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幫派優則仕

杜月笙

本文摘自知名學者余世存先生「立人三部曲」之《盜火與革命》，思想潮經磨鐵鐵葫蘆授權發布。

杜月笙 幫派優則仕

在一個專制等級森嚴的社會，個人很難有什麼大的發展，血統、門第是個人發展的前提。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到現代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壞蛋」，血統一直是我們的宿命。民主自由的社會因此驕傲自己的國民可以由農夫位至總統，而憐憫專制社會的子民不得自由。但實際上，專制社會也有天大的縫隙改變人的命運。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在我們的歷史中比比皆是，由底層、赤貧、下賤而躍居上流社會的現象更由「飛黃騰達」「一步登天」「平步青雲」一類的成語概括了。胥吏、落魄文人、和尚、軍官、圖書館管理員、農家女、商賈等等一躍而獲豪門富貴，位至九五至尊，獲王權、君權、皇權、神權等權力巔峰的案例不可勝數。這是我們文明的奇蹟，也是我們文明的變異。直到今天，暴發、暴富一類的傳奇人生仍是我們市場經濟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在我國現代史上那樣「混亂的自由」里奮鬥的人物中，杜月笙是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杜出生於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不到四歲，父母先後去世。十四歲時，他到上海某水果行當學徒。他的打工生涯是卑賤、辛酸而墮落的，這種打工生活極容易讓人苟且認命。但杜不苟且，他有付出，比如他做事認真，削水果很在行，一時獲得「萊陽梨」的稱號。他更有出人頭地的願望，他跟王阿國等人一起，既體驗到底層打工的艱難，又學會了光棍自作自受、朋友義氣等不少江湖中國的生活。他有小錢會跟朋友分享，有巨款也會想起朋友，甚至在朋友中間散盡。為求上進，他拜青幫陳世昌為老頭子。由於陳世昌等人的關係，杜月笙獲得機會進入黃金榮公館。

杜的機靈可意，很快獲得黃金榮的賞識。黃是當時法租界的華探頭目、黑社會頭面人物，其名號在當時的小混混之中如雷貫耳，是他們夢想的靠山。杜在眾多的小混混中一躍成為黃的親信，可見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也必得在打工生活中把自己鍛造成為錐才是，有能力、有理想，有豪傑相照相惜的意志。在這方面，杜比他眾多的師兄弟甚至師父一輩的人都更具備條件。

他沒有白白地打工，他的學徒生活足夠豐富，準備也足夠充分。故一旦進入黃金榮的視野，他就能夠迅速地擺脫下三濫時代的毛病，而努力學習著新生活和新規矩。由黃金榮的佣差上升為鴉片提運，因為善於糾合同夥，勾結軍閥，杜月笙成為在鴉片提運中最有勢力的一個。他的羽毛豐滿，使他迅速地跟黃金榮平起平坐，他也出色地完成了跟黃金榮這種輩分、地位上的轉換，黃金榮由他的老闆、師父變成了他的「金榮哥」。

1925年，杜月笙三十七歲，他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成為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

杜月笙的格局遠非黃金榮們那樣「一入黑道，便無足觀」，他的義氣、苦出身讓他成為青幫中的革命性人物，他最大可能地完成了對青幫的改造。他改變原來沿用的青幫收門徒儀式，將開香堂改為點香燭，磕頭改為三鞠躬，徒弟改稱「學生子」，杜月笙本人則由「老頭子」改稱「老夫子」或「先生」，寫有三代簡歷的拜師帖改為門生帖，拜師帖上「一祖流傳，萬世千秋，水往東流，永不回頭」的套語，簡化為「永遵訓誨」。

研究者認為，杜月笙的幫派是「在特殊時期形成的特殊的社會勢力階層，已經褪去了身上濃重的宗法色彩，變得與西方社會的生存法則和遊戲規則更加接近」。「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是當時人的定論。不管「做人」如何低俗，杜月笙確實把做人做到了某種極致，他善於協調黑社會各派勢力之間的關係，善於處理與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他善斂財，會散財，他通過販賣鴉片、開設賭檯等活動，聚斂錢財，然後，又以這些不義之財籠絡社會上各種人物，從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幫會骨幹，無所不有。

從後來者看，一個人暴發了，就應該像杜月笙那樣「會做人」，可是在當時的上海大亨中，會做人的並不多，即使今天市場經濟中暴發的大亨更多了，但會做人的大亨似乎還沒有出現。也因此，在當時的下層社會才會流傳這樣一句話：「要像杜先生那樣做人。」

杜月笙善待過下台總統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撰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杜因此被人稱為「當代春申君」。他在底層混過，自然知道下層人的艱難，老百姓如求到他頭上，他總是讓人如願解決。在這方面，他幾乎是司馬遷筆下的「遊俠」。他對來客幾乎就是三句話：「你的事體我曉得了。」「我會替你辦好。」「好。再會。」他堅持做公益慈善活動，持續多年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按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必定出面組織賑濟。他還維護工人利益，出面調解勞資糾紛，哪怕由自己負擔費？用。

杜月笙革新了衣著，他一改傳統幫派中那種身著短打、手戴戒指、捲袖開懷的打扮，而是四季身著長衫，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形象。他因此結交了大批的朋友，遍及新聞界、知識界、政界。名律師秦聯奎到他的賭場輸了四千大洋，他知道後說：「當律師的靠搖筆桿、用心血、費口舌為生，沒有多少錢好賺，我不能贏他的錢。」秦因此成為他的座上賓。以此種手段，章太炎、章士釗、楊度、江一平、鄭毓秀、陳群、楊雲史、楊千里等人都跟他「平生風義兼師友」（章太炎語）。有「聯聖」之稱的方地山送給他兩副對聯，其中之一是：「自笑酒酣時喝月，相攜花下坐吹笙。」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同為青幫中人輩分高他一輩的汪壽華，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工人糾察隊。杜月笙因此獲得了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1929年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他因此被人稱為「上海最有勢力的人」「三百年幫會第一人」「上海皇帝」。

有一年陳光甫的商儲銀行遭擠提，陳無奈之中向國民政府財政次長錢新之求助，錢新之的解決之道是：「你去華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說我請他出面幫個忙。」當天晚上，陳光甫來到杜月笙府上，杜月笙對陳光甫只說了一句：「明早在開門之前，在商儲見。」到了次日上午，商儲門口突然來了一隊小汽車，為首的一輛牌號是「7777」。這是上海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車。杜月笙跨出車門，申報存款三百萬元。見此狀況，如潮擠兌的客戶頃刻作鳥獸散。杜月笙只需亮個相，一場金融災難便平息下來，這令現代金融巨子陳光甫驚嘆不已。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鄉買地五十畝，大興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舉行家祀落成典禮和「奉主入祠」典禮。儀仗隊有五千人之眾，自法租界杜公館出發，長達數里，巡捕開道，鼓樂震天。杜祠開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蔣介石、張學良、何應欽、王寵惠、孔祥熙、段祺瑞、吳佩孚、于右任、班禪額爾德尼、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市長張群等在內的黨國要人都送了匾額。排場之大，靡費之巨，極一時之盛。章太炎更以國學大師身份為之寫下《高橋杜氏祠堂記》：「杜之先出於帝堯，夏時有劉累，及周封於杜，為杜伯……其八祖皆御史大夫。」

1932年，杜月笙開始組織恆社，1933年2月25日，舉行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社名取「如月之恆」的典故，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為宗旨。從青幫到恆社，說明杜月笙開始有意識地把幫會向現代社團組織改進。恆社初成立時，有一百三十餘人，到1937年達五百二十餘人，社會各界人士加入，使恆社真正成為有代表性的民間團體。學者邵雍的研究結論是：「他在30年代，已經逐步擺脫了幫會生意，轉做正經生意，大量投資於工商業和金融業，比較著名的有浦東商業儲備銀行、中匯銀行、大達輪船公司、長城唱片公司等，經濟利益已經和日本人有所衝突了。這也是他在30年代一直大力提倡用國貨的原因，當然也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

1937年，抗戰爆發，杜月笙更加忙碌起來，「他是個愛面子講義氣的人，喜歡說『閑話一句』，表示自己能力超強。加上蔣介石看得起他，他就更賣力了」。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8月19日，他在報紙上發表徵募救國捐和金銀物品的告示，僅月余時間他主持的募集會就募集到了救國捐一百五十萬元，對抗戰幫助很大。

他的名言是：「從『九·一八』到現在，這七年間，備受敵人的壓迫，我們常常卧薪嘗膽地刻苦自勵，同時期待著世界的公論。」但是現在「我們絕不能依賴人家幫忙，救國完全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杜自擔任上海商界勸募隊副隊長以來，利用自己上上下下的影響力，讓上海共認購了救國公債七千五百萬元，佔全部發行量的六分之一。「他有當時國民政府都沒有的廣泛的對社會各階層的影響力，而且肯出力。像黃金榮就貪財，只拿進不拿出，做不到像他這樣。」

10月，他除了募集棉衣，還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個人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捐獻了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他也花萬餘元購買了裝甲汽車捐獻給了右翼軍司令張發奎。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支援會。他的國家意識是至誠強烈的。

《盜火與革命》

作者：余世存

鐵葫蘆圖書2016年7月

定價：42.00

上海淪陷後，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937年11月遷居香港。離開香港前，杜購買了大量《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書籍捐獻上海租界內的圖書館。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刀劈了大漢奸、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1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杜月笙遷居重慶，建立恆社總社，向大後方發展勢力。他組織中華貿易信託公司、通濟公司等，與淪陷區交換物資。抗戰時期，大後方物資奇缺，國民政府的車隊通過滇緬公路運輸物資，當地袍哥、黑社會勢力一搶而空。但是，只要杜月笙一聲招呼，他的車隊絕對暢通無阻。杜在香港、重慶之間來回奔波，患上了哮喘病。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於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重張新幟。由於租界被收回，傳統幫會的作用大大減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管理和現代社會秩序。杜月笙既然在各類社會組織中如魚得水，要繼續發展，那麼似乎只有從政一途了。幫而優則仕，似乎是中國人的通例。

杜月笙大概不明白幫派優可組黨、可組社，即使明白，他也沒有對幫派進行「二次革命」的意志力了，他要離開幫派，進入真正的上層社會，進入國民政府。何況，非政府組織、民間幫派再強也強不過強權政府，幫派再體面優越也優越不過強權體制。杜月笙雖然平易近人做到了極致、遊俠尚義做到了極致、光宗耀祖做到了極致，但還沒有嘗到強權體制的滋味。他很想嘗一嘗，於是就嘗到了來自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打壓滋？味。

杜月笙想做上海市市長，為此還送戴笠一棟洋樓希望得到他的幫忙。他的社會貢獻足夠多了。如今抗戰勝利，杜月笙想蔣介石理應給他一碗好飯吃，當時上海坊間也確實傳說他即將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蔣介石卻是一心要把杜月笙代表的幫會勢力打壓下去。蔣對內甚至明確訓示：對幫會的基本政策是取締。杜月笙盼望的好事沒有出現，就有壞消息傳來，上海市市長一職由錢大均出任，沒有他的份兒。這個昔日上海最有勢力的人還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現大字標語：「打倒社會惡勢力！」「杜月笙是惡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驚惶之下，杜月笙臨時決定改在南站下車。下車時冷冷清清，沒有一名政要迎接。

這個一心向黨國靠攏的幫派第一人被政府敲打後，無心經營幫會。昔日風光不再，他疲於應付，勉力支撐龍頭老大的局面。歷史學家對歷史假設萬千種結果，卻從未假設出杜月笙們組黨問鼎會對抗戰後的國共對決局面產生什麼影響。杜月笙的名言是：「蔣介石把他當夜壺，用的時候拿出來，不用的時候扔到床底下。」這說明，杜月笙在求仕無望之際，仍回到了幫派角色，他不可能挺起腰桿對權勢、對國民說明他的愛國情感和功績，也不可能說明他想洗心革面，他曾經對幫會進行過革命，他還想再革命一次。但黑幫身份讓杜月笙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他沒有希望晉身政權中去，他還是要寄身於政權勢力的。

1946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準備在此選舉中出一口氣，他的想法是當選議長再請辭，為此寫了一封很長的辭職演說。但在選舉中，國民黨安排的選票出現了大量的白票，杜月笙雖仍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國民黨的侮辱或不支持都是那麼明顯，以至於杜失去了陪玩的心志，他當選後沒有念事先準備的演講稿，而是吞吞吐吐地以病請辭。自此以後，他就再也沒有主動跟政界交道了。他埋頭於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聞等各業中發展勢力，擔任各種各樣的董事長、會長、常務董事、校董達六七十個。

到國共分出勝負，杜月笙只有亡命香港。雖然陳毅入主上海的首要大事就是給杜月笙等人寫信，請他們回上海，但杜月笙既無「二次革命」的勇氣，自然也無仆於二主的想法。這個自己打出一片天下的貧家子弟，晚年流落香港，其處境完全可用「貧病交加」來形容，他坐吃山空，而無數在上海、香港等地的徒子徒孫和家屬需要他救濟，他的病也時好時壞。在此非常時期，人生大義跟生活自由的細節非常充分地結合在一起了。

章士釗為中共統戰，他到香港後，不時出入杜公館，登堂入室，有時直趨病榻之側，和杜月笙密談，他分析天下大勢、國際動向，尤其對他的同鄉後輩毛澤東大加讚賞。當章士釗滔滔不絕地盛讚毛澤東是如何尊老敬賢、求才若渴時，杜月笙問章士釗：「章先生是決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嗎？」章士釗說：「是。」「章先生是否照舊掛牌做律師？」章士釗回答說：「誠然，共產黨統治下是用不著律師的，我不能再掛牌，不過……」杜月笙問：「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師，那麼，你有什麼計劃？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做生意嘛，只怕共產制度也不容許，」章士釗坦然吐露，「不過，毛主席當面告訴過我，我在大陸，一切由他負責。有了毛主席的這一句話，個人的生活種種哪還用得著擔心？」杜月笙感嘆說：「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擔心，只是生活不用擔心。」

杜後來對家人說：「章先生年紀一大把，做官的興緻高！只要有官做，他跟誰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產黨毛澤東，卻只說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為了生活的話，台灣、香港、美國……隨便哪一個地方，也要比共產黨那邊的日子舒服得多。」想起章士釗寄食於杜家的往事，杜月笙說，「負責生活，毛澤東不過給了他一句言話，我杜某人倒是真負責過不少年啊！」

這個曾經想跟政治玩一玩的幫主，自以為看透了現代政治，也最終在人格上跟國共黨魁們平等了，至於寄食者的心理扭曲，他當然瞭然於心。

1951年杜月笙死於香港，他的財產只有十二萬美元，供一大家人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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