺院直接從《明藏》、《龍藏》翻刻者相比，莫有霄壤之別。

1901年，為了讓金陵刻經處有一個永久固定的場所，楊仁山更做出了一件令人驚愕的事：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筆據」，將住宅房屋60多間並宅基地六畝多，悉數捐給了金陵刻經處，永作刻經、藏版、流通之所。但是，為了支撐刻經事業而歷年所欠的3810兩銀債務，則命由三房分擔償還……

十年之後，楊仁山先生駕鶴仙逝，為了能永遠守護著金陵刻經處，他突破中國人從不將遺體葬於家中的傳統，留下遺囑：「經版所在，遺體所在。」於是遵其遺囑，他的弟子門人在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這座如今仍然巍然屹立的墓塔，見證了金陵刻經處極不平凡的百年風雨。

楊仁山對佛教的貢獻無法言表，在他自己的書中留下了這樣一組數據值得我們銘記——在46年里，刻印了211種共1157卷佛經，留下了47000多塊木質經版、18塊佛像版。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它們使近代中國佛教又見新生光芒。

這裡是近代中國思想的「伏流」

清朝末年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期，佛教的光芒也在動蕩中近乎熄滅，楊仁山做的不僅僅是對幾本佛書的拯救，而是通過佛教的思想尋求救國之路。從這個意義來講，金陵刻經處實際上既是藏書樓，又是出版機構，因為它同時肩負了收藏古老經卷並印刷、傳播它們的雙向使命，但無論怎樣，它在日後都將註定成為佛教信仰的至高點。

為進一步復興佛教，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大興講學、研究之風。1907年，為了與斯里蘭卡人達摩波羅創辦摩訶菩提會復興印度佛教相呼應，楊仁山得到和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並稱為「維新四公子」的陳三立的支持，在金陵刻經處創辦僧學堂祗洹精舍。他自編教材，自任佛學講席，聘請作家蘇曼殊教英文、梵文，以期學子像他一樣能兼通中西，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佛教。

金陵刻經處雖然只是作為一個居士道場，但它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民國時期，無論是居士界，還是僧界的領袖人物或中間分子，有不少都是由楊仁山培養出來的。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倡導者太虛法師就是在這時候入學並脫穎而出的。

除了太虛法師，楊仁山門下奇才輩出，梁啟超、譚嗣同、桂伯華、黎端甫、歐陽竟無等學界名流都曾在這聽過學。

其中，數譚嗣同的故事最為傳奇。那是1896年，譚嗣同在南京候補江蘇知府，因不願與腐敗官府周旋，聽說南京城內有楊仁山先生學問博而德行高，便欣然來到金陵刻經處，向楊仁山居士執弟子禮，研習佛學、新學，著成其代表作《仁學》。譚以佛教理念熔鑄新學。提倡變法維新，轟動一時，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譚嗣同離寧赴京參與戊戌變法時，將一套紅木桌椅送與楊仁山，並將楊仁山一子帶去北京求學，以答謝師恩。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引頸就戮，決志為變法捐軀，楊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義，此時譚嗣同說：「獻身變法是我的使命，而侍奉孝養父母是你的使命。」將其趕離了危險境地。

梁啟超來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也前來刻經處聽楊仁山的繼任者歐陽竟無講唯識學，後因病中止。1922年11月4日，致函歐陽競無，引以為憾，「侍講席兩旬，所以弘我者無量。方翼多聆慈誨，益植善根。不意比以積勞，病中心藏。……然此兩旬所受之熏，自信當畢生受用不盡也。」以梁當時在政界、學界和社會上的巨大影響，對歐陽竟無卻如此殷勤恭敬懇切，足見金陵刻經處在當時的地位之重要，用梁啟超的評價是：它是近代中國思想的「伏流」。

「金陵版」經書刻印秘技

在佛教界，有所謂「金陵版」的稱謂，這一叫法就是對於金陵刻經處精湛的刻印工藝的一種尊奉。刻字是整個印刷過程中十分重要的技術環節，而刻字工藝里要對缺損的經版進行修補，它的難點在於要翻新如舊。這項工作要求修補後的字面和經歷過時間磨損的原版字面相同，這樣才能印刷出墨跡一致的經書。這種刻字修補工藝是金陵刻經處獨有的技藝。

每當清晨，刻經處就如同一個布景華麗的巨大舞台，被晨曦的追光照亮。幾位刻經師傅長長的影子拖在老舊的木質地板上，在時光中不聲不響地移動。當影子像日晷一樣旋轉到相反的位置時，就會有許多經文以漂亮的形體脫穎而出。

刻字的經版通常是取最好的安徽特產棠梨木，砍成數段，放在水中用微火熏烤上一天的時間，目的是為了煮出棠梨木中的糖分，這樣做出的經版在存放時就不會出現蟲蛀的情況，然後烘乾，推光刨平。而印刷所用的墨粉則是由刻經處自製而成，存放在黑窖里，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了。墨粉的主要成分是松煙（松樹燒出來的煙灰），裡面再加麵粉、膠和醋，有一股清香味。

刻經處自創建至「文革」前夜，一直採用傳統的木刻雕版印刷的方式印製經典。從上世紀80年代恢複印制經書至今，也基本保持了傳統。經版從書寫到刻制，大約需要上樣、刻字、刷墨、擦印、分頁、折頁、齊欄、打眼、切邊、線裝等二十多道工序，非常複雜，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和技藝內涵。而一部經書，常常要刻無數塊經版。魯迅先生為其母祝壽時在這裡捐資刻印過的那部《百喻經》，就是花了很長時間才刻出來的。這裡從刻版、印刷到裝幀，完整地保持著傳統的印刷工藝與程序，所以從印刷史的角度上，被稱為「活著的博物館」。整個過程無疑是一次漫長而艱險的旅行，容不得絲毫差錯。這使我想起「文革」中一個故事：一個造反派為了懲治一位「臭老九」，給他強加了一種懲罰，讓他把報紙上的字，一個一個剪下來。這當然是一種頗具創造力、同時也最為殘酷的懲罰。但對於受罰者而言，它是必須完成的任務，是「組織決定」。為此，他以認真細緻的態度，用了大半天的時間，把報紙上的字，一個一個均勻地剪下。當他勝利完成任務之時，又接到一項新的任務一將剪下的字，按照原來的順序，一個一個粘回去。

這是一項足以讓人發瘋的酷刑。我想到它，是藉助於刻版這個引信。在我看來，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並非僅僅是一項機械的工作，同時是刻工們的信仰寄託，在手指與經文之間，存在著那麼醇厚的關係——它們彼此信任，而不是像那位受刑者，與他的「任務」互為敵人。或者，刻經本身，也成為一種修行方式。它不是刑罰，每個匠人都在刻刀的迴環曲折中完成內心的祈禱。

一般來說，這裡的刻工都是師徒相傳，經過嚴格考核和訓練，不僅刀法嫻熟，而且要有很好的書法和繪畫基礎。經版刻出後還要認真校對，挖補改錯，如錯得較多，就要重刻。經版刻好後，成批放到鍋中熬煮、浸泡一天，取出晒乾後才入庫。這樣製成的經版，堅實耐用，幾乎沒有變形或蟲蛀的可能。再往後，就是印刷工藝流程了。這又分四道工序：裁紙、顏料加工、印刷、裝訂。如果細分的話，就遠不止這些了，有：裁切紙，將整開的紙裁成傳統經書大小；泡紙，將裁好的紙放在盆里浸濕回潤，便於印刷和吸墨均勻；兌墨，將乾燥煙墨粉兌入適當比例的水；印刷，是負荷最大、工序最多的關鍵步驟，由一組組印工完成，一組印工由三個人組成，一個刷墨，一個用卷布干滾筒壓印，另一個負責運版和曬經；之後的裝訂組就要完成裁紙、數頁分揀校對、穿頁裝訂、打磨（將經書邊緣切磨整齊）、刷色邊、按傳統方式包裝等工序。

裝訂工作看似簡單，但實際並非如此。僅僅捻紙一項就要工人練習幾個月才能勝任。釘線也不是會縫衣服就可以上手的。這裡的每個程序都是手工製作，更是用心才可以完成。裝訂一本書，一套工序下來，也可以說是一次修鍊。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在這種看起來簡單重複的印刷工作中，卻有著和當今現代印刷設備一樣的精細標準：地頭是天頭的二分之一。天頭是指佛經書的上部，地頭就是指佛經書的下部。印刷標準要求天頭2寸，地頭1寸。金陵刻經處手工印刷的精度完全可以和現代的印刷設備相比。

與其他印刷形式不同，以這樣傳統的方式印刷而成的書本版面，比起活字印刷製作而成的書本版面，更加典雅、美觀，富於藝術性。比起初期活字印刷書本，其版面整齊、勻凈、爽朗；比起現代印刷書本，其版面又有一種手工技藝的藝術韻味。而在佛教看來，這樣的版面也顯得更加清凈、莊嚴。更為關鍵的是，傳統木刻雕版印刷而成的書本，紙質柔軟，字大悅目，版式疏朗，非常適宜於佛教信眾端坐誦讀的特殊需要。就佛教來講，誦經是一種特殊的修持方式，這種修持方式的最合適經本樣式，就是金陵刻經處刻印的這種線裝宣紙方冊本。正是佛教信眾端坐誦讀對於經本的特殊需求，成為了金陵刻經處一直使用木刻雕版印刷術刻印佛經的特殊原因所在。

金陵刻經處以一種巧妙的方法保存了時間深處的種種智慧，與這種種智慧相比，任何珍寶，無論怎樣價值連城，都是外在的，而智慧，卻像血液一樣注入我們的身體，使我們的精神日益強大。

據金陵刻經處工作人員統計，經過幾代人的不斷努力和積累，刻經處一共收藏了十二萬多塊經版，這些黑黝深沉的木板承載的可是自唐代以來就已經散失的佛教典籍——都是絕無僅有的佛經版本，它們使近代中國佛教又見新生光芒。

楊仁山不僅將畢生的精力和智慧貢獻給了佛教界，連身後他都要突破中國人從不將遺體葬於家中的傳統，願意默默地見證刻經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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