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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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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記憶

是一種奇妙卻靠不住的工具


——普里莫-萊維


僅僅一年而已。遺忘來的太快,而活著的人有罪。


那些被替代的事件就像沒發生過一樣,也沒有人再去關注過去發生的事情。

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



普里莫-萊維


提到萊維,卡爾維諾是這樣說的——「我們時代最重要和最有天賦的作家之一。」


普里莫·萊維,義大利作家、化學家以及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這兩種身份與經歷建立了他寫作的基礎。

萊維1919年出生於義大利都靈一個猶太家庭,成長於法西斯時代,受到當時的《種族法》的直接影響。萊維30年代在都靈大學攻讀化學,並最終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教授幫助下拿到化學博士學位。1944年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俘,萊維公開了他的猶太人身份,於是被遣送至奧斯維辛集中營。戰爭結束,他回到都靈繼續當化學工作者。1948年,萊維出版了第一本書。此後數年,一直筆耕不綴,撰寫一系列文章,涉及詩歌、小說、散文、回憶錄等各個領域,但所有這些文字的實質都是一致的:它們無一例外,都在書寫集中營的生活、回憶與反思。這些文字,是創作,更是證詞。


1987年,萊維墜樓身亡,被驗屍官認為是自殺,死前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在美國,大家的反應是「40年後萊維先生死於奧斯維辛」。這也許暗示了些什麼:奧斯維辛的焚屍房的煙囪雖然倒了,但屬於它的記憶依稀尚存,回過頭來,它繼續折磨著人們的神經。而另一位奧斯維辛倖存者,同時也是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作家埃利·維瑟爾說:「早在四十年前的奧斯維辛時代,萊維已死。」


萊維主要作品有《活在奧斯維辛》、《再度覺醒》、《緩刑時刻》、《元素周期表》、《如果不是現在,那麼何時?》、《猴子的憂傷》等。《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是他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著作。


今天推薦他的《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文化評論家徐賁先生為《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中文版撰寫了萬言導讀,他寫道:「這是萊維寫得最沉重的一本書,既超出又符合他的一貫風格。書中罕見地流露出他只是在詩歌里才有所表達的激情,但基調仍然是一種局外人式的冷靜和懷疑。」的確,萊維的寫作,與他的化學家身份互相影響,他幾乎是以化學家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他用文字來抵擋記憶的敵人,其著作刻意保持冷靜,注重訴諸分析,「我想我的敘述愈客觀,避免過分情緒化,就愈顯得可信和有用」。

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節選


人的記憶是一種奇妙卻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學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圍人的行為,甚至自己的行為,都會發現這個老掉牙的事實。


我們的記憶並非鐫刻在石頭上,隨著時間流逝,它們不但會漸漸消失,還會經常改變,甚至會增長,與不相干的記憶糾纏成一團亂麻。

我打算審視的,是極端體驗下的記憶——受傷或施加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具備了能扭曲或抹掉記憶的所有因素:受害或施加傷害的記憶本身就是一種傷痛,因為這種回憶令人痛苦,至少讓人不安。受過傷的人傾向於阻滯受傷的記憶,以免重新激起傷痛。而施暴者則把記憶隱藏在內心深處,不去回憶,以減輕罪惡感。


我們並不希望鼓勵混淆、無聊的弗洛伊德學說、病態或者縱容。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們不能互換。前者將受到懲罰和詛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話,理解),而後者則會受到同情和幫助。但無論是施暴者,還是受害者,都曾經歷了卑下且無法更改的暴行。


在受害者這個更加廣闊的領域中,同樣存在著記憶的遷移……人們已經注意到,比如,許多戰爭的倖存者(或其他經歷過複雜心理創傷的人)往往會不自覺地過濾他們的記憶——在追憶他們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講述自己的遭遇時,他們願意駐足於那些短暫的安寧時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輕鬆的時刻,而跳過最痛苦的片段。因此,隨著歲月流逝,這些記憶逐漸模糊。


希特勒「千年帝國」的短暫歷史可以重新詮釋為一場對抗記憶的戰爭。奧威爾式的偽造記憶,偽造現實,否定現實。


對我來說,與青年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將其視為責任,同時,也是一種危險:時代誤植的危險,不被傾聽的危險。而青年一代必須傾聽我們的述說:因為我們集體性地見證了一個至關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關重要正是因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沒有預見到這一事件的發生。它的發生違背了所有的預言;它發生在歐洲;讓人無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國人,誕生於魏瑪共和國那熱烈的文明之花,卻追隨一個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會激起嘲笑)。然而他們卻遵從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頌歌,直到釀成一場巨大的災難。它發生了,所以還會發生:這正是我們要傾述的中心要旨。


一些特定條件會造成記憶的扭曲:創傷、其他「競爭性」記憶的干擾、非正常的意識狀態、情緒壓抑、心理阻滯。然而,即使在正常情況下,記憶也在緩慢消退,記憶的輪廓逐漸模糊,只有極少的記憶能殘存下來,這就是所謂生理性遺忘。這無疑是大自然偉大力量的一種,同樣的力量讓整潔變得凌亂,年輕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


在大多數的情況中,解放的時刻既不令人高興,也不令人輕鬆。因為大多數時候,解放的背後是毀滅、屠殺和遭受的痛苦。當他們感到自己重新變成人,也就是說,重新肩負生活的重任,人們便能感受到悲傷:失去親人或家人離散的悲傷;身邊人們廣泛遭受痛苦的悲傷;他們自己耗盡了精力卻無藥可救的悲傷;在瓦礫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的悲傷。並非「快樂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僅僅對於某些幸運兒,在某些特定的瞬間,或者非常單純的靈魂,脫離痛苦才能帶來快樂,否則總要伴隨一段時間的深深的痛苦。


集中營的「被拯救者」們並非最優秀的人……更合適的說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倖存下來:自私者、麻木者、「灰色地帶」的合作者、密探們,也就是說,那些最適應環境的人,而那些最優秀的人都死了。


你會不會感到慚愧?因為替代他人而活下來?特別是,死去的那個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聰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義?……這不僅是一種假想,更是猜疑的陰影:每個人都是他兄弟的該隱,我們每個人都篡奪了鄰居的房屋,並取而代之。這是一種假想,但它噬咬著我們,它像蛀蟲一樣深深地隱藏在我們的心靈之中。


我們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永遠無法忘記的那份經歷,對新一代西方人來說並不相干,而且隨著歲月流逝,這種斷層也日趨嚴重。……80年代的年輕人被當今不同的、緊迫的社會問題所包圍:核威脅、失業、資源耗竭、人口爆炸,他們必須調整自我以適應瘋狂而頻繁的技術革新。這個世界的結構已經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在最後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兩個大國政府所基於的意識形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們的可信度和光彩。懷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門檻上,失去的並非理想而是確定性。事實上,他們對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懷疑慮,卻情願接受不重要的瑣碎事實。這樣的事實,無論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時尚的悸動潮流下,日復一日地變化著。


走出黑暗,人們因重新獲得已被泯滅的意識而痛苦。……我們曾長年累月如牛馬般生活:每天從黎明到黑夜,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飢餓、疲勞、寒冷和恐懼,留給反思、推理和情感體驗的空間早已蕩然無存。我們忍受罪惡、混亂和赤貧,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經歷帶給我們的痛苦要比在集中營中大得多,因為在集中營里,我們的道德尺度已經改變。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偷盜——在廚房中,在車間中,在棚屋裡,總之,「從其他人的手中」,從對立面,但仍然是偷盜。有些人(極少數)陷得如此之深,以至於偷盜自己夥伴的麵包。我們不僅忘記了自己的國家和文明,也忘記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過去、我們曾為自己幻想過的未來,因為,就像牲畜,我們被局限於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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